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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定信念：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书名： 苏区干部好作风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7244 更新时间： 2024-11-12 12:00:22

理想信念的力量，是灵魂，是支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苏维埃区域，无一不是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势力的包围之中。因此，在农村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以及成立的红色政权，时刻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和考验，特别是在危难之时往往有人发生动摇和彷徨，甚至背叛。

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对革命前途产生的悲观情绪，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在文中根据全国已经普遍出现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在认识上开始考虑把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同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形成了先全国各地红色政权建立，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再到取得全国政权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构想。这一构想紧密结合中央苏区革命实践，揭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规律，坚定了广大苏区干部坚定革命的信念。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灵魂。

1．白色恐怖后的点点星火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对共产党实行斩尽杀绝政策，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和摧残，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优秀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壮烈牺牲、血沃中华。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者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这时，“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这几个月以来中国革命的领袖及群众死于南北军阀刽子手之下的，连数也数不清”【1】。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党内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失望，脱离党的组织，有的甚至堕落到与敌为伍。根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全国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也受到严重摧残，工会、农会被迫关闭，全国有组织的工人由300万下降到3万，各地农村协会的910万会员大多解散。

面对国民党的屠杀，中国共产党没有屈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2】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现实选择。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接着，八七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底，党在全国各地领导发动了200多次武装起义。如：1927年4月至10月中共东江特委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农民起义；同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同月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海南乐会、万宁、琼山、定安、临安、澄迈等地农民起义；同年10月马尚德（杨靖宇）领导的河南确山农民起义；11月中共鄂东特委领导的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和江西万安、泰和、赣县、兴国等地农民起义；12月张太雷、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组织和领导的赣东北弋阳、横峰农民起义；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发动的湘南暴动；同年3月，贺龙、周逸群在湘鄂边桑植发动的起义；从3月到6月，郭滴人、邓子恢在闽西龙岩，张鼎丞在闽西永定先后发动的农民起义；4、5月间，陕西省委和刘志丹、唐澍等领导的陕西渭南、华县农民起义；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邓小平等在广西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形成了群雄四起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局势转变。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主观认识程度上的失误，这些起义大部分遭到了失败。但是，他们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和英雄气概，特别是为创建农民根据地打下了基础。“秋收武装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3】

这些起义及其所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建立工农大众自己政权的实践尝试。此举所燃起的星火，吻合了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的人民夺取政权的必然选择——“武装斗争是通过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4】结论。

2．中国革命“怎么革法”，“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完全弄清楚”。

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有暴力革命学说的论述。但中国共产党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找到符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

对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人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土地革命的重大方针，对此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但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革命的重心放在哪里？即走什么道路进行革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5】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要不要走“俄国模式”道路问题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曾经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通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诞生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成功产生了城市工人运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俄国城市中心道路。因此，城市中心道路曾经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成功道路，它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翻身求解放的一种现实选择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度把主要精神用于做城市群众工作，发动城市民众，通过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的具体行动。

问题在于，城市中心道路是不是唯一道路？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否定了全国低潮的革命形势，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在革命道路上，忽视中国社会的特点，轻视农民的力量，坚持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认为“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6】，提出“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7】。

理论上的偏颇导致了实践工作中的失误，一些根本不具备武装起义条件的地方举行了无任何胜利把握的武装斗争，中央错误地命令在一些大城市组织发动武装暴动，结果是起义连续暴发，又连续遭受失败。事实说明，当时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当然，要求处于历史大变动时期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就对所有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顺利解决所有的复杂问题，是不太现实的。正如后来周恩来所说：“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还说：“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8】

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探索和检验，才是进一步认清中国革命的规律，从而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3．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一条全新的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凝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时期对此作出了卓越贝献。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关于这条道路的理论在大革命后期就开始萌芽，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时期就已成雏形，在抗日战争时期日臻发展完善。这个探索的理论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

毛泽东写于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指出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名《给林彪的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文中明确地表达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批评了“城市中心论”和背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认识。

首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高度，指出了建立红色政权的意义，指出了这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9】。毛泽东针对林彪等人的悲观情绪，批评其“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10】，总是妄想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并指出“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批判了“城市中心论”，认为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只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11】，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

