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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书名： 世界文学名著-局外人 作者： （法）加缪 本章字数： 4535 更新时间： 2024-06-13 16:25:02

即使坐在被告席上，听着别人谈论自己，也总归是很有趣的事。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可以说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我，也许更多涉及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罪行。然而，控辩双方的言论，真有那么大差异吗？律师举起双臂，做有罪辩护，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揭发罪行，但认为罪不可赦。不过，有一件事，让我隐隐感到别扭。虽然我心事重重，有时我还真想插言，可是我的律师总对我说：“您不要讲话，这样对您的案子才有利。”在一定程度上，大家好像撇开我来处理这个案件，整个过程都没有我参与。他们并不征求我的意见，就在那里决定我的命运。我不时就想打断所有人的话头，明确说道：“请问，谁是被告呢？成为被告，这是重大的事情。我有话要讲！”但是思虑再三，我又觉得无话可说。况且，也应当承认，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的兴趣不会持续很久。譬如说，检察官的控词，很快就让我听腻了。真正打动我的，或者引起我的兴趣的，也只有脱离整体的一些片段、一些手势，或者几段议论。

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检察官思想的深处，就是认为我是预谋杀人。至少，他千方百计要证明这一点。正如他本人所说：“先生们，这一点我会证明的，我会从两方面证实，首先要以事实的耀眼的光芒，其次要借用这颗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微光。”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连串事实，历数了我丧母时的冷漠态度，不知道妈妈的年岁，下葬的次日就同一个女人去游泳，又去看电影，看费尔南德尔的片子，最后又带着玛丽回家。检察官总说“他的情妇”，当时我还没有听明白，对我来说，她就是玛丽。随后，他又说到雷蒙的事件。我认为他看事件的方法不乏清晰，他讲的话也挺靠谱。我先是同雷蒙合谋写了那封信，以便把他的情妇引出来，交到一个“品行不良”的男人手里去虐待。在海滩上，是我向雷蒙的对头挑衅，结果雷蒙受了伤。于是，我向雷蒙讨来了手枪，又只身回去使用。我按照心中的盘算，一枪打死了那个阿拉伯人。我等了片刻，“为确保活儿干得漂亮”，我又连开了四枪，从容不迫，万无一失，可以说经过深思熟虑。

“事实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道，“我在诸位面前重新勾画出事件的线索，此人沿着这条线走下去，在完全知情的状态中杀了人。我要强调这一点，”他说道，“只因这不是一桩普通杀人案，不是一种不假思索的、你们认为有些情节可以减轻罪责的行为。此人，先生们，此人很聪明。你们听到他的发言了，对不对？他善于答辩。他深知词语的分量。真不能说他行动的时候，还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我听他讲，并且听到他认为我聪明。可是我又不大理解了，一个普通人的优点，怎么就能变成控告一名罪犯的重大罪状呢？至少，这让我深感诧异，我也就不再听检察官讲什么了，直到听他说：“他是不是稍微表示出悔意呢？从来没有，先生们。在预审过程中，此人对他的令人发指的罪恶没有一点痛心的表示，一次也没有。”说到这里，他转向我，用手指着我，继续对我大张挞伐，弄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了，我却不能不承认他说得对。我对自己的行为并不怎么痛悔。但是如此激烈的指控却令我骇怪。我很想好言好语给他解释，几乎怀着些许友爱，说是任何事情，我都从来做不到真正后悔过。我的心思总是牵挂着即将发生的事情，牵挂着今天或明天。只是他们把我置于这种境地，我当然不能以这种口吻跟任何人说话了。我没有权利表现出友爱，没有权利表现出善意。因此，我还是尽量听听，因为检察官开始谈论我的灵魂了。

