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东洋求学，十岁新郎的抱负
书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4015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6

在直隶唐山地区乐亭县大黑坨村，有一座典型的河北平原农家大宅院，前后三进，青砖红瓦，高屋阔院，这就是李大钊的家。

1899年春节的一天上午，大宅院里喜气洋洋，屋里屋外，院内院外，到处贴着大红“囍”字，挤满了前来祝贺的亲友乡邻。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鼓乐声将喜事推向高潮，随着司仪一声高喊，“新郎新娘拜堂成亲”，一对新人被男女傧相引进“怀德堂”正厅。

蒙着红盖头的新娘身高约一米五左右，佩戴大红花的新郎则比新娘矮了大半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童。

这个小童就是10 岁的李大钊，站在他身边的便是15岁的新娘赵纫兰。

李大钊是遗腹子，尚未出生父亲李任荣便已病逝，出生后不到一年母亲周氏也相继离世。祖父———李任荣的嗣父李如珍，含辛茹苦将年幼的李大钊拉扯大。如今李如珍已是72 岁高龄，农村俗语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意思是73 岁是人生一道坎。尽管李如珍身体硬朗，也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万一自己撒手人寰，年少的李大钊将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于是决定尽早为他成家。

新娘赵纫兰是本村赵文隆的三女儿，李如珍与赵文隆关系甚好，曾一起搭伙到关外做生意，挣得个盆满钵盈。正因为有了钱，李如珍才建造了这幢前后三进总面积1000 平米的大宅院，同时购置了90 多亩土地。也正因如此，李家、赵家成为大黑坨村立有堂号的三家之二，两家门当户对，结为姻亲之好更是皆大欢喜。

赵纫兰能看懂小说，性格温顺、手脚勤快，与李大钊成亲后，对他的学业多有督促，同时能很好地照顾李大钊，肩负起李家的家务，深得李如珍和李大钊喜爱。

李大钊天生聪颖，自三岁便跟着祖父接受启蒙教育，六岁入本村谷家私塾，10 岁到邻村小黑坨张家专馆读书，13 岁第一次参加童试科考，通过县试后，来到卢龙县永平府参加府试，他原本信心十足，岂料因墨迹污染试卷被淘汰出场。

15 岁时，李大钊再次应试，顺利通过县试、府试，然而就在他跃跃欲试，准备参加院试时，清政府批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停止科举、推广新学，于是，李大钊与“秀才”身份失之交臂，但以府试成绩进入永平府中学。

在永平府中学，李大钊了解到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内部的懦弱，了解到戊戌变法的内容及其失败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恶行、《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和耻辱，萌生出反清反专制的思想。

此时，这所地处偏远城镇的中学堂已经不能满足李大钊的求知欲望，他决定中断在永平府中学的学习，赴天津继续深造。

然而就在这时，祖父李如珍去世了！噩耗传来，李大钊悲痛不已。料理完祖父的后事，18岁的李大钊突然发现，家中已经一贫如洗！

原来，祖父虽然膝下无子，却有一个女儿嫁到邻村，女儿、女婿即李大钊的姑姑、姑父趁老人年高耳目不聪，千方百计侵占和挥霍老人的财产，老人去世后，更是趁机将所剩财产霸占和挥霍一空。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对长辈只好忍让，但是没钱读书令李大钊十分沮丧。

距大黑坨村不远的井家坨村有位在外为官的宋举人，早就听说李大钊聪颖刻苦，前途无量，愿意资助李大钊继续求学，当赵纫兰将这个消息告诉李大钊的时候，李大钊却不以为然。

“他为官钱财来路不正，我怎么会接受他的资助？”

“可是学不能不上。”赵纫兰想了想说：“我这里有些积蓄，再把衣服首饰当掉，应该足够你去天津的川资和第一年上学的费用。”

“可是听说那边学费膳食费很高，一年起码要120 元。”

“实在不行我就回娘家筹措，你不用担心，放心去吧。”

于是，在赵纫兰的鼓励支持下，李大钊于1907 年夏天和同学一起来到天津，顺利考取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不负妻子希望，努力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课程及英语、日语，因成绩优异被誉为“北洋二杰”之一。

这一时期，李大钊阅读和研究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理论，逐渐树立起民主主义观点，1911 年，武昌首义的成功让李大钊热血沸腾。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退位，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告终，2 月15 日，袁世凯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消息传来，李大钊欢欣鼓舞，兴奋之余写下：“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的诗句。

这一时期，李大钊还写下《一院制与二院制》、《欧洲各国选举制考》、《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等有关国体、国家体制、制度的文章，希望中国能模仿西方建设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只是将一个宣统皇帝赶下了台，袁世凯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变，李大钊最初的欢欣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

1912 年秋，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组成的北洋法政学会正式成立，李大钊出任学会编辑部部长，于1913 年4 月1 日创办学会月刊《言治》，并在该刊发表《大哀篇》等多篇针砭时弊宣传民主倡言民权的文章。

