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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第九章 兄弟姐妹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3662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1958年，伴随着大跃进的脚步声，父亲把我们带到了北京。建筑公司刚到北京就投入了十大工程的建设，没有时间给工人盖宿舍，父亲就在衙门口租了两间房子。衙门口是石景山区很有名的一个村子。当年宛平县的衙门就设在这里。宛平城位于永定河边的卢沟桥头，是明末为了防李自成进京匆匆忙忙修建的，因为时间紧迫，经费紧张，建得太小了，东西长600米，南北宽只有300米，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县城。卢沟桥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冲，也是商贾往来的必经要道，满清入关以后，这里就变得更加繁华了，来来往往的部队、商贾、达官贵人络绎不绝，就连皇上也要来这里看看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所以搅得衙门已经没法正常办公了，只好屈居北迁，把衙门建到了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因此得名叫衙门口。我小时候就是在衙门口长大的。当年的县衙门就是我上小学的学校，五环路开通的那年被平掉了。

衙门口原来属于丰台区，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后来又归到了石景山区。衙门口是大队建制，有几百户人家。我家住在上街一号。一号这个号码一听就是靠边的，靠上街南头。院子南边是村头的场院，麦收过后，场院上总是堆着几堆麦草，直到风吹雨淋把金黄的麦草垛晒成灰黑色，那些麦草也没人动。我们经常在麦草垛里玩捉迷藏。姐姐放学回来，常常带着我们弟兄三个去挖野菜、捉蚂蚱。那时二哥和我还小，大哥腿不好，都只能捉到一些小蚂蚱，只有姐姐回来才能捉到大蚂蚱。有一次，姐姐捉到了一只一扎长的大肚子螳螂，一下子就把我们弟兄三个的胃口吊起来了。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希望能捉住大蚂蚱，姐姐也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有时会捉到蝈蝈，有时会扑到大蝴蝶，有时也会一无所获，只是提着一串小蚂蚱回来了，那样我们就会觉得今天没有收获，很无趣。

一号院东面是一块空旷的田野，冬春种麦子，夏秋种地瓜。每逢“五一”、“十一”，这里就是我们看礼花的地方。大人孩子一起聚集在村头，看一阵说一阵闲话，礼花快放完了，便三三两两地往回走。麦田里有两座坟，不知是谁家的。秋后玉米下来的时候，每逢吃过晚饭，房东大婶就会拿出两个元宝形的装玉米棒子的大笸箩，然后吆喝着：讲故事喽！于是院子里的孩子们马上就围到了笸箩旁边，一边帮着房东大婶搓玉米，一边听她讲故事。院子里住着四户人家，家家孩子都不少，笸箩边一围就是七八个，那两个笸箩也真大，一个笸箩能睡下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房东大婶讲的大多是一些穷人和地主斗智的故事，有时候也讲一些鬼怪故事，一讲到鬼怪故事，我们就会联想到院子后面那两座坟头，吓得晚上不敢出门，甚至白天也不敢到那两座坟前去。

姑父、赵叔和牛叔也都在衙门口租了房。赵婶身体好，很能生，结婚以后，平均不到两年一个，进北京时，他们已经有了四个儿子。赵叔那点工资已经不够她花了，赵婶不得不出来做临时工。她的脖子上落下很长一道疤，烟也比过去抽得凶了，一天一包不够。她那种好吃懒做的毛病改了不少，但是依然不会算计着过日子，到处借钱，背着一屁股债，也不知道愁，整天还是乐呵呵的。

牛叔和牛婶感情一直不好，但是牛叔当了劳模以后，两个人再没闹过离婚。到了北京以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家里生活变得紧张起来，牛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出来干临时工。

母亲十分羡慕牛婶和赵婶，也想去干临时工，那会姐姐和大哥都上学了，母亲把我和二哥送到了衙门口大队托儿所，跟着牛婶和赵婶去上班。那时母亲已经怀上了弟弟，身子很重了，在家把腰勒了又勒，生怕人家看出来不要她。母亲总共也没上几天班，她的肚子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工地上干的都是重体力活，人家不敢再用她，把她辞退了。不久，弟弟育海就出生了。