他说他曾仔细观察了我的灵魂，应该告诉陪审员先生们，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灵魂，毫无人性，而维系人心的道德准则，也没有一条能为我所接受。“毫无疑问，”他补充道，“我们也无法谴责他。既然他接受不了，我们就不能怪他缺乏。然而，在这法庭上，宽容的任何消极作用，都应当化为正义的功用，这不大容易，但是更为高尚。尤其在这个人身上发现的这种心灵黑洞，正转变成社会可能堕入的深渊。”正是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又提起我对妈妈的态度，重复他在辩论中所讲过的话。但是，他谈论这个话题，比谈论我的罪行要冗长得多，简直太长了，最后我已经毫无感觉，只觉得这天上午酷热难耐。这种状况，至少一直到检察官停下为止。他沉吟了片刻，接着又说道，这次声音低沉而又坚信不疑：“还是这个法庭，先生们，明天就将审判一桩滔天大罪：一件弑父凶案。”依他之见，这样穷凶极恶的谋杀，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他敢期望人类的正义定会严惩不贷。而且，他要直言不讳，这桩罪恶所引起的他的憎恶，几乎不逊于他面对我丧母的冷漠态度所感到的憎恶。同样依他之见，一个在精神上杀害了自己母亲的人，比起一个亲手杀害生身之父的人，都是以同样罪孽自绝于人类社会。不管怎样，前者为后者的行为做好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宣告后者的行为，并且使之合情合理。他提高声音又说道：“先生们，如果我说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个人，跟这个法庭明天要审判的弑父案同样罪不可赦，我确信你们不会认为我的想法大胆得过分了。他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汗水泛光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履行起来很痛苦，但是坚决恪尽职守。他断言我不承认这个社会的基本准则，也就跟社会毫无瓜葛了，我不懂得人心的起码反应，更不可能求助于人心。“我向你们要求这个人的首级，”检察官说道，“而我怀着轻松的心情，向你们提出这个要求。因为这种职业生涯，我从事已久，如果说也时而要求处死罪犯的话，那么今天非同以往，我感到这种艰难的职责获取了报偿，得以平衡，并受到双重启迪：一方面意识到要遵从一种不可抗拒的神圣命令；另一方面，面对一张除了残暴什么也看不出来的面孔，我感到深恶痛绝。”

检察官重又坐下，全场肃静了好半天。我又闷热又惊愕，正自昏头涨脑。这时，庭长轻咳了两声，语调非常低沉地问我，是否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我是很想说几句，站起身来，一开口就没头没脑，说我不是有意要打死那个阿拉伯人。庭长回答说，这是一种表述，可是到现在他也抓不住为我辩护的要领，因此在听取我的律师陈述之前，最好先听听我来说明我的行为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语无伦次，并且意识到自己挺出丑，我说当时的行为是阳光引起的。大厅里有人笑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庭长随即就让他发言了。可是，他却声称时间已晚，而他要讲好几小时，请求推迟到下午。法庭同意了他的请求。

下午，大电扇还一直搅动着大厅里浊重的空气，而陪审员手上的五颜六色的小扇子，则全朝一个方向摇动。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在我听来似乎永远也讲不完。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听他讲了，只因他说：“不错，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以这种口气，每当说到我时，就总讲“我”如何如何。我感到非常奇怪，便朝一名法警俯过身去，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让我别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解释说：“所有辩护律师都这样做。”可是我想，这又是力图把我排除在案件之外，把我压缩成零，在一定意义上取而代之。不过，现在想来，当时我离开那座审判大厅已经很远了。况且，我觉得我的律师未免滑稽可笑。他为挑衅的行为辩护，很快就讲过去，然后也大谈起我的灵魂。但是，他给我的感觉，远不如检察官那么能言善辩。“我也同样，”他说道，“仔细观察了这颗灵魂，然而跟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截然相反，我却有所发现，可以说我读到了一部翻开的书。”他从中看出我为人正派，按时上班，工作任劳任怨，忠于聘用我的公司，受到所有人的喜爱，而且同情别人的苦难。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模范儿子，尽心尽力长期赡养自己的母亲。最后，我把老母亲送进养老院，希望她能过上我的经济条件达不到的舒服生活。“先生们，我实在奇怪，”他又说道，“竟然围绕着这家养老院大做文章。因为归根到底，如果必须证明这类机构的功能与重大价值，那只需指出正是国家本身予以资助的。”他独独不提葬礼的事，我就感到这是他辩护词的一个缺失。所有这些长篇大论，所有这些时日，这样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谈论我的灵魂，让我产生一种印象：一切都变成我看着眩晕的无色无臭的水流。

