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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蒋氏,从把兄弟到幕僚
书名: 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二部)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5847 更新时间: 2024-05-28 10:51:21
1. 海上邂逅同窗
张群一生的发达显贵,与一个人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青年时代的张群与蒋介石同时就读于保定军校,却无缘相识。张群后来能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源于他的一个选择——参加留日选拔考试。
1908年夏季对张群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季节,参加留日选拔考试后,由于心里没底,一直焦虑不安,以致彻夜难眠。这个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却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睁眼一看,进来的是校监。
张群之于校监,原本是各自生命旅程中某个阶段偶然相遇的陌路人,谈不上对对方有印象或感觉。但由于张群的“叛逆”,他成为了令校监头疼的学生之一。
张群来自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华阳县,12岁就学于新学堂,接受进步思想,1906年在读华阳中学时听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在四川招生,决定投笔从戎。但听说会试由段祺瑞主持,考生需行北方旗人屈膝半跪式的请安礼,张群毅然决定放弃考试,因此在三科考试中,有两科交了白卷,国文科本来也想交白卷,但考试题目引发了他的兴趣,一时文思泉涌,大做文章。
尽管如此,张群对此次考试仍未报希望,两科白卷足以让他名落孙山。殊不料,笔试竟顺利通过。参加会试,张群又一次做出“叛逆”之举。
当时北洋第三镇统制段祺瑞驻保定,兼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主持会试,考生都要向段祺瑞跪拜请安,当左右人高喊“请安!请安!”时,张群非但不跪,反而坚决地说:
“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道怎样做。”
段祺瑞虽做的是清廷的官,但作为汉人也未必喜欢行旗人的请安礼。据说袁世凯称帝后,段祺瑞去给袁世凯拜年就不想行跪拜大礼,还是被冯国璋拉着跪了一下,随即就被袁世凯扶了起来。总之,张群没跪,没请安,竟然被军校录取了。
进入军校后,张群依然我行我素,经常发些反专制言论,让校监十分不满。校监的突然造访,令张群顿生不祥之感,不料,校监却说:
“你已通过留日考试,早点作准备吧。”
张群激动得从床上跳下来,兴奋得巴不得给校监磕个响头。校监却如释重负,摇摇头告辞了。
终于登上了东渡的轮船,张群怀着激动的心情,和一大群保定军校的留日学生一起,站在甲板上,凭栏远眺。望着茫茫天际那边未知的国度,张群对未来充满遐想。
在转身回船舱的时候,一个清瘦的校友引起了他的注意,该校友正望着大海若有所思,张群走过去打招呼说:
“你好,我叫张群,是步兵第二队的。”
该校友回过身,微微一笑说:
“我叫蒋志清,主修炮兵科。”
蒋志清就是蒋介石,张群对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此时蒋介石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军校生,但在保定军校期间做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情——
一天,一位日本军医教官在授课中,将一块泥土比做中国,对学生说:
“这块泥土里面,有四万万个微生虫。这块泥土好比中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像是四万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里一样。”
此话一出,所有在场学生都义愤填膺,但没有人敢抗议。
蒋介石却挺身而出,一个箭步冲上讲台,将那块泥土分成八块,疾言厉色道:
“日本有五千万人口,是不是也像五千万个微生虫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土里呢?”
日本教官没想到中国学生里面,竟然有人敢对他进行反击,一时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学生们深感大快人心,一时间,蒋志清成为军校学生中的英雄人物。
张群一听此人就是蒋志清,立刻高兴地说:
“我知道你,就是你教训了那个日本教官,久仰大名!”
