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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书名： 苏区干部好作风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10648 更新时间： 2024-11-12 12:00:22

1．中央苏区的开辟，传承了井冈山精神，奠定了创立干部好作风的基础

苏区干部好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苏区的艰苦斗争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

中华民族在长期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培育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爱国至上，精忠报国”“一身正气，救民于火”“敢为天下先”等优良传统和品格，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是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时形成党性、作风的体现，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解释和理论解释。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先进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

井冈山精神脱胎于5000年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精华，但丰富和发展了5000年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精神，是在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创造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是在革命斗争年代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传统，是其他革命精神的创造性萌芽。这种以革命精神为主体的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内涵，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形态，但又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的统一。苏区干部好作风，正是中华民族和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井冈山精神的内涵。

1929年1月，为了粉碎湘赣敌军对井冈山发动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红军部队占崇义，取大余，入定南，首战大柏地，击毙郭凤鸣，军心大振，威震闽西，建立了长汀县红色政权。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认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一战略方针的确定，揭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此后，赣南、闽西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红军攻占于都、兴国、宁都县城，建立了赣南三县红色政权；随后，红军第二次入闽，三克龙岩，攻占上杭，建立了永定、龙岩、上杭等闽西三县红色政权。朱毛红军由此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安营扎寨。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经受了红四军党的“七大”风波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重回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并于1929年12月召开古田会议，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总结红军初创经验，从而统一了党内认识，确定了建党建军纲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定势、规模始露端倪。

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信，构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框架。“二七”陂头会议后，赣西南、闽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高潮，广大贫苦农民获得土地，革命热情迸发，红色地方武装和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发展。在此基础上，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同年5月，毛泽东在率领红军第三次入闽回师赣南分兵之际，利用战争间隙在寻乌做社会调查，撰写和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原为《调查工作》）这一重要文献，首次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思想。1930年六七月间，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相继成立。随后，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一时名震全国。8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全军发展至近4万人，占全国红军的三分之一以上。9月，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久攻不克。10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抵制了“立三路线”，撤围长沙，挥师江西，攻克吉安重镇，建立了以曾山任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苏区横断半壁，红透南国，从而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江西苏区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胎盘”。

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全国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时，决定将全国现有苏区统一划分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皖边、闽粤赣边和左右江等七大特区，并确定以江西的赣西南苏区为中心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并称之为“中央苏区”、“中央区”；并且规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在赣西南苏区。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粗具规模。

红军和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惊恐和仇视。1930年10月底开始至1931年9月，蒋介石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三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迎来了根据地的迅速扩展和中央红色政权的诞生。至1931年9月，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胜利召开。随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

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周恩来为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首府瑞金改名为“瑞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党、政、军首脑机关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此正式确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政权、武装、群团、法制、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从而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经济实力，巩固了红色政权，改善了民众生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

至1933年8月，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七军团，近10万人；中央革命根据地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共同在革命战火的考验中成功开辟的。面对各种艰难曲折，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传承了井冈山精神，奠定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坚实的基础。

2．在开创中央苏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井冈山精神，创立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一系列全新的斗争，遇到的困难和艰险更是前所未有，斗争的残酷性、任务的复杂性、工作的艰巨性，更需要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做细致的工作。在中央苏区斗争时期，外临国民党强敌不断发动的军事进攻威胁，内有军事动员、政权建设等一系列工作，苏区党和政府的最主要工作和最迫切的中心任务是如何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配合红军，用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最大限度地保卫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坚定理想信念，勇于克服困难。坚定理想信念，是指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念，它是井冈山军民和苏区军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在秋收起义失利、向井冈山进军的时候，毛泽东就针对部队情绪比较低落的情况，引用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话来鼓舞士气。他形象地向战士们解释说，国民党反动派就像一口大水缸，我们就像一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千百万工农群众，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能够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要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念。

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无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还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人民军队同时也是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特别强调：“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制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1】1927年12月，在总结攻打茶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毛泽东向广大官兵强调指出，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人民的军队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及负责筹款，这是历史赋予军队的光荣使命，也是部队对人民群众应尽的义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三大任务”的制定，不仅明确了军队建设的方向与宗旨，而且明确了工农红军所担负的任务，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它集中体现了红军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和军民一致的新型军民关系。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无限热情。他们义无反顾地参加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斗争，用简陋的武器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生死搏斗，用满腔热血捍卫井冈山的红旗，他们倾其所有支援红军，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粮、送盐，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了重大的牺牲。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执政为民的具体实践，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关心群众利益，关注群众疾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就提出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要把人民群众的土地分配、劳动互助、柴米油盐问题，从妇女生孩子到学生上学问题，从修桥铺路到防病治病问题等都提到干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二苏”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2】苏区的党政干部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牢记党的宗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从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做起，从群众的生活小事做起，真心实意为苏区群众谋利益。苏维埃机关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千方百计帮助群众解决吃水困难、生活困难、生产困难等。在得知瑞金沙洲坝群众吃水困难的情况后，毛泽东带领干部和群众，自挖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沙洲坝群众吃水难的问题，当地人民亲切地把这口井称之为“红井”。此外，像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车水抗旱，周恩来、张闻天等帮助红军家属挑水、砍柴，各级苏维埃干部帮助红军家属和缺乏劳力的贫苦农民铲草犁田、车水抗旱、施肥割禾，送钱送粮、请医送药的事迹不胜枚举。1933年春，兴国县长冈乡塘背要贫雇农马荣海家房屋不慎失火，烧毁一间半房屋，乡苏维埃政府干部立即发动群众捐款帮工，为马荣海重建了房屋；长冈乡红军家属刘长秀家中缺粮，乡苏维埃政府干部及时送米上门，解决了困难。正是苏区广大干部把群众利益始终放在首位，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所以长冈乡的人民群众才会由衷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3】

