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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第十五章 人格的力量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1329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正像刘天明预料的那样，他刚把保护水电安全的事情布置完，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进了警卫连，他反而觉得轻松了，因为再也不用为工程上的事操心了，想操也操不了了。事实证明他的安排是很有远见的。父亲到变电站的时候，变电站的围墙都被附近的农民扒光了，院子里连一根铁丝都没剩下。出于安全考虑，变电站要与厂区保持适当的距离，设在了电厂对面的大龙河南岸。这里原来安排的有打更的人，但是父亲来的时候一个人也找不到，不知是参加运动去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找不到了，技术人员只是定时来检查一下设备仪表，抄抄相关的数据就走了，安全问题一直无人过问。阶级敌人当然不敢在这个时候出来捣乱，但是无知的农民和孩子却完全可能做出比阶级敌人更可怕的事情。父亲很快便组织人重新修好了围墙，在围墙四周各处挂上了高压危险的警示牌。即使这样，夜里也还是不断有人翻墙进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拿的东西。

水塔那边情况也差不多，为了节省成本，加快工期，战区没有建专门的水塔，而是因地制宜，直接把贮水池建在了安家山上，省去了一大笔建塔的费用。正常情况下水塔不需要人看守，但是因为贮水池就在通往安家山顶的路边，连战区的孩子们都经常到这里来捉迷藏，水塔的通风口、维修通道口都暴露在外边，若没人看守，用水的卫生和安全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如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就更可怕了，阶级敌人如果选择在这里投毒，那整个战区两万多人就基本上被消灭了。牛叔来到山上的时候，水塔周围的铁丝网已经连桩子带铁丝都被拔走了，一个放羊的老汉依着半裸露在地面上的贮水池的水泥墙，搭起了一个草棚。老汉正拿着一个拴着铁丝的搪瓷缸子从通风口伸进去给自己打水喝。牛叔哭笑不得，赶紧请他走人。

父亲在变电站住了几天，又发现了比围墙问题更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变电站位于一块峭壁下面，那块峭壁是当初修建变电站时人为地削掉了部分山体形成的，壁坡完全是土质结构，下端有石块砌成的四五米高的护坡，但是如果整个峭壁垮塌下来，这点护坡根本抵挡不住，会把整个变电站埋掉。父亲担心自己的判断不准确，又找了几个工程技术人员咨询，并把他们带到现场来看，那几个人和他的判断是一致的：变电站建在这里很危险。父亲问他们应该怎么办，他们说他们也是人微言轻，做不了主，这么大的事只有找大领导来解决。父亲只好到警卫连去找刘天明。看押牛鬼蛇神的造反派不让他进，父亲和他们吵了起来：“我有重要事情要报告，耽误了事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造反派根本不理他那一套，带着嘲讽的口吻说：“你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不回家好好歇着去，瞎折腾什么呀？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不是也想进去尝尝滋味？”

“混帐，你是谁家的孩子？敢这么和我说话！小心我打折你的腿！”

那个小伙子见父亲气壮，不敢惹，只好说：“你老人家别发火，我这是执行公务，说不能进就不能进，您还是回去吧！”

“不行，我今天非要见刘书记不可！”说着，父亲把那小伙子一把推开就要往里闯，这时旁边又有两个造反派过来把父亲拦住了。正吵得不可开交，里面的牛鬼蛇神排着队出来了。刘天明看见父亲在那里和造反派争吵，便站下来问道：“鲁师傅是找我吗？”

父亲说：“是，我有重要事情要报告。”

“那就在这说吧。”

刘天明站在警卫连门口听了父亲的汇报，说：“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立刻想办法解决！”

原来，当初变电站选址的时候选在了大龙河下游的开阔地带，正在施工的时候，大公司那位干打垒领导又来视察，说变电站远离工区，往返重复架设线路太浪费，于是便改在了现在的地址。当时马国栋坚决不同意，因为现址地方狭窄，变电站紧靠山根，一旦山体垮塌，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位领导很不高兴，指着那块地方说：“这山几百年上千年都没有垮塌，怎么我们一建变电站就垮塌了？”