友好的开场白拉近了两人的关系,两人一见如故,愉快地交谈起来。得知张群要学步兵,蒋介石就对他大讲炮兵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威胁,主要在坚船利炮上,单纯从军事方面考虑,炮火是最具杀伤力、战斗力和威慑力的,这也是炮兵独具吸引力的地方……”
蒋介石侃侃而谈,其丰富的军事知识让张群大开眼界;蒋介石的成熟稳重、远见卓识,让张群愈加敬佩。
张群自幼聪颖,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人也就有了些高傲与不羁,唯独对蒋介石,自一见面便佩服得五体投地,深感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当即决定改换专业,与蒋介石一起学习炮兵。
就这样,张群与蒋介石在海上邂逅,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张群一生命运也从此改变。
2. 上海三结义
到东京后,张群与蒋介石双双进入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张群也转入了炮兵科。
经过两年刻苦学习,张群和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结业,并按规定,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分配到日本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实习。实习期一年,合格后将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正式士官生。
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驻扎在日本北海道高田,位于本州西北部,是一个寒冷多雪的地方。
1910年12月4日,张群、蒋介石等人抵达高田,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为艰苦的一段时光。
每天早晨5点钟,张群等人要准时离开温暖的被窝,用冷水洗脸,之后开始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进行的“擦马工作”。
这项工作为炮兵每天必做,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轻松,要从马蹄开始擦,沿着马腿擦到马背,再擦到马头、马尾,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要用禾束使劲地摩擦。一个多小时后,马的血脉畅通,人也浑身冒汗气喘吁吁了。
接下来,还要牵着马去饮水喂料,待马吃饱,人才能去吃饭。而营房的饭菜,每顿只给一碗冷饭或者麦饭,几块萝卜干或者一块咸鱼。
这样的饭量,对张群、蒋介石这些大小伙子来说,还不够塞牙缝的。而营房不许他们白天出去买吃的,因此他们常常饿得胃倒酸水,熬到晚上,才能在军人俱乐部买几块饼干。
在这里,不仅要接受身体上的磨炼,还要接受精神上的磨炼。
日本军队强调对长官的绝对服从,绝对听从上级的使唤。张群、蒋介石等人作为二等兵,必须服侍他们的上级,给他们洗衣服、擦靴子,还要伺候他们睡觉,若有违抗,轻则责骂,重则拳脚相向。
对于这段艰苦的生活,张群和蒋介石当时都心怀不满,后来,蒋介石曾较为客观地评价这段生活说:
“纪律的束缚和生活的单调,干燥无味,使我当时觉得太不合理了。但是今天回忆起来,我生平生活之所以能够简单,工作之所以能够有恒,40年如一日,确实有赖于这一年士兵生活所奠定的基础。”
对于张群来说,他日后能够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对其唯命是从,宦海沉浮,始终超然物外,与这一时期接受的磨炼尤其是精神上的磨炼,有密切关联。
1911年10月,当寒冷的冬天刚刚开始时,蒋介石突然拿着一封信找到张群。
“英士(陈其美字英士)兄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回上海参加革命。”
“你若回去,带上我!”张群立刻表示。
“回去,将意味着中断学业。”
“革命比学业更重要,再说,这里的鬼天气,我已经受够了。”
此前,张群已和蒋介石一起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经振武学校同学黄郛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的“丈夫团”,投身反清革命活动。
陈其美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正在策划上海的光复之役。张群便随蒋介石一起离开日本,于10月30日抵达上海,投入到上海起义的行列之中。
11月3日,陈其美在上海总商会宣布独立,并向江南制造总局发起攻击,张群参加了这一战斗,这是他第一次亲临战场,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4日,起义成功,陈其美成立沪军都督府,亲任沪军都督,张群被任命为都督府军械科科长,后担任黄郛的23师参谋。
与此同时,蒋介石被派往杭州,组织发动了杭州起义,并在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后,被任命为第2师第5团团长。该团后来扩编为第23师,由黄郛任师长,张群任参谋,蒋介石仍任第5团团长。
由于张群和蒋介石、黄郛同在陈其美手下任职,朝夕相处,又有留学日本时结下的深厚友谊,经黄郛与张群提议,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三人仿效古人“桃园三结义”,于11月末,在上海打铁浜45号,焚香点烛,互换兰谱,结拜为异姓兄弟。
当年黄郛31岁,蒋介石24岁,张群22岁,排行第三。从此,张群对黄、蒋更为尊重,凡事均以盟兄意见为是。
然而,张群在国内的革命活动并没有持续太久,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张群遭到通缉,于是携妻亡命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完成学业。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举起护法旗帜,张群和蒋介石同任大元帅府参军。当时西南各省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但四川军阀林立意见分歧,张群被派往四川联络协调,后来当了两年警察厅厅长兼成都市警察局局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群应胡景翼之邀赴开封,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局长。
也就在这一年,黄埔军校创立,蒋介石任校长,并派王柏龄到上海邀请旧时同学及同事赴粤工作。就在这时,张群的父亲在四川去世,张群回乡守丁忧,不能前往。
直到1925年夏,蒋介石再度邀请,张群才得以赴粤,从此成为蒋介石名正言顺的幕僚。
3. 游说孙传芳
张群与蒋介石分别已近八载,如今兄弟聚首,两人决心从此紧密合作。尤其蒋介石在国民党军政界正值上升阶段,张群更是甘愿助盟兄一臂之力。
此时的张群,辗转多年,学到不少为官之道。
与蒋介石一直徘徊在孙中山左右、围绕着国民党中央核心不同,张群游离于权力中心,东奔西跑,充当说客。这样的经历,使他练就一双洞察时局的敏锐目光;又饱经世故,人情练达,具备了措置自如、左右逢源的处事能力。加上接触过各色人等,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当权人物均有所了解,这些高级幕僚应具备的素质,张群都拥有了。