1932年夏收时，红军烈士刘泮琳家近10亩稻田还没翻耕插秧，且季节催人，亲友们又忙不过来，烈士家人非常着急。一位好心的乡亲把烈士家的困难向邓小平作了反映。第二天清晨，邓小平就亲自带领中心县委机关干部、战士，来到刘嫂家的田里，翻地的翻地，拔秧的拔秧，莳田的莳田，连续干了好几天。烈士家的田及时种上了晚秋作物，刘拌琳烈士的老父亲更是感动万分，几次拉着邓小平的手说不出话来。

事后，邓小平专门召开了一次区、乡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反复强调优待红军家属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关心人民，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尤其要做好。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坚决纠正优红工作中的偏差。会后，各区、乡都修订了优红措施，组织了帮耕队、代耕队为烈军属服务，健全了“共产主义礼拜六”劳动制度。逢年过节，中心县委还组织人员登门慰问，从而解除了红军家属的后顾之忧。

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1927年党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一时期内，党一直仍以城市为工作重点。而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另辟蹊径，向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农村进军。他在后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说，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

毛泽东借鉴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占山为王”的经验，认为“历史上没有消灭过山大王”。中国南方的广大山区，“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长莫及。“上山”，是保存和积蓄革命武装的有效和正确途径。这一极其大胆的设想，在马列主义书本中当然找不出来，它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也明显不同。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召开的会议上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改变原来“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确定“上山”，向湘赣边界农村和山区进军。他动员大家说，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从“攻打长沙”到“引兵井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为解决中国革命遇到的一系列新问题，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先后在宁冈马源坑、苍边，永新的塘边村等就土地占有、税收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写下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开展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从根据地实际出发领导苏区革命斗争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过程中，先后开展了寻乌调研、兴国调查、东塘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0多个调查，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多部调查著作。特别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更高层次上阐明了中国革命独特道路所赖以形成的思想基础。在这篇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还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并概括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以和主观主义的唯上、唯书的思想路线相对立。这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初表述。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毛泽东对那种动辄搬用苏俄经验和做法、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左”倾教条主义发出的声讨。毛泽东说：“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6】

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新的科学概念，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提出的这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政治上已开始进入成熟阶段。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产生与发表，不仅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艰苦奋斗，官兵平等，共克时艰。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自尊、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又一重要内涵。

国民党在对井冈山进行频繁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在经济上实行严密而又残酷的封锁，制定严厉措施，断绝井冈山根据地同外界的任何物资交流及经济来往，妄图把井冈山军民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而当时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内，“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红军的物资供应成了极大的困难。数千红军指战员每人每天只有不足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要从中抠出一部分作为伙食尾子，发给大家作为日常的零用。生活费用的严重不足，物资供应的缺乏，造成指战员营养不良，病员剧增。加上战斗负伤者与日俱增，因此伤病员一度达到近千人，约占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然而，根据地内的药品、医生都奇缺。有时，甚至连消毒酒精及麻醉药品都没有，以至伤病员在动手术时要忍受巨大的苦痛。

当时，盐是最为奇缺的物资，宁冈、永新两县甚至一度食盐完全断绝。食盐的匮乏，进一步威胁到全体军民的生命与健康。寒冷的冬天，广大指战员又备受缺衣少被的煎熬，无时无刻不受到严寒的袭击。“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7】

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给广大军民在生活上造成了重重困难。正如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起草的一个决议案中所说的那样，“有时真是到了极度【8】”。然而，困难压不倒英雄的井冈山军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他们上山挖野菜替代粮食充饥；缺医少药，就采用中草药，用竹片、剃头刀、白棉布等替代医疗器械；食盐运不进来，就动手熬硝盐，以既苦又涩的硝盐代替食盐；缺少武器弹药，就自办兵工厂、军械所，利用简陋的工具，自己动手制造单响枪、土地雷、土手榴弹等。为了促进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还在各地开辟红色圩场，开办各类公卖处，鼓励中小商人开店经商，参与市场流通，开展对白区的贸易。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率先垂范，为广大军民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他们同普通战士一样，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每次发伙食尾子，战士是两角，从班长到军长也是两角。断粮期间，他们同战士们同吃野苦菜。毛泽东还对战士们说，野菜虽然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革命军队要不怕一切啊。在湘赣边界还广泛地传诵着“朱德的扁担”的故事，它是毛泽东、朱德等一代伟人同井冈山军民艰苦奋斗、患难与共的真实写照。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的石柱上，至今还镌刻着当年红军留下的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1930年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驻兴国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晚上，中共兴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来到县城横街胡屋巷的毛泽东住处，参加地方干部会议。有位干部看见毛泽东穿着一双白天行军的黄麻草鞋，关切地问：“毛委员还没有洗脚吗？”毛泽东点点头说洗过了。这位干部恍然大悟地说：“哦，毛委员还没有布鞋和袜子。县苏维埃政府里面还堆着不少群众送来的慰劳品，我去拿几双鞋袜来。”毛泽东叫住了他，说：“我有黄麻草鞋就够了，鞋袜明天发给战土们吧！”站在旁边的县委书记刘经化感动地对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们说：“同志们！你们看毛委员太冷天只穿黄麻草鞋。而我们不少同志却在布鞋外面套草鞋，而且都是拿的慰劳品。”刘经化的一席话，不少干部都羞愧难当，悄悄地把布鞋脱下。

