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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欧阳崇一
书名: 传习录 作者: (明)王阳明 本章字数: 6270 更新时间: 2020-07-30 15:05:06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未,而已落在第二义。’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常不由见闻而发;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几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①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恼,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工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工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真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崇一于此等处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语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注释】
①见《论语·子罕》篇。
【译文】
崇一在来信中写道:“先生说:‘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我认,为良知虽不是从见闻中来,但是学者的认知,未尝不是从见闻中产生的。拘泥于见闻固然是不对的,但见闻也是良知的作用。如今所说的‘落在第二义’,恐怕是针对专门把见闻当作学问来讲的。如果为了良知而在见闻上追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样理解对吗?”
良知不是从见闻中来,而见闻也并不都是良知的作用。因此良知不拘泥于见闻,但也不脱离于见闻。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知。因此“致良知”是学问最重要的地方,是圣人教人的第一要义。如今说专门追求见闻的末节,就是丢弃重要的地方,而已经落在第二要义了。最近,同志们都已经知道有“致良知”的说法,然而功夫尚有许多粗糙之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欠缺。学问功夫大体上是一定要把握住在最重要的地方,如果把“致良知”当作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凡是“多闻多见”就都是“致良知”的功夫了。日常生活之间,见识应酬虽千头万绪,但莫不是良知在发挥作用,除了见识应酬,也就没有良知可以作用的了。因此这两者是一件事。如果说“致良知”要从见闻上去追求,那么言语之间不免会把良知和见闻当作两件事。这与专门在见闻上追求的末节稍有所不同,但他们在不懂得“精一”的主旨上是相同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择”,又说“识”,可见良知已经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其用意还在“多闻多见”上选择、认知,这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地方。崇一在这些地方应当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今天这样的疑问,正是为了阐发良知的学说,这对同志们很有益。只是意思表达得还不够清楚,就会出现“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情况,也不能不仔细地去考察。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蔽,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日睿,睿作圣。”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②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注释】
①见《周书·洪范》篇。
②孟子语,见《孟子·告子》篇。
【译文】
你在来信中写道:“先生说:‘《系辞》中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没有其他的思虑,并非是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有何可思虑的呢?学者下功夫,虽然有千思万虑,只是为了恢复他的本体,不是依靠私意去安排思索天理出来。如果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了。’学者的弊病,大多不是独守空寂,就是安排思索。我在辛巳年至壬午年间曾犯过前一个弊病,近日又犯了后一个弊病。但思索也是良知的作用,那么这与私意安排有什么区别呢?我恐怕自己认贼作子,受到迷惑而不自知。”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怎么能缺少了思虑呢?独守空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同样都是丧失了良知。良知是天理昭明灵觉之处,所以良知就是天理,思虑是良知的作用。如果是良知作用的思虑,那么所思虑就莫不是天理。良知作用的思虑,自然是明白和简易的,良知自然能够理解分辨。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虑,自然就是纷纭烦扰的,良知也自然能够分辨理解。因此思虑的是非正邪,没有什么是良知不能自然明白的。所以你说的认贼作子,正是致知的学问还不够清楚明白,不知道要在良知上体察认知罢了。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身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①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因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②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因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
曾有迫于事势,因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注释】
①孟子告公孙丑云:“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日,持其志无暴其气。’”见《孟子·公孙丑》篇。
②本孟子语,见《孟子·告子》篇。
【译文】