调到北京以后，父亲的工资根据地区差又降了一些，每月只有94块钱。随着弟弟的出生，家里生活变得拮据起来。在工人群里比，父亲是大级工，情况算是好的，但是也很紧张了。十大工程结束以后，建筑公司归了石钢（石景山钢铁公司，即现在的首钢），父亲还想像以前那样积极，但是生活逼得他不得不考虑家里的事情了。父亲再次显示出了他非凡的生存能力。石钢有个焦化厂，生煤在炼焦之前要洗，洗煤的水带走了许多煤渣煤末，沉淀在小河沟底，形成了煤泥，父亲便利用星期天去挖煤泥，然后用自行车带回来。建筑工地上每天都有锯末刨花等废料要处理，允许工人们带回家，否则积压多了很难处理。父亲便用麻袋一袋袋地用自行车驮回来。家里烧的就靠这些，基本上没有买过煤。他还在永定河边开了两块荒地，种了些地瓜、花生和玉米，下了班，他不是去弄烧的，就是去侍弄这几块地，每天都是天漆黑了才到家。

父亲并没有放弃争取入党，每天下班之后，只要有政治学习或党课活动，他就不去忙自己家那点事，而是专心坐下来学习。他知道他的入党问题主要卡在母亲的家庭出身上，于是便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顺义县跑，沿着当年外调人员曾经走过的路线，又把那些庄走了一遍，但是依然没有结果。母亲决定亲自到顺义去一趟，看看能否根据残存的记忆找到自己的家。于是在一个星期天让父亲用自行车带着她去了顺义。

他们先去了鲁各张庄，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村庄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母亲找不出一丝能和她的记忆对上号的痕迹，又到鲁各庄、张各庄看了看，结果也一样。从衙门口到顺义有五六十公里，父亲一个人去，骑快点还能在天黑之前返回来，带着母亲就慢多了，看完这三个村子，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只好往回返，回来路过柳镇，天已经黑了，他们就在路边一家小饭馆要了两碗面条，打算吃完再往回赶。小饭馆不大，打的牌子却是地方国营柳镇饭店，饭馆里没什么客人，服务员是个年轻姑娘，没什么事干便与他们攀谈，问他们是哪来的，来干什么？母亲说是来找家的，然后把自己的身世简单地告诉了那个服务员。外祖父姓季，母亲问那个服务员柳镇有没有姓季的，服务员说，柳镇这么大，我哪能都认识呀，再说哪有那么巧的事，你来找家，坐这一打听刚好就碰上了？母亲找家心切，说：“都到了顺义了，我觉得我家的人就在附近什么地方，可就是联系不上，饭馆里过来过去的人多，要不你帮着打听打听？”母亲临走时还给她留了联系地址。那天父母亲回到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

衙门口大队的文化生活搞得很丰富，小学校每个礼拜都放电影，五分钱一张票，即使是五分钱，从母亲手里要出来也不容易。母亲很会过日子，她一辈子几乎没向别人借过钱，全靠精打细算维持生活。那时北京的许多专业文艺团体响应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号召，经常出来为工农兵义务演出。北京评剧一团二团都来过衙门口，马泰、魏荣元、新凤霞、花淑兰、小白玉霜、赵丽蓉等著名演员都在衙门口小学的舞台上露过面。这些演出不要钱，否则大队也请不起。这些演出，母亲是场场不落，下午一放学，母亲就叫我们拿着小板凳去占地方，然后再轮流回来吃饭。演出的剧目大部分是《向阳商店》、《夺印》、《箭杆河边》等新戏，也有一些老戏，像什么《刘云打母》、《顶锅》、《王少安赶船》之类的。

紧接着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父亲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在正常年景下养活一家人应该没有问题，困难在于买不到粮食，按照国家供应的标准，再加一倍也不够我们这些孩子吃的，黑市上粮票已经涨到了三块多钱一斤，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充其量只能换回30斤粮票。父亲那两块地也种不成了，因为还不等地里的庄稼成熟，就被人偷光了。我记得从六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去挖野菜、撸柳芽、挖白菜根子。很长时间内，家里没有吃过净粮食，顿顿是菜粥，满碗的菜找不到几粒米，弟弟当时还小，每到吃饭时，母亲盛起一碗粥，先把上面的菜挑着吃完了，最后碗底剩下不多的一小堆米粒倒给弟弟，在母亲的带动下，我们几个做哥哥姐姐的也开始给弟弟挑，一碗粥盛上来，先扒拉着把菜叶吃光，把碗底上剩下的那一小堆米粒留给弟弟，每人一碗下来，弟弟的小肚皮差不多填饱了，我们才开始心安理得地吃第二碗带米粒的菜粥。