开完会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兴国的干部说了一句话：“同志们！现在是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只有脚穿草鞋，吃苦在前，群众才能拥护我们，革命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9】

毛泽东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兴国的干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大家自觉地以毛泽东为榜样，脚穿草鞋，身背斗笠，艰苦奋斗干革命。

苏区斗争时期，由于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后方军事机关比前线部队的定量更少。红军总部每人每顿二两多米，放在一个蒲包里煮着吃。为防止拿错，蒲包上还贴了各人的名字。为了让年轻的战士能吃饱饭，朱德总司令把自己的一包饭省下来给战士吃，饿得不行，就喝水充饥。后来通过警卫员知道事情的真相后，战士们再也不肯吃朱总司令让给他们的饭了。但是通过这件事，他们更加尊重朱总司令，也懂得怎样面对困难、战胜困难。

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造就密切联系群众的苏区精神，培育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好干部，赢得苏区人民衷心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理论文章。为了批判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培养党员干部的实事求是作风，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本本主义》，周恩来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等。在这些理论著作中，毛泽东等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党内思想路线。为了总结和宣传苏区军民顾全大局，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依靠群众，百折不挠，敢于斗争和胜利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等报刊上宣传苏区军民中的先进典型。毛泽东还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高度称赞兴国县苏维埃干部的工作，称他们是全苏区工作的模范，并亲自书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制成奖牌颁发给兴国县。

3．区域环境、客家文化的特殊性，使苏区干部好作风有了新的内容与特色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赣西南、闽西、粤北等21个县，几乎都是客家人聚居地，红色根据地与客家区域几乎重合，使客家精神提升为苏区精神及苏区干部好作风奠定了基础。

赣闽粤边界地区以低山和丘陵为主，整个地区被山脉所分割，低山、丘陵、狭长谷地和平台纵横交错，成为赣闽粤边的自然景观。这种地理特征对客家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山区的地理环境是客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赣南、闽西和粤东三角地带的客家人居住地，受山岭阻隔的影响，交通阻塞，正是这种地理态势，使客家人受外界影响和渗透比较小，有助于客家先民保持中原先进文化，避免被外界所同化、消解。正是客家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有一定独特性的客家文化才得以孕育形成。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赣南、闽西等家有聚居的地区，逐步形成了强烈的家族意识和民族意识、聚族而居与敦亲睦族的伦理、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勤俭持家和重农务本的意识、穷则思变和勇于革命的精神的客家文化，成为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重要源泉。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的建立，客家人的摇篮和大本营——赣闽粤交界山区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成为共和国的摇篮。

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提升了客家文化的革命意义。客家人作为当地土著的外来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经常受到土著的欺凌。客家人为了摆脱这种边缘性的社会地位，需要同自然的力量和土著的势力作斗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客家人都能保持艰苦创业、勤俭奋发的特性，崇尚求真务实的为人处世态度。而且由于客家人的贫困，他们不安于现状，不甘心外力之约束而力求改变自身命运。特别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和自由，他们更体现了强烈的反抗和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客家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具革命倾向的群体之一，也使得客家人成为中国革命的天然同盟军，所以，在每次革命发生的时候，客家人便会积极地投身和踊跃地参加中国革命。

20世纪3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苏维埃革命，为客家人翻身提供了机会。他们认识到，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使客家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成为社会的主人，同时经济上也会获得彻底的翻身。因此，客家人积极参加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客家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的主体。因此，客家人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伟大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客家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革命精神向高层次的中国革命精神转化，并形成了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

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提升了客家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内涵。爱国主义是客家精神的主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革命发生后，客家人积极参加苏区革命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爱国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必然表现在革命精神中。爱祖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将进一步提升客家文化中的“忠君爱国”内涵，将客家文化中的“君”置换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将客家文化中的“爱国”内容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提升了客家人的形象。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客家子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据统计，在中央苏区县团以上的红军将士中，客家人有536人【10】，涌现出像陈奇涵、杨成武、刘亚楼、叶飞等一批优秀的红军将领，彰显客家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9】傅克诚：《苏区干部好作风》，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0】舒龙：《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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