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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聂文蔚Ⅲ(二）
书名： 一读就懂的传习录 作者： 王阳明 本章字数： 11205 更新时间： 2024-04-18 10:11:25

【原文】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

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译文】

收到你的信，看到你近来学问上的迅速进步，我真是高兴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仔细看了好几遍，虽然其中也有一两处还不够透彻的地方，但这只是因为你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达到纯熟的程度。等到你纯熟了，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这就像驾车一样，虽然已经驶上了康庄大道，但有时还会出现一些横斜迂曲的情况，这只是因为马性尚未调教好、马勒还不够整齐的缘故。然而，既然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就绝不会误入歧途了。

近年来，国内像你这样达到这个境界的同志，我还真的没见过多少，这真是让人欣慰不已，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啊！

说到我自己，我一直有咳嗽和怕热的毛病。最近来到南方炎热的地方，这些病又发作得很厉害。皇上圣明洞察，托付给我的责任很重，我不敢轻易辞职。地方的军务繁忙，我都是带病工作的。好在现在事情已经基本平定，我已经上书请求回家养病了。希望能在乡下的树荫下稍微享受一点清凉，或许能让我的病好起来。信使就要回去了，我躺在枕头上匆匆写下这些，不能尽述我的倾慕和企盼之情。另外，请给惟浚带一封信，希望他能收到并理解我的意思。

【解读】

这封信是王阳明写给好友聂文蔚的第二封信，也是他的最后一封书信，充满了深厚的友情与责任之心。嘉靖七年，即公元1528年的十月，王阳明在广西写下了这封信。那时，他的肺病已经再度加剧，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尽管重病缠身，他仍然坚守着对皇上的承诺和重任，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在追求圣学的道路上，王阳明的责任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深知自己的使命，也清楚自己的责任所在，因此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专注。这种对责任的坚守和担当，不仅体现在他对皇上的忠诚上，更体现在他对社会、对人民的关怀和贡献上。

王阳明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肩负起自身的责任。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无论面临何种困难，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因为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写完这封信后不久，王阳明在归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享年五十七岁。他的离世对于当时的社会和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损失。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却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原文】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功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功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奔奔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験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译文】

你在信中所问的问题，我简单地回复一下。

近年来，到山里来讲学的人，往往都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一有意识就是助，一无意识就是忘，所以非常难。我就问他们：“忘是忘什么?助是助什么?”他们都答不上来，于是我就给他们解释。

我这里讲学，只说“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时刻去“集义”。如果时刻去做“必有事焉”的功夫，但有时中断了，这就是忘，那就需要“勿忘”；如果时刻去做“必有事焉”的功夫，但有时急于求成，这就是助，那就需要“勿助”。所有的功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是在其中的提醒和警觉。如果功夫原本就不曾中断，那就不需要说勿忘；如果原本就不急于求成，那就不需要说勿助。这样的功夫多么简单明了，多么自由自在！

然而现在的人们却不在“必有事焉”上下功夫，反而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就像烧锅煮饭，锅里没有水和米，却一个劲地添柴放火，不知道最后能煮出什么东西来?我恐怕火候还没调好，锅就已经先破裂了。现在那些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的错误正是这样。整天悬空地去做勿忘，又悬空地去做勿助，忙忙碌碌，却完全没有实际下手的地方。结果他们的功夫只是做得个空洞寂寞，学成一个痴呆的人，一遇到事情就牵绊纷扰，不能再有条理地处理。这些都是有志向的人，却被学术误导，一生劳苦困扰，实在令人惋惜！

【解读】

王阳明坚信，一个真正投身于学术、渴望深究学问的人，必须脚踏实地、一心一意地钻研学问。他认为，过度的胡思乱想和频繁变换目标（就像朝秦暮楚一样）只会让人心浮气躁，无法真正沉下心来去深入研究和理解。这种浮躁的态度不仅无法让人找到真正可以着手的地方，还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换句话说，王阳明强调了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专注和坚持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持之以恒地专注于一个领域或一个问题，不断深入研究和探索，才能真正取得成果。而那种心猿意马、三心二意的学习方式，只会让人在原地踏步，甚至迷失方向。

因此，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保持一颗平静而专注的心，不要被外界的纷扰和自己的杂念所干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吸收知识，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其实就是“集义”，“集义”就是实现良知。当我们说“集义”时，可能一下子不太明白具体怎么做，但说到实现良知，就立马有了实际可行的方向。所以我特别强调实现良知。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实现自己的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实现良知，就是“诚意”；在实现良知的过程中，不带有任何固执己见和自私自利的想法，就是“正心”。只要实实在在地去实现良知，就不会有忘记的问题；只要不固执己见和自私自利，就不会有急于求成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谈论格物、实现、诚意、正心时，就不需要再额外提醒不要忘记和不要急于求成了。