按说吃供应粮毕竟每月有一定数量的保证，不至于难到这个份上，记得那时家里四个大箱子装的都是粮食，直到箱子里的米生了虫、面发了霉、结成了疙瘩母亲才拿出来给我们吃。粮本子上还存了不少，没有全买回来。父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挨饿挨怕了。他们不是不相信共产党，是怕老天爷不给共产党面子，怕有一天供应粮断了，所以把本来就不够吃的供应粮又储存了一部分。后来粮食政策稍稍灵活了一点，在粮店可以用1斤粮份买5斤地瓜或两斤半地瓜干，于是母亲把粮份几乎全部换成了地瓜和地瓜干。这样我们可以吃饱肚子了，可是那几年的地瓜却把我吃伤了，以后一见到地瓜胃里就反酸，到现在我也不吃地瓜，一辈子不吃也不想，但是这个话绝对不敢在母亲面前说，我说过一次，母亲立刻把脸沉了下来，说：“一辈子别说这种话，不然老天爷还要让你挨饿！”

那两年我们吃不到净粮食的饭，可是母亲却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保证让父亲吃上不掺菜的粮食，吃饱。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父亲身体垮了，一家人还怎么活！每天下午母亲蒸干粮的时候都是蒸两样，一锅两屉菜团子中有几个净面窝窝头，那是给父亲吃的，剩下的给他带上作为第二天的中午饭。每天早上父亲上班时都要和母亲争执半天，母亲一定要让父亲带三个窝窝头，父亲却坚持只带两个。就是这两个窝窝头，父亲还要剩下半个，回来后分给我和弟弟吃。父亲下班时，饭盒总是夹在车座后面的，我知道饭盒里有半个窝窝头，于是每天父亲下班时就到街口去等，眼巴巴地盼着父亲早点回来。父亲一到，我立刻迫不及待地把那个饭盒取下来去和弟弟分窝窝头。我想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经不起孩子那样期盼的眼神一看。

我的没出息的举动很快被母亲发现了，她十分严厉地呵斥了我一顿：“谁让你天天到门口去等你爹的？你六岁了，还不懂事吗？”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哭了起来。母亲或许觉得对我有点过于严厉了，有些不忍心，过了一会，又拿给我半个净面窝窝头，我没有吃，偷偷塞给了弟弟。

其实，家里挨饿最多、吃粮食最少的是母亲，大哥从小身体不好，瘦得三根筋挑着个脑袋，需要特殊照顾，弟弟小，营养要保证，剩下的三个孩子也都比她重要，母亲牵着这个挂着那个，心里惟独没有自己。母亲的脸浮肿了，肿得吓人，脑门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没什么病，可能是吃野菜吃的，多吃点粮食就好了。

困难时期经常有要饭的登门，对待这些要饭的，母亲不是塞给他们一点吃的打发了就完事，每次都是拿个小板凳让人家坐下，吃饱了再走。有一次，母亲熬了一锅大米地瓜粥，这在我们家也算是改善了，可是粥刚熬好，来了三四个要饭的，母亲让他们坐下，给他们盛粥，几个人大概是饿坏了，吃了一碗又一碗，眼看快把一锅粥吃完了，看见我们几个孩子在旁边看着，实在不好意思再吃了，放下碗要走，母亲知道他们没吃饱，又给每个人盛了一碗，把锅底刮得干干净净，说：“你们吃饱，孩子们一会我再给他们做。”

那一年出了奇迹，我们老家这个山东最穷的地方，居然没有遭灾。春节前夕，伯父给父亲写信，说外面要是过不下去，就带着孩子回来过年。于是，父亲带着我回了一趟老家。

1949年父亲去了关东之后，伯母也带着三个孩子走了。伯父想把自己亲生的那个儿子育禾留下，但是伯母不肯给他，担心他养不活。伯母回去不久就改嫁了。伯父曾去重庆看过他们，想把育禾带回来，但是一直和伯母交涉不通。父亲进了鞍钢之后，又回过一次老家，那次回去是给伯父娶亲去了。那会伯父才四十多岁，新娶的伯母年纪也不大，但是一辈子不生养。

伯父膝下无子，一直想跟父亲要一个孩子，父亲答应了，却一直舍不得给，也一直不敢回老家，怕伯父跟他提起这个话茬，这次回老家之所以带上我，是因为育禾从重庆跑回来了，父亲不必再担心伯父跟他要孩子了。

我是第一次回老家，对我来说，老家既神秘又陌生同时也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听父亲讲过许许多多关于老家的事情，却没有亲眼见过，因此这次回去几乎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去的。我们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下了长途汽车，我问父亲：“当年你闯关东就是从这走的吗？”

父亲用手摸着那棵老槐树，说：“是，一晃都二十年过去了。你看咱家门口那两棵杨树比这老槐树都高了。那是土改那年我和你妈栽的。”

我顺着父亲的手指望去，村口竖立着两棵参天的白杨，可惜是在冬季，只剩了干枯的树枝，没看到它枝繁叶茂、生气勃勃的样子，我问：“那就是咱们家？”

