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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祁门内讧
书名： 李鸿章 作者： 裴章传 本章字数： 16552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40:40

○豁出去的李鸿章高喊道：“恩师，莫要钻进牛角尖里去！”曾国藩拍案而起：“这祁门大营到底是谁说了算？”

○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李鸿章却向曾国藩献计：“此时只宜按兵不动，北上勤王可是吃力不讨好的呀！”

○李鸿章只得叹一口气，任坐骑离祁门大营越走越远：“说什么求贤若渴，怎么也不学学萧何月下追韩信？”

皖北宿松，一个全面规划湘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重要会议仅两天就结束了。散会后，湖北巡抚胡林翼未敢与曾国藩作数日长谈，而是立即带三十名护卫亲兵先回武昌了。左宗棠、李元度参加了会议，按照会议部署，也于次日就动身去湖南了。他们将分别回乡募勇，就地编练新军，计划在三至五月内加入湘军整体行动，发挥作用。宿松会议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即：立刻集中湘军主要兵力，进攻安庆，以此逐步拓宽战线，最终围剿金陵，彻底捣毁洪秀全的大本营。会议也出现了分歧，就是在进军苏浙一事上，胡林翼、左宗棠都认为，应该取道皖南，然后再进兵浙江，由浙江向北，解救苏南及上海一带。李续宜的主张更让曾国藩吃惊，他建议用水师舟船运送陆勇，从镇江登陆，直捣洪秀全的后背，以此收复常州和苏州等。他认为唯有如此，才是捷径。曾国藩岂能同意去冒如此风险？他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渐向金陵推进。他了解自己的湘军，虽说名声大了，但实力却很一般，兵员太寡，不足以抵抗几十万太平军。

曾国藩竭力主张：先将大营移至皖南祁门，以祁门为中心，站稳脚跟后，再向浙江、苏南、上海一带，慢慢渗透。占领一块，巩固一块，最后使金陵成为一座孤城，一举捣毁它。会上，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幕僚们都反对曾国藩的主张，认为曾国藩太过于保守，由于过份保守，或许会丧失了战机。而曾国藩不改初衷，坚持要这样用兵。因此，会议虽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还只有听曾国藩一个人的。他是两江总督，又是湘军统帅，当然听凭他的拍板。

会后，左宗棠、李元度与李瀚章联袂同行，离开皖北宿松。左宗棠、李元度回湖南，而李瀚章则是奉了曾国藩的札委，赴江西南昌开办江西全省厘金，即收取货物过境税，值千抽一，谓之“厘金”。收取这笔费用，自然是为了湘军，主要是接济军饷。李瀚章一去江西，粮台一职就改交江西藩司兼任。曾国藩在这一点上顿感权力给他带来的方便：以两江总督身份出面，就无须自办报销了。

曾国藩从宿松动身了，他统带了鲍超、朱品隆、唐品训等部一万人马，经望江县渡江到达南岸的东至，于六月十一日进入崇山峻岭之中的祁门扎下大营。幕僚中有李鸿章、陈鼐、程桓生和亲兵随从数百人。李鸿章四弟昭庆也从南昌来到军中，在曾国藩手下办理营务处事务。这位排行老六、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的昭庆由此驰逐军旅，才开始崭露出一些头角来。曾国藩狠心地把胞弟曾国荃、曾国葆留下来了，他要这兄弟二人各带自己的兵马驻守原地，伺机进攻安庆。途中，他专门拜访了多隆阿。这年把来，多隆阿的绿营兵借着湘军的配合，也打了几次胜仗，他自己因此升了官，穿上了黄马褂。士兵们也跟着沾了一些光，得到了一些赏钱。尽管多隆阿也是满蒙武将，但对曾国藩，他虽有偏见，却不敢小瞧。因为，在声威上，他还要时时仗着湘军，危难时刻，还须请求驰援。曾国藩拜访多隆阿，却别有意图。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把多隆阿着实恭维了一番，还私下向多隆阿个人赠送了贵重礼品。但湘军到哪里去？他闭口不言，更不把宿松会议的情况向多隆阿透露一句，只建议他移防到安徽滁州、和州一带，道：“这是为下一步全面进攻金陵作准备。”

