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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费城创业
书名: 富兰克林自传(名人传记系列) 作者: [美]富兰克林 本章字数: 6503 更新时间: 2020-07-30 15:08:50

我们回到费城不久,新的印刷机就运到伦敦了。我们在凯默知道之前和他算清了账,并在得到他的同意之后离开了。我们在市场附近租了一间出租房,那个时候房租每年只要24镑,后来听说每年要70镑了。为了减少房租,我们找了安装玻璃的工人托马斯•戈弗雷一家和我们合租,他要负担相当一部分的房租,我们还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放好印刷机、拆开铅字盒,我们的一个朋友乔治•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来,他在街上打听哪里有可以印刷的地方。当时我们身无分文,所有的现金都用于购置各种东西了,这个乡下人的5先令是我们赚到的第一笔收入,它来的正是时候,它比我以后赚的任何一个5先令都令我开心。出于对毫斯的感激,我很乐意帮助那些刚刚创业开张的人,要不是他,我可能不会这么热心。

在每个国家都有预言世界即将毁灭的人。那个时候,在费城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头,看上去很有智慧,讲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米克尔,一开始我并不认识他。有一天,他来到门前,问我是不是那个最近开了一家印刷所的年轻人。我回答说是的,他说他很难过听到我这么说,因为开印刷所要很多钱,我所花费的这些钱都会没有的。因为费城即将完蛋,人们都处于半破产状态。所以和它相反的现象,像新建筑物不断建成,房租不断上涨,这些他认为都是假象。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属于要毁掉我们的东西。

他非常详细地向我讲述了现存的或者即将出现的一些不幸之事,他说的这些让我十分忧郁。如果我在创业之前碰到他的话,我可能就永远不会开这家印刷所了。这个人继续住在这个不断走向毁灭的地方,重复同样的论调。但是,后来,他买了他第一次悲观预言的地方的一所房子,价格是他预言时候的五倍,这让我很高兴。

我本应该早就提到一件事情,在上一年的秋天,我把我所认识的大部分聪明的人召集在一起,开办了一个“讲读俱乐部”,俱乐部的宗旨在于相互提高。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聚在一起。我制定了俱乐部的规则,要求每一个人轮流提出一个或者数个有关道德、政治、自然哲学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每三个月提交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可以是自己喜欢的任何一个问题。我们的讨论在社长的指导下进行,本着探求真理的真诚精神,不应该有争辩或者求胜的心态。为了防止激动,一切过于自信的肯定表述和针锋相对的争辩都是被禁止的,如果违反规定就要处以小额罚款。

“讲读俱乐部”的第一个成员是约瑟夫•布赖特纳尔,他是公证事务所的契约抄写员,他已人到中年,脾气温和,待人友善。他特别喜欢诗歌,凡是能碰到的书都要拿来读,写了些还不错的作品,善于制做些小东西。

托马斯•戈福雷——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后来他成为“哈德里象限仪”的发明者。但是除了数学,对别的他几乎一窍不通。他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就像我碰到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对谈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精确到底,无休止地区别和否定那些琐碎的事情,这样常常会妨碍大家进行谈话。不久,他就退出了俱乐部。

尼古拉斯•斯卡尔,一位测量员,后来成为了测量局长,他喜欢读书,有的时候也写点诗。

威廉•伯森斯,一个鞋匠,喜欢读书,数学知识挺丰富。他学数学是为了学习星象学,但最后他却嘲笑星象学。后来他也成为了测量局长。

威廉•麦格里奇,一个工匠,一个技艺非常精巧的工匠,诚恳、聪明。

休•梅鲁迪斯、斯蒂芬•波茨、乔治•韦布,这些人我前面都提到过。

罗伯特•格雷斯,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绅士,慷慨大方,活泼聪明,爱讲双关语,对朋友很好。