话音刚落，伯父和育禾哥从院子里跑出来接我们来了。

育禾哥是1948年生的，和姐姐同岁，1949年他跟着生母去了重庆，后来他母亲又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五个孩子分别是三个父亲所生，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待在那个家里他一直觉得心里很憋屈，曾经跑回来两次，都让我那位前伯母给追回去了。大饥荒来临之后，育禾在那个家实在待不下去了，又跑回老家来找伯父。他已经十三岁了，懂事了，这次来决定就在老家待下去不走了。他在重庆那个家生活条件是要比我们老家好一些，但是人更需要的是亲情。

老家说是没有遭灾，可是生活比我们这些遭受灾害的城市人仍然要困难得多。回到老家，伯父想尽办法让我们父子吃饱吃好，可是父亲在屋里院里一转就清楚了，伯父那点存粮吃不到开春。因此，我们在老家只住了三四天就回来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大口袋干粮，有馒头、火烧、煎饼，还有粘米面的窝窝头。六十年代北京人走亲戚拜年往往是提个点心盒，差一点也是用草纸包二斤点心，可是我们老家穷，完全是另一种风俗，拜年的时候提一篮子馒头，走一家磕个头，留下两个馒头，算是礼品。这样的礼品是再实惠不过的，也体现了山东人待人的诚意。从解放前一直到七十年代都是这样。父亲背回来的那一口袋干粮，就是乡亲们拜年时拿来的。本来伯父还给父亲准备了一袋粮食，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拿。

那年的秋天，我上学了。姐姐那会上六年级，大哥上四年级，二哥上二年级。姐姐和锦生在一个班。锦生哥学习不好，考试经常不及格。姐姐却是班上的第一名，还是少先队的大队长，胳膊上戴着三道杠。姐姐是我们的榜样，父亲动不动就把我们哥仨叫到一起，说：“你们要好好向你们的姐姐学习，将来谁学得好，我供你们上大学；要是不好好学，小心我拿皮带抽你们！”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说我不说俺了。我还算给父亲争气，期末考试，考了两个100分。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除了100分我就没有考过别的成绩，只有上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偶然失手，做错了一道大题，扣了二十分，一拿到考试卷，眼泪顿时就下来了。二哥学习很差，回回考试都不及格，我升到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和我一个班了。为了不好好学习，他没少挨父亲的打，小时候父亲是用鞋底打，后来大了就用皮带抽，父亲打起人来真让人害怕，可是不管怎么打，二哥的学习就是上不去。

大哥本是个聪明人，什么东西一看就会，但是也不肯好好学，只要能混个及格，就不再努力了。不过他确实聪明，平时吊儿郎当连作业都不做，到考试的时候抓紧突击几天就能及格，而且回回都能及格，从来没考过不及格。大哥的聪明不在学习上，他的爱好十分广泛，喜欢唱歌，口琴吹得也不错，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无线电小组，那玩意要花钱，母亲那么节省，我们连张电影票钱都要不出来，可是大哥却总能从母亲那里要到钱。当他把第一台收音机装好，哇哇地放着歌从学校提回来的时候，我和二哥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大哥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别看他腿不好，反应却特别灵敏，后来在七十五中校队也一直当守门员，没有人能代替他。上了中学以后，他又迷上了小提琴，母亲居然花十五块钱给他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时我们都还小，不知道他是抱养的，可是大哥自己知道，估计是大人们说话说漏了嘴，让孩子们听见传出来的。母亲怕他心灵上受到伤害，所以对他格外照顾。

大哥有了小提琴，就把那个口琴送给了二哥，二哥不要，说嫌他口臭，非要磨着母亲也给他买一把小提琴不可。母亲说，你不是那块料，买了你也拉不好。二哥不服，母亲说，不服你把那个口琴吹吹我听听，别说吹得和你哥一样，你只要能吹出个调调，我就给你买。二哥也真是不争气，拿着那个口琴练了很长时间也吹不出一支完整的曲子，我有时也拿过来吹吹，吹得比他要好一些，二哥脸上挂不住，就不准我动那支口琴，两个人经常为口琴打架。为了解决我和二哥之间的争端，母亲又花两块钱给二哥买了一把二胡，那个口琴就归了我。那时买支口琴还要三块钱呢，两块钱的二胡能拉吗？老百姓说世上最难听的声音有三种：抢锅、伐锯、驴叫唤。二哥整天像拉锯一样吱嘎吱嘎锯着那把二胡，锯出来的声音比这三种声音都难听，他自己锯了几天也就没兴趣了。那把二胡被扔进柴火堆里，很长时间没人过问，最后被当劈柴烧了。

