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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求真务实：坚持“反对本本主义”
书名： 苏区干部好作风 作者： 晓山 本章字数： 5588 更新时间： 2024-11-12 12:00:21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各块根据地纷纷建立，土地革命深入的开展，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毛泽东等人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初步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但就在这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接连犯了几次“左”的错误，对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之所以犯“左”的错误，在主、客观上都有一定的原因。

从客观上看，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相关因素的分析与判断上存在着“左”的思想指导。

在革命力量的判断上，共产国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全部是反革命阵营的了，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并列为“革命的直接的主要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营垒二分法，使得争取中间力量支持革命的策略变得没有任何空间。

在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上，共产国际不顾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要求中国共产党走城市中心道路。在革命低潮时看不到有利的因素，认为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希望。在革命形势发展时又盲目乐观，在1928年8月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中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已经到来，“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已经临近等。

对中国革命“左”的指导致了一些“左”的政策。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强调“特别危险的是右倾”。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加“左”倾，直接认定世界工人运动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共产国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左”倾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必然产生相应的影响。

从主观上看，犯“左”的错误，也有中共所面临的处境及自身因素的作用。

1927年，由于对国民党残酷政策的仇恨、革命的急躁情绪，中共在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虽说路线基本正确，但也存在着不足，特别是对于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必要性，没有足够的重视，反而坚持要中共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六大决议虽然提出了建立和发展苏维埃区域问题，但仅仅是作为辅助城市暴动而提出来的，而且断言“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可得着胜利”。

六大不仅没有肃清“左”倾思想，反而强调要进行反右倾斗争，遂在六大后形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的思想认识，这个土壤使得党内的“左”倾思想便很快发展起来。1930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发动上海、南京、武汉、香港、天津、唐山、哈尔滨、奉天、青岛等地的工人群众，举行总示威运动。同时，发出通知，统一全国红军的指挥，以保证实现“猛烈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的任务。

不仅如此，这些“左”倾思想和政策，通过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党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革命的道路，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等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为纠正“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左”错误做了一些正确的工作。但这些工作留有尾巴，不彻底，特别是没有从思想实质上对“左”的错误加以清算，“左”的思想和政策的根源与土壤依然存在。特别是六届三中全会用以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依据是共产国际七月决议案等，而这些决议及其精神，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战略问题上，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在革命形势与策略任务的估计上，本身就存在着“左”倾错误。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为了贯彻“左”倾教条主义的这一决议案，7月9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在这个会上，王明、博古等人与李立三产生分歧。只不过这种分歧不是什么正确与错误的区别问题，他们都互相指责对方为右，“左”是他们双方共同的特征。

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右倾”的旗帜，贯彻了一条新的“左”倾纲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第三次“左”错误对党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灾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无论是面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还是王明“左”倾教条错误，都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与“左”倾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的过程中，倡导和形成了“反对本本主义”、求真务实的苏区干部好作风。

1．《反对本本主义》与党的思想路线

1930年5月2日，红四军一纵队攻克江西寻乌县城。5月6日，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随即，毛泽东率前委机关从江西会昌移驻寻乌城，并利用驻寻乌时期作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城市社会调查。后来，毛泽东在江西宁都县小布的龚家祠，将寻乌调查的笔记整理成一篇8万余字的调查报告，题为《寻乌调查》。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期，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各块根据地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的不足，加上共产国际“左”的政策指导，使党内较长时期教条主义盛行，将共产国际和苏俄经验神圣化、模式化。

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同志身居白区，对中国红军活动的区域——广大农村的情况并不了解，制定方针政策多不符合中国实际。这就使得处于军事斗争一线、在中国农村根据地从事实际工作的毛泽东等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从组织原则上看，必须服从上级指令；而另一方面，自上级和中央的脱离实际的方针政策又不切实际。执行吧，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不执行吧，有违组织原则。加上红军队伍中，“左”倾思想严重、图省事的人不了解实际情况，只知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凡是上级指示，一概视为正确，其结果与我们目的背道而驰。

毛泽东对这种教条主义及其行为既深恶痛绝又十分担忧。为了使大家对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树立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风尚，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期间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研究》【1】）一文。

