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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第十六章 心灵的感受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1838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姐姐几乎没有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不知她是把自己那篇关于接班的论文忘了，还是翻来覆去的派仗把她打晕了，反正她只参加了几天运动就没兴趣了。正在大家忙着那些关系到红色江山变不变色的国家大事的时候，姐姐却在偷偷地谈恋爱。那个小伙子是65年分来的中专毕业生，长春建筑学校毕业的，比姐姐大三岁，叫梁晓川。姐姐刚来大川的时候，他们一起跳过《洗衣舞》。如果读者不熟悉这个舞蹈，我提几句歌词大家就知道了：

是谁帮咱们翻了身？

是谁帮咱们得解放？

是亲人解放军，

是救星共产党。

……

这首《洗衣歌》在当时非常有名，到现在还在传唱。后来有人把它改编成了表演唱，一个解放军战士跳独舞，一群藏族姑娘和他互动对舞。梁晓川是演那个解放军战士的，姐姐是那群藏族姑娘的领舞。这样你大概就能想象出梁晓川是什么样的身材了，可以称得上是玉树临风。梁晓川长得很清秀，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而且吹拉弹唱样样都会。除了《洗衣舞》，他还跳过大春，演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沙家浜》之所以在高地久演不衰，一个是靠锦华姐，一个是靠他。姐姐如果真的嫁给他，那可真是很般配，可以称得上是一对金童玉女。可是梁晓川的家庭出身不好，和马国栋的家庭有点相似——地主兼资本家。因此为人也有点像马国栋，很低调，公司宣传队排节目，各单位都支持，说声请假没有不批的，但是梁晓川一次也没请过，排练、对台词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他在二队当技术员，总是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不停地检查工程的进度、质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办事极为认真，在质量上谁想糊弄一点都不行。虽然他年轻得像个孩子，但是一板起脸来，工人们立刻就得听他的，说返工就得返工，说拆掉重来就得拆掉重来。老工人们都说这孩子准称、有正经事，将来肯定又是一个马国栋。

文革开始以后，很多工人不上班了，但是父亲要求姐姐必须上班。父亲的要求是，只要工地上还有一个人上班，你就得上。姐姐遵从父亲的命令，每天按时到现场，没事干就把她开的那台卷扬机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机棚里打毛衣。

后来，上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整个二队真的就剩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梁晓川。那天，姐姐来到工地，一边打毛衣，一边哼着新学来的西北民歌，工地上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姐姐哼着哼着胆子大了起来，索性放开嗓子唱了起来：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的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看上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四妹子今年一十六，

人人说咱二人天配就，

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

姐姐以为工地上没人了，谁知她刚唱完，就听见有人和她的歌：

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回来哩。

有什么话儿你对俄说，

心里不要害急。

洗了个手来和白面，

三哥哥今天上前线，

任务摊在那定边县，

三年二年不得见面。

姐姐想不到竟然有人和她的歌，立刻羞得满脸通红。这种情歌在那个年代是比较忌讳的，年轻人都喜欢，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唱，只能私下里悄悄地哼，尤其是文革开始以后，情歌几乎与黄色歌曲等同看待，就更没人敢唱了，没想到第一次唱就被人听见了，而且还和她的歌，更让她觉得脸红心跳。那歌声越来越近，唱歌的人向她走来，从声音上她已经听出了是梁晓川。梁晓川一直走到姐姐跟前，才把歌停下。姐姐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急得坐立不安，等梁晓川走到跟前，她质问道：“你凭什么随便和我的歌？我是唱着玩的。”

梁晓川让姐姐一问，脸也红了，但是很快就镇静了下来：“许你唱不许我唱呀？我也是唱着玩的。”

姐姐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冒出一句：“你可不许瞎想啊！”

“谁瞎想了?”