此次投奔蒋介石,正是张群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他使出浑身解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四处游说,可谓如鱼得水,做得有声有色。
蒋介石分配给张群的第一个使命,是游说五省联帅孙传芳。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地处两湖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成为北伐军的第一个目标。蒋介石担心五省联军孙传芳支援吴佩孚,因而先后派出蒋尊簋、张继、张群等人对孙传芳进行拉拢。
孙传芳根本没把北伐军放在眼里,因此蒋介石派出的第一位说客蒋尊簋,差点被其部属卢香亭杀掉;第二位说客张继出马,也是备受奚落,无功而返。只有张群得以与孙传芳公开讨论了和战问题。
孙传芳及其将领数十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张群与他们均有同窗之谊。张群凭此关系与孙传芳搭上线,并在南京会晤,他给孙传芳提出三种选择:
一、响应北伐,发兵北攻,那便是功臣;
二、保持中立,不妨碍北伐军的行动,那便是朋友;
三、反抗北伐,那便是兵戎相见了。
由于孙传芳对北伐军实力认识不足,认为他的主要敌人是北方的奉军,因此,既不想与北伐军敌对,也不想与北伐军合作,于是表明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中立态度。
中立,是蒋介石提出的基本游说目标,最好的目标,自然是将孙传芳拉入北伐军阵营。可无论张群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孙传芳依旧不为所动,情急之下,张群说:
“军人大都爽朗果断,我看你不像是个军人,倒像个政客。”
孙传芳听后怫然作色,反唇相讥:
“我可不是什么政客,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当政客,我最讨厌政客。政客都是些朝三暮四与迎新送旧的妓女无异的下流货色,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张群弃武从政,孙传芳的一番话无异于对他旁敲侧击的辱骂,令张群面红耳赤,尴尬异常。但无论如何,蒋介石要求的基本目标已经达到,张群可说是旗开得胜,蒋介石对此颇为满意。
而孙传芳的所谓中立却不是很好保持的,对北伐军的轻视,使他错失良机。当北伐军挥师挺进武汉的时候,他还想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不肯出手援助吴佩孚。当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得招架不住的时候,他才感到自身的危险,这才悔之不迭,方从赣州发动攻势,怎奈已势单力薄,大势已去,最终成为北伐军的手下败将。
正是在张群等人的参与谋划下,蒋介石在北伐军进占南京、上海之后,悍然发动“四·一二”清党,公开与共产党决裂,然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
自此,张群从后台走到前台,正式公开参与蒋介石的一系列决策。
4. 促成“东北易帜”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张群被称为“蒋介石的怀刀”,活跃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经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办理,张群也能领会蒋介石的意思,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与蒋介石共进退。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野,张群也随之辞职,陪蒋介石从上海前往奉化溪口,又陪同蒋介石赴日走访日本军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寻求支持。
1928年年初,蒋介石得以重掌党政军大权,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群则被任命为中政会委员兼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中枢决策。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之后,张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赴日拜见田中首相,请他理解和支持蒋介石北伐,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济南事件。田中表示会考虑张群的建议。
而在后来的进一步谈判中,张群说服日方,将全案移交外务省与中方外务部交涉,但交涉没有成功,因为日军已强行占领济南全城,烧杀抢掠。
鉴于日本的阻挠和破坏,蒋介石决定避开日本,绕开济南,继续北伐。
面对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日本为确保在东北的“特殊利益”,逼迫奉军首领张作霖作出让步。张作霖与日本人周旋多年,总是软中带硬,对日本人的侵略予以抵制。见张作霖不肯就范,日本人于6月4日晨,将从北京返回奉天的张作霖炸死在途中——皇姑屯车站。
张作霖被炸死后,其长子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为促使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张群再次出马,与吴铁城一起赴奉天,与张学良商议东北易帜的问题。
张群、吴铁城等人携带巨款,来到奉天省省会沈阳,下榻交通银行。当晚,张群悄悄对吴铁城说:
“我留在这里吸引他们的注意,你悄悄去找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
原来,当地一些“亲日派”分子,为破坏张群、吴铁城的行动,阻止东北易帜,早已将他们监视起来,甚至打算将其扣留。
吴铁城听从了张群建议,连夜乘车赶往少帅府,直接与张学良面谈。
密谈中,吴铁城对张学良推心置腹,冰释了他的一些疑虑,坚定了他“东北易帜”的决心。
12月29日,张学良在作好内部一切准备之后,不顾日本人的反对,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
张群在“济南惨案”和“东北易帜”等问题上,措置得当,出手不凡,深得蒋介石信任。当年11月,张群被任命为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自此,张群正式成为蒋介石身边的要员和高级幕僚。
在兵工署长任上,张群努力推进兵工的改进,考察延用兵工人才。
当时,兵工人才多来自上海同济大学,校长阮介藩曾拜访张群,请他出任校长一职,并大倒苦水,恳请援助:
“同济经费拮据,加上一些人事纠纷,已经难以维持,还望署长能想想办法。”
张群想了想,说:
“同济以医工两门学科著称,可以扩充设备,加强教育,培养国防人才。经费方面,我会尽力争取解决。”
此后,在阮介藩的请求下,经政府批准,张群兼任了同济大学校长,并商定由教育部给予财力支持,扩充同济的设备,施展改造计划。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群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4月,张群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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