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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书名: 童年 作者: 高尔基 本章字数: 13868 更新时间: 2025-08-11 19:18:08
我从恶梦里醒来,两条冰凉的腿有了感觉。我把腿从床上垂了下来,它们又失去了知觉,但我已自信将来还可以走路,于是兴奋地大叫起来,一起身,把整个身体都压在了腿上,于是我瘫倒到了床下面。我不肯认输,就顺势向门口爬去,从楼梯往下爬,我想象楼下的人看到我会多么惊奇……
后来,我已记不清怎么来到母亲的房间里,我坐在了外祖母的膝盖上,几个陌生人在说话。一个瘦得可怕的绿色的老太婆威严地说着话,压过了所有人的声音:
“快把头包上,灌红莓汤……”
这巫婆浑身发绿:穿绿衣服、戴绿帽子,脸上一块黑痣,痣中间还有一根毛,像一撮绿草。她用那只戴着黑花边的无指手套的手罩着眼,下唇耷拉着,上唇翻转着,露出满嘴的绿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这是谁?”我诧异地问。
“这是你祖母……”外祖父怪声怪气地用不愉快的声音回答。
母亲冷笑着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跟前,很快地、含含糊糊地说:
“这是你父亲……”
马克西莫夫眯缝着眼,笑了笑,弯下身来,说:
“我给你作画的颜料,好吗?”
屋里明亮亮的,五根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中间摆着外祖父心爱的圣像,法衣上的珍珠在灯光下一明一灭地闪烁着,金色的灵光上鲜红的宝石光芒四射。外面大街上,有几张烙饼似的模模糊糊的圆脸不言不语地往黑暗的玻璃窗上挤着,被压扁了的鼻子靠在窗户上。周围的一切都在漂流着,那个绿色的老太婆用冰凉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耳朵,说:
“肯定,肯定……”
“他昏过去了。”
外祖母说着,就顺便把我抱走了。我只是闭上了眼睛而已,她抱着我上楼时,我问: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住嘴!”
“你们都是骗子……”
她把我放在床上以后,就顺势扎在被子里,号啕大哭起来。她哭得浑身发抖,肩膀颤动得特别厉害,抽抽搭搭地说:
“你,你也哭一哭吧……”
我没哭。阴暗寒冷的顶楼里,我浑身发抖,床晃荡着,发出吱吱的声音,绿色的老太婆就在我面前,我伴装睡着了,她才肯走。
那几天空虚的日子,单调得像一股细流似的溜过去了,订婚以后,母亲出了一趟门,家里变得特别冷清,一点生气也没有,寂静得令人抑郁寡欢。
一天早晨,外祖父来了,手里拿着穿眼凿,走到窗户跟前,开始挖冬天窗框的油灰。外祖母端来一盆水,拿着湿布,外祖父悄悄地问:“怎么样,老婆子?”
“什么怎么样?”
“你美了吧?”
“闭嘴!”她也像在楼梯上回答我似的回答道。
这些简单的词句后面隐藏着一件不言自明的让人揪心的事情。
外祖父小心地取下窗框拿了出去,外祖母打开窗户,小鸟的欢叫声突然间涌了进来,小麻雀在唧唧喳喳地欢叫,大地上冰雪融化,一种醉人的气息迎面而来,涌进了屋子,炕炉上的雪青的瓷砖窘得发白了,看去令人觉得冷飕飕的。我从床上费力爬了下来。
“穿上鞋!”外祖母说。
“我到花园去!”
“那儿的雪还有呢,过几天再去!”
我没服从她,甚至看见大人就不愉快。
花园里,小草已经钻出了鲜嫩的绿针,苹果树发了芽儿,花骨朵咧开了嘴,彼得罗芙娜房顶上的青苔快乐地闪着绿光。各式各样的鸟儿在心旷神怡的清新芬芳空气中欢叫不止,让人感到一种舒服的晕眩。彼得大伯自杀的那个坑里,乱七八槽地堆放着被雪压断的棕黄色的杂草,一块块的黑炭头凄凉地发光,没有一点春意。我愤怒地想消灭这一切杂乱的、肮脏的东西,想把这儿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所有的大人赶走,在这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清洁的住所,我独自住在这儿。我马上就动起手来,这使我在很长的时期内很好地远离了家里所发生的事,虽然这一切仍然非常令人生气,但却一天天引不起人的关心了。
“你怎么老噘着嘴?”
外祖母和母亲都经常这样问过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并不是因为生她们的气,只是家里发生的事都使我感到生疏罢了。那个绿老婆子还是经常来,吃午饭、吃晚饭、喝晚茶,就像旧篱笆中间一根发霉的木桩,她的眼睛是用看不见的线风道脸上的,它们很灵活地转动着,很容易从瘦骨嶙峋的眼窝里滚出来,一副一切尽收眼底的神态,很有点咄咄逼人的意思。说到上帝,她的眼睛就翻向天花板,说起家常话,她的眼睛就垂到腮帮上。她的眉毛像极了剪纸,她的光板牙默默地嚼着塞到嘴里的东西,还好笑地曲蜷着手,翘着小手指,耳朵动弹着,黑痣上的绿毛发也在那又黄又皱、洁净得令人讨厌的皮肤上爬动着。她全身都像她儿子似的洁静,碰着任何一块皮肤都让人想吐。开始那几天,她甚至有一次想把她那死尸般的手递到我的面前,让我吻她的手。手上散发着喀山黄肥皂气味和神香味,我扭开头,跑了。
她对她儿子说:“你得好好管管这个孩子!”