马国栋道：“黄土高原的地质结构十分特殊，有时候一座山打下去几百米都是黄土，这里的土质松软，黏度小，不保墒，下雨的时候，雨水可以一直向下渗透，一经外力触动，很容易发生山体塌陷的现象。这里的确几百年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动它，可能再有几百年也不会出现垮塌现象，可是建变电站要修路、平整地面、还要削掉部分山体，这样雨水一来，就很可能会发生垮塌！根据省地质局提供的资料，近些年来省内经常发生山体塌陷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塌陷都在公路边或者是正在修建工厂、矿山的现场。”

那位领导还是听不进去，当即组织人召开了诸葛亮会。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方以朱铁为代表，另一方以马国栋为代表。因为选择现址能节约几百万元费用，朱铁一方渐渐占了上风，有了朱铁的支持，那位大公司领导胆子就更壮了，于是当场拍板把地址定了下来。

事情刘天明是知道的，但是当时木已成舟，加上朱铁力主建在现址，刘天明也没有再去争辩，此时听父亲一说，立刻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看押他们的造反派说：“去把你们的领导给我找来！”那位看守被他不容置疑的口气震住了，二话没说，立刻把造反派的大头头找了来。刘天明费尽口舌总算说服了这位造反派头头，同意让他和马国栋去安排这件事，但是要派人看着他们，刘天明笑着说道：“好啊，连警卫员都有了，不是更安全吗？”

于是，刘天明和马国栋带着一百多工人开始在原来选定的地址上重建变电站。他们一个负责变电站的建设，一个负责架设线路，把工人分成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干。好在当初准备下的材料还都在，终于赶在雨季之前把变电站建好了，高压线也接通了。由于当初列电和地面电厂是分别建的，变电设备也买了两套，因此设备拆迁时可以采用两个电厂轮流停产的办法，战区没有停电。

眼看搬迁工作就要完成了，雨季到了。大雨连着下了七八天，大龙河露出了它凶恶的本来面目，愤怒的河水卷着桌子般大小的石块奔腾而下。工人们冒着雨把那些主要设备运走了，还有一些材料和零部件没搬完，可是路被雨水冲垮了，剩下的东西只能靠人工搬运。刘天明对马国栋说：“剩下的东西以后再说吧，先保证工人们的安全要紧，我看咱们得撤了。”可是看押他们的造反派不干，“那是国家的财产，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刘天明说不是不要，而是暂时放在这里，等天晴了路修好了再搬。造反派头头请示了他们的上级，那些大头头不知那根筋不对了，下令一定要冒雨搬迁，而且又发动了上千人的队伍来帮着搬东西，马国栋望着乱哄哄的人群，对刘天明说道：“下了这么多天的雨，山体都被泡透了，随时都有垮塌下来的可能，必须让工人们马上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造反派大头头还要坚持他们的意见，刘天明拉下脸来厉声喝问道：“这么多人的生命安全，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说完，刘天明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电池话筒，冲着工人们喊道：“同志们，这里危险，请大家赶快撤离！请大家赶快撤离！”

在刘天明和马国栋指挥下，工人们一批批撤出了变电站，还有一些工人，舍不得放下身上的东西，背着、抬着踉踉跄跄地冒着雨往前走，刘天明一个一个夺过他们肩上的东西，把他们赶走了。最后一批工人撤走了，刘天明让马国栋先走，他再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人，马国栋坚持让他先走，两个人争执不下，刘天明冲着看押他们的造反派说：“把他给我押走！”两个造反派不由分说把马国栋押走了。刘天明重新返回变电站，发现父亲还在里面，正在拆卸一个仪表，刘天明道：“你怎么还不走？”父亲说马上就要拆下来了，刘天明拉起父亲说道：“赶紧走，再贵重的东西也不要了！”说完，他硬是把父亲推出了变电站，然后冲那两个看他的造反派说：“你们也走吧，我到后面看看还有没有人，马上就来追你们！”两个造反派不肯走，刘天明道：“还愣着干什么？我跑不了！”正说着，只听外面人们大声喊了起来：“刘书记，山体下来了，快跑！”那两个造反派还没忘记自己的任务，一人拽着刘天明的一只胳膊往外跑，可是已经晚了，他们刚跑出变电站的大门，巨大的山体轰隆一声垮了下来，把他们三个人一起埋到了地下。

造反派动用了工地上所有的推土机、挖掘机和一切能用上的设备，挖了七八天才找到他们的尸体。造反派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天明的遗体也葬在了安家山上，和赵婶隔得不远。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在怀念着这位工人出身的党委书记。有人说，刘天明是神，能料知世事，所以才救了那么多人的命。他到那边去都要带两个警卫员。