还有个叫威廉•科尔曼的,他是一个商店的店员,年龄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是我所见过的人里面头脑最冷静,心肠最好,品行最端庄的。后来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商人,也是我们州的一个法官。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后有40年的时间。“讲读俱乐部”也延续了那样长的时间,它是我们州最好的一个研究哲学、道德和政治的学术团体。我们讨论前的一星期提出问题,围绕提出的几个问题去阅读,这样在讨论中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发言。我们也在讨论中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在规则之内,这就防止了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因为这样,这个俱乐部才能长期存在,关于它,我以后还会不时提到。

我在这里讲这个俱乐部的事情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当时的目的是什么。俱乐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尽力为我招揽生意。布赖特纳尔特别从教友会为我们拉到一笔印刷40张教友会历史的活,其余的则由凯默印刷。这笔生意我做得非常辛苦,因为它的价格很低。要用12点活字印成对开本式的,还有很长的用小字号印刷的注释。我每天排一张的版,梅鲁迪斯就在印刷机上把它印出来,等我为第二天工作做好排版的时候,常常需要工作到晚上11点,有的时候甚至更晚,因为我的朋友们不时给我们介绍的小生意耽误了进度。但我决定每天完成一张。一天晚上,当我排好版以后,我以为今天的工作总算结束了,可是一不小心弄乱了两个字版中的一个,有两页的铅字乱成了一堆,我马上拆了版重新再排,然后才上床睡觉。我的勤劳都被邻居们看在眼里,我的名声和信誉也就随之增加,特别是我还听说商人的晚间俱乐部也提到了我们这家新开的印刷所,那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这家印刷所一定会倒闭,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两家印刷所了——凯默印刷所和布雷福德印刷所;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我们在他的家乡圣安德鲁斯见过他)持相反的意见,他说:“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奋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晚上从俱乐部回家的时候,看到他还在工作。周围邻居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他已经又起来工作了。”他的话打动了大家,不久,一个文具商要供货给我们代销,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开文具店。

我这样详细地强调自己勤劳工作的过程,好像我在吹嘘自己一样,其实我的目的是当我的后代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了解勤劳给我带来的好处,能够明白这一美德的价值。

乔治•韦布有个女朋友,她借给韦布一笔钱,韦布就用这笔钱买回了同凯默签订合同时限定的时间。现在韦布来找我,希望来我这里工作。我那个时候不能雇用他,但我愚蠢地告诉了他我不久打算办一张报纸的秘密,那个时候也许我可以用他。我告诉他,我有希望成功,因为布雷福德印刷的城里那唯一的报纸实在不值一提,管理无序且枯燥无味,但是这样也有利润。因此,我想到办份好的报纸一定可以赚大钱。我叫韦布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却告诉了凯默。于是凯默就抢在我之前登出了他要办报纸的事情,韦布也因此被雇用。我对这件事很生气,但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力量办报纸。为了对付他们,我写了几篇有趣的文章发表在布雷福德印刷的那个报纸上,文章署名“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布雷福德把它在报纸上一连登了好几个月。这样,公众的注意力都转移到这个报纸上了,凯默的办报计划由于我们的冷嘲热讽也没有人注意了。然而他还是继续了他的办报计划,九个月以后,他的订户最多也只有90户。最后,他只好把这份报纸贱价卖给我,我早就准备好了要接管这份报纸,于是马上买进。在几年之内,这份报纸就成了我十分赚钱的生意。

尽管我和梅鲁迪斯的合作还在进行,但我感到我说话的时候更倾向于只提我自己。原因在于,事实上,所有的经营和管理都是我在负责。梅鲁迪斯不懂排版,对印刷也不在行,头脑也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朋友们都很惋惜我和他合作,不过我还是尽量维持好我们的合作关系。

我们出版的首张报纸和这里以前出版的报纸有很大不同。字迹更清楚,印刷更精美。我针对伯内尔州长和马塞诸塞州议会之间正在进行的争论写了一篇观点偏激的文章,引起了一些重要人物的关注,使得这个报纸和他的主办人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成了我们的订户。