二哥不拉二胡了，可还在觊觎大哥的把那小提琴，大哥不在的时候，他就偷着拿出来拉几下。那把提琴是大哥的心爱之物，整个衙门口也许只有这一把，大哥平时绝对不许我们动一下，如果他发现谁动了就会大发脾气。

大哥是有点音乐天赋的，很快就能拉一些著名的小提琴曲了。每天放学回来，往院子里一站，开始练琴，院子里的孩子们就都围了上来。我们最爱听的是《云雀》和《斗牛士之歌》，只要《斗牛士之歌》一拉响，我们这些孩子就排成队，踩着音乐的节拍在院子里咵咵地来回跺着脚走一圈。他拉别的曲子我们不懂，我们还让他拉斗牛士，他拉完一曲对我们说：“你们就知道斗牛士，知道我刚才拉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叫《魔鬼的颤音》。”

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诱惑力，于是就嚷：“好好，就来这个！”

于是他就又拉了一遍《魔鬼的颤音》，那是一首需要双弦颤音的高难度曲子，从那支曲子中，我似乎也领略到了一些什么。可是他再拉别的，我们又听不懂了，等他拉完，有的孩子问他：“你会拉《社会主义好》吗？”

大哥不屑一顾地说：“那太简单了，根本用不着小提琴。”

孩子们说，你吹牛！你不会！大哥也不争辩，架起琴拉一段《社会主义好》，大家齐声鼓掌，于是又有人问：“《我们走在大路上》，会么？”

大哥就再来一曲《我们走在大路上》。从那以后，大哥每天练完琴，都会留一段听众点播节目时间，孩子们叫他拉什么，他就拉什么，这些孩子们点起来没完没了，从来不知停止，每次都是大哥说：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欢迎下次继续收听。孩子们才笑着叫着散去。

大哥练琴很刻苦，他已经大了，有了自己的志向，他想将来报考艺术类院校，父母亲都很支持他。姐姐、二哥和我放了学都要帮母亲干家务，唯独大哥例外，放了学回来就练琴，母亲从来不支使他。

困难时期过去了，母亲变老了，头发白了一多半，才四十多岁，看上去已经像个老太太了。1963年，44岁的母亲又给我们生了一个小妹妹，取名叫育苗。从六十年代初国家就已经开始宣传节育了，有一次上面派来了人，把妇女们集中在一号院里，挂着图讲课，我们这些孩子都被赶了出来，我想进去看看里边讲什么，人家说，这不是男孩子能看的，羞得我满脸通红退了出来。讲课之后，我们院一个当警察的叔叔做了结扎，由于落后、不理解，一些人背地里偷偷地说：他被骟了。父亲不愿意节育，他觉得一个男子汉不愁养不活几个孩子。这样，就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六个孩子，四个上学，光每年的学费书本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加上我和二哥两个大肚皮，粮食老是不够吃。那时小学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我和二哥都得出去撸柳芽，挖野菜，到收割过的地里去捡麦穗、挖地瓜须子。后来大一些了，就去割草，两个人一下午能割四五十斤，然后抬到牛奶场去，以每斤六厘钱的价格卖给牛奶场，以补贴家用。母亲除了在生妹妹前后闲过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去干临时工，有时是去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是到牛奶场的地里去除草、间苗、收庄稼。弟弟妹妹小，没人看，是二哥和我把他们带大的，弟弟小时候总是由二哥领着，妹妹则是我的跟屁虫。我出去玩的时候，总是把她架在脖子上，这样玩什么都不耽误。那会我们爱玩搧三角，把大人们抽过的香烟盒拆开，叠成三角形，在地上搧，搧得翻过来就算赢了，那张三角就归你。我搧三角的时候，用一只手笼着妹妹的两只脚，一只手搧，我的技术很好，怎么搧都不会把妹妹掉下来，妹妹也骑惯了我这匹马，怎么晃她都不害怕。

冬季里，母亲有时在外面找不到活，家里的事就不用二哥和我操心了，这时母亲也会放我们出去玩一玩。那时地铁一号线已经开始动工了，有个电影放映队，沿着地铁施工线巡回放电影，都是免费的，每周换一部新片，我们常常跟着放映队从周一一直看到周六，每天重复看同一部片子，一直看到把每一句台词都能背下来为止。有时，也到老山去看摩托车比赛训练，到南苑去看飞机起飞时有多大。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废弃工程的工地，那是苏联人撕毁合同以后废弃的，地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荒草丛中有许多打好的地基和建了半截的厂房，还有一座五十米高的大烟囱。二哥和几个大孩子顺着烟囱外面的铁梯子一直爬到了烟囱顶上。那上面风很大，一不小心就能把人吹下来。我觉得这事太危险，必须向有关领导报告，于是就对父母亲说了。父亲把二哥狠狠揍了一顿。第二天，二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个叛徒，以后再也不带你出去玩了！”