02工程彻底瘫痪了。毛主席是否能睡好觉的问题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工人们不上班了，家属们也没有机会去筛石子、砸石头了。就在这个时候，小安家出生了。锦华姐原以为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这个孩子，可是她错了。祥子哥是个学徒工，入厂第一年只有24块钱的工资，第二年是27块，第三年31块。现在的情况和父辈们当年闯关东完全是两回事，所有的人都是在组织系统之内的，连家属工也是通过组织安排的。离开了组织，你想去挣钱养家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这样的途径，也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尾巴一类的歪门邪道。锦华姐彻底闲在了家里。现在，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已离她远去了，每天只盼着运动快点结束，战区能尽快开工，好去筛石子、砸石头，养活她的宝贝儿子。当然，姑父和牛叔不会看着他们不管，时常会接济他们一点，可是，长这么大了，不能帮着父母亲减轻一点负担，反而要他们来照顾自己，心里怎么下得去!每次伸手去接父母亲给的钱，锦华的心都是颤抖的。她学会了高地妇女那种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方法，把两个人的旧衣服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衣服给小安家穿，那些已经穿破的内衣则用来做孩子的尿布。祥子发的那些线手套，她全部拆了，染成合适的颜色给他织成线衣，然后再用旧布给祥子缝冬天戴的手闷子。买菜的时候，往往只买一分钱的韭菜，还要用盐腌上分成两顿吃。这种方法她是跟牛叔学的，先遣队刚到高地的时候，牛叔就是这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已经从一个天真烂漫的中学生，完全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和家庭妇女一样：孩子是不能亏着的，祥子是养家活口的人，也不能亏。每月供应的那点肉蛋，她几乎连尝都没尝过，全部省给了祥子吃。祥子让她一起吃，她总是说吃过了，或者说不爱吃肉，祥子强迫她吃，她就说恶心。市场上肉蛋虽然很便宜，但是以她这样的经济条件，再便宜也是不敢问津的。

除了自己这个小家的事情，父母亲那个大家也让她操心，母亲被造反派揪去游街，一群不懂事的弟弟妹妹不能给母亲一点安慰，反而围着她声讨：“你是不是做了那样的事情？”

“你让我们出去怎么见人？”

“妈，你说句实话，你要是没做，我们就去和他们拼命！”

牛婶低着头不吭气，只是一个劲地哭。还有什么比孩子们的审问更残酷的呢？牛叔在一旁抽着旱烟，一声不吭。他和牛婶感情一直不好，除了脸面和感情的因素，他对牛婶整天忙那些街道上的事情不顾家也很有意见，觉得她不像个正经过日子的女人。锦华和锦生没参加工作的时候，家里七八口人全靠他养着，可是他在这个家里却没有一点权威，一切都是牛婶说了算；别人家都把上班的当财神一样供着，哪一家不是下了班回来就热酒热饭端上来了，可是牛叔却从来享受不到这些，还动不动就挨牛婶一顿呵斥。街道上那些事也让牛叔感到丢人，像把我母亲扭到保卫科这样的荒唐事，她干了不止一件，怎么劝都不听。牛叔对她已经寒心了，只是因为有这么一大群孩子，再提不得离婚的事情了，但是在牛叔心里，他们已经成了陌路人。牛婶怎么样，似乎和他关系不大。锦华对牛叔这种态度很有意见，一面呵斥着弟弟妹妹们，一面对牛叔说：“爹，你倒是说句话呀！”

牛叔道：“我说什么？这家里什么时候有我说话的份？”

锦华生气了，说：“爹！我妈就是再对不住你，你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和他怄气呀！”

牛叔说：“我早就不和他怄气了。我犯不着和她怄气。”说完，牛叔转身出去了。锦华不依不饶地追出去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妈！”

牛叔回头看了她一眼，锦华发现，牛叔眼里噙着泪水，锦华知道，牛叔可能是敏感了，急忙说道：“爹，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好。”