你在来信中又写道:“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如果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我认为,当感到精力衰竭,不足以做完事,就是良知。宁肯做不完事,也要认真存养本源,就是致知。这如何成了两件事呢?如果事变发生了,不能不处理,即使精力衰微,只要稍稍振作鼓舞,也能坚持。因此意志是可以统帅精气的。但是言语行动时终究缺乏气力,做完事情依旧会感到疲惫不堪,这不就和滥用精气一样了吗?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未必不能认识到,但是有时迫于形势,怎么能顾及精力呢?有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又怎么还能去顾及形势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姑且对初学者这样说也不无裨益。但把处理事情和存养本原当作两件事看,就有弊病存在了。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君子做学问终身就只是“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心做到了它应当做的,就是义。能致良知,心就能做它应当做的事,所以集义其实就是致良知。君子应对种种事物变化,该做时就去做,该停时就停下,应当生时就生,应当死时就死,斟酌考虑的,无非是致良知,以此求得自己心中的安慰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追求自己精力不能完成的事,勉强干自己的才智不能完成的事,都不是致良知。但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是为了致良知。如果说“宁肯不做完事,也不能不存养内心”,这也是先有功利的心,计较成败利弊之后做出的爱恨取舍,是把做事看成一件事。把存养内心看成另一件事,这就有了重视本源忽视做事的心态,这就是自私用智,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便会出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便不是以致良知来让自己心中安慰的功夫了。你说“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说“迫于事势,因于精力”,都是把做事和存养本心看作两件事,所以才会出现上面的疑问。凡是做学问功夫,精一就是真诚的,三心二意就是虚伪的。这些都是致良知的心还不够真诚确切。《大学》中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何曾见过厌恶恶臭、喜好美色的,还需要振作支持呢?何曾见过做这些事之后会疲惫不堪的呢?何曾见过做这些事会迫于形势、困于精力的呢?从这些问题上就可以知道病的根源了。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亿。①夫逆诈,即诈也,亿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先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②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尝虞人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③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注释】
①《论语·宪问》篇云:“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仰,抑亦先觉者,是贤乎!’”逆诈,言料度人之欺己也。亿不信,言意想人之疑己也。先觉,言于人之情伪自然觉知也。
②《易·乾卦·文言》。
③《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译文】
你的来信中又写道:“人的情感是诡诈百变的,如果以毫不怀疑的态度来进行防御,往往会被它欺骗。想要发觉他人的诡诈,自己就会先去怀疑和猜忌别人。逆诈就是欺诈,亿不信就是不诚信,而被别人欺骗又没有觉察。能够不事先怀疑别人的欺骗和失信,但又能及时发现这些,只有良知明澈纯洁的人才可以。然而,这之间的差别非常细微,背离觉悟而去欺诈的人很多。”
不事先怀疑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而又能及时发觉,这是孔子针对当时有许多人心中专门想欺诈别人,做不诚信的事,深陷欺诈和不诚信之中而说的。还有些人不欺诈也不猜忌别人,但也不知道致良知的功夫,所以常常被人欺骗,所以孔子这样说。他不是教人存心去怀疑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存心怀疑别人的欺诈与不诚信,是后世猜忌阴险刻薄的人做的事。只要存有这样的一丝一毫的念头,就已经进入不了尧舜的圣道了。那些不猜测别人欺诈,不臆想别人不诚信的人,虽然会被别人欺诈,但也没有失去善心。但他们还不如那些能致良知的人贤明,可以自然地发觉。崇一说只有良知明澈纯洁的人做到,是已经领悟到问题的主旨了。不过,这也只是你的聪明所领悟到的,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还没有体会到。良知自在人心中,亘古不变,宇宙无所不同,所以古人说“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与人乎?况于鬼神乎?”那些不能发觉欺诈的人,虽然不去怀疑别人,但他们或许不能不自欺。虽然不去臆想别人,但他们或许不能真的相信自己。这使得他们常常有求得先觉的心思,但却不能常常自己觉悟。常有求得先觉的心思,就已经沦落到事先怀疑和猜测别人的情况离了,这已经足够遮蔽他们的良知了。这就是他们无法避免不觉悟和欺诈的原因。君子求学是为自己,从不曾忧虑过别人会欺骗自己,只是永远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罢了。从不曾担忧别人不诚信,只是永远相信自己的良知罢了。不去寻求预先察觉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只是永远体察自己的良知罢了。因此,君子不欺骗则良知就不会虚伪而能够真诚,真诚则良知就能明澈纯洁。君子相信自己则良知就不会受到迷惑而能够光明,光明则良知也就真诚了。光明和诚心互相促进,所以良知能够一直觉悟、一直明朗。能够常觉常照的良知就如同明镜高悬,万事万物都无法在它面前隐藏美丑。为什么呢?良知因为不欺诈而真诚,也就不能容忍欺骗,遇到欺骗就能够察觉到了。良知自信明朗,也就不能容忍不诚信,遇到不诚信也可以察觉到了。这就是所谓的“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和子思所说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然而子思所说的“如神”和“可以前知”,是分成两部分来说的。因为他是从思诚的功效上来说的,仍然是说给那些不能预先觉悟之人的。若是对至诚来说,那么至诚的奇妙作用就称为“神”,而不必说“如神”。如果能够至诚,就能做到无知而又无所不知,就不必说“可以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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