1965年，姐姐初中毕业了。姐姐初中这三年真给父亲争了脸，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目标，她连续三年获得了北京市优秀中学生金质奖章。这个金质奖章可不是好拿的，有的学校几年也未必能拿到一个。不但如此，她还获得过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初中组的亚军，她的作文《接班》被选进了《北京市中学生优秀论文选》，这部论文选是由出版社公开出版的。那天是大哥把那本论文选带回来的，他手里举着书，一进门就喊：“爹！妈！你们看，姐姐的论文出版了！”

他一喊，一家人立刻围上来抢那本书，都想先拿到自己手里看看。那时我上四年级，完全能看懂这篇论文，到现在还记得论文的大意，那是根据毛主席的一篇讲话展开论述的，毛主席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姐姐列举了无数的理由说明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错了算盘，中国不但第三代第四代不会变，而且会一代接一代地把红旗传下去，使老一代打下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吃过晚饭，父亲让我们弟兄三个一人读一遍给他听，一家人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听我们朗读。听完，父亲对我们说：“你们可要给毛主席争气呀！毛主席给穷苦人打下的江山可不能败在你们手里呀！”

我们一个个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

姐姐毕业时，家里实在太困难了，姐姐不想再念了，她想参加工作，帮助父亲减轻一点负担。父亲不同意，姐姐便私自做主，毕业时既没有报高中，也没有报考中专，班主任老师急了，找到家里来给父亲做工作，父亲这才知道实情，对姐姐发了脾气。在班主任老师和父亲的反复劝说之下，姐姐报考了北京航空学校，而且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姐姐初中毕业的时候，锦华姐和祥子哥恰好是高中毕业。祥子和锦华学习都很好，初中毕业后双双考进了北京九中。九中在北京算不上什么大名牌，但是在石景山区是排名第一位的学校。两个人学习都不错，祥子是语文课代表，锦华是俄语课代表。不知是因为她长相特殊，俄语老师特别关照她，还是因为遗传，反正她的俄语特别好。锦华长成大姑娘了，一头柔软的金发黑里透黄，一双蓝眼睛蓝得发黑，高鼻梁，深眼窝，下巴微微向前撅起，既有欧洲人那种线条分明的轮廓，又有东方人的含蓄和柔媚，皮肤又细又白，就像刚出锅的水豆腐，走在街上，会引来无数关注的目光。祥子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一米八几的个子，一头乌黑的头发，浓眉大眼的，还是校篮球队的中锋。两个人从小在一起形影不离，长辈们都说，这两个孩子真是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

锦华姐和祥子哥这么要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年小学老师和牛婶共同商量的计策使锦华摆脱了受人欺负的境遇，但是却在她心里埋下了另一层阴影——她认为牛叔和牛婶不是她的亲生父母。有句名言说，一个谎言要用一百个谎言来遮盖。锦华长大一点之后，就不断地问牛叔牛婶，她父母亲有没有留下名字？现在在哪里？她能不能到苏联去找他们？面对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牛叔和牛婶只好编出第二个谎言来骗她：“你爸爸妈妈在解放东北的时候牺牲了。”可是接着锦华又有了新的问题，他们是在哪牺牲的？有没有纪念碑？没有的话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地方？我能不能去看一看？牛叔和牛婶只好再编谎来骗她。牛叔和牛婶闪烁其词的神情，使锦华越来越不相信他们，和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疏远了。在这个世界上，她唯一信赖的人就是祥子。祥子对她来说，既是兄长，又是恋人，还是无话不谈的密友。这种过于亲密的关系，使他们过早地偷尝了禁果，她怀孕了。就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被学校开除了。如果在西方国家，这根本不是什么事情，就在他们被学校开除的那个年代，美国已经开始给中小学生发避孕套了。可是在我们这个封建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家，却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也没得到彻底解决，在六十年代就更可想而知了。年轻人出了事，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出口，只有等着在人前出丑，而且，从家长到老师同学，得不到任何同情。没出事之前，姑父和牛叔颇以这两个孩子为骄傲。可是出事以后，姑父把祥子打得不敢回家了；锦华也被骂得在家里待不下去，跑到我家来了。母亲问她怎么了，她哭哭啼啼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母亲说：“不要紧，这算不了什么，年轻人在一块处长了，难免。将来早点找个工作，早点结婚，事情就过去了。”

母亲这么说，使锦华稍稍感到了一点安慰。自从出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给过她一句同情的话。

“可是眼下我怎么办？”