孟子谈论忘记和急于求成的问题，是针对告子的错误观点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告子强制自己的内心，这是急于求成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强调了急于求成的危害。告子之所以会急于求成，是因为他把义看作是外在的东西，不知道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上去“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会这样。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在自己的内心上去“集义”，那么良知的本质就会清晰明了，自然就能明辨是非，没有任何能逃脱我们的觉察。这样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端呢？孟子的“集义”“养气”之说，固然对后学有很大的贡献，但也是因为针对特定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大学》中的格物、实现、诚意、正心的功夫更为精确、简单、易行，是彻底上下贯通、万世无弊的方法。

【解读】

王阳明在论证“致良知”这一观点时，特别提到了《大学》和《中庸》两部经典著作的宗旨其实是相互贯通的。他认为，《中庸》里所讲的“慎独”，其实就等同于《大学》中的“致知”。这里的“慎”，可以理解为个人的内心省察和主观上的努力追求，也就是“致”的意思；而“独”则指的是“良知”，它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和主宰。

因此，王阳明解释说，“慎独”实际上就是“致其良知”的另一种说法，都是强调要通过内心的省察和努力来寻求和实现自己的良知本体。这与孟子的“集义”说虽然有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不过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在探讨如何通过内心的修养来达到更高的境界。

简单来说，王阳明认为《大学》和《中庸》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和努力实践，来发现和实现内心深处的良知。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世界，并成为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原文】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功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彻也。

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功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功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圣贤们讨论学问，大多是根据时机和事情来进行的，虽然他们说的话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核心思想和用功的方法，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天地之间，只有这一个本性，只有这一个道理，只有这一个良知，只有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研究古人的学问时，只需要关注他们的核心思想，而不需要掺杂其他的东西，这样自然就能理解得通透。如果我们在解释时需要掺杂其他的东西，那就说明我们自己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最近有些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和“致良知”一起才能做到完备，这其实说明他们对“集义”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如果“集义”的功夫不够深刻，那只会成为实现“致良知”的障碍。同样，有些人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和“勿忘勿助”一起才能做到明确，这其实也说明他们对“致良知”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如果“致良知”的功夫不够深刻，那只会成为实现“勿忘勿助”的障碍。这些人都是在文字上牵强附会，而没有真正去实践体验，所以他们讨论得越精细，离真正的理解就越远。

你对于“大本达道”的理解已经很明确了，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讨论“致知”“穷理”以及“忘助”等问题时，有时还是会有些混淆。这就像在宽阔的道路上，偶尔会有一些弯曲的小路。不过不用担心，只要你继续深入实践，自然就会明白过来的。

【解读】

尽管圣贤们的学说和讲法各有千秋，但他们所传达的核心理念却是一致的，阳明先生的心学也是如此。就像人们生活的环境千差万别，但每个人的本性和智慧却是相同的。本性虽然是我们无法创造的，但它是可以转变和塑造的；而致知、穷理的功夫，虽然起初我们并不具备，却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来获得。

因此，真正的道并不是天道或地道，它最终归结为人道。人道，就是“良知”。它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大道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路，成功之路总是充满曲折和挑战。同样，我们人生目标的选择也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的方向，以确保自己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简单来说，无论圣贤的学说如何多样，其核心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性的光明和智慧的发掘。而人生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只要我们坚守良知，不断修正自己的方向，就一定能够走向成功。

【原文】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真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即是从兄的真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译文】

文蔚你认为“致知的学说，在侍奉父母、尊从兄长的过程中实践，就觉得有所遵循”，这个观点正好展现出你最近真切笃实的功夫。自己这样认为当然没问题，也有它的得力之处；但如果就这样确定下来去教导别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的隐患，这一点也不能不讲一讲。