到头来，我只记得，在我的律师继续发言的时候，一个卖冰的小贩所吹的喇叭声，穿过法院的一个个厅室，从大街一直传到我的耳畔，引起如潮的回忆涌入我的脑海：在一种不再属于我的生活中，我曾经找到我那些极其可怜、极难忘怀的欢乐，诸如夏天的气味、我喜爱的街区、黄昏时分的某种天色、玛丽的欢笑和衣裙。于是，我在这里所做的无用功，便从心头涌上来，堵住我的喉咙，我只盼望尽快结束，以便回到牢房睡大觉。因此，我的律师最后高声呼吁，我都没有怎么听见：他说一个诚实的劳动者因一时糊涂而失足，陪审员先生们不会不给他留一条活路，他请求考虑减刑的情节，说我已经背负着这桩罪过，要悔恨终身，这是对我最可靠的惩罚。法庭宣布休庭。我的律师坐下来，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可是，他的同人都纷纷走过来，同他握手。我听见他们说：“真精彩，亲爱的。”其中一位甚至拉我做证：“嗯，怎么样？”他对我说。我表示赞同，不过，我的恭维言不由衷，只因我实在太累了。

这工夫，外面天色渐晚，也不那么炎热了。我听见街上传来的一些声响，就能推断出薄暮的温馨。我们所有人，都在那里等待。而我们一起所等待的事，仅仅涉及我一人。我再次扫视了审判庭。一切如旧，跟头一天相同。我又同那个身穿灰色外衣的记者，以及那位自动木偶女人的目光相遇。这让我想到在审案过程中，自始至终我没有用目光寻找玛丽。我并不是把她忘记了，只是事情应付不过来。我瞧见她坐在塞莱斯特和雷蒙中间。她向我打了个小手势，仿佛表示“总算完了”，我看到她那略显不安的脸上挂着笑容。但是，我感到自己的心扉已关闭，甚至未能回应她那微笑。

全体审判人员回来就座。庭长快速地向陪审团念了一系列问题。我听到有“犯有杀人罪”……“预谋犯罪”……“可减轻罪行的情节”。陪审员都出去了，我也被带到一间小屋等待。我的律师前来看我，他的话特别多，跟我说话表现出空前的信心和亲热的态度。他认为整个案件会完事大吉，我坐上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事情也就了结了。我问他，万一判得太重，是否有机会上诉撤销原判。他回答说不可能。他的策略是辩方不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他还向我解释说，不能随随便便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接受了他的观点。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如此，那又得无谓耗费多少公文状纸。“不管怎样，”我的律师又对我说道，“上诉的路是通的。但是我确信，一定会从轻判决。”

我们等了很久，估计有三刻钟。终于响起了铃声。我的律师同我分手时说道：“陪审长要宣读对控辩双方辩论的评语。要等宣读判决词的时候，才会让您进去。”一阵开关房门的声响。一些人奔跑着上下楼梯，听不出离我远近。继而，我听见审判庭里一个低沉的声音宣读了什么。铃声再次响起，隔离室的门已然打开，迎面袭来的是法庭的寂静，一片沉寂，我看到那个年轻记者避开目光时所产生的奇异感觉。我没有朝玛丽那边望去。时间不容许，因为庭长用一种怪异的方式对我说，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我将在广场上被斩首示众。我这才觉得明白了我在所有人脸上所看到的表情。我相信那是一种敬重。法警对我的态度格外和蔼。律师的手按住我的手腕。我再也不想什么了。庭长却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讲。我想了想，随后便答道：“没有。”于是，就把我带出法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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