平时，牛叔和锦华在家的时候，孩子们对牛婶会好一些，他俩不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给牛婶脸子看。牛婶每天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只是默默地坐在炕头上掉眼泪。锦华害怕母亲出事，每天天一亮就抱着孩子过来陪着她，直到牛叔下班她才敢回去。后来牛叔去看水塔不在家里住了，锦华只好带着孩子暂时住在家里。母亲这头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弟弟锦生又出事了。文革开始后，他看见到处都贴着毛主席像，唯独厕所里没有，不知是脑子里哪根弦出了问题，觉得厕所里也应该有毛主席像，于是就找了一张贴上了。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锦华到警卫连去给他送铺盖，骂了他一句：“你脑子有毛病呀！”可是一看弟弟被打得那个样，又觉得不忍心，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掏出来递给了他。看门的造反派过来干涉，锦华冲着他妩媚地一笑，说：“这是我弟弟，还请你关照着点。”那位造反派没再说什么。那是锦华第一次以媚笑事人，她觉得自己笑得很无耻。可是这一笑给了她一个重要的启示。第二天，造反派又来揪斗她母亲，她就是用这张笑脸把造反派打发走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造反派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后来，这些战斗队又经过联合、分化、改组、再联合，最后分成了三大派：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和革命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简称红总、工总和三司。战区职工已经不按单位编属，而分别隶属于这三大派。运动初期受到冲击的那些“牛鬼蛇神”全部被放了出来，也纷纷加入了三大派。后来，为了共同对付三司，红总和工总实现了再次联合，统称工总。我们这些孩子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派别，朱巧凤的爸爸表态支持三司，她就组织了接班人战斗队，加入了三司；我们这些工人子弟父辈大都是工总的，我们也组织了一个红孩子战斗队，加入了工总。

高地大舞台的后面是一条通往兰州的省级公路。工人们来到大川以后，公路两边就成了卖菜的早市，早晨公路上车不多，等八九点钟车多起来的时候，早市就散了。有一天，锦华到市场上去买菜，看见了马国栋。她没有直接上前打招呼，而是等马国栋买完了菜往回走的时候，悄悄跟了过去。高地没有围墙，从舞台北边上一个小坡就是0号房。锦华看见马国栋走近0号房，身边没有人了，才喊了一声：“马总工！”

马国栋才出来几天，就又变得神采奕奕了。虽然瘦了不少，但是看上去身体依然康健，听见锦华喊她，回过头来望着她说：“是你呀。”

锦华加快脚步走了过去。见了马国栋，她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你，你吃了不少苦吧？”

马国栋一脸轻松的笑容，说：“没什么，只要有思想准备就不怕。”

“安老师，她背叛了你？”锦华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问这个。

马国栋脸色突然黯淡下来，但只是一瞬间就又恢复了常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还会再把你抓进去吗？”

“说不好。不过有了第一次，还怕第二次吗？”说完，马国栋又笑了起来。锦华望着他那一脸轻松的笑容，深深地为他那种强大的人格力量感到折服。同时也为他担心：“你可要加小心哪。”

“我会的。听说你们家也出事了，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您已经教会了我怎么做，我想我能处理好。”

马国栋对锦华这样快就变得成熟起来同样感到吃惊，同时也感到欣慰，说：“那就好。不过还要更加小心谨慎，注意保护好自己。”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了锦华，锦华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也有一个大红的A字，红字下面也用红线绣着一个单词：Angel。

父亲在变电站附近买了200斤高价麦子，让我和二哥用架子车拉到磨坊去磨成面。二哥帮我把麦子运到磨坊，说：“你先在这排队，我一会来替你。”说完就跑得不见人影了。磨坊在李家坪村口，那里到处种着荞麦，麦子熟了以后，荞麦花就开了，荞麦茎叶都是紫色的，花是粉红色，很小很精致，单拿一朵出来不是很好看，但是漫山遍野开起来却很有气势，一片紫红的茎叶上面，是一层粉红带白的花朵，错落有致。也许是白天太闹腾，人们闻不到花香，但是到了晚上，一阵阵幽香便随风飘散过来，令人心醉。