他恭顺地低下头,皱眉蹙额,沉默无语。在这个绿色老太婆面前,大家都皱起眉头。
我极其讨厌,甚至刻骨铭心地憎恨这个绿色的老太婆以及她的儿子。这种无法摆脱的憎恶,让我吃了不少苦。一天,吃饭时,她可怕地瞪着眼说:
“喂,你,阿廖什卡,你怎么老是狼吞虎咽的,那样的大块东西,会噎着你的,亲爱的!”
我从嘴里掏出来一块,又用叉子把它叉上,故意递给她:
“行,您心疼得慌,您拿去吃了吧……”
母亲把我从饭桌上拉下来,我受辱地被母亲撵到了顶楼上,外祖母也来了,她捂着嘴窃喜的大笑起来,说:
“老天爷,上帝保佑,你为什么如此调皮……”
我很讨厌她捂住嘴的样子,就躲开她,独自爬到了屋顶上,在烟囱后头坐了好长时间。没错,我总想调皮,宣泄一下自己的怨恨,跟任何人都恶言恶语地说话,这种愿望很难克服,可是后来不得不克服:有一次,我在继父和他妈的椅子上涂上了樱桃胶,把他们俩都人粘上了!这非常可笑,外祖父为此打了我一顿,母亲到顶楼来找我,把我拽过去,用膝盖夹住我,说:
“亲爱的,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发脾气?如果你这样,我会难过死的!”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亮晶晶的泪水,她把自己的脸颊紧贴在我的头上,泪水滴在我的头上,唉,宁愿让她打我一顿好过呢!我保证,以后永远不再得罪马克西莫夫家的人了,只要她不再哭!
“啊,那太好了。”她轻声说。“我们不久就结婚,然后去莫斯科,等我们回来了,你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很善良,也很聪明,你会和他和睦相处的。你中学毕业以后就上大学,就和他现在的他一样了,然后当医生,或者……随心所欲吧,只要有了知识……好了,去玩吧!”
她接二连三的话并未使我高兴起来,我彷佛觉得形成一架梯子,它深深地离她越来越远地往下伸展着,一直伸到黑暗的地方,伸到孤独的地方,这个梯子使我很不高兴,我只想说:
“别嫁人,和我永远在一起吧!”
不过,我什么也没说。母亲总是唤起我太多对她亲切的思念,可等到说时,我却不知为什么说不出来了。
我继续在花园里的工作:我拔掉了喝用镰刀割掉了杂草,坑的边沿上有往下掉土的地方,我把那个坑用砖头砌整齐了,铺了一个宽大的坐位,在上面甚至可以睡觉。我收集彩色玻璃渣儿,用粘泥巴它们抹到砖缝里,阳光照上去,发出五光十色的彩虹,像教堂一样。
“啊,好主意!不过杂草仍会长出来的,你没有除根儿!”有一次外祖父细细地瞧了我的工程,说道。“我来用铁锹把地再刨一遍。去,把铁锹拿来!”
我把铁锹拿来,他往手上吐了口唾沫,吭了几声,用脚深深地把铁锹压进肥沃的土地里。外祖父边说边挥起铁锹:
“把草根扔掉,咱们再种上向日葵,那会更好看呢……”
突然,他拄着铁锹弯下生去,一声不响,动也不动地僵在了那里。我仔细看了看,从他那又小又聪明的、像狗一样的眼睛里,泪水扑簌簌地就流了下来。
“你怎么啦?”
他抖擞了一下,用手掌擦了擦眼睛,朦朦胧胧地望了望我,说:“啊,我,我出汗了。”
他马上又开始挖土,没几下就又停住了,忽然说道:
“唉,你这些力气全白费了……这栋房子我要卖了!秋天吧,给你母亲当作嫁妆,希望她从此能过上好日子……”
他扔了铁锹,挥挥手,就到澡堂后面花园的拐角地方去了那里有他的温室。我接着干,但是铁锹马上就弄伤了我的脚。
这阻碍了我参加母亲的婚礼。我只能走出房门,倚靠在大门口,看着她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拉着马克西莫夫的手,踏着砖铺的人行道,踏着砖缝里钻出的绿草,像在钉尖上走路似的,远去了……
婚礼是寂寞的,从教堂回来,大家都不声不响,闷闷不乐地坐下喝茶。母亲立即换了衣服,到自己的卧室去整理东西了。马克西莫夫在我身旁坐下说道:
“我答应送给你图画颜料,可是在这儿买不到好的,我自己倒是有一套,可是不能送给你,等我从莫斯科回来吧……”
“什么东西?“
“颜料。”
“做什么?”
“画画啊!”
“我不会!”
“那就给你寄点其他的东西吧!”
