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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执教， 《新青年》大放异彩
书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4650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6

这次从日本归来，陈独秀做出一个决定：创办一份爱国进步的《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将家搬到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即与汪孟邹商量办刊事宜。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此时已承担几本杂志的发行，经费困难，只好与群益书社联系。群益书社创办人陈子沛、陈子寿同意合作，但提出每月一期，只能付200 元编辑费与稿费。

“由于是新刊，不知销路如何，我们只能试着来。”

陈子沛表示，言外之意只能开出这个报酬。汪孟邹知道陈独秀一家四口生活无着，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可以养家糊口，何况新办刊物确实风险很大，便与陈独秀商量接受了这个条件。

1915 年9 月15 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号问世。陈独秀在创刊号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首次在中国举起民主与科学之旗帜，成为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青年杂志》创刊后，汪孟邹即向陈独秀推荐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胡适，随即向胡适寄刊并约稿。1916 年2 月，陈独秀第一次接到胡适的来信，对胡适提出的改造旧文学的意见极其赞成，李大钊也从日本寄来了充满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支持下，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地为新文化运动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1916 年9 月， 《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月刊。9 月20日，康有为在《时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提议将孔教定为国教，编入宪法。对此，陈独秀激愤万分，在《新青年》接连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及《再论孔教问题》，猛烈抨击封建礼教，一石激起千层浪，陈独秀也因此声名大噪。

随着《新青年》发行量的扩大，陈独秀与汪孟邹及陈氏兄弟商量将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成立书局，为招股筹资，陈独秀与汪孟邹于11 月28 日来到北京，住进前门中西旅馆64 号。令陈独秀意想不到的是，在琉璃厂附近，他竟然与当年同任教于杭州陆小的沈尹默偶然相遇。

故人相逢，亲热异常。此时沈尹默在北大任文科教授，回校后便找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请他向其挚友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他自己也随后为此专程拜访蔡元培。蔡元培翻看了《新青年》，当即决定聘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但当沈尹默将这个消息告诉陈独秀的时候，陈独秀却有些犹豫，这主要因为他担心影响《新青年》的编辑出版。

12 月26日上午，陈独秀刚刚起床，一出门便看到年近50岁的蔡元培等候在门前。蔡元培亲自登门，礼贤下士，令陈独秀十分感动，赶紧将蔡元培迎进屋里。蔡元培开门见山地说：“我刚到北大任校长，急需一批学者名流，帮助改造北大学风，推进学术研究，你可愿到北大任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系主任）？”

“我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没到名校任过教，更别提任教授，怕是资格不够。”陈独秀直言不讳。

“哪里，凭你这些思想就足够了。”蔡元培指着桌上的《新青年》杂志说。

其实，陈独秀对北大这样的名校是非常向往的，何况他办《新青年》每月稿费、编辑费一共只有200 元，而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 元，这对生活窘迫的陈独秀来说极具诱惑力。但考虑到要在上海办《新青年》，不愿分心做别的，便婉拒道：

“只是，上海我一时走不开。我有个朋友叫胡适，现在美国留学，是哲学博士，年龄虽比我小，但学识很深，他做文科学长比我更合适。”

蔡元培笑了，他早料到陈独秀舍不得丢掉《新青年》，因此提议将《新青年》带到北大，以吸引北大学者名流加入，那样对《新青年》的发展也会有所帮助。蔡元培这个建议让陈独秀眼前一亮，最终决定接受邀请，但仍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因此留有余地，提出试任3 个月，能够胜任就继续做下去，无法胜任再回上海，蔡元培点头答应。

此次进京，不仅陈独秀得到任职北大的机会，汪孟邹也是收获颇丰，为书局招股十余万元，加上南方认股数万元，以及“亚东”、“群益”原有资本，共有30 余万资金，为书局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回到上海后，高君曼听说陈独秀将到北大任职，非常高兴。但此前陈独秀考虑在老家全皖中学读书的两个儿子陈延年与陈乔年。他们已经长大，应该让他们出来闯一闯，于是在《青年杂志》创办之后的1915 年冬写信让兄弟俩来上海。

兄弟俩到上海后，先在陈独秀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随后便搬出去自谋生路，白天在外打工，晚上到法租界法语学校读书，夜里就住到编辑部店堂的地板上，每天的伙食都是大烧饼就自来水。当时延年17 岁，乔年13 岁，兄弟俩从来不向父亲要钱。这让高君曼心里十分难过，为此与陈独秀争论多次，而陈独秀坚持要让两个孩子在外面吃苦，接受锻炼。如今去北京，将两个孩子留在上海，高君曼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

在高君曼的要求下，去北京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的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贴补延年、乔年的生活。汪孟邹连忙答应：“应该的，应该的，小兄弟俩太可怜了。”此前汪孟邹和陈独秀的老乡潘赞化受高君曼之托，多次为接济小兄弟俩的事劝说陈独秀，都没有效果，如今陈独秀总算动了“怜悯之心”，汪孟邹高兴得不得了，连称高君曼“堪称女中豪杰”。

1917 年元月中旬，陈独秀携高君曼及一双儿女入京，住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不料，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在校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些顽固守旧势力对陈独秀充满敌意，章太炎弟子黄侃、马裕藻等人对陈独秀更是冷嘲热讽，说他：“只不过能写些笔记性文章，没有获得任何学位，竟来北大任文科学长，真是笑话。”

这些人都在《新青年》抨击范围内，认为陈独秀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实属“叛逆”，不屑与之为伍，更不愿在他手下任教。好在蔡元培对陈独秀表示绝对的信任，力排众议，将文科人事、行政全权交由陈独秀负责，使陈独秀用实际行动堵住了顽固守旧派的嘴，得以在北大立足。

