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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性学三论 作者： （奥）弗洛伊德著；徐胤译 本章字数： 5901 更新时间： 2023-12-28 17:25:33

[1]第一篇文章所引述的事实来自冯·克拉夫特-艾宾（v.Krafft-Ebing）、摩尔（Moll）、莫比乌斯（Moebius）、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冯·史莱克-诺金（v.Schrenck-Notzing）、吕文菲尔德（L.wenfeld）、欧伦贝格（Eulenberg）、I.布洛赫（I.Bloch）、M.希尔施菲尔德（M.Hirschfeld）等人的论文，以及希尔施菲尔德所主编的《性中间形态研究年鉴》。由于本文中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相关文献，上述作者的观点出处我就不再逐一注明了。文中提到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不同观点，来自I.萨德格（I.Sadger）和我本人的观察。

[2]德语之中唯一一个适当的词也许是“Lust”，但它兼具欲望和满足的含义，用在此处有些过于笼统。

[3]对这类人数进行统计的尝试极其困难，参见M.希尔施菲尔德1904年发表在《性中间形态研究年鉴》上的文章。

[4]一个人对性变态这种强迫症行为的反抗强度，取决于其受暗示治疗或是精神分析的影响程度。

[5]许多人都特别强调，性倒错者在自传中对其性倒错倾向出现时间的描述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的记忆为异性恋倾向所压抑。精神分析对一些案例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它填补了患者幼年所遗忘的事情，从而完善了患者的既往史。

[6]莫比乌斯在1900年出版的《论变异——精神生活的边缘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变异现象临床诊断时的保留条件，并指出其临床意义并不大。他说：“就我们所讨论过的变异现象来说，我们不难发现对此做出诊断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

[7]即便是那些“第三性主义”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些杰出的男子是性倒错者，甚至是完全性倒错者——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是我们的顾客。

[8]从前人们认为性倒错是一种病态，现在则多认为其是一种人类学现象。这主要得归功于I.布洛赫的努力，他发表于《心理性性疾病病源学文集》（1902年第3卷第2册）的文章，有力地论证了古代文化人群中存在性倒错现象。

[9]参见特劳菲（Trauffi）关于生理性雌雄同体的近著《雌雄同体与生殖性无能》（该书德文版1903年由R.图尔舍（R.Teuscher）翻译出版）以及诺伊格鲍尔（Neugebauer）发表在《性中间形态研究年鉴》上的多篇文章。

[10]J.哈尔班：《性征的出现》。载于《妇科学档案》第70卷，1903年。

[11]根据《性中间形态研究年鉴》上的记载，E.格雷（E.Glay）才是第一个主张使用双性理论解释性倒错的人。更有趣的是，根据柴瓦里尔的说法，绝大多数认同这种观点的人，也会将它扩展应用到正常人身上，将性倒错视作正常发展受到阻碍的结果。冯·克拉夫特-艾宾在做了许多观察之后说：“由此可见，至少（受到压迫的）第二性神经中枢仍然存在于大脑之中。”奥杜因博士（Dr.Auduin）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男性与女性的成分，只不过其中一种成分明显强过另一种，这才使我们得以判断一个人的性别。当然，前提是这个人是一个异性恋者……”

G.赫尔曼（G.Herman）则坚定地认为：“每个女人身上都有男人的元素和特征，反之亦然。”1906年，W.弗里斯（W.Flie?）曾声称双性理论是由其首创的。而在非专业领域，人们多认为双性理论是刚刚去世的哲学家O.魏宁格（O.Weininger）的功劳。其1903年出版的《性别与特征》一书尽管落笔草率，却已经有了双性理论的观点作为依据。但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

[12]尽管精神分析研究还没能完全解释性倒错的起源，但它已经发现了性倒错的心理机制，对相关问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我们所研究过的案例中，患者在其童年的最初岁月里，都曾对女人（通常是自己的母亲）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在克服了这种依赖之后，他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将自己看作是自己的性对象。正是由于这种自恋情结的存在，他们开始寻找与自己类似的青年男子，希望他们能像母亲一样爱自己。

此外，我们还经常发现那些患有性倒错的男子并非对女性完全没有感觉，只不过那些由女人所引起的性兴奋，也被转嫁到了男性的性对象身上。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一过程不断重复，最终形成了性倒错。可以说，他们对男人强迫症一般的追求，正是因为他们不断逃避女人的结果。精神分析学说一直极力反对将同性恋视作异类，将其与正常人群分离开来。通过对尚未显山露水的性兴奋的研究，我们发现所有人骨子里其实都有选择同性性对象的能力，并且在潜意识中也早就在这么做。是的，原欲对同性的感觉，在正常的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对异性的感觉要小，在那些患病人群中间就更是如此。在精神分析学说看来，对象选择与性对象的性别无关，可供选择的性对象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这一点无论是在童年时期、原始社会中还是史前时期都不难发现。