母亲走过来,说:
“很快我们就会回来的,等你父亲考完试,完成了学业,我们就回来……”
他们同我谈话的平等语气很让我高兴,但是一个长了胡子的人还在上学,这有点让人无法接受。我问他:
“你学的什么?”
“测量学。”
我懒得详细问这是什么样的学问,心里难受。家里充满了百无聊赖的寂静和一种像是毛布的沙沙声,不由让人向往夜快点到来。外祖父背靠着炉子站着,眼睛眯缝着向窗外眺望;绿色的老太婆帮助母亲装箱子,她不停地唠叨着,哼哼着。外祖母在中午的时候就喝醉了,家里人因为替她害羞,就把她打发到顶楼上,锁在里面。
第二天,很早很早,他们就动身了。临别时,母亲搂着我,轻轻地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盯着我,吻了吻我的脸,说:
“再见了……”
“你告诉他,让他听我的话!”外祖父抬头仰望着还是粉红色的天空,阴沉沉地说。
“好,要听你外祖父的话!”
她在我身边画了个十字,说。我本来是想着母亲再说点其他什么的,但是让外祖父给打断了,所以很生外祖父的气。
他们坐上了敞篷马车,马车的什么地方挂住了母亲的长衫的下摆,她生气地拉了好几下,也没成功。
“你去帮一下!”外祖父要求我。我一动不动,忧愁使我动弹不得。
马克西莫夫耐心地把两条穿着窄脚裤的青色裤子的长腿在马车里摆好,外祖母往他手里塞一些包袱,他把她们放到膝盖上,用下巴压住,惊惧地皱着苍白的脸,拉长了声音说:
“足——够了……“
绿色老太婆和她的大儿子坐在另外一辆敞篷车上,她像画儿似的坐在那儿,她儿子用军刀把儿顶着胡子,不停地打着无聊的哈欠。
“啊,您真的要去打仗?”外祖父问他。
“是的!”
“那好,土耳其人该打……”
他们走了。母亲好几次回过头来,挥着手绢,外祖母一直手扶着墙,也在空中招着手,大哭起来,热泪滚滚地流着,外祖父也用手指从眼里挤出几滴水,难过地断断续续地咕哝说:
“不,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坐在铁桩上,看着马车颠颠簸簸地驶去,拐了弯儿,心中的天窗好像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似的没有一点亮光,特别难受。
街道上连一个人也没有,荒凉,寂寞。天还早,家家的窗户还紧闭着窗扉。我从未见过街道这样像死一般地空虚。牧人在远处无休止地吹弄笛子。
“走吧,咱们去喝早茶,”外祖父扳着我的肩膀说,“你命里注定要和我在一起啊!”
我们在花园里一声不响地忙了一整天,整地、修整篱笆,他挖了几个畦子,把把红莓绑起来,把苹果树上的苔藓刮下来,踩死青虫,我老是建筑和装潢我的小屋,还把一个装着鸟儿的鸟笼放在了里面,用晒干了的杂草编成密密的篱笆,在长凳上做一个遮太阳和露水的顶盖,我把这儿弄得好极了。
“不错,你要学着自己安排自己的所有!”外祖父说。
我非常重视他的这句话。有时,他躺在我铺的草坪座位上,不紧不慢地教导我,他的话彷佛是使劲儿掏出来的:
“现在你是从你母亲身上割下来的碎片了,懂吗?她如果再生了孩子,就要比对你亲了!没看见你外祖母又喝起酒来了吗?”
他顿了顿,沉默了好久,彷佛在细心地谛听,才又懒懒地开口说出沉重的语句:
“她已经这是第二次酗酒了,第一次是米哈伊尔要被征兵役时……她这个人糊涂呀!硬是让我给那个混蛋儿子买了个免役证。或许他当了兵会变成个好人呢!唉,我就要死了,我死了,就剩下你一个了,孤身一人日子还得自己想办法,懂吗?要学着独立工作,千万不要听任别人的安排!生活中为人要老实,稳稳当当地生活,可也不能太老实了,要倔强地生活!别人的话不是不能听,但该怎么做,要靠自己最后决定!”
夏天的大部分时光我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温暖的夜里,甚至在那里睡在外祖母送给我的毡子上。外祖母也经常和我在一块,她抱一把干草,把它撒到我的床铺旁边,我们躺在干草上,仰望天空,她不停地给我讲着什么,偶尔插上这样的几句:
“看,流星!不知道那是谁纯洁的灵魂,思念起了大地,奔向了大地母亲的怀抱!有一个地方降生了一个善良的人!”
“看啊,又升起来一颗星星,真近啊!美丽宽阔的天空啊,你是上帝璀璨的衣妆……”
外祖父在旁边总是一个劲地小声嘟囔说:
“行啦,赶快快回去睡吧,小心会感冒的,会中风的,小心小偷进来会掐死你们的!”