良知其实就是天理。它自然明觉显现的地方，就是真诚恻怛，这便是良知的本体。所以，用这良知的真诚恻怛去侍奉父母就是孝，用这良知的真诚恻怛去尊从兄长就是悌，用这良知的真诚恻怛去侍奉君主就是忠。这里都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如果尊从兄长的良知不能做到真诚恻怛，那侍奉父母的良知也就不能做到真诚恻怛；侍奉君主的良知不能做到真诚恻怛，那尊从兄长的良知也不能做到真诚恻怛。所以，能够致侍奉君主的良知，也就能够致尊从兄长的良知；能够致尊从兄长的良知，也就能够致侍奉父母的良知。这并不是说侍奉君主的良知不能做到，却需要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如果是这样，就又是脱离了本原，在细枝末节上求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它的显现和流行，当下就是完备的，没有来去，不需要假借。然而，它的显现和流行之处，却自然有轻重厚薄之分，丝毫不容增减，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然轻重厚薄丝毫不容增减，但原本又只是一个良知。虽然只是一个良知，但其中的轻重厚薄又丝毫不容增减。如果能够增减，如果需要假借，那就已经不是真诚恻怛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形体，无穷无尽，“说它大则天下没有什么能承载，说它小则天下没有什么能打破”。

【解读】

在明朝初期，程朱理学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到了明朝中期，由于社会秩序的剧烈动荡和朝政的日益腐败，程朱理学的地位开始动摇。正是在这个时候，阳明先生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应该来自人的内心。阳明先生认为，人的心不仅能产生万物和伦理道德，甚至经典的学术也只是“我们内心常有的道理”。他强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叫做“良知”的东西，它是完整无缺的，能作为我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当谈到如何侍奉父母和君王时，阳明先生认为过于纠结这些细节可能会让我们迷失方向。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不要只关注细小的部分而忽视了整体。就像我们不能只看到一棵棵树而忽略了整片森林一样，我们也应该避免在生活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做出正确的判断。

【原文】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译文】

孟子说“尧舜之道，其实就是孝悌之道”，这是从人们最真切深厚的良知中发现并提醒人们的。无论是在侍奉君主、结交朋友、仁爱百姓、爱惜物品上，还是在所有动静语默之间，都只是在实践那一念侍奉父母、尊从兄长的真诚恻怛的良知，这样自然就无不是道了。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甚至无穷无尽，但只要用侍奉父母、尊从兄长那一念真诚恻怛的良知去应对，就不会有任何遗漏和疏忽。因为人只有这一个良知。在侍奉父母、尊从兄长的一念良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良知可以实践了。所以说：“尧舜之道，其实就是孝悌之道。”这就是“惟精惟一”的学问，无论在哪里都适用，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过时。

文蔚你说：“我想在侍奉父母、尊从兄长之间，寻求所谓的良知之学。”从自己用功得力的地方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实践良知的真诚恻怛，来尽侍奉父母、尊从兄长的道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明道先生说：“行仁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的一件事，说它是行仁的根本是可以的，但说它是仁的根本则不可以。”他的说法是正确的。

【解读】

王阳明觉得，孝顺和尊敬兄长其实是良知的一种体现。虽然孝顺并不等同于良知，但是当我们去实践孝道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良知，并学会如何致良知。当我们内心有了良知，孝顺父母就会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不需要外界的压力或驱使，完全是从心底流露出来的真挚情感。简单来说，良知就像是我们内心的指南针，指引我们去做正确的事，而孝顺就是这个指南针所指的一个方向。通过行孝，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良知的存在，也会更加懂得如何遵循良知的引导去生活。

【原文】

“臆”“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浚之言而后尽，在惟浚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荔，非是以迩言当察、刍尧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著意必，其知便小象。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功夫，却须如此方是。

【译文】

关于“臆”“逆”“先觉”这些说法，文蔚你认为“只要真诚，那么无论是旁行还是曲防，都是良知的作用”。这个理解非常好！中间有些混淆的地方，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而惟浚的观点也不能说是错的。对于文蔚来说，需要吸取惟浚的观点才能更全面；对于惟浚来说，也需要吸取文蔚的观点才能更明晰。否则，你们两个人都可能陷入偏执的毛病。就像舜帝他会听取身边人的意见，也会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并不是因为这些意见或人本身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他的良知发现流行，光明圆满，没有任何挂碍和遮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智慧。一旦有了执著和意必，智慧就会变小。在讲学过程中，我们自然会有选择和分辨，但在内心修炼上下功夫，却必须像舜帝那样才行。

【原文】

“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功夫，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蹦等而能也。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功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功夫之未真切也。吾侪用功，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