这下姐姐更加手足无措了，梁晓川道：“既然是唱着玩的，那就把它唱完吧。接下来又该你了。”

这下姐姐稍稍安定了一点，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她说：“唱完就唱完。”

说着她又唱了起来：

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

四妹子脸上灰不塌塌。

姐姐唱到这，一想下面的歌词，又不好意思了，梁晓川接着把后面两句唱完了：

有心拉上两句知心话，

又怕人笑话！

梁晓川在姐姐对面坐了下来，姐姐见他胳膊下面夹着一本书，便问他：“你看的什么书？”

梁晓川把封面翻给她看，是一本《工程力学》。姐姐指着高地说：“那边都闹翻天了，你还有闲心看这种书呀？”

梁晓川道：“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最好还是躲远点。”

“可是这种书能看下去吗？”

“能，只要心静就能看下去。”

“你还有什么好书？能借我看看吗？”

“这就是一本好书，你看吗？”

姐姐有点不高兴了，说：“不借就不借嘛，何必这样！”

“我说的是真话，既然有这么多大块时间，不如系统学一点东西，比看那些没用的杂书要强。”

“可是这个我看不懂。”

“能看懂！我听说你是中专生，而且学习很优秀，这本书正适合你这样的基础。力学实际上就是应用数学，只要多做习题，不难理解。”

“那我试试吧。”姐姐接过那本书说。回到家里，姐姐真的啃起了那本《工程力学》。可是看了几天就看不下去了。她去工地给梁晓川还书，梁晓川不在。姐姐暗自觉得好笑，这不是守株待兔嘛！于是便一个人坐在机棚下无聊地翻着那本《工程力学》。没想到真把梁晓川等着了。姐姐刚打开书不一会，他就来了。姐姐觉得很诧异，说：“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刚才还在嘲笑自己守株待兔，没想到还真等着了。”

“你是说我是那只兔子？”

姐姐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梁晓川说：“我是。你就是我等到的那只兔子。”

姐姐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梁晓川急忙解释说：“我估计你看不懂的时候可能会来问我，所以就每天在这里等你。”

“那你一个人不觉得无聊吗？”

“我可以看书呀！”说着，梁晓川又亮出手里拿着的一本《建筑力学》。

“你怎么专门对力学感兴趣呀？”

“这本书和那本书差不多，你把那本借走了，我就只好看这本了。”

“那我还是还给你吧，别耽误你的正经事。”

“怎么了，看不懂？”

“看是能看懂，可是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当然有用啊！咱们是建筑公司，不懂工程力学怎么行？”

“那是你们这些搞技术的必须要懂，像我这样开卷扬机的学它干吗？”

“难道你准备开一辈子卷扬机吗？”

一听这话，姐姐颓丧地坐在地上，望着远方说：“我也不想开卷扬机，可是生活所迫，我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

“我知道你是学航空的，可是既然已经放弃了，再后悔也无益。有句西方格言说，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户。你现在虽然不可能再去学航空了，却有条件学建筑，你看公司里从马总工到我们这些中专生，都可以给你当老师，只要你肯学，几年之内，就能达到一个中专生的水平。你看，这是我帮你拟定的一个学习计划。我这几天一直在等你，就是想和你说这个。”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几页稿纸，递给了姐姐，然后又补充说：“教材我这里都有。”

在梁晓川的鼓动下，姐姐真的下决心要自学建筑学，每天只要一有时间，就拿出书本来啃一阵子，不会的就去问梁晓川，很快就把几门基础课学完了。她和梁晓川的来往，引起了父母亲的注意，他们一再用锦华姐的例子讽喻姐姐，可是姐姐矢口否认她和梁晓川是在谈恋爱。这个梁晓川也真像老工人们说的那样，是有点正经事的，他和姐姐来往那么密切，始终没说过一句关于情感方面的话，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后来整个高地都知道了梁晓川在和我姐姐谈恋爱，可是他们却连一句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也没谈过。

军管组进驻大川以后，一面促进两派的大联合，一面着手恢复生产。1968年，运动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放出来的牛鬼蛇神，又一个个重新被关了起来。第一个进去的又是马国栋。但是现在的批斗多少有了一点章法，不再像文革初期那样乱打乱杀了。

02工程又重新上马了。过去我们一直很羡慕和我们相隔不远的那座兵工厂，居然承担着那么重要的使命。02工程重新启动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比他们牛多了。大川工程之所以称为02工程，是因为那是仅次于1号工程的重要工程，如果毛主席因为三线建设睡不好觉，首先担心的肯定是1号2号工程。这是军管组组长在一次报告中透露的。于是我们便猜测114厂究竟是生产什么的，没想到这种猜测竟然也带来了问题，有的人不知是猜中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被警卫连当作泄露国家机密给抓了起来。后来我们就不敢猜了。实际上只是不敢公开谈论，私下里那种窃窃私语的猜测更增加了人们对02工程的神秘感。