太阳西下,天空中红河泄火,接着,火河烧尽了,桔红橙黄之色泄在花园里鹅绒般的绿茵上,慢慢的,一切渐渐地都暗了下来,一切都好像膨化了,扩大了。浸在温暖的黄昏中,吸饱了阳光的树叶低垂下来,青草也低下了头,弯向地面,香甜的气息慢慢弥漫了开来,一切都变得更柔和更茂盛了,静静地发散着亲切得宛如音乐般的各种气息,而音乐也从远方,从旷野飘过来:军营里正在吹晚号。夜幕闭上了眼了,一种好像是慈母般体贴的有力的、清新的东西注入了我的胸膛,寂静像温暖的、毛茸茸的手轻柔地抚摸着,使我忘掉了所有,拂去了白天所沾染的一切侵蚀人的细尘。那是多么令人神往:仰面躺着注视星星一颗颗地燃起,天空永无止境地深邃下去,深邃的天空愈升愈高,不断的出现新的星星,它轻轻地把你从地面举起,时间长了,你自己就仿佛也升了上去,天地人相合,慢慢地你就进入了梦中。一切都变得更暗更静了,但到处都无形地绷紧了敏锐的琴弦,偶而有人声、鸟语或是刺猬之类的动物的走动声,都被安静的夜放大了好几倍。琴声偶尔飘进来,传来一阵女人们的笑声,军刀碰撞的声音,狗尖尖的叫声。所有这些都被敏锐得令人感到亲切的寂静衬得很特别……
有些夜晚,忽然在野外,在大街上响起醉汉的吼叫声,有人踏着沉重的脚步跑过去,这已经习以为常,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了。
外祖母总是入睡很晚,躺在那儿,以手枕头,内心略带激动地自言自语地说呀说呀,却并不在乎我是否在听。她永远善于选择那样的童话故事,它能使夜变得更有意味,更加美丽。
听着她那不紧不慢的言词,我不知不觉地入睡了。清早和鸟儿一齐醒来,太阳暖暖地直射到脸上。空气在静静地流动,露水从苹果树叶上震落下来,打湿了衣衫,湿漉漉的青草越来越光亮了,像水晶似的清澈透明,青草上,升起一层薄雾似的水珠。阳光的辐射在紫藤色的天空中扩大着,天越来越蓝,云雀飞向目不所及的高高的天空,在婉转地歌唱,一切鲜花和音响,像露水珠似的往胸里渗透,一种喜悦从心底里荡漾出来,让你立刻就跳了起来,抓紧时间去干点什么,去照顾一下周围的花草树林!
这是我一生中对自然和人生感触最多的一个阶段,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夏天里,我的自信和朦胧的人生观念产生了。我变了,不愿意再和任何人来往,奥夫相尼科夫家的孩子们的叫喊声再也不能吸引我,两个萨沙的到来,也不能引起我任何的兴趣,只能引起我的惊慌,担心他们破坏花园里我的建筑物。我不喜欢和他们在一起。
我越来越讨厌外祖父的哆哆嗦嗦,那没完没了的唉声叹气和枯燥无味的讲话。他却常和外祖母吵架,把她赶了出去。一连几天,外祖母都在雅科夫或米哈伊尔家里。外祖父自己做饭,烫了手,破口大骂起来,把食具打碎,一副难堪的样子,他显然变得贪得无厌了。
他偶尔也到花园里来,在草坪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长久地静静地注视着我,然后问我:“你什么不说话?”
“没什么话可说的。”
就这样,他又开始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教育:“出生在咱们这样的小户人家,任何事都要靠自己,没人伺候,又没人教!书是为别人写的,学校也是为人家盖的,没有咱们的份儿……”
他突然不言语了。沉思起来,一动不动,哑巴似的,许久沉默令人战栗。
秋天,外祖父把房子卖掉了。在卖房前的一个早晨喝早茶的时候,他忽然向外祖母沉重地、坚决地宣布:
“老婆子,我养活过你,可是我现在养够了!你自己找饭去吧!”
外祖母态度非常安详地听着这些话,就好像她早就知道他会这样说,并且在等待着他说似的,她不紧不慢地掏出鼻烟壶,用她那海绵似的鼻子吸了吸,说道:
“好吧。既是这样,就这样好了……”
外祖父再山脚底下一所旧房子租了两间窄小昏暗的地下室。外祖母把一只有长带子的草鞋扔进了炉子里,她俯下身去蹲在那儿,开始祈求家神:
“家神家神,你是一家之主,我们送给你一辆雪橇,请你坐上它,跟我们一起到新家去吧,保佑我们能找到更好的幸福……”
外祖父从院子里往窗子里望了望,看见了,大叫一声:
“你敢!异教徒,不许请他去……”
“做孽啊,当心遭报应!”
