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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的“贵人”？
书名： 我还活着 作者： 阎纲 本章字数： 4768 更新时间： 2024-12-19 16:26:42

—— 黄传贵的故事

忆往昔，1932 年，猴年农历七月，生我的月子里，爷爷请来老娘婆给我放胎毒，祛风防疮疖，嫩豆腐似的胳膊和额颅血迹斑斑。又请来个老巫婆算命，说：“七月的猴，漫天游。”可不，进省城，适大邑，上京城，贬“云梦”（文化部干校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古为云梦泽一角），过五关，查三代，下“油锅”，得“解放”，回北京，日月如梭，惊回首，一叶扁舟万重山。

1993 年，南阳武侯祠，见一妇人持签揽客。周大新尽地主之谊，拉我和周明算命。连抽三签，周明签签泛红，“上上签”，一生走红运；我签签泛白，“下下签”，一辈子倒霉。妇人念我命途多舛，分文不取，反过来安慰说：“七十有吉，八十元凶；流年运起，晚年多福多寿。

但要有贵人相助。你等着救你的贵人出现吧！”又安慰我说：“你这位师傅人生路上会遇到贵人的，你信我的签吧，准没错！”你给出路，我便付钱。她收下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仍游走他乡，乡关远矣。

故事发生在 1986 年年底。

黄传贵，云南省军区干休所的军医，草医世家“黄家医圈”第八代传人，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以诊治疑难病症特别是诊治癌瘤闻名本土。

我拜访黄传贵。见他给人看病，先切脉，后看舌苔，不等你开口，马上说出你哪里长癌，术后情况如何，还有些什么疑难病症，患者连连点头。

黄传贵，人称“活着的白求恩”，不但医术精湛称奇，而且医德高尚富有人情味，是个大善人。他救危扶困的感人故事说也说不完。

我在确认此人旨在救人，“一切为了救人”之后，当即拍板，破例在《中国文化报》上连载李炬的长文《忧患在元元——治癌军医黄传贵》，反响极大。

黄传贵不但是个大善人，而且是个哲人。时过不久，他的“黄家医圈”理论被总后专家组论证通过，荣获军队最高的科技人才奖“科技功臣”称号。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完成了一部有关以“中生万物”为基础的宇宙运动和图环命理探秘的大著——《黄氏圈论》，专家们称其为“哲学的创新体系”“尘封千年的新思维”。

我跟他结为友好。

1987 年炎热的夏天，黄传贵在京开设临时门诊，要我住到他那里为我髌骨骨折术后治疗。新结识的朋友，难得一块吹吹牛，我也就不客气地搬到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白石桥 42 号，同施廷荣医生一共三个人挤进一间小屋。

我亲眼看见一条壮汉，两行热泪，倒头便拜：“黄医生，老人家见好了，见好了，我替他给您磕头！”

我亲眼看见黄传贵把一位老战友轰出门去，因为老战友送来几只活鸡让他补身子。他很恼火，气呼呼地斥责道：“再来这一套，咱俩绝交！”

我亲眼看见排队挂号求医的人长如龙。

黄传贵每天忙到深夜，不是加班看病，就是配药包药。我白天上班，常常两头见不着他的人影。他晚上回来，头一句话就是道歉，生怕耽误了我的按摩。月落星稀，夜深人静，我平躺着，他一旁歇着，对着我的耳侧，会心地一笑。一天难得谈心的时刻到了，你一言，我一语，探究天理，感慨人生，倒也十分惬意。凌晨 1 时以前他没有上过床。

夜深人静，他边治疗边给我口述一封封患者的来信：敬爱的黄大夫：

你好！

我今天冒昧给你写信，打扰你了，希望你在百忙之中读完这封长信，理解一个患难之中的女性之心，用你妙手回春的办法，使我告别病床，回到家乡，处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有一个两岁半的女儿还需要托付给亲戚朋友；第二件事是，我有一个八十高龄的老母还需要我安埋。

我是江苏人，我的爱人是上海人，也许是命运使我们结合在一起了。我们是在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走到一起的，所以，是命运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恋爱生活，还感到人间的幸福。但是，不幸的是，当我确诊为癌症之后，他毅然抛弃了我，另寻新欢，丢下两岁的孩子。