家属工们开始陆陆续续上班了。锦华姐又去砸了几天石头，后来不需要石头了，便到工地上去当小工。有一天，她在工地上看见了马国栋。因为工地上已经复工了，不能让这些牛鬼蛇神们整天闲在牛棚里写检查，于是便把他们赶到工地上来挖土方。工地上的工人有几种体制，除了正式工人，还有合同工、外包工、临时工和家属工。挖土方的活是由外包工干的。但是这些牛鬼蛇神干起活来一点不比外包工效率低，可以节省一大笔外包费用。马国栋光着个膀子，只穿了一条短裤在拼命地干活，浑身的汗水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锦华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文质彬彬，倍加受人尊重的总工程师。牛鬼蛇神们身体大多不好，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干，可是马国栋却像是在和谁比赛或者赌气一样，拼命地挥动着手中的铁锹。锦华实在不忍心看他那样干，一天午休的时候，大家都找阴凉地方吃饭去了，只有马国栋一个人光着膀子坐在地基沟里看报纸，锦华趁着没人走了过去，说：“马总工，你干吗要那么没命地干？那样会把你累死的。”

马国栋看见她走过来了，赶紧用肩上的毛巾擦了擦汗，把背心套上了，说：“不会的，我过去在做健身运动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么大的消耗，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那也用不着那么干呀，我记得您说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想体验一下，劳动的汗水是否可以洗净自己肮脏的灵魂。”

锦华很不理解，他为什么使用肮脏这个字眼，“您干吗要那么说呀？我还没有见过比您更纯净的人。”

“每个人的灵魂大概都有肮脏的一面吧！？”

锦华不懂了，她觉得也许是他心里太苦了，需要发泄一下，便没有再说什么。

也许锦华姐真是个天使。马国栋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几乎没有人能看透他的内心世界，但是不知为什么，一到锦华面前，他就不由自主地要说实话。近来，他内心的确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刚刚十八岁，就经历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化。父母亲人突然离他而去，在这个世界上，他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对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来不及做深入的思考，出于求生存的本能，他不得不把一连串关于社会、生活和人生的问号先埋在肚子里，尽可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在锦州的时候，舅舅曾问过他，是否愿意放弃学业，跟他一起挽救党国的危亡，他断然拒绝了。除了出于对学业的追求，他对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好印象。很快，三大战役结束了，解放大军打到了长江前线，父母亲要去广州，想带他一起走，他想先看看形势再说，谁知稍一耽搁，上海就解放了。从那以后，他就和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他有一种直觉，父母亲没有死，他们还活在世上。否则，不管是好是坏，都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

共产党的政治清明、作风廉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没有任何外力督促的情况下，他闷头读了不少马列的书，试图从中找出他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他也试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生活时时处处都在提醒他，他是个局外人，是不受信任的人。毛主席的讲话公开说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改造、使用。不管他自己怎么努力，都不能改变这个结论。尽管他已经当了总工，还是觉得自己是外人，公司里所有重大的技术问题，都要由他来处理，但是在问题发生之前，许多事情对他都是保密的。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保密或者说无秘密可言，也要瞒着他。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性歧视，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对于一个有自尊的知识分子来说，每一次歧视都会加重对他的伤害。学了马列，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在作怪，试图不让它们来干扰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慢慢地对这些歧视也能够适应，不再挂怀了，可是实际上他只是在心理上铸起了一层保护自己的外壳，内心里还是不能接受。过去，他对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是采取批判态度的，认为他们属于剥削阶级，在这种改天换地的时代，遭到历史的淘汰和惩罚是不可避免甚至是罪有应得的。但是这种理性的批判并不能代替他对父母亲的感情。他想念自己的父亲母亲。夜里做梦，常常梦见牵着母亲的手去逛外滩，梦见父亲开着小轿车送他去上学的情景。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默默地流泪就是这个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和安琪的感情越来越疏远，这种思念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让他感到特别可怕的是，在警卫连的这段时间，他居然对小时候锦衣玉食的生活产生了留恋和向往。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资产阶级本性在作怪，所以才有关于肮脏灵魂的认识和对话。这些，锦华目前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梁晓川因为年轻没担任什么职务，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但是复工以后，他们这些中专生不能再当技术员了，统统下去当工人，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改造。梁晓川学的是木工。这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那些出身好的也一样。工地上又新分来一些大学生，还有不少是名牌大学的，也都当了工人。这样，工地上技术层几乎成了真空地带，全凭一些老工人根据经验来组织施工。姐姐就是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事情。

