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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战争硝烟的铸就
书名： 苏区干部好作风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9415 更新时间： 2024-11-12 12:00:22

1．苏区革命战争的特点——从反“进剿”、反“会剿”到反“围剿”

苏区干部好作风铸就于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那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从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反“进剿”、反“会剿”到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人民武装力量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为新生的人民政权诞生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和权利。因此，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这是总结中国革命血的教训后得出的结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由于共产党人没有掌握革命武装，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员人数由5万多人锐减到1万多人，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2】中国革命进入了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种革命战争，是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3】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没有经验可借鉴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它既不能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又不能照搬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的经验，应该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进行。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一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二是敌人的强大；三是红军的弱小；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

从192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湘赣边、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海陆丰等地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府。同时，为保卫革命果实，积极进行反“围剿”作战。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斗争，规模大、影响深远，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缩影。

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毛泽东率领根据地军民，先后粉碎了江西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四次“进剿”和湘赣两省敌军发动的两次“会剿”，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16字诀，为人民武装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对敌军事斗争无论是战斗规模、斗争时间，还是参战人数、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井冈山斗争时期。

1929年初，红四军出击赣南，实施“围魏救赵”战略计划，实际上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1930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4】

在前委的领导下，红军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广泛开展革命斗争，建立革命政权。1929年7月和1930年2月，先后召开了中共闽西一大和赣西南一大，相继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并于1930年6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军团，8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军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成立，使红军的兵力更加集中，组织更加统一，不仅建立和完善了红军的组织指挥系统，而且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歼灭更强大的敌人创造了条件。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成为中央苏区发展的重要支柱。

1930年10月初，红一军团攻克吉安；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宣告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江西红色区域的革命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为中央苏维埃区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明确决定：“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5】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红军力量的壮大，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惊恐不安。从1930年至1933年，蒋介石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围剿”。

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告父老文告》，将“肃清共匪”列为其治理国政“五项政治措施之首”，抽调10万之众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就此开始。

1930年12月7日，蒋介石亲赴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红一方面军依据总前委制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12月30日和1931年1月3日，分别在龙冈和东韶全歼国民党张辉瓒第18师两个旅及师直属队、谭道源师一个多旅，活捉敌师长张辉瓒，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调集18个师又3个旅共计20万兵力，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从5月16日至5月31日，15天时间，红军从江西到福建，横扫700里，先后取得白云山、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战役的胜利，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6月，蒋介石调集23个师又3个旅共计30万人，并亲任总指挥，并聘用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采用“长驱直入”的方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实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从7月1日至9月15日，77天的时间内，红军先后取得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战役胜利，歼敌万余，俘敌1.8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0月，蒋介石集中近3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此时，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中央，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但是，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克服“左”倾错误的干扰，先后取得黄陂、草台冈战役的胜利，大部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精锐之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3个师又8个旅和5个航空大队总兵力50余万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已经迁入中央苏区，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左”倾错误对中央苏区的干扰更为直接，特别是博古指定的、自封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的错误指挥，虽经广大红军战士浴血奋战，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沦陷。

从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开始实施“围魏救赵”战略计划，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前后不到6年时间，在中央苏区8.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过的大小战斗有多少，很难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从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开始出击赣南，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8.7万余人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实施战略转移，也就是在前后不到6年的时间内，红军力量壮大20多倍（尚不包括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这为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闽西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诞生，特别是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经过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31年11月1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开幕。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法律。

11月19日上午，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按苏维埃组织法规定的程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项英和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会议同时还选举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时称人民委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此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树立了一面旗帜。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的劳苦工农大众，真正开始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苏维埃共和国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中共对全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创造了条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经济文化政策，对苏区建设，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大飞跃。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制度统治了2000多年。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三座大山的统治下，中国山河破碎，百业凋零，社会黑暗腐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是一个完全推翻了三座大山统治、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6】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是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享受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7】广大劳苦工农大众掌握政权，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的支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在这个新型国家里，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实行定时工作制，妇女得以翻身解放，全体苏区民众享受了真正的民主权利，经济建设尤其是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得到振兴，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这种社会进步和历史飞跃是中国人民长期梦寐以求的。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对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等一切剥削阶级和其他反动分子实行专政。“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8】同时剥夺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利用革命武力和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这种由全社会绝大多数人拥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只对极少数人实行专政的政权，是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根本对立并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的新型国家政权。它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新生事物，它完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一大批普通劳动者成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革命战争的血火洗礼，进一步坚定了革命者的信仰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面对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毛泽东不断对广大军民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由于受到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干扰，井冈山斗争曾经历过“三月挫折”和“八月失败”。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井冈山根据地内出现了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对此，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在遭遇“八月失败”后，革命队伍中又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前途流露出悲观的思想情绪。为了坚定井冈山军民的斗争决心，毛泽东在1928年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科学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存在和长期发展的客观依据。他明确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9】

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红四军内部在建立根据地、帮助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政权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一些同志对做艰苦细致地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感兴趣，喜欢走州过府打大城市，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对时局的估量较为悲观，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根据他对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认识，结合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回信。毛泽东在信中深刻分析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因；批评了林彪等人认为应先在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然后来一个全国总暴动，再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指出这“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10】并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11】