我平素身体健康，在一次无意中检查的时候，医生宣告我患了肝癌，当即宣判“死刑”，“缓期执行”。我不服，“上告”北京，北京几家医院驳回了我的“上诉”。

我还是不服，亲自到北京“上诉”，仍然维持“原判”。

现在，“缓期执行”到期。我今天给你写信的时候，是躺在解放军三〇一总院的病床上。通过朋友介绍，通过报纸上介绍，得知你有八代家传的医术，特写信求你。

我两岁半的女儿托付给亲戚朋友后我才能死去，八十高龄的老母双目失明，如果我死在她前面，不难想见她后面的惨景。我现在已经准备好敌敌畏，必须把我的母亲毒死，把她火化以后，才能尽完做子女的义务，到九泉之下才能得到安宁。你能理解吗？求求你了。

笋　梅

草于北京

黄传贵大夫：

你好！

求求你了！

我面向北京大声地呼叫：黄大夫，求求你了！

我希望你用妙手回春的医术，让我在这世界上再活三个月。

我和我的丈夫同生在一个村庄，同上一个小学，同时一起走向生活。我们度过了童年，度过了少年，度过了青年，进入壮年和成年。在这个过程中，我负丈夫的太多了。在学生时代，当我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的时候，他毅然和我恋爱。当我的病情严重而不能自理生活的时候，他毅然和我结婚。婚后，他在百忙的工作之余，总是无微不至地关照我，使我饱尝了人世间的幸福。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九个月前的一天，他的生命被一次工伤夺去了，我万分痛苦。我天天盼、月月盼，只盼我们夫妻二人在九泉之下相会，然而，事与愿违。九个月就这样过来了。

令我欣慰的是，前几天，我痰里带血，到医院一查，医生很忧郁地说我患了肺癌，而且有部分胸腔积液，认为我不能活过三个月。医生和我的三亲六戚忧心忡忡，但是我没有感到痛苦，反而感到一种幸福，因为，很快我就可以在九泉之下和我丈夫见面了。

我去丈夫的坟前看望他，不承想墓却被牛踩塌了，这一脚踩在我的心上。根据我们家乡的风俗，必须满三周年后才能重新垒坟，但是，医生说我活不到三个月。所以，我希望你用妙手回春的医术使我在这世界上再多活两年，让我把他的坟墓修好后再离开这个世界，到九泉之下与他相会。这也许是我唯一感到宽慰的事。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拜托了……

大同煤矿一个求医者黄传贵念到“我去丈夫的坟前看望他，不承想墓却被牛踩塌了，这一脚踩在我的心上”时，他重复了三遍，音调衰微，略带哽咽。日光流年，星移斗转，难忘此番情景。

一天，黄传贵从沈从文那里回来，神情黯然，说：“作家的身体堪忧啊！积二十多万份病历之经验，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患癌症的大多是勤劳者，懒人患癌者少，所谓‘好人命不长’。第二，健康人得癌的多，残疾人得癌的少，所谓‘弯腰树不断，痨病人不死’。第三，过分感伤者易患癌，乐观主义乐天派较少得癌。还可以再引申：乐天派、乐观主义者即使长癌，也比‘过分感伤者’容易治愈。”我说：“你这是经验之谈，信而不诬。作家艺术家情感丰富，容易冲动，敏感而多愁，英年早逝的一个接着一个，非常可惜。我再给你续上一条：‘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易得癌，山清水秀、海清河晏之治人寿年丰。’”黄传贵默然，沉思良久。

沈从文之后，作家贺敬之、高占祥、鲍昌、张志民、葛洛、冯牧、唐达诚、宗福先、余秋雨、陆星儿等都请他看过病。他四年内给巴老先后看病不下八次。他轻轻走近巴老，小林对准老人的耳朵高喊：“爸爸，爸爸，黄传贵看你来了！”有人问：“作家为什么容易得癌？”黄传贵说：“忧患在元元，也许感伤过度！”“忧患在元元”，正好是他写的那本书的书名。

我记录下的最后一封信其实是张便条，字迹潦草，黄传贵把它亲自带回向我展示，要我帮他一一辨认。每一句话都是燃烧的子弹：

尊敬的黄大夫：

您好！

再见了！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我们卖了牛马羊猪奔向您来，为的是求您救命。然而，到今天整整三个月了，我们还在百米之外，还在原地踏步。

我们亲眼看到了那些不排队而插队加塞的人把我们挤在原地，我们亲耳听到电话铃声之后，眼巴巴地看着小轿车一冒烟把您接走。唉！老天就是这样不长眼，上帝就是这样不公平。如果还能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最后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不排队还插队特别是一个电话就把您占去的人统统杀掉，从中央到地方……