经过将近一年的奋战，114厂一车间的主体工程起来了。工程在一车间封顶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由于生产的需要，车间顶部跨度很大，中间没有一根承重的立柱，900多吨重的顶部钢架，如果在高空焊接，质量很难保证，速度也很慢，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高空作业的技术问题。一车间是向九大献礼的项目，军管组要求必须要赶在4月1日前完工投产。时间非常紧迫。朱铁这时已经被解放出来了。有一天，他和军管组的一个领导到工地上巡视，在姐姐那台卷扬机机棚里召开了一个现场会，讨论解决的办法。姐姐没事，就在一边听着，大家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每个方案都有严重缺陷，都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姐姐在一边看着着急，也跟着乱插嘴：“不会在地面上焊好再吊上去吗？”

朱铁道：“说得容易，整个屋顶钢架加起来900多吨重，拿什么吊上去？咱们最大的吊车不过能吊十五吨，你以为这是小孩子搭积木哪！”

姐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马上还嘴说道：“不是还有卷扬机呢吗？一台不够用十台，十台不行用一百台，屋顶再重也是有限度的，只要计算准确，不怕吊不上去！”

朱铁被姐姐一席话说愣了，他抬头看了姐姐一眼，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干起重工几年了？”

姐姐说：“我叫鲁育荣，学徒快三年了，马上就要转正了。”

朱铁又扫视了众人一眼，问道：“你们说她说的办法可行吗？”

众人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朱铁对姐姐说：“你去把现场所有的起重工都给我找来！”然后又对身边一个小青年说：“你去通知警卫连，让他们把马国栋给我押到这来！”

马国栋就在工地上，不一会，两个警卫连的青工就把他带过来了。那些起重工也陆续到齐了。朱铁征求马国栋的意见，马国栋说：“我见过整体吊装，但是没见过这么重的，如果搞整体吊装，大川现有的设备加起来也不够用。不过这是个解决问题的思路，900吨屋顶一次吊不上去，可以搞分段吊装，那样压力就小多了。”

那些起重工也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经过几次论证，决定分三段进行整体吊装，因为所有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都没有整体吊装的经验，为了保证吊装成功，马国栋主动要求担任总指挥，可是军管组没批准，他们做出了一个非常荒唐而又冒险的决定，由我姐姐鲁玉荣担任总指挥。

姐姐接到这个任务吓坏了，她几次都想打退堂鼓，辞了这个差事，但是梁晓川支持她：“你别害怕，我和我的同学都会支持你，我们不懂的还可以去问我们的老师。需要帮你做什么你尽管说。”梁晓川帮她找来了一大堆参考书，什么《建筑力学》、《结构力学》、《机械动力学》、《运动动力学》等等，姐姐说，“看书恐怕是来不及了，临上轿子现裹脚，这哪行呀！”

梁晓川说：“没关系，你说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和资料，我来帮你查。”

军管组的杨代表也给了她很大鼓励。杨代表叫杨怀恩，是某骑兵团政治部的副主任，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平时不苟言笑，风纪扣总是扣得严严的，无论春夏秋冬都穿着那身军装，即使天气再热，也要戴着那顶军帽，从来不摘下来。他笔杆子很强，口才也好，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刚来的时候，给工人们做过几次报告，可以不拿稿子讲三四个小时。杨代表具有超乎常人的政治敏感度，他能从报纸上分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致走势，下一步中央的战略部署是什么，甚至能判断出中央领导人那个要上，哪个要下，哪个将担负重要职务，是战区领导层里有名的才子。

杨代表分管一公司，那天陪着朱铁到现场去的就是他，让姐姐担任总指挥也是他的主意，他对姐姐说：“你不要怕，大不了失败了再重来！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年代，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创造出奇迹！”

那些天姐姐的压力很大，连父亲都跟着着急，整天帮着她琢磨吊装方案，别看父亲只是个工人，考虑问题却十分周到，给姐姐出了不少主意。解放前他给人抬过轿子、抬过棺材，他告诉姐姐，抬轿子和棺材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个角偏重的问题，其他三个人都很轻松，全部重量仿佛都落在了一个角上，因此在配备设备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于是姐姐就在四个角上增加了几倍马力的设备。姐姐决定不用吊车，因为吊车是手工操纵，用力不匀。这样卷扬机的数量就不够了。采取分段吊装以后，每段的总重量减少到了300吨，可是把工地上全部卷扬机加起来，也只能吊动300吨，没有一点余地是不行的，姐姐打算申请购置或向兄弟单位再借十几台卷扬机，可是父亲说，那么多汽车放着不用，买卷扬机干吗！这个主意出得太好了。只要增加一些滑轮，那些汽车完全可以当卷扬机用，就是900吨一次性整体吊装也不成问题。于是姐姐让运输公司帮她选四十名有经验的司机，提前进行操作稳定性训练。司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很快就像控制卷扬机一样能拉着重物匀速运动了。