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译文】

关于“尽心”的三个层次，我之前曾有过生知、学知、困知的说法，已经相当明白了，应该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谓尽心、知性、知天，其实已经包含了存心、养性、事天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夫在内，所以不必再单独说存心、养性、事天，也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同样地，存心、养性、事天虽然还没有达到尽心、知天的境界，但已经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所以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因为这个功夫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这就像走路一样，尽心、知天的人，就像年富力强的人，能够自由奔走于千里之外；存心、事天的人，就像孩童一样，正在学习在庭院中走路；“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人，则像刚学步的婴儿，需要扶着墙壁慢慢学习站立和移动。已经能奔走于千里之外的人，自然不必再在庭院中学习走路；已经能在庭院中走路的人，也不必再扶着墙壁学习站立和移动。然而，学习站立和移动，是学习在庭院中走路的开始；学习在庭院中走路，又是学习奔走于千里之外的基础。这三者并不是三件事，但功夫的难易程度却相差悬殊。

心、性、天，其实是一体的。所以说到成功的认知，它们是一致的。但是，这三者在人的品质和力量上是有等级的，不能混淆等同。我仔细看了你的论述，你的意思似乎是担心那些尽心、知天的人，会忽略了存心、修身的功夫，反而成为尽心、知天的障碍。这其实是担忧圣人功夫可能会有间断，而不是担忧自己功夫不够真切。我们用功的时候，应该专心致志地从“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下功夫，这才是尽心、知天功夫的开始。就像学习站立和移动是学习奔走千里的开始一样。我们自己还在担心不能站立和移动，又怎么能突然担心不能奔走千里呢？更何况那些已经能奔走千里的人，又怎么会忘记当初学习站立和移动的练习呢？

你的见识本来就超群出众，但你所说的这些话，还是因为没有摆脱过去解释文义的旧习惯。你试图将这三段话分开比较以求融会贯通，结果反而添加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意见，使得用功不再专一。近年来有些人悬空去做勿忘勿助的功夫，他们的见解就有这样的毛病，最能耽误人，必须要清除掉这种错误观念才行。

【解读】

文蔚因为受到过去解释文义的习惯影响，没有从良知学说的核心立场去深入理解，而只是停留在文字的表面去寻求理解。但这样做反而让他越讲越不通顺。在王阳明看来，任何学说都只有从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出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达到一通百通的效果。

同样地，我们在做人的时候也应该这样。要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不能忽视最基础、最细微的事情。只有从这些地方开始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我们才能逐渐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像建房子一样，必须从地基开始，一砖一瓦地累积，才能最终建成高楼大厦。所以，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应该注重基础，从细微处着手，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更高。

【原文】

所谓“兼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译文】

你提到的“兼德性而道问学”这一观点，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你能这么说，说明你确实下过功夫去研究。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如果有人还有不同的看法，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良知还被一些细微的遮蔽所影响。只要去掉这些遮蔽，一切就都会明朗起来了。

【解读】

在王阳明的理念中，良知就像水的性质一样。原本，水是清澈透明的，但因为混入了沙土和石子，它就变得污浊了。同样地，人性本应是平正无邪的，但因为受到了各种欲望的诱惑和影响，人性也就偏离了它的本真状态。只有圣人，那些能够超越物质欲望，回归自然本性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圣人并不会用智巧去驾驭万物，也不会让欲望扰乱内心的平和。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达成。如果不听闻道理，不致力于获取知识，那么人就无法回归自己的本性；如果不能对事物有深入的理解和通达，那么内心也就无法保持清静。

换句话说，王阳明在这里强调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一方面要学习道理，增长知识；另一方面要理解事物，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清静。只有这样，人才能逐渐去除心中的杂念和欲望，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状态。

【原文】

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戆｜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惟浚处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

右南大吉录

【译文】

我已经在信后写明了，移到屋檐下躺着，偶然遇到无事可做，于是又回复了这封信。文蔚你的学问已经掌握了大的方面，这些地方时间久了自然会释然理解，本来不必如此琐碎地分析。但是，承蒙你深厚的关爱，不远千里派人来询问，恳切地向下问，我如果让你空手而归，又实在不能控制自己不说。然而，我直言不讳，可能已经给你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我相信你的理解和关爱，应该不会怪罪我。希望浚、谦之、崇一他们，都能转录一份这封信看看，更是承蒙你们一体的好意。

以上为南大吉摘录

【解读】

王阳明将心与理、性、天、道看作是同一的，他所说的心，其实是指每个人内在最本真、最纯净的心。这个心，是通过不断修养、磨炼后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充满善良、完美的状态。当有人向王阳明请教时，他总是非常谨慎，甚至有些“诚惶诚恐”。他对每一个问题都给予详尽的解答，生怕自己有任何疏漏或错误。这种对自己严格要求、对知识极度尊重的态度，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和效仿。毕竟，在追求真理和知识的道路上，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谦卑而敬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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