四个互不相识未能看上病的人话说得很狠，要上纲，不得了。可是，他们顾不了许多，想到什么说什么，命都搭上了，他们怕谁？

当死神步步逼近的时候，爱情、亲情、友情发出紧急呼救，一呼一行泪，一哭一滴血；当死神向癌症患者频频招手的时候，灵魂的审判最无情。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医生？但是黄传贵哭了。大量来信的浩叹和悲鸣，不断地击打他的神经、叩问他的良心。黄传贵是在死神步步逼近的时候被急切呼唤的生的使者，他用自己透支的生命延长一个个垂危者的性命，拯救一个个美丽的灵魂。

面对以上三封来信，我深思良久。我被一曲曲人性的哀歌所感动。人生一世，受感动而刻骨铭心的事能有几回？我的生命载不动这巨大的分量，我的心灵昧不尽如此裸露的真情。多少年来，充溢于信中的浩叹与悲鸣也不断地击打我的神经、叩问我的良心。三封信就是三个动人的故事，而黄传贵，就是最能与这些故事产生共鸣的一个受众。菩萨心肠延长一个垂危者的性命，亲友情分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我想，凡人，唯有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才不至于虚情假意，假得就像为人处世自觉不自觉地演戏那样。人们不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不论是变神还是变鬼，阴阳界上、奈何桥边、鬼门关口，总得把面具摘掉，哪怕你并不是任何场合都把面具戴在脸上。

命都搭上了，我怕谁？

啊，心酸的来信，亲情的绝唱！

啊，人啊，爱人吧，救人吧！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让我们在大爱中求得永生。

在此后的日子里，黄传贵睡眠时间更少了，人也瘦多了。我看他是有意这么安排的，为了尽量挤出时间多看几个病人。吃饭走过场，中午加班，通常是什么时候看完病人什么时候下班，因为许多患者往返跑了多次，花销很大，看病不容易。但是作为一个昆明军区的军人，他必须执行军务，不能常驻北京一地。尽管如此，凡是患者找他看病，他尽可能地给他们诊断和治疗的机会，并给予病人以人道主义的爱抚，让他们起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他说：“我没有任何理由多嫌癌症病人，我是解放军！我常常想，在八十多岁老母面前，我不算孝顺的儿子；在年轻的妻子面前，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在幼小的子女面前，也够不上合格的父亲；可是，在千千万万的患者面前，我却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医生。”

1988 年 9 月，黄传贵背着八十高龄的妈妈上长城。

只见一个中国军人兴致勃勃、汗流浃背，像爬山一样艰难而上，向上再向上，口中念念有词，对着妈妈的耳侧劝慰着、咕叽着，亲切、温顺，充满幸福感。母子超越一群又一群游人，直向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石碑奔去，气喘吁吁的老外们竟然向他欢呼起来。

将近十年后的 1997 年，黄传贵的爱女黄芹意外事故不幸去世。他隐而不宣，照常门诊，没有耽误过一次急诊。

但是，面对孩子的遗像，他放声大哭。万籁俱寂，夜，已深了。

黄传贵来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期间，媒体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黄传贵为巴金老人复诊的消息。

（媒体描述：“黄传贵的三个指头按在巴金的腕上，然后对着老人笑了笑说：‘哦，你现在的脉象比起两年前要好得多。’”）

2009 年将尽之日，黄传贵来京。一、他编著的九百多万字的丛书已经完成六百多万字，计有《天然药 8404 种诠释》（《本草纲目》仅收 1892 种）、《中医肿瘤临床 1000方》《中医疑难杂症 5000 方》《实用药膳食疗 5000 方》《实用单方偏方 6000 方》等，春节前后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以上各书 2013 年由总后逐一出版，下发全军各基层）；二、受命负责备受全世界关注的基因健康的中医学研究。他说：“‘转基因’已经广泛应用，更大规模的‘基因混合’也不是不可能，人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到一百二十岁以上，基因破译工程将震惊全人类……”

多少患者不是愁着进来笑着出去？多少患者弥留之际不是企盼着他亲手擦拭眼角的泪花做临终前最无憾的安魂？有患者弥留时刻呻吟着说：“我快死了！我要死在黄传贵的怀里！”

到底，谁是我时来运转的“贵人”？

我的“贵人”还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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