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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勤政为民：实践“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书名： 苏区干部好作风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7331 更新时间： 2024-11-12 12:00:22

群众对于利益的追求和满足是不断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1】。作为一个政党，它总是一定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利益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定位于“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2】。在领导人民经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和基本点，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色。

早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党环境下，广大苏区干部就把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并在实践中切实践行，最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成为苏维埃政权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重提出，要使老百姓支援苏维埃战争，仅有政治动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3】。毛泽东还大声疾呼苏区干部要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切身利益，“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4】

到了陕北以后，毛泽东首先在党内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4年9月8日的张思德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在理论上阐发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

从中央苏区提出的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确立，这一过程鲜明地展示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是中国产党人价值观的精辟概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观点上的理论创新。

1．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群众最大的政治利益

中国苏维埃运动理论上来源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实践上受共产国际、联共（布）政策的指导。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指导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在苏维埃政权性质上，它作为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政权形式始终不变。

大革命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只是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看做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要实施的“第二步”目标。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立即要求“将建立苏维埃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并指出，“共产党员应当毫不迟疑地着手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一旦争取国民党的斗争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能动员号召群众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把它们作为劳动群众的机关与资产阶级的组织相抗衡。即使争取国民党的斗争获得良好结局，也不能排除国民党组织本身有发展为苏维埃的前途，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立即在中国宣传这种思想”【6】。

八七会议后，各省委及中共中央在多个文件开始更多地谈到，要把苏维埃思想变成实际行动。湖南省委1927年8月20日致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某同志【7】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8】

1927年9月，在共产国际“八月指示”影响下，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9月19日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果断开始了向苏维埃运动的策略转变。1927年9月，中央提出要在城市开始成立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左派问题既有不同，则对于八月中央决议案中的苏维埃的问题自然亦有异点。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9】

中共中央在1927年11月18日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现时革命的发展，已经直接的要求我党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明显的定出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而建立中国‘劳农政府’之目标，必须由我党率领工人阶级与农民夺得政权，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民众，才能统一中国，而使他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10】要鼓动群众“自己起来武装暴动，建立劳动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11】

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隆重开幕。“一苏大会”以举手表决形式选出毛泽东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不仅为整个苏区的军民和全国革命的民众树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增强了革命的斗志，鼓舞了胜利的信心。它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对组织和领导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军事“围剿”，保卫和巩固苏区等方面起了直接的积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当时为大会题词所说：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权，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最初尝试，这就是人民群众核心的政治利益。

2．实行土地革命，农民分得土地是最大的经济利益

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70%以上的土地被占人口总数极小比例的地主、富农占有，而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贫苦农民，仅占有土地总数的20%～30%。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系。

抓住农民土地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土地法》《土地革命大纲》，提出了土地农有的政策，领导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使赣南和闽西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早、最大、最完整的一块土地革命实验地，使农民很快分得了土地，出现了“田无荒土，野无游民”的局面。

早在1929年朱毛红军走下井冈山之初，毛泽东就帮助制定、颁布了《兴国县土地法》，在兴国县开展土地革命。《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12】。为了帮助兴国县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兴国县潋江书院举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就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开展土地斗争的方法等进行了辅导。

1930年“二七”陂头联席会议后，毛泽东对土地斗争提出了“一要分，二要快”的要求，并且颁布了《赣西南土地法》，赣西南、闽西苏区各地很快兴起土地革命高潮。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切实的利益。“赣西南有卅余县分了田地，都是没收一切土地，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以原耕为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平均每人可分至少三担谷【13】，至多十二担谷，五六担谷占大多数，二担的地方多半靠山，山上有出产，如茶、油、竹、木、柴火等类。”【14】

在闽西苏区，各县党组织积极领导广大农民深入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上杭县在1929年7、8月间，全县除中都、宫庄等一些地方外，其余大部分地区都分配了土地，共有18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永定县在1929年10月也完成了分田工作，全县38196户，146200人，分得土地297723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35万亩的85%以上，人平分得土地2.03亩。”【15】

除了中央苏区毛泽东等人对土地革命的探索外，全国其他苏区的共产党人，都依据中共“六大”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了各具本地特色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如鄂豫皖苏区制订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分“没收细则”、“分配细则”、“附则”三大块共21条，将土地分配和没收等原则进行了细化。又如，左右江苏区通过的《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分七个部分41条，详细规定土地分配的原则和办法。

各苏维埃区域的土地革命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的土地制度，摧毁了旧的经济基础，对广大劳苦大众的切身利益带来了深刻变化。

土地革命给农民带来的利益，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进行了12个方面的归纳，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也进行了总结：“生产结果落在自己的手里，因此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粃，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16】。

3．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完善党的政策，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首先是健全地完善苏维埃法制，保障群众政治利益。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政治制度的构架上，健全了民主选举制度、代表会议制度及工农检查制度等，充分保证了广大工农群众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建议权及监督权，真正让群众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群众依靠《宪法大纲》《选举法》《选举训令》等法令、法规，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实行选举，把群众所信任的优秀分子选进政府机关工作；并依据《工农检查部的组织条例》等法规，及时检举和驱逐政府机关里的腐败分子，不断纯洁苏维埃干部队伍。同时，还依据代表会议制度的规定，让群众积极向政府机关提出合理化建议，充分参政议政，真正做到“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17】。

毛泽东1933年作的《才溪乡调查》，系统解剖了根据地建设的一个典型，科学总结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其中关于群众民主意志、监督意原得到充分表达的情况有详细描述。毛泽东在文中记载：“候选名单，下才溪乡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个名下注着‘官僚’二字。”【18】