其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形式，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毛泽东多次强调：“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2】本文虽然没有出现“农村包围城市”、“以乡村为中心”等字眼，但通篇贯穿的是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认识，因此，已经具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正如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13】

再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见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

毛泽东认为，红色政权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中国革命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他提醒“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14】，是不切合当时实际的，所以，急于在中心城市发动起义，企图用一两次武装起义就消灭反动力量，不愿意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认识。事实上，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是强大而又凶残的，革命的力量又是相当弱小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能逞一时之勇，同敌人打消耗战，而是必须通过革命的力量积累，逐步壮大自己，逐步消灭敌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内容，脉络已经很清晰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已基本形成。

4．在各种挫折和困难面前，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动摇

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创与形成，是在同“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在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中，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30年上半年，党内出现了一种以李立三为代表的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强调中心城市和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他对毛泽东等人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15】

“左”倾中央不仅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在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行清算，从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批评发展为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排挤和打击。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冠以“右倾危险”、“机会主义”等帽子。

毛泽东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指责，可以忍受，但他不能眼看着中国革命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主导下，滑向看不见胜利希望的城市中心道路的深渊。因而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城市中心倾向质疑和提出批评。

1932年初，“左”倾中央提出红军“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命令红一方面军去打赣州，攻赣受挫后，在赣县江口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时，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不顾主客观条件，继续主张贯彻中央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坚持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同国民党军队相比，数量还是很小；各苏区仍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在这种形势下，红军不能进攻中心城市。因此，他主张中央红军应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使中央根据地同赣东北、闽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依托有利地形，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但是，苏区中央局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继续贯彻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在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央自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以来，七个月来的方针是错误的，并反对中央主张继续夺取中心城市的决定。会后，“左”倾中央错误地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领导职务，剥夺了他在军队中的领导权。

毛泽东是坚定革命必胜信念的典范。即使在个人受到各种打击和排挤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坚信，只要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模式坚持下去，中国革命肯定会取得胜利。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揭示的革命道路理论，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坚决抵制“左”倾错误干扰的结果。这一理论是马列主义本本中找不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正如胡耀邦所说，“找到了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所以有毛泽东思想，所以干成了中国革命。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拘泥于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近代欧洲革命的传统模式，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16】

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既充满了对敌斗争的考验，也贯穿着和革命队伍内部思想路线的纷争。没有坚定星火燎原的信念，就不能开创这块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力量，把中央苏区军民铸造成钢铁团队，这种信念焕发出强大的动力，激发了中央苏区干部的坚强毅力，使他们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树立了坚定的奋斗目标，成为苏区干部作风的灵魂，这种高尚的灵魂，处处见之于苏区干部的革命斗争实践中。

这里仅举安远县尊三围及陈耀古的例子，以窥一斑。

陈耀古：骨头比铁硬，信念比天高。在当年的中央苏区安远县镇岗乡，至今还保留着被国民党摧毁的客家土围遗址——尊三围旧址。尊三围是当年安远县镇岗乡苏维埃政府驻地。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粤军第四十四师集中两团兵力进攻尊三围。乡党支部书记陈耀古，率领党支部成员和赤卫队员、革命群众，固守围内，与敌人血战40余天。6月24日，敌军依仗数架飞机狂轰滥炸和占压倒优势的兵力，攻破土围。坚守围内的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157人（其中包括20多名儿童和7位孕妇）全部被俘，无一人屈服，全部被敌人杀害，仅剩1人夹在死难烈士遗体堆中死里逃生。

其中，乡党支部书记陈耀古等人被捕后，在国民党威逼和利诱面前誓死不降，最后，他们被国民党用铁丝串着锁骨，几个人连在一起，被拉到河边枪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坚守。尊三围被夷为平地，陈耀古等157人也倒下了，但是，被夷平的只是一座建筑、倒下的是157个血肉之躯，在这里升起的却是追求信念崇高精神。我们甚至还能感受到，每天与太阳同时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本就来自包含陈耀古等在内的千千万万名先烈的力量。

【1】周恩来：《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载《布尔什维克》第1卷，第3期，第69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3】《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0页。

【6】《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8】《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78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页。

【13】《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15】李立三：《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1930年4月2日。

【16】胡耀邦：《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又见《中共党史研究》，198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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