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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外交”，七十载无役不从
书名： 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二部）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6094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1

1. 出任外交部长

同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一样，对日外交也是国民政府最棘手的问题。张群作为蒋介石的最高幕僚，同时又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与日本渊源颇深，在对日外交问题上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也是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曾于9月底东渡日本，随行人员便有张群。蒋介石在日本期间，与张群等人广泛结交、会见日本朝野，并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密谈，拜谒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为东山再起寻求支持。蒋介石回国后，张群暂留日本继续活动。

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张群从此成为国民党外交的实际主持人。从1927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10年间，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时时不忘侵略扩张，处处挑起事端。张群起初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日周旋，暂时妥协；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张群根据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调整，对日态度随之改变。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张群作为上海市长，认为中国困于贫弱和内战，无力单独抗击日本。中国内部尚未统一，国力尚未充实，对日关系不宜破裂。因此主张消弭人民抗日热情，抵制人民的抗日运动，“尽力防弭淞沪地区人民反日行动，不使扩大为全面之冲突”。

这种举动和主张遭到上海人民的强烈反对，为此张群被迫辞去上海市长一职。

1932年年初，蒋介石正集中力量在南方“围剿”红军，为应付北方局势，任命张群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主持对日交涉。长城抗战爆发后，在黄郛受命北上与日军交涉中，张群多方协助，促使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接着，《何梅协定》、《大滩会议纪要》、《秦土协定》等，一个个地签订，对日妥协活动达到高潮。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国民党对日政策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发生改变。

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方得寸进尺，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经济蚕食、浪人走私、支持汉奸暴动、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等，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也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蒋介石也已看出，国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无意也无力阻止，中国将陷入孤军奋战之中。但蒋介石认为中国军工落后，与日本硬碰硬只会白白浪费生命，他仍主张缓和中日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安内”，即“攘外必先安内”。他说：

“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益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可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

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后，对行政院班底进行改组，任命蒋作宾为内政部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吴鼎昌为经济部长、张嘉敖为铁道部长、张群为外交部长。这5人均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有一定渊源，蒋介石希望透过各种公私关系，缓和中日紧张局势。

关于外交部长一职，蒋介石十分重视，他特地将张群召至憩庐，说出将任命张群为外交部长的决定。张群甫一听到，有些吃惊：

“我主要是从事内政工作的人，外交部部长我不会比膺白（黄郛，字膺白）做得好。”

“膺白不愿再任此职。”

对于黄郛这一态度，张群也是知道的。黄郛曾出任外交部长，但在“济南惨案”后就决心退出政坛，随后隐居莫干山。其间，蒋介石多次请他出山，黄郛坚辞不就。只有一次，勉强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对日交涉，结果却签订了《塘沽协定》，被时人认为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时痛责、攻击声不断。黄郛为此抑郁寡欢，身体也日渐衰弱，因此坚决不再出任外交部部长一职。

张群点点头说：

“既然膺白不愿出任此职，那我就接替他，定会尽力而为。”

随后，蒋介石谈了对外交部工作的要求，表示如能再争取两三年的时间，则安内的工作便得以完成，即可倾全力攘外，但要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

这让张群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

张群出任外交部长后，一改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对日敬而远之不直接谈判的外交政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动与日本谈判以求全面调整中日关系。

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口头提出的超过“二十一条”的七项强硬无理要求，张群提出中国希望调整两国关系的五点希望。要点为：取消《塘沽协定》与《上海停战协定》；解散冀东伪政权；停止华北自由飞行；停止走私及恢复中国方面被取缔的自由；解散察东及绥远北部伪军。

这些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提出的反要求，日方显然不能接受，谈判至“西安事变”前破裂。在近一年的谈判中，张群作为中方代表先后八次与日方代表会谈，一改以往对日一味妥协退让的态度，维护了中国主权。

2. “十四字真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亲日派”受到排斥。尽管张群在对日谈判中，纵横捭阖，态度强硬，有原则有分寸，并未作出多少妥协，且屡屡挫败日本外交官嚣张气焰和侵略中国的意图，但仍被视做“亲日派”，因而于1937年2月25日辞去外交部部长一职。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7月16日到20日，召开庐山谈话会，讨论与日本的和战方针问题。当时，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认为：

“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必亡国。”

亲英美的孔祥熙则主张：

“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

张群则提出：

“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

这“十四字真言”的意思是，如果同日本方面媾和，则必定遭到国内各界各派反对，进而导致政治军事局面混乱；如果对日宣战，必定失败，因为军事力量相差太远；战败之后可以“和”可以“安”。