外祖母也生气了,她认真地警告道,但外祖父打发雷霆,禁止把家神请过去。
家里的东西都在两三天内卖给了那收破烂儿的鞑靼人,他们斤斤计较,想方没法压着价钱,互相辱骂着。外祖母从窗子里往外看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声音不高,嘴里却不停地说着:
“都拉走吧,都拉走吧……”
花园也没了,我无能为力。我可惜我的花园,我的草棚子,我也想哭一场。
用两辆大车搬家,我坐在各种旧家私中间的拿来那辆搬家的车上,车晃得厉害,仿佛要把我扔下去。
以后的两年时间,直到母亲去世,我始终生活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中。
搬家后时间不久,母亲回来了。她面如死灰,精瘦精瘦的,大眼睛里闪着火热的、惊奇的光。她细细地端详着我们,仿佛第一次看见她父亲、母亲和她儿子,她这样一声不响地打量着,而继父则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低声吹着口哨,咳嗽,把手抄在背后,手指老是动弹着。
“天啊,你都长这么高了!”母亲对我说,用滚烫的手抚摸着我的腮帮子,她打扮得挺难看:穿着宽大的、棕色的、被大肚子撑鼓了的长衫,而她的肚子难看地挺着。
继父伸出手来,对我说:
“你好!你怎么样?”
他又吸了吸鼻子,说:
“您这里的空气很潮湿!”
他们俩都看起来很累,好像跑了很久,跑得筋疲力尽,全身的衣服都揉皱了,现在他们什么都不需要,急切地想要躺下来休息。
大家无语地坐着,沉默地喝着茶,外面正下着雨。外祖父喝了一口茶,望着被打湿的窗户说:
“这么说,全都烧光了?”
“我们俩能逃出来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继父坚决地说。
“唉,唉,水火无情嘛……”
母亲把头靠在外祖母身上,冲着她的耳朵低语着什么。外祖母的眼睛眯缝着,彷佛被什么光照得睁不开似的,变得更沉闷了。
“不过,”外祖父忽然提高了声音,刻毒又文静地说起话来,“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根本就没有闹过什么火灾,是你赌博输光了……”
刹时,又是死一般的寂静,滚茶的沸腾声,雨敲打着玻璃窗户的声音因此显得特别响亮。
“爸爸……”
母亲叫了一声。
“好啦,我早就跟你说过,三十岁的人嫁一个二十岁的人,那是终归不行的!”外祖父震耳地大叫起来。
“现在好啦,结果怎么样?”
他们全都放大了声音,四个人大声吵了起来。其中继父的声音最大也最可怕。我被吓坏了,急忙跑出去,坐在柴火堆上,我惊得全身麻木。母亲像是换了个人,她完全不是从前那样。
以后的有些事我印象不深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住进了索尔莫夫镇的一所破房子里,那里全是新的——墙上没有壁纸,木缝里填着麻屑,麻屑里有很多蟑螂。我和外祖母住在有天窗的厨房,母亲和继父住在西间有临街的窗户的房子里。房子的对面就是黑洞洞的工厂大门,工厂的黑烟囱从房顶向天空耸立着,就像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缝里伸出来似的,它们吐着卷曲的浓烟,冬天的风吹得全村烟雾弥漫,在我们冰冷的房屋里,常常有一股浓厚的糊味。早晨随着吵人的狼嚎般的汽笛声,工人们涌进去。中午,大门敞开,黑水一样的被咀嚼过的工人们再次被吐了出来,然后毛茸茸的白色的狂风把他们赶回各自的家中。夜晚,工厂的上经常升腾起狼烟似的火光,不禁让人感到害怕和讨厌。
天空似乎永远是铅灰色的,单调的铅灰色平平地覆盖了屋顶、街道和每一个人目力所及的全部地方。它钳制人们的想象,它那忧郁的单调色彩使人眼花缭乱。
外祖母变成了保姆,打水洗衣做饭,每天都辛苦得死去活来的,躺下睡觉时已经累得哼哼唧唧的,不停地叹气。有时候,干完了一天的工作,她穿上短棉袄,把裙子塞得高高的,到城里去。
“看看老头子过得如何样?”
“我也去!”
“冻死你!”
她自己要在看不清路的雪地里跋涉七俄里。母亲变得越来越难看,脸也黄了,肚子大了,瑟瑟缩缩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围巾。我恨这条把她那又魁梧又匀称的身躯变丑了的披巾,因此我要撕掉这些穗缨;我也恨这所房子、工厂、镇子。母亲穿着一双破旧的毡靴,咳嗽着,震得大得难看的肚子直抖,她那青灰色的眼睛枯燥地发着怒光,常常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赤裸裸的墙壁,彷佛目光贴到那上面似的。她常常站在窗口发呆,好几个钟头没有反应。大街像人的颚骨,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歪斜,一部分已经脱落,笨拙地镶着大得和颚骨不相称的新牙齿。
“咱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问。
“住嘴!”
她和我说话向来如此,很简单明了地命令,比如:
“去,给我拿来!”
她不允许我上街,因为只要一上街就要被街上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每次回家我都伤痕累累。打架变成我惟一的快乐,甚至成为我的癖好。每当这时,母亲会用皮带打我,不过惩罚更激怒了我,每打我一次,我就会更频繁地跑出去打架,母亲把我也惩罚得更厉害,一次她把我打得太过愤怒了,我威胁说再打我就咬她的手,跑到野外去,冻死在外面!她一愣,一把推开我,在屋子里走了一趟,不知是因为累的还是打得太用力了,气喘吁吁地说:
“畜牲!”