在工地上挖土方的马国栋对姐姐担负这么重的任务很不放心，时常要跑过来询问一下方案的设计和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后来经朱铁批准，马国栋不再去挖土方了，专门协助姐姐来完成这次整体吊装任务。

有了马总工在身边，姐姐心里踏实多了。实际上马国栋来了很少说话，只是在一边看着，一切由姐姐自己处理，姐姐要问他什么，他也不直接回答，而是用启发的方式让姐姐自己找出答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一车间屋顶的焊接已经分三段完成了，姐姐的准备工作也全部就绪。为了这次吊装，临时搭建了一个二十多米高的可升降指挥台。这样，姐姐可以从地面一直升到超过车间顶部的高度，能看清全局。开始吊装那天，姐姐穿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站在指挥台上，面前的桌子上放了好几种通讯工具，有四部电话，一个麦克风，还有一台从附近驻军借来的步话机。朱铁、杨副主任和马国栋站在她身后。焊接好的屋顶四角站着四个副指挥，是梁晓川和他的几个同学，屋顶吊起来之后，要安放在28根钢筋水泥立柱上，将要落在立柱顶端的每个点上站着一个架工做观察员，发现在吊装过程中有磕碰立柱的情况或其它异常立即报告，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面绿色的三角旗，背着一台步话机。四十辆橘红色的泰拖拉分成了五队，每面八辆，还有八辆是用来牵引的。为了保持升降过程的稳定性，每台车上都装了几吨鹅卵石。一切准备就绪，姐姐将指挥台升到了八米的高度，这样她就能够看清全局了，然后对着麦克风说道：

“起重工报告准备情况！”

从东南角开始，四十台起重机的机棚顶上依次亮出了红旗。

“汽车司机报告准备情况！”

从四十台泰拖拉的副驾驶位置上，又依次伸出了四十面小红旗。

“观察员报告准备情况！”

28个观察员依次举起了手中的绿色旗帜。

“副指挥报告准备情况！”

四个副指挥也依次举起了手中的绿旗。

“各岗位注意，放下旗帜，第一次准备！”

这是事先规定好的，如果哪个部位重新举起旗帜，那就是有问题要报告了。各岗位收回旗帜以后，姐姐下达了命令：“准备起吊！一——！二——！三——！起——！”

随着姐姐一声令下，300多吨重的屋顶缓缓离开了地面。姐姐迅速把全局扫视了一眼，对着麦克风说道：“一切正常，继续！”

最先吊装的是西部的三分之一，屋顶吊到十米左右的时候，西部的十名观察员几乎同时举起了绿旗，姐姐急忙对着话筒喊了一声：“停！”

紧接着，步话机里传来了西部观察员的声音：“报告总指挥，西部2号位发生碰撞！”

“报告总指挥，西部3号位发生轻微碰撞。”

姐姐拿起步话机话筒问道：“2号，2号，是碰撞还是轻微碰撞？”

2号答道：“轻微碰撞！”

“3号！”

“轻微碰撞！”

“4号！”

姐姐从2号开始一直问了下去，问到8号、9号的时候，报告说碰撞已经停止了。姐姐判断是用力不匀产生的摆动，于是问梁晓川：“西北西北，你判断是什么情况？”

“是运动不匀产生的摆动。”

和姐姐的判断一样。她又问了西南，西南的回答也一样。于是姐姐又拿起了麦克风，说：“刚才是上升过程中用力不匀产生的摆动，大家不要紧张，暂停五分钟，等待摆动停止。”姐姐让大家不要紧张，可是她自己已经紧张得浑身是汗了，朱铁和杨代表走过来劝她不要紧张。马国栋递给她一杯晾好的白开水，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喝口水！”

姐姐接过那杯水一口气喝干了。马国栋道：“马上就接近成功了，后面还得集中精力，不能松懈！”还是马国栋有经验，姐姐把目光转向现场，精力一集中，马上就觉得不紧张了。她第二次下达了起吊命令，四十秒钟以后，屋顶顺利地升到了立柱的上方。32面小红旗一齐举了起来。姐姐及时下达了停止的命令。接着，步话机里传来了观察员的报告：“西部1号报告，已到达预定高度！”