毛泽东在文章中阐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必须具有求真务实的态度等思想观点。毛泽东认为，书本上的东西不一定都对，上级的指示、决议，也不一定完全正确。“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针对当时存在的动辄搬用苏俄经验、无视中国国情的教条主义，毛泽东郑重提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2】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就是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思想。

2．所谓反“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江西罗明路线”问题，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教条主义的交锋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的一套东西由此“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3】。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全面推行他们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又将矛头对准了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广大干部。

“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下，在中央根据地展开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和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和政策的同志。

1933年，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当时亦称闽粤赣省）代理书记，他非常赞同毛泽东提出的福建省开展工作的一些思路：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据此，罗明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1933年1月下旬，罗明根据他在长汀、连城和新泉等县的工作情况，先后写下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在岩、永、杭等条件比较困难的边缘地区，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这种务实的态度及其建议本来是科学的。但是，“左”倾中央对罗明提出的意见表示不同意。而且，在“创造百万铁的红军”的指导方针下，硬性规定闽西除动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要继续动员3000人入伍，并分配岩、永、杭战区扩大红军主力1000余人的任务。罗明便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目前“中心的问题是要杭永以至闽西党要集中力量，依靠我们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自然要配合其他力量），很艺术的来组织和发展胜利的武装斗争，要从这样胜利的（就是很小的胜利也是好的，只是常常胜利）武装斗争中来减少敌人对群众的摧残和减少群众的痛苦。从这样的斗争中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地方武装和红军力量，来提高群众对斗争的认识与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要从这样的斗争中来发挥我们群众的斗争力量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力量，来开展我们的斗争。”并提出边区工作与中心区工作应有所区别，如扩大红军等工作。“左”倾的中央领导据此大做文章，将罗明打成为“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全党上下和各根据地内开展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大斗争。

“左”倾中央，不仅在政治上推行“左”教条主义，而且在组织上采取一整套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惩办主义和过火的党内斗争。对于一切因为错误主张行不通而对它表示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对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严重破坏了党的政策和原则，伤害了很多好同志。

闽西的反“罗明路线”，实质上是针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以及拥护这一主张的干部。“左”教条主义者曾经给毛泽东扣上的“富农路线”、“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大帽子，也一齐扣到了罗明头上。博古在和罗明谈话时就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个“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明显的就是指毛泽东。“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罗明在信中称毛泽东为“最好的领袖”，并把毛泽东和斯大林并列，是十分恼火的。博古就责问罗明：你为什么把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同志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其矛头所向了。

在福建开展“罗明路线”后，接着在江西省开展的反“邓、毛、谢、古”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当时是中央根据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是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是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先担任过寻乌县委书记和总前委的秘书长，后担任过中央临时政府的粮食部长。这四位同志都在具体工中感受到毛泽东主张与思想的正确，而对“左”倾政策表示了不同意见。

邓小平等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

一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邓、毛、谢、古主张在山区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政权。

二是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邓、毛、谢、古则认为红军的力量应留在根据地肃清苏区的地主据点，以巩固中央苏区。

三是关于第四次反“围剿”，“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打出去，到白区去作战；邓、毛、谢、古则认为红军应在兴国一带或调到河西去（赣江以西即原井冈山地区）集结待机而动，“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是“退却逃跑”。

四是第四次反“围剿”前后，“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要“扩大百万铁的红军”，邓、毛、谢、古认为在边区扩红数字大了是不可能的。

五是关于土地政策，邓、毛、谢、古一直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被“左”倾教条主义者直接攻击为“富农路线”。

所谓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其实质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斥和打击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从而便于他们推行“左”倾政策。

“左”倾教条主义者开展的这些斗争，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广大干部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等人求真务实的作风。

【1】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手稿因战乱而丢失。1957年2月，在闽西上杭县东一区关山村发现当年在闽西苏区发行过的油印本。这是该村一位当年曾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名叫赖茂基的苏区老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中共龙岩地委很快将它送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61年1月，经田家英鉴定、传递，这篇文章终于回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异常高兴，经修改后打印了数十份，分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传阅，并写下了如下一段话：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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