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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书名： 世界文学名著-局外人 作者： （法）加缪 本章字数： 7324 更新时间： 2024-06-13 16:25:02

其实真可以说，刚过了夏天，很快又到了夏天。我知道天气乍热，气温升高，我会有新情况发生了。我的案子安排在重罪法庭最后一轮庭审来审理，这一轮庭审将于六月底结束。案子开始公开辩论时，户外骄阳似火。我的律师向我保证说，辩论最多不过两三天。他还补充道：“况且，法庭也得加速审理，因为您的案子不是这轮庭审中最重大的案件。紧接着还要审一桩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钟，就来提我了，由囚车将我押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带进一个有阴凉感的小房间。我坐在一道房门旁边等待，隔着房门听得见谈话声、呼唤声、挪动椅子的声响，以及一片骚乱嘈杂声，让我联想到街区的节庆：音乐会结束之后，大家一齐动手搬开座椅，大厅里腾出地方好跳舞。法警告诉我，必须等待开庭，一名法警还递给我一支香烟，我谢绝了。过了片刻，他问我“是不是心里胆突突的”。我回答说“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挺感兴趣，要看一看审案的场面，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种机会。“不错，”另一名法警说道，“但是，看多了也就烦了。”

又过了一会儿，审判庭里响起小铃声。于是法警给我卸下手铐，他们打开房门，把我带上被告席。审判大厅爆满，座无虚席。尽管拉着窗帘，有些地方还是透进了阳光，空气已经很憋闷了。窗户全关上了。我坐下来，法警守在我的两侧。这时候我才看见面前有一排面孔，他们都盯着我：我明白了，他们就是陪审员。但是我说不清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当时我只产生一种印象：我上有轨电车，面对一排乘客，所有这些不相识的乘客都窥视新来者，以便看出他身上的可笑之处。现在我深知，当时那种联想十分幼稚，因为这是法庭，他们寻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行。不过，看起来区别不大，反正我就萌生了这种想法。

大厅门窗紧闭，又坐满了人，我也不免感到有点昏头涨脑。我又扫视一眼法庭，任何面孔也辨认不清。现在想来，我是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人蜂拥而至，都是来看我的。平时，根本没人注意我这个人。必须动动脑筋我才想明白，我正是这种热闹场面的缘起。我对法警说：“人真多呀！”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连篇报道的效果；他还指给我看在陪审员下方，聚在一张桌子旁边的一伙人，并且对我说：“他们在那儿呢。”我便问道：“谁呀？”他又重复一遍：“报社的人。”他还认识其中一名记者。这工夫，那名记者看见他了，便朝我们走来。此人已经有一把年纪，样子挺和善，那张脸不时做个怪相。他特别热情地同法警握手。这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相互见面，彼此打招呼，交谈起来，仿佛到了一家俱乐部，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又相聚，都非常兴奋。我也弄清了自己何以产生这种奇特的感觉：我在这里是个多余的人，有点像个不速之客。然而，那名记者却笑呵呵地跟我说话，对我说他希望我的事都会顺利解决。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还补充道：“告诉您说吧，您这案子，我们还稍微炒作了一下。夏天，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这个事件，还有那个弑父案，还能够吸引人。”然后，他指给我看，在他刚离开的那伙人里，一个活像一只肥胖的白鼬、戴着黑边大墨镜的矮个儿的家伙。他告诉我，那人就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不过，他可不是专为您来的。但是，报社既然派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就要求他兼顾您的案子。”说到这里，我差一点又要向他表示感谢，可是忽然想到，这样未免显得可笑了。他亲热地向我打个手势，便离开了我们。我们又等待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身穿律师袍，由许多同人簇拥着到庭了。他朝那些记者走去，同他们握手，一起打趣，说说笑笑，那样子真可谓无拘无束，直到法庭上响起铃声为止。于是，所有人各就各位。我的律师走过来，同我握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可主动发言，余下的都由他来替我打理。

我听见左侧有人往后挪动椅子的声响，扭头看到一个细瘦高挑的男人，戴着夹鼻眼镜，仔细搂起红色法袍坐下去。他就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台大电扇开了，嗡嗡转起来。三位法官，两位身着黑袍，另一位身披红袍，拿着案卷走进法庭，快步走向俯瞰大厅的审判台。身披红袍的法官居中坐到扶手椅上，摘下直筒无边高帽，放到面前，拿手帕拭了拭他那窄窄的秃脑门儿，这才宣布开庭审案。

记者们已经执笔在手了，他们人人都是同样一副冷漠的、略带嘲讽的神态。不过，他们当中有一个年轻得多的，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扎一条蓝色领带，他把笔放在面前，目光凝视着我。从他那张五官不很端正的脸上，我只看见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那双眼睛聚精会神地审视我，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明确的表情。于是，我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我这是自我观照。也许正因为如此，还因为我不懂得审案程序，我就不大理解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了，譬如什么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提问，向检察官提问，向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陪审员的头都转向审判台），快速宣读起诉书，我倒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再次向律师提问。