磨坊是安家山公社借着战区有电的条件开的，磨一斤麦子一分钱。附近的农民大多舍不得这一分钱，所以来这里磨面的反而是高地和114厂的工人居多。磨坊只有一台小型电磨，一天24小时不停地转，也只能磨个一千多斤，因此有时候排队要排一两天。有口袋在那排队，我用不着盯着，便坐在磨坊门口看书。书是姐姐上中学时的语文课本。姐姐很爱惜书，每学期新书发下来，她都要点上一根蜡烛，一页一页地滴在书角上，这样书角就不会卷。她用过的全套中学课本都还像新的一样，一本也没少，全部被母亲用白包袱皮包好带到大川来了。可惜那些数理化我们看不懂，全都生炉子用了，只把语文、政治和地理、历史留了下来。我没事的时候就翻那些书看，开始时是挑着看，先看那些有意思的，能看懂的，看完再挑第二遍，后来姐姐发现了，就让我从头到尾一本一本系统地看，不会的她可以给我讲。幸亏我有这样一个姐姐，幸亏母亲把这些书保存了下来，否则后来我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大学。我正在看书，忽然看见春桃抱着小安家走了过来，我问她干吗去，她说：“我嫂子有事，让我把孩子先给我哥抱回去。你在这干吗？”我说磨面，春桃说：“我爹昨天也买了不少麦子，你替我排个队，一会我也来磨面。”于是我就把自己的小板凳放在了口袋旁边，算是替她排队。不一会，我看见祥子哥骑着自行车从村里出来了，他回到高地把一麻袋麦子驼了过来，然后才把春桃替出来磨面。

春桃也提了个小板凳来，手里还提着一个手绢包，里面不知包的什么东西。她在我旁边坐下，打开那个手绢，里面是一个热粽子，她把棕叶一层一层打开，递给我说：“你吃吧。”在那个穷困的年代，人们对吃的特别敏感，粽子一剥开，糯米红枣的香味顿时就出来了，我馋得哈拉子都要出来了，嘴上还在客气：“我不吃，你吃吧。”

“哎呀，你客气什么，让你吃你就吃呗。”

我还是没有接那个粽子，春桃见我不接，一伸手把粽子塞进了我的嘴里，这时我早已把粽子的香味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春桃的动作上，那一刻，我觉得她真美，简直就是一个天使。我的心砰砰跳了起来。我叼着粽子，呆呆地看着春桃，春桃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吃！”

我三口两口把粽子吃完了。粽子是什么味道，根本不知道。

春桃刚到不一会，志刚和志远也来了，志强这会还在家里养伤，来不了。志刚来的时候我后面已经排了几个人了，志刚想夹队，后面的人不让，于是便打了起来。春桃一个劲地劝解，说：“我排到后边，你占我这个号不就行了吗？”

志刚不干，非要和人家玩硬的，结果让人打了个满脸花。正在这时候，我二哥回来了。看见志刚让人打了，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两拳，把对方打得连连后退。对方是114厂的子弟，看见我们人多势众，没敢吱声，偷偷回去又叫了一群厂里的子弟来，把二哥和志刚围到了中间。我一看势头不好，赶紧跑回高地叫人。高地离磨坊很近，不一会就来了一大群。可是等我把人叫来，架早打完了，二哥把那一大群114厂的子弟全打服了，没一个再敢上的了。从此鲁育田的名字在战区大震，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不过事后二哥还是遭到了报复。从那以后，战区的孩子们就打起了群架，有时候一声吆喝双方能聚集起两三百人来。不过提起我二哥的名字，没有一个不害怕的。另外一个特别能打的是马列。马列打起架来有一股不要命的狠劲，身上常常带着刀子，急了就捅你一刀子，有一次，他让几个114厂的几个子弟围上了，掏出了刀子，对方一看，哈哈大笑，说：“水果刀呀，给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从腿上拔下一把三角刮刀，那是钳工刮铁屑用的，有一尺多长，锋利无比，上面还有三个槽，很像苏式步枪刺刀上的血槽，另外一个从腰里抽出一条钢鞭，那是从搅拌水泥用的振动棒里拆下来的弹簧心，一鞭子下去能把人的骨头打折。马列只好投降了。但是他很快也换了装备，搞到了刮刀和钢鞭。群架越打越凶，这些打群架的队伍也在不断地分化改组，今天你倒戈，明天我反水。在这些战斗中，马列的一条腿被打瘸了，和我大哥一样，成了残废。