毛泽东在信中系统地总结了两年来红军斗争的实践经验，最后展望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充分地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由小块红色政权到全国“星火燎原”的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这是毛泽东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之后又一篇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这几部重要著作的发表，在苏区广大党员、红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中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胜利的旗帜，对坚定苏区军民坚持斗争、开创新的局面起到了激励人心的重大作用。

4．革命战争使党、红军与人民群众结成了紧密的联系，形成了军民鱼水关系

在战争威胁到来的时候，苏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同仇敌忾，积极进行战争准备。193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中排村主持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进一步统一了红军指战员的思想认识，为反“围剿”作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会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总前委起草并向全军和苏区军民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宣传动员材料，全面科学地分析了红军必能打败敌军、争取反“围剿”胜利的八大有利条件：（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是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在战争面前，苏区军民表现出了巨大的奉献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各地苏区群众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将家中的油盐柴米和锅碗瓢盆等日用物资，严密隐藏；将碾米用的砻、碓抬进深山或沉入水塘，并且破坏水源，困饿敌军。苏区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根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通告第一号——迅速组织侦探队灵敏消息》的要求，都组织了侦探队，专门负责侦探敌情，将每日所得情报，由乡、区、县逐级报告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妇女和儿童团员因不易引起敌人注意，在侦探敌情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及时递送情报，除原有的赣西南赤色邮路外，省苏维埃政府还在吉安设立了秘密交通总站，各县、区也设立了秘密交通网，使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能及时得悉各方情报。

红军主力集结地所在的宁都及邻近的兴国、于都县和于北区等苏维埃政府，筹集了大批粮油、食盐、木柴、蔬菜，秘密储藏起来，准备随时供给红军使用。各县、区苏维埃政府还根据省苏维埃政府要求，选择适当地点建立起兵站，专门办理红军给养和收容红军伤病员事宜，并且抽调精壮赤卫队员组织担架队，准备随时上前线支援红军作战。

地方武装积极活动，紧密配合主力红军牵制和疲惫敌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11日宣布成立全省军事委员会，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健全了军事部。各级军事部除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主力红军外，还大力发展和加强地方武装，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站岗放哨，封锁消息，骚扰牵制敌军，使侵犯根据地的敌军提心吊胆，日夜不安，陷于困境。兴国县红军独立师还直接配合罗炳辉率领的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在泰和、兴国、吉安三县边界地区警戒和牵制敌军。

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军，迅速扩大红军。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于1930年11月12日就扩大红军问题发出军字第二号《通告》，指出：“猛烈扩大红军是准备阶级决战的主要条件”，“赣西南各级政府目前主要工作之一是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红军”。【12】《通告》指出了各地扩大红军时应执行的正确路线和具体方法，强调要做好宣传动员和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建设好红军预备军（独立团），以便能随时调动上前线，加入红军。

组织群众开展对敌宣传，瓦解敌军斗志。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1930年11月10日发布了《宣传动员令》，公布了对敌军宣传的12个口号，要求“立即动员全体工友、全体农友、全体红军兄弟长官，个个都拿起笔来写那十二个口号，不但在屋外写还要在屋内写，工友、农友在自己的屋子内，红军宿营地屋子内、前壁后壁右壁左壁堂屋内、睡房内、厨房内、毛厕内一概给他们写得满满的，不要怕写坏了房子不好看，我们穷人，不要什么好看，不要用纸贴，一概用笔写，乡村由苏维埃领导写，红军由士兵委员会领导写……”【13】

江西省行委还要求“在敌人进来之后，应坚决动员一般老弱残废的老头婆子及幼小活泼的男女孩，用各种方法去与白军士兵接近，乘机宣传及侦探其一切情形”；妇女群众“利用卖小菜小物或替白军士兵洗衣等，去接近他们谈话借以宣传”【14】，将对敌宣传品寄送或直接散发到敌人队伍中去。这些宣传措施对瓦解敌军斗志产生了重大作用。

正是在苏区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依靠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大量有生力量，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军军心和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有力地保卫和巩固了中央苏区。即使在反“围剿”战争最困难的时刻，中央苏区的基本区域仍掌握在红军手中，即便是被国民党军队暂时占领的苏区，各级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仍然领导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军展开顽强斗争，想尽办法积极支援红军作战。红军在每次反“围剿”胜利后，都不失时机地开展群众工作，扩大苏维埃区域和游击区域，从而使中央苏区的版图不断扩大。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江西中央苏区和闽粤赣（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使苏维埃区域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正式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苏区干部和人民群众得到了锻炼与考验。经过战火的考验，苏区干部的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融洽。经过战火的洗礼，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真正感受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从而更加真心实意地拥护党、拥护红军。

【1】《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4】《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军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67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页。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12】《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8页。

【13】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宣传动员》，1930年11月10日。

【14】《江西省行委通告第十一号：加紧团的工作，号召广大青年群众实行阶级决战与团目前的工作》，193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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