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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正廉洁：躬行“自带干粮去办公”
书名： 苏区干部好作风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2624 更新时间： 2024-11-12 12:00:21

在中央根据地广大的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首为人们熟知的赞扬“苏区干部”的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歌谣，表示了当时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干部的衷心称赞和爱戴。

廉洁奉公既是一个共产党员最本质的要求，也是更高层次上的一种自觉行为。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被“围剿”的境地，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党的任何脱离群众和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苏区干部好作风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同时，时刻强调反对腐败，保持廉洁奉公的品质。为了严惩腐败，苏区建立了一整套与当时斗争环境和斗争需要相适应的有效惩罚和监督机制，大力提倡廉洁奉公的品质。

一是颁布和实行一系列比较完善且非常严厉的反腐败法令、法规和条例。如《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14号》要求“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轻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1】《中央执行委员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2】

二是苏区各级党组织设有监察委员会，各级政府内设有工农检查部和工农控告局。群众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存在的不良作风和现象，可以随时向控告局告发，并受到法律保护；各级工农检查部经常组织“轻骑队”、“突击队”微服私访，突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三是通过各种报刊专门揭露批评苏维埃工作人员存在的不良作风。创办于1931年12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该报设有“光荣的红板”和“可耻的黑板”栏目分别报道先进或落后典型，并相应给予表扬或批评。专门为检察工作开辟“铁锤”、“突击队”、“工农通讯”、“警钟”等专栏，通过这些专栏把检察工作的法律法令、工作动态公之于众。

通过这些举措，苏区的反腐倡廉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红色中华》第167期就刊登了相关的信息，如“被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被检举的分子，计会计科长与科员十个，管理科科长及科员八个，总务处长三个，司务长四个，采办科长及科员十个，财政处长三人，总务厅长一人，局长三人，所长一人，厂长二人。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二千零五十三元六角六分，棉花二百七十斤，（苏大会的）金戒子四个。”“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二十九人，开除工作的三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一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七人，给严重警告的二人，警告的四人。”

在这些案件中，左祥云案是一个典型。左祥云原系中央总务厅下属的苏维埃大会工程处主任，因贪污公款246.7元的劣迹败露，妄图投敌，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责令总务厅长赵宝成扣押左祥云候审，赵宝成包庇左祥云，让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走左祥云。毛泽东闻讯，立即命令反腐败轻骑队协助检察部门将“左案”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查出了左祥云、赵宝成、徐毅等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罪行，最后由苏维埃法庭终审判处左祥云枪决，徐毅处6年监禁，赵宝成罚苦工1年，其他涉案人员也一一受到惩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中央政府这种雷厉风行认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举措使苏区广大群众感受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为劳动民众谋利益的政权，“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这个“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也是由苏区干部清正廉洁的品德和实际行动打造出来的。

苏区账本：记载着苏区干部的清正廉洁。在瑞金市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展出了一册苏区时期的账本，它上面记载了一段毛泽东在艰难岁月中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3】。

193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同江西省军区参谋长陈奇涵来到江西苏区长胜县铲田区调查工作。区政府主席钟赤牯听说主席来到山里，四处寻找，最后在红军家属许大娘家里找到了。他埋怨毛泽东下来搞调研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好让他有所准备，毛主席闻言，笑着说：兴师动众，生怕下面不知道，这种作风不好嘛。

当晚，毛泽东等人下榻在区政府，在一所破旧的祠堂内住。晚饭，摆上桌来的只有山芋粥、红薯、外加一盆咸萝卜干。次日清晨，毛泽东同警卫员要赶回瑞金中央政府，临行，毛泽东对警卫员吴吉清说：“你按照规定去区政府财政部结清伙食账和住宿费，我们先走一步，你随后赶来”。

但是，区财政部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警卫员推辞不下，最后只好将钱收回，忽忽赶路。待追上毛泽东一行人，毛泽东忙问他：“食宿费结算了吗？”小吴吞吞吐吐地说明区干部退钱一事。毛泽东闻言大为生气，立即要他再次赶回铲田，将钱算清。陈奇涵一看已经走远了，而且毛泽东要赶回瑞金，便提出，这事交给他来办，待日后他路过时一定把这钱补交上。

陈奇涵不敢马虎，日后代毛泽东向财政部转交了食宿费。区政府主席和财政部部长见此情景，无不连连感叹。部长郑重地在财政部账本上记载：“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住，照章交来住宿费大洋一元八角……”在后面经手栏上，陈奇涵也端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很快，毛泽东二交食宿费的感人事迹在苏区干群中传为美谈。新中国成立后，铲田乡当地的老同志将账册交到了瑞金革命纪念馆，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自带干粮来办公：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年，中央苏区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行动。“中央土地部分了田的同志，自带伙食来。首先由胡海同志打头报名写信回家送一月伙食，跟着有以下诸同志报名：王金龙半月，张义贤半月，李日账半月，朱福连半月，朱良仁半月，郭舜全五天。其余到会的已分田的同志，因时间关系，决定向节省委员会随时报名。”【4】类似这样的报道，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经常可见。

【1】《红色中华》第28期，1932年7月21日。

【2】《红色中华》第140期，1934年1月4日。

【3】《苏区廉政故事：一册闪光的苏区账本》，http://www.gzjj.gov.cn/redShow.asp?ArticleID=12789。

【4】《红色中华》，第161期第2版，1934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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