“你别着急，先喝点水，消消火，回头我去和你爹妈说。我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锦华哭着说：“大妈，要不您借给我点钱，我自己去做人工流产吧。省得他们再骂我。到底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自己的事自己处理吧！”

“谁说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正说着，牛婶找来了，一进门就冲着锦华骂开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啊，又跑到你大妈这来了，你给我滚回去！”

锦华躲在母亲身后说：“我不回去，我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用你们管！反正你们横竖瞅我不顺眼！”

牛婶气得火冒三丈：“还反了你了，再说我撕你的嘴！”说着，上来就要打。母亲拦住他说：“大妹子，消消气，让她在我这待会，我劝劝她。”

“不行！这丫头从小就让他爹惯坏了，一点规矩都没有，今天你非给我回去不可！”说完，上来就给了锦华脸上一巴掌。锦华从小娇生惯养，从来没受过这个，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同样是抱养的，人家鲁大妈打过育农一巴掌吗？”

牛婶气得浑身发抖，说：“你说什么？你是抱养的？”

母亲在一旁说道：“你这个傻丫头，你糊涂呀！我是亲眼看着你妈把你生下来的，你怎么说你是抱养的？”

这下锦华可是真糊涂了：“不是说我是苏联红军的后代吗？”

母亲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再想往回圆，已经很困难了，转念一想，锦华已经这么大了，迟早是瞒不住的，要不是这么瞒来瞒去的，兴许还不会出这样的事呢，她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牛婶一眼，牛婶含着眼泪说道：“跟她说实话吧，这么大了，也瞒不住了。”

“那你先回去吧，我慢慢跟她说。”

牛婶为了避免尴尬，先走了。母亲对锦华说：“你是苏联红军的后代不假，可是你妈也是你的亲妈，你爹虽然不是亲爹，可是待你比亲爹还亲，他是因为喜欢你才和你妈结婚的，你知道吗？”

锦华一听这话，又哭了起来，说：“你骗我！从小你们就编瞎话骗我，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实话，我到底是怎么来的，大妈能不能告诉我实话？”

母亲拿过一面镜子递给锦华，说：“我没有骗你，不信你自己照照，看看你长得像不像你妈。你再仔细看看，你的头发虽然是黄的，可是根上是不是发黑？你的眼珠是不是也有点发黑？苏联人的眼睛是这样的吗？”

“难道说我是混血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不用细说了，你这么大了，猜也能猜出几分来。不过回去不要问你妈，免得让他下不了台。再大点，你自己就什么都明白了。”

第二天，母亲和牛婶陪着锦华去做了人工流产。父亲找到了祥子哥，把他送回了家。

锦华的出身之谜解开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地说说笑笑了。这种尴尬的出身，给她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她宁愿在心里永远保留着一个关于苏联红军的神话，也不愿意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可是这是她命运中注定必须承受的。她已经长大了，自己能够承受了。

在锦华和祥子出事之前，石钢建筑公司开始动员干部和职工支援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指的是相对于沿海和边疆来说的内陆地区，沿海和边疆地带属于一线，与边疆地区相邻的省份和地区属于二线。具体说，三线是指以四川北部和甘肃东南部为核心向陕西、湖北、青海等省辐射的诸省份和地区。在人们的观念上，甘肃属于大西北地区，但是打开地图一看你就会知道，那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兰州是中国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中心。六十年代初，美国带头发动了一场反华大合唱，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叫嚷着反攻大陆，加上和苏联关系的破裂，国家不得不将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三线，准备应付战争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军工企业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尖端科技企业，大都布局在三线。

支援三线建设是自愿报名的。父亲还在积极争取入党，并且一直是重点培养对象，不报名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深层的原因却是生活所迫。六个孩子，要吃饭，要上学，94块钱那里供得起？在动员会上，曾先期到甘肃作过实地考察的党委书记刘天明告诉他们，那里的物价比北京便宜得多；而且是十一类地区（解放后为确定工资标准划定的地区类别，比较艰苦的地区类别高、工资高），工资比北京高20%；子女在北京就业困难的，还可以在西北安排工作。这些对于生活十分困难的职工来说，无疑比那些口号更具有吸引力。刘天明很会做工作，他的话句句都打动了父亲的心，父亲找人算了算，如果去了，他的工资要比在北京高19块钱。19块钱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而且，这次支援三线，可以不带家属，将来退休还可以回到北京来，父亲当时已经五十岁过了，离退休不远了，因此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了甘肃。

但是，带不带家属，父亲没有贸然决定，他想一个人先去看看再说。牛叔、赵叔和姑父也都报了名，他们看上了西北的工资高、生活费用低，子女也可以在那边就业。父亲是在姐姐参加完中专考试之后走的，祥子哥、锦华姐，还有锦生，都跟着一起去了甘肃。