“西部2号报告，已到达预定高度！”

“西部3号报告……”

屋顶焊接好之后是套着28根立柱升上去的，升到超过立柱的高度以后，还要通过汽车牵引，将屋顶横着拉到预定位置，落在立柱上，这就要求各方面配合更加紧密，否则屋顶很难准确地落在预定的着点上。姐姐将指挥台升到了最高处，对牵引车下达了启动的命令。可是这最后的一关难度非常大，牵引车发动了几次都没牵引到位，姐姐一边擦着汗一边问马国栋：“是不是马力不够？要不要增加几台牵引车？”

马国栋摇了摇头说：“不是。过多地增加牵引力会影响力的平衡，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我的看法是高度还不够，应该再升高一到两米，下降的时候与牵引同步进行，这样就省力多了。”

姐姐有点不明白，马国栋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斜着扯比横着扯要省力，运动中的移动比静止移动要省力。”

姐姐恍然大悟，说：“幸亏有您在这，不然就出大事了！”

马国栋说：“没那么严重，你接着来吧。”

整体吊装成功了！工地上响起一片欢呼声。指挥台降落到地面，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握着姐姐的手向她表示祝贺，马国栋站在她身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杨代表在一边似乎觉得受到了冷落，他四处看了看，发现警卫连的两个青工也站在那里鼓掌，于是对他们说道：“把他给我带走！”

马国栋正沉浸在整体吊装成功的喜悦中，两个青工上来拉住他说：“跟我们走吧，这儿有你什么事呀？”马国栋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军管组决定让姐姐担任整体吊装的总指挥，是想培养她，当时正在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把姐姐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代表选进革委会，但是一查我母亲的家庭出身，觉得不妥，又放下了。母亲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像一道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心上，姐姐刚刚带回家来的那点欢乐气氛，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我家的房前屋后，又出现了家属们监视母亲的身影。牛婶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当起了街道干部。这次不是她主动的，是军管组杨代表出面来请的她。因为家属里面有才干的不愿意出面，没能力的当不了，找这么个人还真不容易。军管组不能看着这么多家属无组织无纪律地放任自流。

牛婶一当上主任以后，原来的那个李秀娥又复活了。那会0号房几乎每天晚上都开批判会，解决职工中的问题。李秀娥也响应军管组的号召，动不动就要给家属们开个会，她自己组织不起来就会请军代表来作报告，请造反派来传经送宝。不上班的家属白天开，干家属工的晚上开，把她累得不亦乐乎，也把家属们折腾得够呛。特别是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别的人开会可以迟到早退，甚至不来李秀娥也没办法，但是她们必须随叫随到。有一天晚上，母亲下班回来，李秀娥通知她去开会，母亲还没吃饭，问能不能晚一点去，李秀娥把脸一拉说道：“别的人可以晚来，你不行！”

母亲问：“为什么？”

李秀娥反问道：“这个还用问我吗？”她已经把我母亲当成了准五类分子。

那天父亲和姐姐下班都有会，回来得很晚，我们弟兄几个挡在门口，对李秀娥说道：“我们就不去！你能怎么样？”母亲呵斥了我们几句，还是提着小板凳去了。

李秀娥一面把母亲当阶级敌人看待，一面还不断地利用她，她不识字，经常把母亲叫去抄大字报，写这个写那个。母亲会唱样板戏，她便把家属们组织到一起，让母亲教，教会了再到公司大舞台去演出，以显示自己的业绩。母亲帮她做什么都没有怨言，母亲过去也是爱唱戏的，可是在那种被人监督着驱使的境地下，哪还有心思唱！这些母亲都还能忍受，她最担心的，还是万一找不到家，会让我们这些子女一辈子跟着背黑锅。刚到大川的时候，母亲的头发还是灰白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母亲的头发全白了。