这一充满失败主义论调的基本政策，蒋介石无法全部接受，但对其中一些想法还是颇为赞赏的，因为它综合了各界各派的意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出了蒋介石内心所想但不便说出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张群的确善于揣测蒋介石的心理。

虽然心知不是日本对手，但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追，以及国内各界对抗日的呼吁，已让蒋介石没了退路。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于1937年11月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南京陷入危急之中。

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以中立国代表身份对中日战争进行斡旋，张群即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但此间日军攻占南京，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代表态度越来越强硬，要价越来越高，谈判最终破裂。

1938年1月中日两国同时召回大使，双方绝交。此后，中国方面除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集团和日寇勾结外，国民政府与日本的外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状态。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参加了由美、苏、英、加等国组成的对战败国家实施管制的远东委员会，中日两国亦重新开始了外交往来。

1948年9月，张群再度成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偕夫人赴日，又一次到台前主持对日外交。

在日本，张群同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日本政界首脑会商战后中日关系问题，其间四次与麦克阿瑟进行会晤，会谈内容涉及日本政治走向、东亚局势和中国内战形势等。

此外，张群还走访了日本主要城市，与各界要人进行会谈，深入了解日本战后状况，并极力宣扬蒋介石“以德报怨”之宗旨，呼吁促进中日合作，增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和“集体安全”，即联美、日，反苏、共。

从日本回国后，张群在广播电台发表了《日本观感》，内称：

“日本大多数人民业已在战争经验中觉悟到好战精神的无效，日本人民业已在占领时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权力业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无从再度抬头”，“我们应该抛弃消极的无益的猜疑恐惧和批评指责。我们应该对日本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积极的对日政策”。

与此同时，张群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3. “对日”发挥余热

到台湾后，张群失去了大陆时期的风光。

国民党撤台之初，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蒋介石忙于复出、国民党改造运动，无暇顾及这些昔日重臣大员，张群除仍任“总统府资政”这一虚职外，中央党部改组结束后，又被戴上一顶“中央评议委员”的荣誉桂冠。

由于张群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具有丰富的与日谈判经验，尽管在“外交部”没有任职，但仍然是对日“外交”的主要拟定和执行者，尤其当美国宣布将缔结对日和约时，张群又得到重用的机会。

在对日和约问题上，1951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卿的顾问杜勒斯访日，与吉田首相就台湾问题举行会谈。在美国的压力下，吉田被迫放弃了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打算，同意与台湾当局单独缔结和约。

蒋介石在“总统府”召集对日和约小组会议，出于对张群的信任，指定张群为谈判代表。但由于“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由时任“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任主要谈判代表。

张群意识到自己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对蒋介石的指派坚辞不就。

而事实上，张群确是对日“外交”的一张王牌，其影响与能量不可小觑。蒋介石最后决定，张群为对日和约小组召集人，主持重要问题的讨论，谈判由“外交部”负责。

1952年2月17日，日本派以河田烈为首的谈判代表团抵达台北，台湾方面由“外交部长”叶公超和“外交部”政务次长胡庆有为正副代表，开始举行媾和谈判。

张群一直“以私人资格，多方面协助其成”。其间，张群多次与日方谈判代表河田烈会晤，讨论谈判中出现的困难，也向蒋介石建议适当让步，以便有回旋空间。日本对大陆的态度确实加重了其与台湾媾和谈判的砝码。4月28日下午3时，《台日和约》终于在双方努力下完成。

8月5日，“和约”正式生效。随后，张群奉命率代表团赴日本访问，这是战后张群第二次正式出访日本，一行人在日本逗留四个月之久，商谈了双方今后合作问题和建立台驻日“使馆”的问题，促成了“台日文化经济协会”。

同时，张群与日本朝野各界频繁接触，曾晋见天皇，并参加天皇立太子典礼，对日本战后情况也作了深入的考察，直待“使馆”成立后，一行人才准备返台。

就在张群赴日访问期间，蒋介石决定由张群出任驻日“大使”。消息在日本各大报刊及新闻媒体披露后，张群却提出一个附加条件，即：若由他“出使”日本，遇有重要事情，他须先向“总统”请示，并给“外交部”报告副本。

张群这一要求，蒋介石本人无话可说，而主政中枢的陈诚对张群有条件地出任驻日“大使”，心中十分不满，但他不能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提名，于是提出由时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兼中央党报《中央日报》董事长的董显光出任驻日“大使”。

董显光是蒋介石的亲信，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让步接受。但是，日本通讯社已将“张群出任驻日大使”的新闻传至台北，台北各报亦公开发表，令蒋介石和张群颇为被动。