半年以后，父亲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大提包和一篮子鸡蛋。那个大提包里只有两样东西，上面是一大块猪肉，底下全是土豆。父亲得意地拿起那块猪肉对母亲说：“你看看，四指膘！这回不愁没油吃了。”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土豆。那土豆太大了，一个足有一斤多，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土豆，我们弟兄四个和妹妹一人拿了一个当玩具在手里摆弄着玩。父亲坐在小板凳上，点起一锅旱烟，边抽边问：“你们猜这土豆多少钱一斤？”

过了一会，见我们都没有回答，父亲就揭了谜底：“才一分钱一斤。”

“真的？”母亲惊喜地问道：“那猪肉呢？”

“四毛五。”父亲得意的神色溢于言表。

母亲提过那只篮子，一边向外拾篮子里的鸡蛋，一边问：“那鸡蛋呢？”

“这回我保证你们谁都猜不着。告诉你们吧，四分钱一个。”

母亲有点不敢自己的耳朵，问道：“你不是骗我们吧？这么大的鸡蛋，七个就能称一斤，一斤才不到三毛钱？”

“我骗你干什么？我们刚去的时候，一块钱能买四十个，后来去的人多了，一下子就把价钱抬起来了。”

母亲惊呼道：“天哪，一块钱四十个，跟北京的西红柿差不多。”

“怎么样？跟我到西北去吧？”

一听说要到西北去，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立刻欢呼起来：“噢，我们要搬家喽！”

“我们要到西北去喽！”

可是母亲的神情却变得严肃起来。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太难回答了。背井离乡几十年，好不容易回到了故乡，还没找到自己的亲人，就又要走了，该是一种什么心情？这一走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自己远离故土不说，这些孩子们长大了，难道都要留在西北不成？听说那里连草都不长，孩子们大了会不会埋怨？可是不去母亲又放心不下父亲，五十多岁的人了，身边没个人照顾，自己又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凉一口热一口的，把身体搞垮了怎么办？有个头疼脑热的谁来照顾？父亲走之前，已经住过一次医院了，虽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可是也在提醒母亲，毕竟是有年纪的人了。母亲考虑最多的是经济问题，父亲在西北虽然多挣了十九块钱，可是这样两地分居再加上来回一折腾，等于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嘛，哪里能生存就到哪里去，北京再好，和你一个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亲情、乡情固然重要，然而，为了生存，哪里容得你儿女情长？母亲倾向于去，但是又不敢说出来。

过了几天，姐姐放假回来了。父亲郑重地召开了家庭会议，征求我们这些子女的意见。姐姐没表态，母亲考虑到的问题她都考虑到了，她很难表这个态。说不去，让父亲一个人在大西北，她不忍心；说去，又关系着弟弟妹妹们的将来，所以，整个家庭会议就是我和二哥在不停地嚷嚷，我们俩是坚决的主去派，两个更小的弟弟妹妹虽然也嚷嚷着要去，但是他们的话不作数。

父亲说：“你们俩别瞎嚷嚷，听听你大哥怎么说。”

大哥上初二了，比我们要懂事得多，他说：“要我看还是得去，去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就好多了。”

父亲说：“你别考虑家里的经济，再难也不过是几年的事，你姐姐再有两年多就毕业了，等我退休你们也都长大了，主要考虑你们自己，将来大了留在西北后不后悔。你不是还要考什么艺术学校呢吗？”

大哥说：“要考去了也一样考。全国都是一样的。再说我这个水平也不一定能考上。还是听二小和三小的吧，他们不怕留在西北，我也不怕。”

父亲听说去了也能考，觉得放心多了，又把目光转向了二哥和我，我们俩是毫不含糊，坚决要去！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去和不去有哪些利害关系，只是希望生活有所变化。

姐姐在一旁提醒我们：“你们不要一时冲动，可要想好，去了再想回北京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要后悔！”

我说：“不后悔！”

父亲又加了一句：“将来长大了可不要埋怨我们哪！”

我们弟兄几个一齐说：不会的！母亲又盯问了大哥一句：“你别管他们俩愿不愿意去，你只说你自己愿不愿意？”

大哥可能是受了我们的感染，十分肯定地说：“愿意。”

当然，我们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去与不去，最终还要由父母亲决定。最后，父母亲决定姐姐留下继续上学，其他人一起跟着父亲去西北。事情一定下来，就开始动手准备。母亲动手收拾衣物，父亲把收拾好的东西一件件打了包，姐姐去办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迁移，那个春节虽然很忙，却是我小时候过得最快乐的一个春节，大年初六，我们一家人就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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