与街道上加紧监督的同时，公司也把我母亲的问题列为清队的重点案件展开了调查。

苍天有眼，外调人员在顺义县找到了我母亲的家。

那是1969年的1月，母亲整整五十岁了。如果从母亲被送给人那天算起，离开家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母亲的记忆没有错，她是出生在鲁各张庄。可是离家五十年，谁能料到会有多少人世沧桑的变化！外祖父在原籍过不下去，早就把房子地都卖了，搬到了别的村子。因为落不下脚，搬了还要再搬，时间久了，鲁各张庄就没有人再知道这家人到哪里去了，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家人了。那些居住时间短的村子，就更记不住他们了。连当地民政局都没有找到母亲一家人，所以，父亲和外调人员就更找不到了。这次他们真是下了工夫了。

两个外调干部来到我家，一方面向母亲表示祝贺，一方面介绍了一下家里的情况，他们还带来了当时还在世的我大舅和二姨的照片。母亲看到照片后号啕大哭，哭得惊天动地，一直到晚上睡觉都没有平息下来。

母亲给大舅和二姨去了信，说打算春暖花开之后回去看他们。不久大舅来信说希望她能尽快回去一趟，越早越好。接到信后，母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收拾了东西，在姐姐陪伴下回到了北京。

据姐姐说，二姨对她们很冷淡，并不想认这门亲，二姨的大儿子在大队当会计，很有些见识，在他的周旋下，勉强维持了面子。母亲在二姨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那个当会计的表哥领着她去见了大舅。母亲万万没想到，大舅家就在柳镇，而且就在他们当年吃面条的那个小饭馆后面。十年前，母亲曾找到了这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的距离，却无缘见面。母亲找到那家饭馆，当年的那位服务员居然还在，母亲留给她的地址也还在，就在服务台的玻璃板底下压着。

大舅见了母亲很高兴，一心想留她们多住些日子，但是他得了肝癌，马上要去住院治疗，母亲在那里帮不上忙反而添乱，住了几天只好回来了。母亲回到大川不久，舅舅就去世了。又过了半年，二姨也去世了。

离家五十年了。从打记事起，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的家，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家看看。可是没想到回到家里，自己的亲姐姐竟然会这样对待她，没想到刚刚找到家，哥哥就去世了。得到舅舅去世的消息以后，母亲的心都要碎了。

清队后期，公司举办了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把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的家史绘成图画拿出来展览。其实母亲的身世更苦，对年轻人更有教育意义，公司本来要把父母亲的家史放在一起整理、展览，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受不了那种剧烈的感情冲击。后来，战区各单位都来请父亲去讲家史，这事如果放在母亲身上，非要了她的命不可。

父亲到处去讲家史也是一件令人十分尴尬的事情，开始讲的时候，心里难过，眼泪自然而然地跟着流了出来，可是讲多了就成了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感情不能时时处在一种悲伤的状态，可是战区的宣传已经把感动得多少人掉泪做成了统计数字，没有眼泪感情似乎就不够真实，对旧社会似乎就没有仇恨，因此，讲到后来就成了表演，这对于演员来说可能比简单，可是对于父亲这样的老实人，实在是一种愚弄。

父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母亲找到家后，父亲很快加入了党组织。姐姐也入了党，并且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

对姐姐的飞黄腾达，父母亲都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当时还小，对父母亲为什么这样看，都感到不理解。

找到家之后，父亲问母亲，要不要把姓氏改回去？母亲问，如果不改对你们有没有影响？姐姐说，应该没有，姓名不过是个代号，只要能证明自己不是出身在那个地主家庭就可以了。母亲说，那就不改。母亲为什么不改名，当时我们谁都不理解，连父亲也感到不可思议。

母亲和父亲虽然是患难夫妻，但也不是一点矛盾都没有。当年在处理沈老爷的问题上，两个人的看法就不一致。现在的分歧依然是从那时延续下来的。母亲对改名的问题做过认真的考虑，顺义的父母虽然生了她，但是把她养大成人的还是沈老爷。名字不改，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不会变，姓沈家的姓也是父母亲决定的，不改，九泉下的父母也不会怪罪她；如果改了，则标志着与沈家的彻底决裂。她不能做这种无情无义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她又在牛鬼蛇神的队伍里看见了马国栋，更坚定了她不改的决心。她觉得马国栋是上帝安排来监督她的良心的。如果改了名，不但将来九泉之下无颜去见生她和养她的父母，连马国栋都无法面对。她这些话无法对任何人说，因为在这方面，她和父亲、姐姐都没有共同语言。她和父亲的分歧是，父亲过于注重她的出身对自己和子女们现时的影响了，而母亲则更注重心灵的感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知道了什么样的人是最有力量的。母亲看上去很善良，很柔弱，也很随和，但是她做人的原则，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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