孩子们打架，是跟大人学的。三大派的造反派们，整天在小学校的教室里辩论，争到激烈处便大打出手，开始只是动拳头，后来就换成了镐把、榔头、大刀、长矛，最后连保卫科的武器弹药也被一抢而光。但是这些都是小巫见大巫，后来红三司搞了一次武装游行，那才叫我们大开了眼界。红三司是后成立的，无论从人数上还是装备上都比另外两家差得远，每次武斗把县城的、铁路上的同一派的战友全叫来也占不了上风。后来他们联系上了附近一家兵工厂，把厂里生产的武器全部搬出来搞了一次大游行。在此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就在和我们隔几座山不远的另外一条川里，有一家生产常规武器的兵工厂，他们不仅生产半自动、自动步枪，还生产冲锋枪、手枪和机关枪，有些正在研制过程中的新式武器还没有装备部队，就已经拿出来武斗了。幸亏生产子弹的和他们不是一个厂，否则这些武器落在造反派手里不知要打死多少人。可是大川的工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缺乏子弹，一场武装游行把工总和红总的士气彻底打垮了，很多人反水站到了三司一面，为了共同对付三司，工总和红总再次实现了联合，统称工总。

我们这些捡煤渣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派别。朱巧凤的父亲表态支持三司，于是她便组织了一个红色接班人战斗队，加入了三司。可是他们只能给人家打水扫地，连站岗放哨的事都不让他们干，因此我们很瞧不起她那个接班人战斗队。我们这些工人子弟父亲大部分是工总的，因此我们也组织了一个红孩子战斗队，加入了工总，我们的遭遇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去，你愿意在人家辩论的时候烧点水送去，人家也不拒绝，你不去也没人来给你派任务。但我们还是愿意凑热闹，愿意听他们辩论，甚至愿意看他们动刀动枪地打架，一点也不知道害怕。

有一天晚上，我刚躺下，听见小学校方向喊声大作，接着传来砰砰的枪声，我和二哥一骨碌爬起来就要往外跑，母亲一把拉住二哥，不让他去，我趁机跑掉了。跑到学校门口，只见从县城方向开来几十辆大卡车，车上的人都带着柳条帽，手里拿着大刀、长矛，一下车便把小学校包围了。我刚进校门，看见势头不对，就要往回走，可是两把明晃晃的长矛对准了我，说：“站住！不准动！”我只好又回到了院子里。

小学校是工总的司令部。操场上聚集着许多人，有的拿着大刀、长矛，有的扛着猎枪和自制的土火枪，一个头头手里拿着一个干电池话筒指挥着：“大家冷静一点，别乱。我们被包围了。拿枪的战友们赶快上房，占领制高点，一排堵住前门，三排负责守后门，二排想办法从东墙上冲出去，叫救兵来！”

人群乱哄哄地散开了，一些人上了房，其余的人也根据刚才的安排向几个不同的方向跑去。外面三司的人开始往房上扔石头，房上的人则揭下瓦块来当武器还击，枪声、土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开始时工总的人是朝天上放枪，可是三司的人不害怕，仍然往里冲，砖头瓦块挡不住这些人的进攻，于是便向人群开火了。大门外立刻传来一声声惨叫和哭号声。三司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很快他们又组织了第二次冲锋。

我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像逛公园一样从前门溜达到后门，又从后门转到前门。前门外围的人最多，因为工总开了枪，他们冲了几次便不再敢冲了。两边的造反派一边相互咒骂着一边扔砖头。我找了个墙角，一面能掩护自己，一面帮着往外扔砖头。正扔得起劲，忽然发现身后有人拽我，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朱巧凤。

“你怎么也来了？”

月光下，我看见她冲我笑了一下，说：“有意思啊！”

“什么有意思！快给我递砖头，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我才不管呢，我支持三司！”

“好啊！原来你是个奸细……”我正说着，一块砖头飞了过来，正好砸在朱巧凤的脑袋上。

“哎呦！”朱巧凤蹲在地上捂着脑袋叫了起来。我说，没事吧？掰开她的手一看，流血了。于是说：“赶紧到医院去包扎一下吧。”

朱巧凤瞪着眼睛看着我问：“流血了吗？”

我点头说是，她一听流血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我把她扶起来说：“哭什么呀，我估计一时半会死不了。”

朱巧凤伸出拳头来要打我，可是一看手上有血，就又哭了起来。我扶着她往校门外走，几个造反派用扎枪指着我们喝问道：“站住！哪一派的？”

我说：“哪一派都不是，我们是学生。”

一个造反派冲着我们骂道：“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跑到这来玩！”

另一个造反派对他说：“算了算了，小孩子家，让他们赶紧走！”