这时，庭长说要传唤证人。执达员念了几个人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从刚才还一片模糊的旁听席人群里，我看见一个一个证人站起来，由边门出去，有养老院院长和门房、托马斯·佩雷兹老头儿、雷蒙、马松、萨拉马诺、玛丽。玛丽还微微向我打了个焦虑的小手势。我尚在奇怪怎么没有早些发现他们，忽听又念到最后一个名字。塞莱斯特站起身，我认出坐在他身边的那个矮小的老太婆，在饭馆里见过。她仍然穿着那件收腰上衣，仍然一副干脆而果断的样子。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但是，我没有时间细想，庭长就发话了。他说真正的庭辩即将开始，他认为无须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声称自己在这法庭上，就是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引导一个案件的辩论，并且愿意客观地审查这个案件。陪审团将按照正义的精神做出判决，不管怎样，哪怕出现极其微小的干扰，他也要休庭静场。

审判大厅里越来越热，我看见旁听的人都用报纸扇风。这就形成持续不断的沙沙的纸张摩擦声响。庭长打了个手势，执达员立刻拿来三把草编的扇子，三位法官接到手便扇起来。

随即开始审问我了。庭长向我发问，语气很平和，甚至让我觉得带着几分亲切感。他还是让我报出姓名身份，我虽然颇为恼火，但是心想，其实这是相当自然的，因为把一个人错当另一个人来审判，那后果就太严重了。接着，庭长开始复述我的供词，每念三句话就问我一声：“是这样吧？”每次我都回答：“是的，庭长先生。”完全按照律师对我的指导。这个过程时间很长，因为庭长复述的内容十分详尽。这段时间自始至终，记者们都在记录。我感觉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以及那个自动木偶式的矮小女人注视我的目光。有轨电车上一排座的陪审员，脑袋都转向庭长。庭长咳嗽一声，翻阅案卷，摇着扇子转身面朝我。

庭长对我说，现在他要涉及几个问题，表面上看似同我的案子无关，而实际上，很可能关系密切。我明白他又要提起我妈妈，同时感到这事让我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到养老院。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没钱雇人看护并服侍她。他又问我这样做是否有损个人感情，我便回答，无论妈妈还是我本人，都不再期待从对方得到什么了，也不期望于任何人，况且我们母子二人都已经习惯了各自的新生活。于是庭长说他无意揪住这一点不放，又问检察官是否还有问题要向我提出来。

检察官朝我半转过身，并不正眼瞧我，声称他得到庭长允许，想要了解，我独自一人回到那泉水边，是否蓄意杀害那个阿拉伯人。我答道：“不是。”“那么，被告为什么带着枪，为什么偏偏又回到那个地点呢？”我回答说那完全是巧合。检察官便阴阳怪气，着重说了一句：“暂时就问这些。”随后的情景有点杂乱，至少给我这种印象。不过，庭长小声同各方商榷之后，宣布休庭，推迟到下午听取证人证词。

没给我时间考虑，就把我带走，押上囚车，送回监狱吃饭。时间安排得很紧，我刚要喘口气，觉得自己累了，就又来人提我了。一切又重新开始，我又回到原来的大厅，又面对原来那些面孔。只有一点不同，大厅里气温要高得多，仿佛发生了奇迹：每位陪审员、检察官、我的律师，以及几名记者，也都人手一把草编扇子。那名年轻的记者和那位矮小的女士仍坐在原位。但是，他们二人没有扇子，仍旧一言不发地注视我。

我擦了一把流得满脸的汗水，直到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做证时，我才对这地点和自身恢复一点意识。有人问他，我妈妈是否抱怨过我，他回答是的，但是他又说，他那里的老人都有点这种怪癖，抱怨自己的亲人。庭长请他说具体点，妈妈是否指责过我把她送进了养老院。院长还是回答说是的，不过这次，他没有补充什么。他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葬礼那天，他对我的平静态度深感意外。庭长又问他所谓平静是什么意思。这时，院长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说我不愿意看看妈妈的遗体，我一次也没有哭过，下葬之后马上离去，也没有在墓前默哀。还有一件事令他很惊讶，殡仪馆的一名职工曾对他说过，我不知道妈妈的年纪。一时间，大厅里静下来，庭长问养老院院长，他所讲的是不是我。院长没听明白问题，庭长就对他说：“这是法律规定。”接着，庭长又问检察官，还有没有什么要问证人的，检察官便朗声说道：“噢！没有了，这就足够了。”他的声音极其响亮，朝我瞥来的目光得意扬扬，以致多少年来，我第一次产生了想哭的愚蠢念头，因为我感到我多么受所有这些人的憎恶。