此后，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频繁往来于台北、东京之间，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工商界广泛活动，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特别强调“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挑拨分化中日两国关系，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

日本与新中国的多次谈判，最后多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个过程中，张群的从中作梗起了很大“作用”。除了频频访日外，张群还多次出访欧、亚、非一些国家，为国民党在国际舞台树立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

4. “再见了东京”

张群除了原先的荣誉虚职外，到1953年，终于有了实际性职务，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委员。1954年5月18日，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20日下午，蒋介石举行“总统”就职酒会，张群走马上任，开始了伴君长达18年的秘书长生涯。

1957年9月，张群再次以官方身份访日，这次访日的直接成果就是扩大了台日贸易，日本通过直线上升的外贸额，把台湾当成劳务市场和商品推销地。

此时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越来越高，日本当局考虑到自身的利益，采取“政经分离”的政策，一边保持与台湾的各种关系，一边发展中日贸易关系。张群特在日本发表《中日关系与美国》，对此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在国际上的声望越来越高。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同年7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16日即发表访华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第二年5月以前访华。

日本原本有意与中国建交，美国这一举动推动了日本与中国建交的步伐。而这一切对于台湾来说，无异于最最沉重的打击，蒋介石使尽浑身解数企图“力挽狂澜”，他再一次想到了张群。

此时的张群已是82岁高龄。蒋介石登门拜访，首先表示了关切的问候，然后双目炯炯地看着张群，问道：

“如今这般光景，你认为谁去日本最合适？”

张群立刻明白了蒋介石此行的目的，当即说：

“如果总统认为我还行，岳军（张群字）愿去日本作最后努力。”

蒋介石没想到张群如此了解自己的心思，而且不顾高龄，主动提出赴日，很受感动，同时也心生愧疚，他也不再绕弯子，对张群说：

“岳军，80多岁的高龄，我还要你出访，真是难为了你呀！”

张群立刻起身，在屋里大踏步走了几步，表示自己还很强健，并说：

“‘总统’，您不是也在日日操劳吗？我还比您小两岁，身体好得很呢。”

1971年7月25日，张群来到日本，一下飞机便遍访日本政要。他首先求见刚从领地别墅回东京的裕仁天皇，然后又与快下台的首相佐藤荣作、右翼政客岸信介等人长谈。

28日，张群出席“台日合作策进会”，企图借此机会争取日本财经界、工商界支持。但不少财团领袖听说张群要参加这个会议，纷纷借故缺席，令张群十分恼火。

在集中日各界学者名流的“中国问题20人委员会”的恳谈会上，张群即席演讲，呼吁“作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企图阻止中日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29日，张群又在台湾驻日“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指责尼克松此举“是对共匪冒险主义的最大鼓励”，是对民主国家团结的最大损害，“希望日本人了解这个问题的结症与后果”。

30日中午，张群又在岸信介主持的亚洲国会议员联盟日本议员团的宴会上发表讲话：

“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冷静态度处之，须知操切从事，非贤明之策。”称日本对华友好政策是“图近忽远，必将身受其祸，噬脐莫及”。

8月1日，张群和佐藤荣作首相长谈，企图能说服佐藤改变初衷。

张群此行，马不停蹄，四处演讲、游说、鼓动、呼吁，作为一个82岁高龄的老人，其精气神诚属可嘉。然而，历史潮流不是哪一个人可以阻挡的，其此行也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8月2日，张群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日本。在上飞机前，他用充满忧伤的语调向东京告别：

“再见了，东京！”

这是张群最后一次以台湾当局的名义出访日本，从此结束了他与日本官方接触、谈判的历史。张群这张国民党对日关系的王牌，从事“外交”70年，最终以失败退出历史舞台。后来，他在《我与日本七十年》的回忆录中含泪哀叹：

“70年漫长的时日是过去了，我自信不能不说是竭尽了心力所能及”，但是“70年来的努力目前是落空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这是蒋介石和张群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在台湾，一些人把中日建交归结于张群对日“外交”的失败，不少人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说张群“只用耳朵听他日本朋友的话，又想保住和扩大权势，一味亲日，落到今日的下场”；还有人笑他对国民党“忠则忠矣，却鲜有辉煌成果”。

然而客观地说，张群对日“外交”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而是国民党的命运决定的，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而对日“外交”70年，仍是张群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他在《我与日本七十年》中还写道：

“追怀往事，真不胜其感慨，在这70年的中日关系史上，我可说是渊源最久，接触最多的一个……我几乎是无役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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