愤怒和不解占据着我心中爱的位置,我有点变体加厉了。那些像鲜明而颤动的彩虹似的、称为“爱”的情感,在我心中凋谢了,愈来愈常常地爆发那总对一切都怨恨的带炭气味的青色火苗,那股沉重的不满的感情,那种在这灰色的死气沉沉的无聊气氛中孤独的感觉,死灰似的在心中冒烟。
继父一天到晚阴着脸,对我很严厉,不理睬我母亲,他总是吹口哨,咳嗽,每次饭后总是站在镜子前用火柴杆小心地长久地剔他那不平整的牙齿。而他愈来愈经常和母亲吵架,而且老是用那个让我怒不可遏的“您”!在吵架时,他总是把厨房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看来他是不想让我听见他的话,但我仍然细心地倾听着他那沉闷的低音。
有一次他跺着脚大声喝叫道:
“都是由于您这讨厌的大肚子弄得我没办法邀请客人,您可真是头蠢笨的老水牛!”
由于吃惊,由于令人无比愤怒的侮辱,我被愤怒烧红了脸,猛地从吊床上蹦了起来,脑袋撞上了天花板,还把自己的舌头也咬破了。
每到星期六,家就有几十个工人到继父这里来卖粮票,这种粮票本来是用来在工厂开设的铺子购买食物的,是工厂主付给工人当工资的,而后父却以半价收购它们。他在厨房接待工人,神气十足,脸子黑沉沉的,坐在桌子上,拿着粮票说道:
“一个半卢布。”
“你不怕上帝……”
“我说,一个半卢布。”
黑暗的日子没有持续很长,在母亲生孩子之前,他们又把我送回了外祖父那儿。他已经住在库纳维诺,从山坡上通到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的沙土街上一所两层楼房里,他租了一间有俄罗斯式的大坑炉和向院子开着两个窗户的狭小房屋。
“噢,小鬼头又回来了,看来你这老不死的外祖父比你亲妈还要亲呢!”
他迎着我说道,尖声地笑着。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新的地方,很快,母亲、外祖母就带着小孩再次回来了。继父因为克扣工人工资被赶出了工厂,但是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一趟,又混上了车站售票员的工作。
过了很长一段空闲时光,我又搬回到母亲那里,她住在一所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后来,母亲把我送去了学校。入学伊始,学校就让我反感。
上学时,我穿的是母亲的皮鞋,大衣、黄衬衫和撒腿裤子是用外祖母的外套改编的,这些都引起了同学们的窃笑。因为我穿黄衬衫,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方块王牌”。我和孩子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但是却无法让老师和神甫喜欢我。
老师脸黄秃头,鼻子里总是流血,他来到班上,用棉花塞住鼻孔,坐在桌子后面,发着鼻音问功课,他还时常恶心地把棉花从鼻子里拔出来,摇着头检查检查。他有一张黄铜色的扁平的脸,神奇酸溜溜的,在皱纹里有一种绿锈,长着一对极令人生厌的灰眼睛,有事没事老看着我,我不得不总是擦脸,好像他仅仅注意我一个人:
“彼什科夫,啊,换一件衬衫你,你的脚不要老动弹,从你鞋里又流出一片水来!”
我狠狠地报复了他一次:我找到半块冰冻的西瓜,去掉瓜瓢,把西瓜皮搭放在半明半暗的门上,他进来随手带门时,西瓜皮一下子就像一顶帽子一样扣到了秃头上。看门的拿着老师的字条把我带回家后,我用皮肉之苦偿付了这场恶作剧。
还有一次,我把鼻烟偷撒到他桌子的抽屉里,使得他不停地打起喷嚏来。他只好离开教室,让他的女婿来代课。他是个军官,命令大家齐唱《愿上帝保佑沙皇》和《噢,自由呀我的自由!》如要是谁唱得不准,他就用尺子敲脑袋瓜儿,敲得非常响,但不疼,却令人发笑。
神甫是一个美貌、年轻、头发浓密的人,讨厌我是由于我没有《新旧约使徒传》,还有我总是学他的口头禅。
“彼什科夫,你把书带来了吗?是不是?”他一进教室,第一件事情就是问我这个问题。
“没有。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没有,是不是?”
“行了,回家去吧!是不是?我可不喜欢教你这样的学生,是不是?”
这并没有使我苦恼,我懒散地走到村子里,四处张望地玩到放学时间。在村子里泥泞的街道上来回溜达,细细瞧看村里喧闹的生活。
这个神甫有一张基督式的端正面孔,温柔的女人的眼睛,还有一双对所碰到的一切也同样温柔的小手。每样东西他都拿得惊人地美妙,彷佛那件东西是脆弱的活物,生怕一不小心就碰坏它。他对学生不是那么和蔼,但他们仍然喜欢他。
就这样,虽然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可不久学校还是通知我说,由于我的不体面行为,让我退学。我垂头丧气了,一场灾难马上就要降临了,因为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差了,愈来愈频繁地打我。
可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个救世主,一位样子像巫师的人来到学校,他就是驼背的赫里山夫主教 。
这个个子不高的人穿着肥大的黑衣裳,头上戴着可笑的小桶帽,他在桌子后面坐下,把两只手说:“孩子们,咱们彻底淡淡吧!”教室里立刻充满了温馨的氛围,散发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快气氛。
他叫了几个人之后,把我叫到桌子前面,他认真地问道:
“小朋友,你多大了?长得这么高!你常常站在雨地里,是吗?”