陈独秀结合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办学方针，对北大文科进行整顿改革。同时受蔡元培之命，邀请尚在美国即将毕业归来的胡适到北大任教，还聘请了李大钊、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加入北大文科教授行列。这些人不仅成为陈独秀整顿北大文科的主力，也成为《新青年》的骨干力量。陈独秀在北大立足之后，随即将《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

此时，胡适应陈独秀约稿，从美国寄回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刊登于《新青年》第2 卷第5 号，胡适在文章中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被视为“文学革命发难信号”。陈独秀对这篇文章欣赏之余，觉得不够深刻，又在《新青年》第2 卷第6 号发表《文学革命论》，呼应胡适，提出“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将反封建的内容同反文言文的形式相结合，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

1918年1月， 《新青年》杂志改为同人期刊，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以及鲁迅、刘半农轮流编辑，这种编辑办法，令一大批拥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围绕在《新青年》四周，使《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阵地。

这段时间，陈独秀和鲁迅、李大钊也过往甚密，其中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陈独秀催促下完成的，发表于《新青年》第4 卷第5 号。陈独秀和李大钊，则在1918 年12 月，携手创办《每周评论》杂志，这本杂志比《新青年》更直接参与政治。

然而，随着《每周评论》的创刊，1919 年初，守旧派向新思潮发起猛烈进攻，同时使出卑鄙手段，造谣称陈独秀等人因思想激进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辞职、被驱逐出北大等。陈独秀据理反驳谣言，一边发动社会各界对守旧派进行反击，一边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发动对旧思潮的讨伐，“宁肯牺牲权利，不肯牺牲主义”，坚决不让北大这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受到破坏。

蔡元培不愿北大民主自由的局面被旧势力扼杀，更不愿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被撵出北大，于3 月19 日致函《神州日报》，为陈独秀辞职一事辟谣。

但由于旧势力与军阀政府相勾结，教育总长傅坛湘受大总统徐世昌指令致函蔡元培，干预北大新文化运动；此时北大又传出陈独秀嫖娼一事，蔡元培的挚友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猛烈攻击陈独秀“私德太坏”，曾将陈独秀介绍给蔡元培的沈尹默也认为陈独秀不检点，被人抓住把柄，不宜再任文科学长，在此情况下，蔡元培不得不改变不撤换陈独秀文科学长的初衷。

4 月8 日，北大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马寅初出任第一任文理科教务处长，陈独秀在机构调整中被撤掉文科学长一职，改任国史馆编纂。

事实上，陈独秀的被免职，一方面是来自官方的压力，另一方面，与他的个性及生活态度是分不开的。用章士钊的话说，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使他树敌太多。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举荐人，但在1918 年5 月，汤尔和给陈独秀写信，陈独秀却将他毫不客气的回信发表在《新青年》4 卷5 号上，令汤尔和衔恨在心。而陈独秀生活中不拘小节，甚至出入烟花柳巷，实为授人以柄。

关于陈独秀出入八大胡同一事，早在1918 年初高君曼就听到传言，为此常与陈独秀发生争吵，骂陈独秀是“无耻之徒”。陈独秀不甘示弱，反讥她“故作清高”。陈独秀脾气暴躁，高君曼则动辄哭号，从此陈宅里变得火药味十足，以致陈独秀见到高君曼就心烦。如今陈独秀被免职，更印证了出入八大胡同的传言属实，高君曼对陈独秀的态度更加冷漠，背后时常落泪。

陈独秀本来被免职后心情失落，又面对高君曼的冷脸，情绪更加沮丧。

他一头扎进书房，将一腔怒火全部付诸笔端，不分昼夜地撰写火药味十足的文章，以致每期《每周评论》上都有他的十几篇文章。4 月20日，陈独秀更是公开点名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为各地激进社团报刊大量转载。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利用《每周评论》，以极大的热情报道运动的发展，揭露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并开设山东问题专号、专版，详细报道山东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巴黎和会上失败的过程与原因，称山东问题乃“我们国民全体存亡的问题”，倡议人民“发挥民族自己的精神”，“反对日本和亲日派”。同时关注运动的新动向，及时总结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导运动深入发展。

6月上旬，随着运动的发展，被捕学生已被陆续放出，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决定趁热打铁，把运动引向深入。陈独秀亲自拟就《北京市民宣言》，印刷后到中央公园散发。而此时，北京警方奉北洋政府之命已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列入严密监视对象，并予以抓捕。朋友们纷纷劝说陈独秀离京躲避，陈独秀不为所动。

6月11 日，陈独秀身穿白色西装，头戴礼帽，与邓初、高一涵前往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他们来到新世界的屋顶花园，见下面露台上正在放映电影，观众黑压压一大片，于是将传单朝着下面观众撒下。

就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走过一个人来，对陈独秀说：“也给我一份看看。”陈独秀没有多想，伸手递出一份传单，来人看了一眼传单内容，一招手，四周立刻围上几个人，将陈独秀逮捕。

陈独秀没想到来人是军警，后悔不迭，被军警带下楼的时候，远远看到邓初、高一涵，立刻大叫：“暗天无日，竟敢无故捕人！”以此提示邓初、高一涵他已被捕，让他们逃跑。

陈独秀被押到警察厅外右五区警察署解宪厅，当夜12 时，军警又闯入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宅，高君曼从梦中惊醒，得知陈独秀出了大事，顿时吓得目瞪口呆。军警翻箱倒柜，搜走信札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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