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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左”倾，成了右倾代表
书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3210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6

1927年3月21 日，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爆发，当时北伐军已占领龙华，在北伐军薛岳部的支持下，工人武装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鉴于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要求，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3 月26 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形势骤然紧张。4 月1 日，汪精卫自国外翩然归来，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与汪精卫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称：

“有人说国民党领袖将要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和纠察队，这种谣言不知从什么人嘴里传开？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召开会议，声明决无摧残共产党和工会的事，并要求革命人民不要听信任何谣言……”

但“汪陈宣言”发表6 天后，蒋介石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在南京另立政府。

而汪精卫到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发现武汉政府面临的困境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首先军队中已经出现严重状况，唐生智军队里的军官大多来自湖南，他们反对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商务部长宋子文原是赞成开展工农运动的，但他需要稳定财政状况，加强税收，这不仅与工农运动相矛盾，更会触及一些工人的过高要求。在税收直线下滑的情况下，同时因为一些工人对他恨之入骨，他离开武汉，溜之大吉。

陈独秀一行到达武汉后，汪精卫与谭延闿立刻会晤陈独秀，对工农运动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颇多微词，要求无论任何问题，共产党都应与国民党共同讨论，保持协调一致。当陈独秀将这次谈话内容告诉张国焘的时候，张国焘说：“我们都知道运动有些失控，但我们没有那么多干部去做疏导工作。何况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罗易，他的主张显然比现实要激进得多。”

“好在鲍罗廷同意对工农运动过激行动做进一步约束。”陈独秀表示。

但事实上，到4 至5 月中共“五大”召开前后，中共中央已发过不少文件对工农运动进行约束，却毫无效果。

北伐以来，基层党组织迅速扩大，大批新党员缺少基本培训，对相关理论、政策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而中央与地方工作难以沟通与衔接，下级各行其是；部分工会、农会受地方帮会控制，莫说约束、领导武汉以外地区的工农运动，就是武汉地区的状况也难以控制。

然而，共产国际过高地估计了中共控制工农运动和左右国民党的能力，莫斯科严词电令陈独秀与鲍罗廷：“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强大的土地运动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非常及时的。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要求他们“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不得拖延。”

莫斯科的指示无异于纸上谈兵，在中共缺乏资金、武器、可靠的指挥人员的情况下，加之武汉国民政府的将军们已经对中共无比仇视，迅速组建8个或10 个师团绝无可能。

但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监督指导下，中共“五大”做出了一些相当激进的决议，如《土地问题议决案》宣称：“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

然而“五大”一结束，汪精卫便再度找到陈独秀，对共产党人的行为提出质疑与谴责，其中包括：

共产党人擅自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在共产党人的宣传鼓动下，发生了1927 年初占领英国租界的事件；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是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接着，5 月21 日晚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党军官许克祥部在长沙查封了工会、农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武装，并通电斥责工农运动。事变发生后，湖南各地纷纷效仿，其中有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等地。27日，许克祥等人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改组各级党部，迅速控制了湖南大部分地区。

“马日事变”发生后，陈独秀、鲍罗廷与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生冲突，鲍罗廷坚持派代表赴长沙与许克祥等人进行和平调解，并制止湖南工农过激行为，平息军人怒火。

陈独秀在5 月23 日的联席会议上指出：许克祥部的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军队，军官们收到的来自家乡的都是坏消息，诸如家属被农协戴高帽游乡、被批斗被逮捕，土地被没收，财产被瓜分等。

在这个情况下军官们就要镇压农民运动，而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平分房屋等。因此，我们需要作出让步，就是目前情况下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这样做为了有时间“准备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有朝一日将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打倒。

对此，共产国际于6月2日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在这个指示中，共产国际虽肯定了工农运动存在“过火”，同意约束过火行为，但仍然坚持不得妨碍土地革命，不得妨碍建立新军，尤其过高地估计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的作用，一厢情愿地坚持在不破裂两党关系的情况下，马上组织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改组国民党中央，依靠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开展土地革命，使武汉政府革命化。

对共产国际完全脱离实际的指示，陈独秀既气愤又无可奈何。

就在此时，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以“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为借口，武装递解共产党员全体出境，同时查封全省工会、农会、学生会。

在这一形势下，在讨论莫斯科来电的专门会议上，陈独秀对“五月指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 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也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必须“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

对于改组国民党中央，陈独秀称：“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对于组建新军，陈独秀认为此时中共没有这个能力。最后，陈独秀说：“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罗易对陈独秀的态度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指责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扬言“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

6 月26 日，在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右的，一条是左的。右的一条是放弃一切，左的一条是反对一切。走这两条道路我们都将垮台。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就是把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我们就应当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的倡言显然与共产国际的指示背道而驰，自然会遭到与会者的反对。

6月28 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发表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至此，一切趋势表明，倘使共产党不主动退出国民党，很快会遭遇被驱逐的命运。

6 月底，眼见武汉政权陷入危机，国共两党破裂在即，莫斯科突然紧张起来，不仅给中共发电打气，而且大笔汇款，称要通过武装工农，组建新军，“挽救革命”。然而直到这时，莫斯科仍旧坚持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党内”，给陈独秀与鲍罗廷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必须“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

为避免宁汉合流，莫斯科甚至决定汇给汪精卫数百万卢布。

对莫斯科的一厢情愿，陈独秀哭笑不得。他已经对共产国际不再报什么希望，从6月中旬便开始为国共关系破裂做准备，全力部署恢复湖南党组织的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对许克祥部进行反击，开展抗租运动。对敌军，他主张“大队来则避，小则与之打”。实在站不住脚的话，他赞成毛泽东的提议，上山。

可是，陈独秀没来得及做更多的部署，便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

7 月5 日，陈独秀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鉴于“上面国际责难，下面同志非难”，尤其适应不了莫斯科的思维方式，陈独秀做出了辞职的选择，于7月12 日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操劳6年之久的中共中央。

7月15 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宣布“分共”，从此宁汉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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