他一只干瘦的留着长指甲的手放在桌子上,另一只手捏着稀疏的胡子,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又说:
“好吧,你给我讲讲《圣经》中你最喜欢的故事,好吗?”
“我没书,没学过《圣经》。”
他扶了扶高筒帽子,问道:“那怎么行啊,《圣经》是必须要学的!你听说过里面的故事吗?圣歌也会唱?太好了!还会念祷词?啊,《使徒传》也会?看来你无所不知嘛!”
我们的神甫赶来了,脸通红,气喘吁吁的,主教祝福了他,但当他要介绍一下我时,主教一挥手,说:
“请等一下……好好,那你给我讲讲敬神的阿列克谢……”
我忘了其中某一句诗,刚一停顿时,他马上打断了我:
“啊,你还会什么?会讲大卫王的故事吗?我特别想听一听!”
我看得出来他不是应付差事,他确实是在听,而且是在认真地听。他不断地问,认真地听。他问了我很久,然后忽然停住,很快向我打听:
“你学过圣歌?是谁教的?慈爱的外祖父?啊,厉害的?真的?你很调皮,是吧?”
我迟疑了一下,但只好回答:“是。”教师和神甫啰啰嗦嗦地说我所承认的是实话,他耷拉着眼皮听他们讲,然后叹了口气,他把散发着檀香味的手放在我头上,问道:
“那你为何调皮呢?”
“上学很没有意思。”
“什么?没有意思!不对吧,如果你觉得没有意思,你的学习成绩就不会这么好了。这说明还有其他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并在上面题了字,说:
“小朋友,彼什科夫?阿列克谢,你要学会忍受,不要太调皮!一点点调皮是可以的,可太调皮了别人就会生气的。是不是?小朋友?”
“对。”
大家快乐地齐声回答。
“你们不是很调皮,是吧?”
孩子们咧嘴笑了,一齐说道:“不,很调皮,很调皮!”
主教往椅子上一靠,搂着我,令人吃惊的说了下面的话,使所有的人,连同教师和神甫都笑了:
“真是奇怪,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很调皮,也是个淘气鬼!这是为什么呢?小朋友们。”
他和大家打成了一片,愉悦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他向孩子们问长问短,巧妙地使他们互相争论,最后,他站了起来:
“和你们在一起很好,好了,调皮鬼们,我该回去了!”
他抬起一只手,把大袖筒退到肩膀上,宽宽地挥动胳膊对所有的人画了个十字,祈祷道: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预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再见!”
大家纷纷叫道:
“再见,大主教,一定要再来啊!”
他戴着高筒帽子点了点头:
“一定会的,我给你们带书来。”
他飘飘洒洒地从教室走出去,又转过身去对老师说:
“让大家回家吧!”
他拽着我的手走进门洞,对我俯下身小声地说:
“啊,你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知道吧?我心里清楚你为何调皮!好了,再见,小朋友!”
我心里特别激动,一种特别的情感在我心中沸腾,久久不能平静。老师让大家都走了,唯独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我现在比水更安静,比草更老实,很认真地乐意地听他讲话,我才发现他是如此和蔼:
“以后你应当听我的课了,是不是?不过,不要淘气了,安安静静坐着,是不是?”
这样,我在学校算是处理好了一部分。可在家里却闹了一件事儿:我偷拿了母亲一个卢布。
在一个晚上,他们都出去了,留下让我照着孩子。我闷得慌,无聊地翻阅着继父的一本书,突然发现里面夹着两张钞票,一张是十卢布的,一张是一卢布的。我灵光一现,一个卢布可以买《新旧约全书》,大约还可以买一本讲鲁滨逊的书。这本书是我不久前在学校里听说的,一个严寒的冬天,课间休息时,我给同学们讲童话,一个同学轻蔑地说:
“还讲什么童话呢,狗屁,鲁滨逊的故事才是真正的故事呢!”
后来我才发现,有好多人都读过鲁滨逊的故事,大家都夸奖这本书。我也必须读,到时候也能说他们“狗屁!”
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带着一本《新旧约全书》和两本儿破烂的安徒生童话,三斤白面包和一斤灌肠。在弗拉基米尔教堂菜园旁边的又小又黑的铺子里有鲁滨逊,是一本薄薄的黄皮封面的小书,第一页画着一个戴皮圆帽子,披着兽皮的大胡子,这多少让人觉着有点不大愉悦。相反,童话书就是再破旧,也比它好多了,连表面也举得可爱。
中午,我与同学们分吃了面包和灌肠,开始读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童话《夜莺》。
“在遥远的中国,所有人都是中国人,连皇帝也是中国人。”
这一句话,由于它的单纯、含着快乐地微笑着的音乐,还由于它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使我感到愉快的惊奇。
在学校还没把《夜莺》读完,天就已经太晚了,大家各自回家。母亲正在炉台边上做饭,手里拿着煎锅把儿,正在煎鸡蛋,她看了看我,用奇怪的、遏制的嗓子问:
“你拿了一个卢布?”
