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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书名: 孙子兵法 作者: (春秋)孙武著;刘庆译注 本章字数: 1705 更新时间: 2024-01-03 15:21:39

故经[2]之以五事[3],校[4]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5]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6]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7]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8]者,智、信、仁、勇、严也。法[9]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所以,要从敌我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势: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道,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的意愿相一致,从而叫他们为君主死,为君主生,都不畏惧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时的更替。所谓地利,就是指地势的险易、路途的远近、作战地域的广狭、对攻守的利弊。所谓将道,就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坚毅、严于律己。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的编制、将校军官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凡属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将帅都不能不了解。了解它们就能够打胜仗,不了解它们就不能打胜仗。

[2]经:本义为度量、衡量,在这里指分析预测。

[3]五事:指下面所说的“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孙子兵法》以“五事”为线索,对敌我双方进行具体比较,来预见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实施计划,这种战争决策的思路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指导和战略研究的基础。下文中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则被称为“七计”,是从另一角度对决定战争胜负基本因素的表述,所涉及的范围与五事差不多。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在发生变化,决策方法不断丰富发展,但就方法论而言,仍离不开抓住战争基本要素进行比较分析这一思路。

[4]校:校量,比较。

[5]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道理、规律等。在这里,它是指统治者的为政情况。《孙子兵法》认为“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只有统治者实行开明政治,体现仁爱信义,“令民与上同意”,使国君与民众意志统一,各级将吏与士卒和睦团结,“上下同欲”,打起仗来才会奋勇向前而不退缩。

[6]天:在这里主要是指时令、天气,即本书中所说的“阴阳、寒暑、时制也”。时制指的是一年四季时令的更替。

[7]地:通常指地形、地貌等与军事行动相关的自然环境条件,也指军队在战场上所面临的形势,即“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地形、地貌如山头、高地、天堑、天井等,直接关系到军事行动的难易利弊,所以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应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军队在战场上所面临的形势,如死地、生地等,则表明军队安全与否。《孙子兵法·九地篇》在面对毫无退路的死地时,提出“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原则,并进一步引申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心战原则。

[8]将:将领的素质,也就是下文所说“智、信、仁、勇、严”的将之五德。中国古代兵家对将帅的素质要求大体上与孙武的认识差不多,唯在不同历史时期要求的重点不同。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领袖要具备尚武精神、强壮的体力和勇悍的斗志,才能为部落成员所信服,所以勇敢是对军事领导者的第一要求。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战争形态日益复杂化,对将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总的说来是要求他们文韬武略兼备,尤其要长于谋略,善于用兵,而不是靠着匹夫之勇,自己赤膊上阵交锋去夺取胜利。此时,勇敢对于将领来说就不是最主要的要求了。《吴子·论将》说:“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学家普遍把智放在将帅素质的首位,同时还强调信,即对人真诚,不虚伪;仁,即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勇,在这里除了指将帅本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起到榜样的作用外,更多的则是强调将领勇毅果敢的决策作风,即杜牧注《孙子》时所言“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即严格治军,执法一丝不苟。

[9]法:即军法。当时的军法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军事法律、法规的意思有很大不同,除军队的纪录、赏罚规定之外,主要还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曲制);各级军官将领的职责划分、统驭管理制度(官道);军需物资、军用资金的供应管理制度(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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