1913 年夏，李大钊历经六年苦读，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该校创办人、进步党人孙洪伊、汤化龙决定从毕业生中挑选三人赴日本留学，李大钊名列其中。

1914年元月，李大钊东渡日本，9 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住在早稻田大学西南的牛込区下户塚町520 号留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

这一时期，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学说。早稻田大学教授安部矶雄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教学中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来自中国的李大钊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指导，李大钊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逐渐加深。

当时，在留日学生中流行着一本名为《甲寅》的进步杂志，李大钊曾给该刊投稿，却多日不见回复，就在他逐渐淡忘此事时，突然接到来信，竟是《甲寅》创办人章士钊的邀请函。

按照邀请函所写杂志社地址，李大钊来到小石川林町的一座简陋住宅，经人通报后，而立之年的章士钊从里面迎了出来。

“守常先生是吧？”守常是李大钊的字。

“正是在下，你是行言兄……”

“是的，小刊主编章士钊，快请进！”章士钊热情地将李大钊迎进屋内，然后说，“我前些日子去了大阪，昨天归来才看到你的文章，以文识人，想必作者学识渊博，品行醇懿，急于相识，但文章未留地址，只好约先生来寒舍一叙。”

两人一见如故，越聊越投机，从此结为挚友。1914 年5 月，民国议会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即“袁氏约法”，赋予了袁世凯与皇帝无异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李大钊愤而作《国情》一文，刊登在章士钊主编的1914 年11 月《甲寅》杂志上，指斥袁世凯授意出笼《中华民国约法》，是为其独裁集权做法律准备。

《国情》发表于袁世凯称帝一年前，为国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最先声，在留日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西方列强卷入欧战。日本借德国家门失火无暇东顾之机，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将德国在华租界地中国青岛、胶济铁路据为己有。随后又于1915 年1 月18 日，作为日本支持袁世凯政权的条件，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此事经报刊披露，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声讨日本侵略行径的文章铺天盖地。

留日学生迅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召开会议，公推李大钊为文牍干事。

李大钊满怀爱国热忱，花费六个昼夜，写出《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敬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并于2月间以通电形式传回国内。

经过将近4 个月的谈判，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要求，于5 月9 日晚11 时在协议上签字。李大钊在日本得知“二十一条”签约后，义愤填膺，立刻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鼓舞中国人民“勿灰心，勿泄气”。

1915 年8 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复辟帝制之野心已是路人皆知，李大钊与友人组织“中华学会”，同林伯渠等人组织的“乙卯学会”相配合，进行反袁斗争，后来两个学会合二为一，命名为“神州学会”，成为留日学生中反袁斗争的中坚力量。

12 月12 日，袁世凯果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宣布改共和为帝制，定年号为“洪宪”。一时间，国内国外，大江南北，反袁斗争浪潮迭起。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起兵反袁。

留日学生总会立即行动起来，推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负责宣传工作。李大钊一面组织集会宣传演讲，一面为反袁义军募集军饷。为将反袁斗争与国内护国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1916 年1 月末，李大钊回到国内，在上海与支持云南义军的有关人士接洽，共商讨袁事宜，并将所募军饷做了交割。

2 月下旬，李大钊返回日本，主编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但由于李大钊参加反袁斗争，长期未到学校上课，因而被学校除名。从此，他离开早稻田大学，租住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全力做好留日学生总会的工作。

3 月2 日袁世凯皇帝梦碎，宣布恢复民国，李大钊受反袁胜利的鼓舞，于5月中旬返回上海。6 月6 日袁世凯逝世，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从此历史进入北洋军阀混战时代。

此时大批文人聚集北京、上海，集会结社，或坚守传统文化，或引进西方进步思想，一时间文化思想界出现了纷争不休、百家争鸣的景象。

在此背景下，为进步党改组的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 创办《晨钟报》，李大钊的好友汤化龙、白坚武邀请他出山。由于宪法研究会内有不少人在政治上比较保守，李大钊为此特地与陈独秀商量。

李大钊与陈独秀相识于日本，当时陈独秀在章士钊的《甲寅》编辑部工作，两人同怀报国大志，政治观点接近，来往颇多。陈独秀在1915 年春回到上海，并创办了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主要宣传阵地的《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

在陈独秀位于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 号的寓所里，李大钊与陈独秀侃侃而谈。

“这是个好机会。”听说研究系聘请李大钊创办《晨钟报》，陈独秀深表赞同，当即说，“只要汤化龙这些进步党人不干预办报方针，也就是说，不要让报纸陷于党争，这份报纸即可办成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报纸。”

“汤化龙表示，言论绝对自由。”李大钊也异常兴奋，“如此一来，《晨钟报》与《青年》杂志便可遥相呼应，成南北犄角之势，扩大宣传效果，增加政治影响。”

告别了陈独秀，李大钊登上了北上的“新铭号”客轮。

上一章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