其次，制定各项经济的基本政策。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各级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领导群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及整顿市场运动。进而使苏区农业连年丰收，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拥有造纸、织布、织袜、炼铸、铸铝、造农具、烧砖瓦、制烟、熬硝盐、制陶器、造船等多种行业；商业也逐步打破敌人的封锁，一些紧缺物资也能运进中央苏区，极大地满足了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改善了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

再次，中央苏区通过大办教育，满足了群众文化利益追求。苏维埃政府逐步建立起新的统一的苏维埃学校教育制度，形成了一整套由初级到高级、由一般到专业的教育体系。除创办高、中等专业教育学校外，还更为普遍地建立了适应儿童学习的少年教育列宁小学，适应成人学习教育的夜校、星期日学校、短期职业学校，及更为灵活的识字班、识字组、识字牌、识字站等。这些为唤醒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苏区教育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以至于埃德加·斯诺不无惊叹说道：“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19】

4．苏区干部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实践者

如何对待利益，把哪部分群体利益放在首位，是判断政党性质的第一标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实现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放在首位，这是共产党人根本的利益观和价值追求。

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在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宣示了，他们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实践者。

一扇天窗，透过的是对百姓的情怀。毛泽东曾说过：“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20】不仅制定政策要这样考虑，而且在日常生活细节上也必须体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中央苏区时期，瑞金叶坪村有一幢房子，原是一谢姓地主私宅，后由苏维埃政府没收分配给谢大娘居住。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进驻叶坪村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就设在这幢房子里。房东谢大娘就把自己住的楼上的房间让给了毛泽东居住和办公，自己则搬到了楼下的房间居住。

有一天，毛泽东看见谢大娘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便问她，天气有点凉了，怎么不进屋去呀？谢大娘不经意地说：“屋里光线太暗，不方便，门口亮堂些！”随后，毛泽东走进房间察看，原来房子建筑本来就存在问题，楼下房间狭窄，窗户安得高又小，屋外一棵大树又恰巧遮住了光线，屋内确实很暗，即使是白天，如果不点灯的话，也不方便。看到这个情况，毛泽东默默地离开谢大娘，立刻找来管理处的同志，商量着为谢大娘解决采光的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管理处的同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买来了玻璃瓦，请来了泥木工，将大娘房间一侧的楼板锯开偌大口子作为“天窗”，然后在天窗上方的屋面上换上了玻璃瓦。不到一个上午，原来阴暗潮湿的房间豁然明亮起来，温暖的阳光从玻璃瓦透过天窗照进了房间，也照进了谢大娘的心里。毛泽东帮助谢大娘开天窗的事，很快传遍了瑞金。当地的老百姓还编成了歌谣传唱：“哎呀嘞，有一个故事你听我讲。毛主席跟我开天窗，开出个天窗明又亮（介之个）；共产党，就是那天的红太阳。”【21】

这扇奇特的窗户，透过的不仅仅是缕缕阳光，它折射出的是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疾苦的高尚情怀。

红井，盛满的是群众切身利益。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来沙洲坝以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村子里的元太屋办公和居住。

当年的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不仅无水灌田，就连群众喝水也非常困难。

在这里居住不久的毛泽东即发现，当地群众喝水很困难，都在池塘里挑水喝。为此，他把解决沙洲坝群众饮水难的问题时时挂在心上。

一天，毛主席和他的警卫员选定一块长满油草地的地方，开始挖井。挖到约有两三尺深，毛主席抓起一把泥土在手里捏了捏，对警卫员说：“行，井位就定在这里，你去叫人来挖。”于是毛主席挖井的事，立即传遍了全村，众人都主动地找着锄头铁锹，齐集到村头和毛主席一道挖井。

沙洲坝的村民原本特别讲究风水，说在村子里挖井得罪旱龙王。毛泽东风趣地做群众的工作说，“如果旱龙王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算账好了！”这样，大家说说笑笑，不到一天工夫，一口井便挖成了。从此，沙洲坝的乡亲喝上了井水，结束了祖祖辈辈挑塘水喝的历史。因为井是红军来了以后毛主席亲手挖的，所以乡亲们给这井起了个名字叫“红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这里被国民党占领。国民党当局知道这口井是毛泽东和红军战士特地开挖的，就下令把把井填了。

“国民党白天填，夜晚沙洲坝群众挖开，这样反复了多次”【22】，于是，国民党当局明白了，这不是一口井的问题，而是当地百姓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的表白。这样，反动靖卫团使下了一道禁令：“谁再挖井，砍谁的头。”乡亲们只好以新的方式与敌人斗争，每天晚上，他们悄悄来到井边，默默围坐着，低头抚摸拆毁的井垣，抬头遥望北斗星，心里念着红军、念着毛主席，只盼红军能早点打回来。

1949年10月，瑞金解放了，沙洲坝人民将毛主席带领军民开挖的这口井进行了全面整修，并尊称其为“红井”，在井旁树立一块石碑，上书：“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近80年过去了，红井的水依然清澈见底。在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当地群众眼里，红井盛满不仅是清澈甘甜的水，更是当年苏区干部关心群众利益的见证。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6】苏联《真理报》社论，1927年7月26日。

【7】指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8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9页。

【1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13】这里的几担谷是指能收获多少担谷的土地面积。赣西南各地算法不同，从3担谷至6担谷为一亩不等。

【14】余伯流等：《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15】余伯流等：《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16】《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17】《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1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页。

【19】[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21】傅克诚主编：《苏区干部好作风》，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2】王先文、钟惠林：“永远的红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3月17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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