他们成为了其他人的榜样,大家都来订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订户在不断地增加。这是我学写小文章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小成果。另一成果是,一些重要人物看到报纸掌握在一个能动笔写文章的人的手里,他们觉得应该给予资助和鼓励。布雷福德还在印刷选举票、法律文本以及其他的公家生意。他印了一份给州长的呈文,印刷得很粗糙,有很多错误。我们精美而又正确地重印了它,然后发给每一个人。这样差别就一目了然了,这增加了我在议会中的支持者说话的分量。所以,议会通过了决议,把下一年的印刷业务交给我们做。

在这些议会的朋友们里面,我绝对不会忘记的是我前面提到的汉密尔顿先生。他是州议会的议员,他那个时候回到了英国。在这件事情上他大大地帮了我一把,像他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他一生都在帮助我。

弗农先生这个时候终于提醒了我欠他的那笔债款,但并没有催我还。我写了一封坦率的信给他,希望他再宽限一点时间,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他,并不断地表示感谢,他同意了。我的错误预算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纠正。

但是现在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麻烦来了。梅鲁迪斯父亲按照他对我们的承诺,要为我们支付开办印刷所的费用。他预付了100镑,但他也只能付100镑,我们还欠设备商人100镑。商人们变得没有耐心,他们无法再等,最后去法院告了我们。我们交纳了保释金,但是如果不能按时还钱的话,法院就要宣判强制执行,我们美好的愿望也就要付诸东流了,因为印刷机和铅字都要卖了抵债,也许只能卖个半价。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两个真正的朋友分别来找到了我。他们的情义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我还能记起任何事情我就不会忘记。他们相互间并不认识,我也并没有要求,但他们自愿为我垫付所有的款项,这样我就可以单独经营这个印刷所了。他们不喜欢我继续和梅鲁迪斯合作。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梅鲁迪斯经常在大街上醉醺醺的,在啤酒店里玩些低级游戏,这对我们的名声不好。这两个朋友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如果梅鲁迪斯能根据协议履行他们承诺的那一部分任务的话,我不能提出单独干的建议。因为,我认为只要他们能履行合同的话,我就有义务遵守合同。如果他们不能履行合同的话,我们的合作关系才可以解除,那我就可以自由地接受我朋友的帮助。

事情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对我的合伙人梅鲁迪斯说:“也许你父亲不想你再参与我们的这个生意了,他可能不愿意为你和我垫钱,也可能他愿意为你出钱,但不愿意为我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告诉我,我会把整个厂子给你,我去做我自己的生意”。梅鲁迪斯说:“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父亲确实很失望,但他是真的没有钱。我也不愿意为难他老人家。我知道这个生意不适合我做。我从小就是干农活的,30岁的时候到城里来当学徒,这简直就是对我的嘲弄。我们许多威尔士的人都去北卡罗莱那州定居了。那个地方地价便宜,我想和他们一起去那里干我的老本行。你可以找你的朋友帮你一把,如果你能负责印刷所的债务,把我父亲原来垫付的100英镑还给他,并还掉我的那点私人债务,给我30镑和一副新的马鞍,我就退出,整个印刷所就是你的了。”我同意了他开出的条件,我们起草了一份协议,分别签字。我把他所要求的东西都给了他。不久以后,他就去北卡罗莱那了。第二年,他寄了两封长信给我,其中一封是有关那地方的最好叙述。信里提到了当地的气候、土壤、农业等,他对这些很熟悉。我把他的信在报纸上发表了,公众对之很满意。

他一走,我就去找那两位朋友。我不想显出对谁有偏爱,所以从他们给的钱中各取了一半,还清了债务,公开对外宣布结束合伙,开始由我独立经营。我想这大概是1729年的事情。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人们要求发行更多的纸币,因为当时州里只有1.5万镑的纸币,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富人坚决反对纸币有一丝一毫的增加,因为他们担心会像新英格兰那样,因为纸币数量增加而导致货币贬值。我们在“讲读俱乐部”讨论了这一观点。我赞同增加纸币,因为1723年第一次发行了数额不大的纸币以后,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增加了就业机会,州里的居民人数也增加了。我看到所有的老房子都住了人,许多新房子也在建造之中,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走在费城大街上的时候,我啃着我的面包,看到胡桃街、第二大街和前大街之间的很多房子上都贴着招租的条子,就像栗子街和其他的大街一样,我那个时候就想,这个城市的居民在不断地逃离这个地方。