这时，庭长又问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是否还有问题，然后听取了养老院门房的证词。同其他所有证人一样，门房做证也重复了同样的程序。他从我面前走过时，瞥了我一眼，随即移开了目光。他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见妈妈最后一面，说我抽了烟，睡了觉，还喝了牛奶咖啡。这时候，我感到生起某种情绪，逐渐弥漫整个大厅，我第一次领悟到自己是有罪的。庭长要求门房把喝牛奶咖啡和吸烟的情形再讲一遍。检察官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嘲讽的亮光。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是否同我一起吸烟了。可是，检察官却猛地站起身，激烈反对这个问题：“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而这种方式又多么卑劣；蓄意污蔑案件的证人，贬低证词，但是证词照样不削减其巨大威力！”庭长说反对无效，要求门房回答问题。老人神态窘迫，说道：“我完全清楚，当时不该那么做。可是，我不好拒绝先生递过来的香烟。”最后，庭长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回答说没有，只想说证人是对的。当时的确是我递给他一支香烟。门房于是瞧了瞧我，略显惊讶，又带着几分感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说道，是他请我喝的牛奶咖啡。

我的律师闻听此言，立刻得意得大呼小叫，声明陪审员自会做出判断。检察官岂能容得，在我们头顶响起雷鸣般的吼声：“是的，陪审员先生们定会做出判断。他们也会得出结论，一个不相干的人可以请喝牛奶咖啡，但是一个儿子，在生身之母的遗体跟前，就应该谢绝。”门房回到自己的座位。

轮到托马斯·佩雷兹做证时，一名执达员不得不搀扶着，一直把他送到证人席。佩雷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母亲，只见过我一面，就是在葬礼那天。法官问他那天我的所作所为，他回答说：“各位应该理解，当时我痛不欲生，什么也没有看到。是过分伤心，才顾不上看什么。因为，当时我肝肠寸断，甚至还昏厥过去。因此，我不可能看到先生。”检察官问他，至少是否看到我哭过。佩雷兹回答说没有。于是检察官也同样来了一句：“各位陪审员先生自会做出判断。”我的律师一听便火了，用一种我都觉得颇为夸张的语气问佩雷兹，他是否看见过我没有哭，佩雷兹回答说“没有”，引得哄堂大笑。我的律师撸起一只衣袖，以不容置辩的语气说道：“这就是本案审理的形象：什么都真实，什么也不真实！”检察官板着面孔，拿铅笔连连戳着他案卷上的一个个标题。

庭审暂停五分钟，我的律师趁机对我说，一切都在往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就听见传唤塞莱斯特出庭为辩方做证。辩方，就是我。塞莱斯特不时朝我瞥来一眼，手上不停地卷动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身穿一套新装，仅仅有几个星期天跟我一起去看赛马时才穿过。但是现在想来，这次他没有戴活领，衬衫的领口只用一个铜纽扣扣住。庭长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当即回答说：“是呀，而且还是朋友呢。”又问他如何看我这个人，他回答说我是个男子汉；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就声称人人都晓得这是什么意思；问他是否注意到我这个人很自闭，而他仅仅承认我从不讲废话。检察官问他我是否总能按时付饭钱。塞莱斯特笑了，明确说：“这是我们之间鸡零狗碎的事。”庭长又问他如何看我所犯的罪行。这时，他双手按住栏杆，看得出来他事先有所准备。他说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件不幸的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让人无法辩解。没错！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他还要接着讲下去，但是庭长对他说，这样就可以了，并向他表示感谢。然而，他仍站在原地，有点发愣，终于声称还有话要讲。庭长要求他简短。他又重复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于是庭长对他说：“对，当然了。而且我们在这里，正是为了审理这类不幸的事。我们感谢您。”于是，塞莱斯特朝我转过身来，就好像他已经尽心尽力，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我觉得他眼睛放光，嘴唇在颤抖，那样子似乎要问我，他还能做些什么。我呢，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表示什么，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萌生了想要拥抱一个男人的愿望。庭长再次请他离开证人席，塞莱斯特这才回到旁听席坐下。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塞莱斯特一直坐在那里，身子微微往前倾，臂肘撑在膝盖上，双手拿着草帽，专心听所有的发言。玛丽进来了。她戴着帽子，还是那么美丽。不过，我更爱她长发披肩的样子。从我所在的位置，我能看出她那乳房的轻盈，也熟识她那微微鼓起的下嘴唇。她显得非常紧张。庭长开口就问她是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她说明那是她在我们这家公司工作时期认识的。庭长还要了解她跟我是什么关系。她回答说是我的女友。她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说她的确要跟我结婚。正在翻阅一份材料的检察官突然发问，她是什么时候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出了日期。检察官若不经意地指出，他觉得那正是妈妈下葬的第二天。接着，他就以讥讽的口气，说他不愿意追问一种微妙的境况，非常理解玛丽的廉耻，然而（说到这里，他的语调更加严厉），他职责在身，不得不超脱世俗之见。因此，他请求玛丽概述我们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玛丽不肯讲，但是顶不住检察官的逼问，就说那天我们去海滩游了泳，去看了电影，又回到我的家中。检察官说，他看了玛丽在预审中提供的证词之后，便查看了那天电影院放映的影片，随即又说玛丽可以亲口说出那场放映的是什么电影。玛丽声音几乎低沉地，如实说了是费尔南德尔主演的一部影片。她讲完了，全场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便站起身，神情十分严肃，抬手指向我，以一种让我觉得动了真情的声音，一板一眼沉稳地说道：“各位陪审员先生，此人在自己的母亲下葬的次日，就去下海游泳，开始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还去看滑稽电影寻欢作乐。我不必再对你们说什么了。”检察官坐下了，全场始终鸦雀无声。突然间，玛丽放声大哭，她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还有别的情况呢，有人迫使她说了违心的话，她说非常了解我这个人，没有干过任何坏事。这时，执达员在庭长的示意下，将玛丽带走了，庭审继续。