在这一基础之上，由于这样或是那样的限制，正常或反常的性模式才开始成形。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一个男人会对女人产生性趣，绝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也不是仅仅用化学吸引就能解释得了的。对最终性表现类型的选择，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才完成的，它是先天体质和后天偶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在有些人身上，某些因素可能尤为强烈，甚至直接影响了结果；但通常来说，影响最终性表现的原因有很多，生成的结果也五花八门。

在性倒错患者身上，人们往往会发现远古体质和原始的精神机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自恋式的对象选择和肛门区的重大性意义，是性倒错的主要特征。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特异的体质使得一些极端的性倒错行为得以发生。在那些正常人或是介于正常和性倒错之间的人群身上，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体质。

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并非是质的差别，而仅仅是量的变化。而在偶然因素方面，我们发现早期的失败经历（早期的性恐惧）对一个人的对象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双亲是否健在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生命中没有一个强势的父亲，性倒错行为就更容易滋生。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性对象的倒错并不等同于主观性征的混淆，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关联。就性倒错问题，费伦茨（Ferenczi）在1914年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二卷的《男同性恋的疾病分类学》一文中又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他不无道理地指出，许多机体和精神状况迥异的现象，仅仅因为都有性倒错的症状出现，就都被归为同性恋——在他看来，更好的说法是“同性情欲”。他认为，人们至少要区分主观同性恋者和客观同性恋者这两类人，前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言行举止也像女人，后者则仅仅是用同性性对象取代了女性性对象。在费伦茨看来，前者属于希尔施菲尔德所说的“性中间形态”，而后者则是完完全全的强迫症患者。只有客观同性恋者，才会对自己内心的性倒错倾向进行反抗，也只有他们才能从精神治疗中收益。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指出，许多人更像是主观同性恋者和客观同性恋者的混合体。近些年来，以E.斯坦纳赫（E.Steinach）为代表的生物学研究也为同性恋和性特征的机体条件提供了解释。在实验中，人们将哺乳动物的性腺取下并移植到异性的身上。通过这一努力，人们实现了由雄到雌、由母到公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或多或少地表现在性特征上，也表现在心理活动中。在这一变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产生性腺，而是被斯坦纳赫称为“青春腺”的细胞间隙组织。同样的成功案例还曾发生在一名因肺结核病而丧失了睾丸的男子身上。这名男子原本在性生活中表现出被动的同性恋特征，他的举止很像一个女人，也在毛发、胡须、胸部和臀部脂肪堆积等方面表现出一些女人的性特征。在给他植入了一个隐蔽的睾丸之后，他开始重新表现出男子汉气概，其原欲的作用对象也重新回到了女人身上。同时，女性的性特征也消失了。［参见A.利普舒茨（A.Lipschütz）：《青春腺及其作用》，伯尔尼，1919年。］但我们也不敢就此断言，这个有趣的尝试使得我们对于性倒错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为“全面治愈”同性恋提供了可行的方法。W.弗里斯就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类实验与高等动物的双性理论并不矛盾。在我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类实验取得成功，这就恰恰证明了双性理论的正确性。

[13]古人与今人情欲生活的最大差别，可能是古人更重视性冲动本身，而今人更重视其所作用的性对象。古人视冲动为圣物，认为它能够神化相对低贱的对象；而今人则认为性冲动是低俗的，只有当其作用在某些对象身上时，才能为人们所宽宥。

[14]这不禁让我联想起被催眠者对催眠师的百依百顺。我斗胆猜测，催眠的本质就是（借助性冲动的施虐成分）令被催眠者的原欲聚焦在催眠师身上。费伦茨认为，这种暗示也许与双亲情结有关。（参见《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年鉴》第一卷，1909年。）

[15]我们也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对象选择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对性对象的高估。之后，我们还将对其他身体部位的性地位给出更为直接的解释。霍赫（Hoche）和I.布洛赫提出了“对刺激的饥渴”这一说法，用以解释性兴趣为何会深及除生殖器官之外的其他身体部位，但我对此却不以为然。原欲所经过的各条道路，从一开始便像一张通信网一样联系紧密，我们不应该忽视原欲进入支流的情景。

[16]在典型的情况下，女人并不会对自己的丈夫过于高估，但在她们的眼里，自己所生的孩子绝对是顶呱呱的。

[17]这种损伤也意味着体质上的缺憾。精神分析研究发现，儿时遭到性恐吓，会使人偏离正常的性目标，转投其替代品。

[18]深入的精神分析研究对比奈特的观点提出了批判。所有的观察都指出，当一个人第一次与崇拜物相遇之时，心里就已经对其充满了性的憧憬。而周遭的状况，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何以成形。此外，所有这些早期的性印象都是在5到6岁之间出现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十分怀疑这种病态的执着是否会出现得如此之迟。真相是，在崇拜物出现之前的记忆之中，存在着一段被压制和遗忘了的性发展经历。它隐藏于崇拜物身后，崇拜物就代表了它的所有残迹。婴儿如何走向崇拜，又如何挑选出崇拜物，这都是由一个人的体质所事先决定的。