我俩往外一走，对峙的双方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我们身上，外面三司的人看见里面防守松懈，呼啦一下冲了进去。只听哎呦的一声，一个人倒在了地上。外面的人一下子冲进学校里面，转眼间校门口就没人了，那个人还躺在地上呻吟着，朱巧凤忘记了自己头上的伤，拉着我走到那个人身边，只见他身下流了一大摊血，我蹲下身来一看，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那人是张大眼儿。

“大眼儿，你疼么？”

大眼儿面部剧烈地抽搐着，眼睛瞪得大大的，样子非常可怕：“快，快去叫人来！”

我和朱巧凤刚要去叫人，忽然冲过来一大群三司的人，不由分说把我们带到了三司的司令部。一个造反派头头认识朱巧凤，说：“这不是朱经理的丫头么？你们半夜三更地跑出来做什么！”那个头头让人找来医生，给朱巧凤包扎了，还发给我们一人一张通行证，打发我们回家了。

张大眼儿死了。这是我第二天在高地的广播里听到的。那天天还没亮广播里就放起了哀乐，与那哀伤的乐曲不太协调的是三司播音员那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为张达远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喊得整个高地一片恐怖声。事实上这笔血债前一天晚上就还过了。三司在这场武斗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三司只死了张达远一个人，而工总被打死了十一个人。那一天是1967年的11月14日，11.14，恰好与114厂的代号暗合。从那以后，大川人都觉得14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搞经营的人对这些很忌讳，改革开放以后，厂子就不用114这个代号了，改成了118。

大舞台上的毛主席像被换成了张达远烈士的遗像。舞台上下摆满了花圈。高地四周布满了三司的岗哨，没有通行证，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工总的造反派在广播喇叭的督促下开始三五成群地带着武器到小学校去自首，进门时要放下武器，解下腰带，通过一条五六十米长的夹道欢迎队伍，欢迎的人手里都拿着皮带，自首的人一进入夹道，欢迎的皮带便雨点般地抽下来，直到走出夹道为止。夹道的尽头摆着几张桌子，桌子上备有纸笔，进去之后要写一张自首书，声明自己加入工总是受了工总一小撮坏头头的欺骗，宣布从此与工总脱离关系加入三司，就可以提着裤子出来了。但是对那“一小撮坏头头”就没那么便宜了，要在教室里进行单独交代，那里的“欢迎仪式”更为隆重，已经把几个人打得站不起来了。即使不是“坏头头”，只要你和对立派中的哪个人有过节，也会被指认出来，押进教室进行单独交代，这是个报私仇的绝好时机，很多人都不会放过的。

一大早，我就提了拣煤渣的油漆桶去给父亲送信，告诉他工总战败了，不要回来。从0号房下了坡，经过大舞台前面就是小学校的正门，里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大刀、长矛等刚缴来的武器堆成了一座山，一些人正沿着欢迎夹道往里走，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捂着脑袋，不时地传来被打的人的哭号声。还有一些人已经办完了必须的手续，正提着裤子往外走。人啊！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折磨自己的同类！

多亏了那张通行证，否则我怎么也出不来，因为那天出来捡煤渣的孩子都被堵回去了，一个也不让去。

我经常去变电站，给父亲送米送面和生活必需品。父亲自己能做饭、洗衣服，根本不需要人照顾。只要按时把他需要的东西送去就行了。我把高地的情况对父亲说了，父亲听了，一脸庄重地对我说：“他们可能会到这里来，你赶快叫一些同学来，如果他们把我抓走了，你就带着同学守在这，我不回来不许走！”接着，父亲向我交代了一些安全细节，我刚要走，十几个造反派就提着大刀来了。他们要抓父亲和变电站的几个人去“自首”，父亲一再对他们说，这是刘书记临死前交代的任务，他绝对不会离开半步的。可是造反派不依不饶，非要把父亲带走不可。正在这时，赵叔来了。赵叔一看他们对父亲推推搡搡的，就来了气，哗啦一下把子弹推上了膛：“他妈的，这是关系到全战区用电的关键地方，你们跑来捣什么乱？”

那些造反派都知道赵叔的历史，他是个老红军，又是在岗位上，真要是开了枪，估计把他怎么样不了，自己可就白死了，于是纷纷朝后退去。父亲趁机说道：“回去告诉你们领导，我在这是不会跑的，什么时候来找我都行，但是变电站要是出了问题，你们可要负责！”

那些造反派走后，我聚集了十几个人，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接替父亲看好变电站，可是那些造反派却没有再来，因为战区第二天就军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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