“是的,我买了书,这不……”
没等我说完,她就用煎锅把儿劈头盖脸地揍了我一顿,还没收了我的安徒生的书,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我再也没找到,这比打我更让我难以接受。
几天没去上学,在此期间,大概继父对同事讲起我的事情,那些同事又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其中有一个孩子把这件事传到学校,当我再次来到学校时,很多人都用“小偷!”的外号迎接我。简短而且明了,却不正确,实际上,我没有隐瞒我拿了一卢布,我给大家解释,但是大家不听。我对母亲说,我以后再也不要去上学了。
她坐在窗户旁,又怀孕了,穿着一身灰衣服,目光无神而且痛苦,喂着小弟弟萨沙,看着我,像鱼似的张嘴说道:
“你胡说八道,别人如何知道你拿了一个卢布?”
“不信你去问问啊!”
“那一定是你自己胡说的!”
我告诉他那个传话的学生的姓名。她的脸皱成可怜相,泪水浸湿了两眼。
我回到厨房里,在炕炉后面箱子上铺的床上躺下来,听到了母亲在屋里低声啜泣:
“天啊天啊……”
我躺在烤热的油腻的拭布散发的难闻气味中,再也忍耐不住了,站起身来,要走到院子里,可母亲叫住了我:
“你去哪儿?回来!到我这里来!”
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两腿上,抓着母亲长衫上的扣子,点头哈腰地叫着:
“扣扣,扣扣!”
我倚着母亲的身边坐着,母亲搂住我,小声说:
“咱们都是穷人,咱们的每个戈比,每个戈比……”
她哭的已经说不下去了,用一只滚热的胳膊紧紧搂住我。
顿了下,她慢慢地说出了这句我以前听她说过的话:
“这个坏蛋,坏蛋!”
“蛋,蛋!”
萨沙学着。
撒沙是个大头娃娃,总是瞪着眼,眨吧的美丽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周围所有的一切。他微微含笑,彷佛期待什么似。很早他就开始学说话了,很少见他哭,经常生活在静静的快乐状态中。他身体不好,勉强会爬,见到我就高兴,让我抱他,然后用他软软的、不知为何散发着紫罗兰香的小手指头摸我的耳朵。但后来他没得什么病就忽然死了,上午还怡然自得的,晚祷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尸体却已经僵了。那是在第二个孩子尼古拉出生后不久的事。
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在学校的境遇又恢复到了从前,可他们却又要把我送回外祖父那儿了。
一天傍晚,我从院子里往厨房走去,听到母亲声嘶力竭地嚷着:
“叶夫根尼,你,我求求你了……”
“混蛋!”继父说。
“我清楚,你是去她那里!”
“是,那又怎么样?”
一阵恐怖的寂静。母亲咳嗽起来,费力地喊着:
“你,你是个十足的恶棍……”
然后听见的就是扑啦啦声音,我冲了进去,看见母亲跪着,脊背和肘弯靠着椅子,挺着胸,仰着头,口里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眼睛里闪着可怕的光,继父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着衣着完整地在用他长长的腿用力踢着瘫倒在地的母亲!母亲绝望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嘴里啉哧啉哧地喘着相气……我拿起桌子上骨把镶银的面包刀——这是父亲为我母亲留下的惟一的遗产——不顾一切地刺向继父的后腰。
母亲看见了,一把拉开了继父,刀从腰间滑过,只把他的衣服划破了一道宽宽的扣子。继父大叫一声,跑了出去。母亲抓住我,举起来,大吼一声把我撞倒在地,抢下了刀子。继父从院子里回来,把我拉开,然后走了。
天色已经很晚,母亲在炕炉后面找我,小心地抱住我,吻着我,哭了起来:
“宽恕你可怜的母亲吧,亲爱的,你怎能杀人呢?”
“我要杀了继父!然后自杀!”我说得诚心诚意、底气十足,双眼发红。我想不管怎样,我会尝试这么做。直到现在,我似乎还能看见那只从有一条鲜明的花饰的裤筒里伸出的令人讨厌的腿,看见它在空中来回摇摆,狠毒地用脚尖踢向母亲的胸脯!
每次回忆起旧日俄罗斯野蛮生活中这些铅一样沉痛的画面,我便时时自问:这样的过去值得吗?
但每次我都会重新怀着信心很肯定地回答自己:值得!因为不得不承认,丑恶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真实,直到今天它还仍然没有绝迹!要想将这些沉重的可耻的真实从我们的生活中、灵魂中清除干净,就必须清楚它们。
促使我描写这些丑恶的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原因。虽然它们是那么沉重、那么令人无法呼吸和想吐,甚至把无数美好的灵魂压扁,但是俄罗斯人的灵魂却勇敢地闯了过来,征服并战胜了这些所有!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称奇的,因为在这块广阔而又肥沃的土地上,丑陋、卑鄙和健康、善良并肩共存,而后者点燃了我们不可摧毁的生活的希望,因而幸福离我们并不再遥远无期,光明的人道生活终将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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