我们之间的争论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问题上去,我还写了一篇匿名的小册子,名字就叫《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它在平民百姓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但是富人们不喜欢它,因为它增强了增加纸币的呼声,他们之中恰好又没有人写文章来反驳它,所以反对增加纸币的声音就小下去了。我的观点得到了议会多数人员的赞同。我在议会中的朋友们觉得把印刷纸币的业务交给我是我应得的奖赏,那是个非常有利润的生意,对我的事业开展很有帮助。这是我写作带来的又一个好处。

增加纸币的效用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明显,渐渐地就再也没有质疑之声了。纸币的数量很快增加到了5.5万镑,1739年增加到了8万镑,战争时期则达到了35万镑。商业、建筑、居民人数都在增长。虽然我现在认为,发行纸币也应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也可能是有害的。

不久,我通过朋友汉密尔顿的帮助拿到了印刷纽卡斯尔纸币的业务,在我看来,那又是一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对于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一些小事情也显得很重大。这些生意使我大受鼓舞,也确实获利不少。他还帮我得到了印刷那个州的法律文件和选票的业务,我接手这项业务一直到不再从事印刷业为止。

我现在还开了一家很小的文具店。店里售卖各种各样的发票,在当时是式样最齐全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多亏了我的朋友布赖恩特纳尔的帮助。怀特马施是我在伦敦的时候认识的排字工,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人。那时他来到了我这里,和我一起工作,他很勤奋。我还收了一个学徒,他是阿奎那•罗斯的儿子。

我开始逐步偿还印刷所的债务。为了商人的信誉和品行,我小心谨慎,勤俭节约,避免一切与之相反的东西。我穿着朴素,从不在无益的娱乐场所出现,也不去做钓鱼或打猎那些消遣活动。确实,有的时候,因为读书使我耽误了工作,但那是极少数情况下的事,而且是秘密的,并没有引起闲言碎语。为了表示我并不是只关注我的工作,有时我会推着一辆小车把买来的报纸运回家。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既勤劳上进、诚实守信,又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我总是按时结清欠款,所有文具批发商都拉我做他们的生意,其他商家也主动要求我替他们代销书籍。我的事业开展得顺风顺水,与此同时,凯默的信用和生意却每况愈下,最终被迫把他的印刷所卖了来还债。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里住了些年头,一直穷困潦倒。

凯默有个学徒叫大卫•哈里,我在凯默手下工作的时候指导过他。他买下了凯默的机器设备,在费城开起了印刷厂。我开始担心他会成为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他有一些能干又有势力的朋友。因此我提议和他合伙,幸运的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这个人很狂傲,总是穿得像个绅士,生活奢侈,喜欢在外面寻欢作乐,疏于管理他的生意,因此总是债务缠身。后来他便没有业务可做了,只好带上他的机器,和凯默一样去了巴巴多斯。在巴巴多斯,他雇用了他原来的老板做工人。他们经常吵架。哈里仍然不断地负债,最后被迫把机器变卖,返回宾夕法尼亚种田去了。那个买下哈里机器的人继续雇用凯默操作这些机器,几年以后凯默就去世了。

现在,费城除了一个老对手布雷福德外就没有人和我竞争了。布雷福德现在生活得富裕舒适,他只是雇些零工偶尔干些散活,对生意不是很上心。但是,由于他负责管理邮局,人们认为他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新闻,他的报纸在投放渠道上比我有优势,广告业务也比我多,这对他很有利,对我却是个阻碍。事实上,我也通过他的邮局收发报纸,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是私下里的秘密,我是通过贿赂邮局的骑师来进行的。布雷福德知道后会毫不留情地禁止,这种行为使我大为恼怒,也因此有点鄙视他。因此,当日后我处在他的位置时我从不学他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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