接下来马松出庭做证，几乎没人听了。马松明确说我是个正派人，“甚至要说，是个老实人”。待到萨拉马诺出庭做证，也同样没人注意听了。他回顾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在回答关于妈妈和关于我的问题时，他说我跟妈妈已无话可说，出于这种缘故，我就把她送进了养老院。“应当理解，”萨拉马诺说道，“应当理解。”然而，似乎谁也不理解。他也被人带下去了。

接着，就轮到雷蒙出庭做证了，他也是最后一名证人。雷蒙向我打了个小手势，他开口就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庭长明确一句：法庭要他讲事实，而不是下判语，请他等着回答问题。法官要他说明他同被害人的关系。雷蒙趁机就说，被害者恨的是他，自从他扇了那家伙姐姐的耳光就恨上他了。庭长却问他，被害者是不是没有理由恨我。雷蒙说我去海滩，完全是一种偶然。于是检察官问他，酿成这个事件的缘起，那封信出自我的手笔，又该如何解释。雷蒙回答说，这也是偶然的。检察官反驳道，在这个事件中，偶然对良心已经犯下累累罪行。他想了解，当雷蒙打他情妇的时候，是不是出于偶然我才没有出面劝阻，是不是出于偶然我才去警察分局为他做证，而我做证时所讲的话显然是纯粹的偏袒，是否也是偶然的呢。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谋生，雷蒙回答说当“仓库管理员”，检察官立刻向陪审团声明，众所周知，这名证人是个拉皮条的，以色情行当为业，而我正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个案件是一个极其卑鄙下流的悲惨事件，更因为有一个道德魔鬼做帮凶而尤其严重。雷蒙想要申辩，我的律师也表示抗议，但是庭长制止他们，要让检察官把话讲完。检察官又说道：“我没有多少话要补充的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雷蒙。“对，”雷蒙回答，“是我的好哥们儿。”于是，检察官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瞧了瞧雷蒙，他并没有移开目光。我便回答：“是朋友。”检察官这才转过身去，面对陪审团朗声说道：“正是这个人，在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就过起放荡的生活，无耻到了极点，只为微不足道的原因就杀了人，以便摆平一种伤风败俗的纠纷。”

检察官说罢便坐下了。我的律师早已按捺不住，高举起双臂，袍袖滑落下来，露出上了浆的衬衣的褶皱，他高声嚷道：“究竟控告他埋葬了自己的母亲，还是杀了一个人？”一语引起哄堂大笑。检察官随即又站起来，身披着法袍，宣称这位可敬的辩护律师一定是太天真了，都感受不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悲怆的本质关系。他用力高声说道：“是的，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样一声宣判，似乎大大震撼了全场听众。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擦了擦满额头的汗水。看来他也动摇了，当即我就明白了，我这案子情况不妙。

庭审结束。我走出法庭上囚车的片刻时间，又领略了夏天暮晚的气息和色彩。在我这流动的监狱的幽暗中，我恍若从疲惫的深渊，一一听出我所喜爱的城市在我偶尔开心的时刻所有熟悉的声响。报贩在已经放松的气氛中的叫卖声，街心花园最后一批鸟鸣，兜售三明治的小贩吃喝声，有轨电车在高坡街道拐弯时发出的呻吟，夜幕降临港口之前天空的这种喧闹，所有这些声响，对我重新构成一条盲人路线，是我入狱前所熟识的路线。不错，正是这种时刻，我曾感到开心，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连梦也不做的轻松睡眠。可是，情况有所变化，我等待第二天到来时，还是回到我的单人牢房。此情此景，正如夏季天空中划出的熟悉的道路，既可通向监狱，也能通向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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