[19]鞋子或拖鞋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20]通过指出已经在精神压制之下丧失了的食粪倾向中的嗅觉快感对崇拜物选择的重要作用，精神分析理论还填补了一个理解恋物癖的空白。无论是脚还是头发，都是有很强气味的部位。当嗅觉快感因为臭味而被人们放弃之后，它们便成了崇拜物。在那些将脚当作崇拜物的性变态行为中，患者的性对象都是脏脚和臭脚。人们对脚的偏爱与崇拜，幼儿性欲理论还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脚被看成了女性性器官的替代物——在有些情况下，原本针对生殖器的视淫欲会促使人将他人从下往上打量一番，可是由于禁忌和精神压制的存在，这种行为在半途便不得不戛然而止，于是脚就成了崇拜物。在婴儿的想法里，女性的生殖器官是与男性相同的。

[21]我一直坚信，“美”源自性兴奋，它原本代表着性刺激。然而，看上去最能引起强烈的性兴奋的生殖器官，却从来没有被人们称过“美”。

[22]分析发现，这类性反常行为与其他性反常行为一样，有着多种出人意料的动机和意义。例如，暴露癖与阉割情结有着很强的关联，它展示了自身（男性）生殖器官的完整性，也表达了孩子看到女性缺少阳具时心中的满足之情。

[23]多年之后，我对受虐狂的心理结构和造成这种现象的冲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它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首先，我承认了原发性快感区受虐狂（prim?rer-erogener-Masochismus）的存在，受虐狂的另外两种形式——女性受虐狂和道德受虐狂都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此外，还存在着一种继发性受虐狂，这是施虐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泄，转而作用于自身的结果。（参见拙作《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0卷，1924年。）

[24]本书随后对性器官前期性发展的论述，也证实了这一点。

[25]也有人认为，在性冲动的源头有着某个特殊区域使得“施虐狂—受虐狂”这对现象能够从其他性变态行为中脱颖而出。

[26]在此，我就不再罗列过多的证据，而仅仅引述哈夫洛克·霭理士1903年出版的《性欲》中的一段话：“所有著名的施虐狂和受虐狂案例——其中也包括冯·克拉夫特-艾宾所引述的已经被科林（Colin）、斯科特（Scott）和费拉（Féré）等人证实的案例，都显示这两种现象会出现在同一个个体身上。”

[27]参见本书随后关于矛盾心理的论述。

[28]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将这些对性发展造成阻碍的力量——厌恶感、羞耻感和道德——视作是性冲动心理发育的外部阻力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在个体发育的过程中，到了适当的时间，一有教育或是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它们便会自发出现。

[29]对于性变态的起源，我还要再插一句嘴：我们有理由相信，跟恋物癖一样，在性变态上位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正常的性发展时期。对于个别案例的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性变态是俄狄浦斯情结所留下的发展残迹，在其受到排挤之后，性冲动中那些最为强势的成分又蠢蠢欲动了。

[30]如果我说，精神病症状一方面源于原欲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自我对原欲做出反应的结果，这绝对是对上述观点的补充而非背叛。

[31]参见拙作《歇斯底里症研究》，1895年。对于自己曾运用内心净化疗法治疗的第一位女病人，布劳尔这样说道：“她的性知识少得可怜。”

[32]性变态者对于自己的幻想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有利的情况下，它可能转化为实践；妄想症患者心思细腻，他们将自己疯狂的恐惧投射到了他人身上；在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潜意识中，也存在着幻想。以上三者的幻想十分相似，甚至有些细节都十分吻合。

[33]精神病也往往与显性的性倒错现象一起出现，而异性恋的倾向，则成了这一过程中彻头彻尾的牺牲品。我必须承认，尽管之前我也已经在个案中有所发现，但我是在柏林与W.弗里斯进行了一番密谈之后，才开始注意到精神病患者身上性倒错倾向的必要性和普遍性。这一事实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它必将对所有的同性恋理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有些人将此完全归功于我，其实是不太恰当的。

[34]性冲动理论是精神分析学说最为核心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最不完善的部分。在我后来所写的《自我与本我》（1920年）和《超越快乐原则》（1921年）两篇文章中，我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

[35]这一假设来自对一批精神疾病的研究，目前还很难得到证实。但如果缺少了这一前提，我们就很难就性冲动这一问题做出精辟的论述。

[36]这不禁让我联想起了摩尔的观点。他将性欲分为肉体接触欲和消除肿胀欲，前者指的就是皮肤与皮肤相接触的欲望。

《性学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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