多隆阿怎么也想不到：曾国藩是让他从东线堵住从金陵、苏杭一带过来的太平军，为曾国荃、曾国葆充当一道防线，以助曾氏二兄弟攻打安庆成功，掩护湘军的行动。

祁门县城北门外，有一座绿荫环绕、风景秀丽的大庄园。曾国藩的行营就设在这个庄园之中。这庄园占地数百亩，是祁门县第一号乡绅之家，远看楼阁成群，连绵不断，回廊曲径，被一道两人多高的白色粉墙包围着。这庄园主久闻曾国藩大名，一听说新任两江总督曾大帅要移营至此，根本没有半句讨价还价之意，马上动员家族上下，在三天内腾出了整个庄园。先行侍役及亲兵大队抵达这个大庄园，七手八脚地打扫了干净，只等曾国藩到来。曾国藩总督两江，兼管军务民政，文牍繁多，除了随从亲兵、侍役外，单是衙中的师爷书吏便有百人之多，庄园小了便不够用了。曾国藩远远地看见这庄园，知道他的行营就设在庄园之中，表示高兴，道：“不料皖省也有这样优美的所在，与我那荷叶塘的老家很有些相似，也是白色的粉墙，很有气势。”

他到了庄园外，并没有急于进去。他喊了李鸿章、陈鼐等陪他策马在庄园四周逛了一圈。李鸿章以为他是查看设防情况，道：“恩师只管放下心来住进去，外围早已营帐林立，一切布防以您为中心哩！”

曾国藩笑道：“可记得在宿松时，包括你在内，是都反对我移军祁门的。这会儿已到了祁门，我想请你们看看这庄园，看看这壮丽无比的山山水水，再看看这层层叠叠的天然屏障，正所谓一夫当关，万人莫入。此处乃能攻易守，进出自如，他洪秀全的长毛贼虽多，到这崇山峻岭之中，其奈我何！”

曾国藩眺望着远山近岭，得意洋洋，满脸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表情。随从的几个侍卫官跟在曾国藩身后纷纷恭维，称赞道：“总督大人好像并没有来过祁门，怎么就如此料事如神，未卜先知呢？看来，进军皖中，有祁门作为指挥中心，一定是战无不胜了！”

曾国藩捋着胡须，笑道：“你们也不必吹捧我的神算。本人虽略通韬略，习过兵法，但在左宗棠面前，还略微逊色了一点。但圣人也有失误的地方，比如说我决定移军祁门，这左‘老亮’先生也是极力反对的。若这时他也同来了祁门，看到这块有利于征战的地形地势，他不知会做如何感想？”

李鸿章沉不住气了，以极低的声音接着曾国藩的话说：“即便左宗棠大人真的来了祁门，门生以为他也未必会改变在宿松的看法。或许，他会更激烈地反对恩师的主张，建议移军别处的！”

“此话怎讲？！”曾国藩犹如正在兴头上，让人冷不防泼了一盆凉水，脸部表情马上“由晴转阴”，十分不高兴地向李鸿章发问。若不是曾国藩如此厉声喝道，李鸿章或许会忍住不言的。经曾国藩掷地有声的喝问，李鸿章反而提高了嗓音，道：“请恩师留意一下，你别看这里风景如画，群山叠翠。其实这祁门是一块盆地的盆底，四面高，祁门最低。若长毛贼从四面进攻，居高临下，我腹背受敌，防守是十分困难的。而如想突围，便是由低向高攀登，比正常条件又多了一分困难；如一路攻入，山口被贼人占领，我们就没有退路了。门生我不懂兵法，但也读过一些兵书，像祁门这样的地势，在兵法上谓之为绝地，是没有前途的。就祁门与东至一带比较，沿江而守，能上能下，能水能陆，又与安庆隔江相对。湘军有水师可以利用，优势大增，皖北、皖南都可以兼顾。仅从防守上考虑，比祁门的驻防兵力少一半也无妨。不知恩师是如何看中祁门这个地方的？把行营设在祁门，交通也不便。日后长毛贼来犯，恐我们的大营难保哩！”

曾国藩皱起了眉头，想拦住李鸿章的话。但一瞧李鸿章那认真、固执的表情，怕拦不住反而伤了自己的面子。好不容易忍住性子听完了李鸿章的话，总兵鲍超也亮开了嗓门嚷道：“曾大帅，我也是这么在想：长毛贼探报灵得很。祁门虽地处深山之中，但毕竟不是世外桃源。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大营，甚至能把大帅您的行营打听得清清楚楚。到那时候，藏是藏不住的，必然大举来攻。我们走到那一步可怎么办呢？”

这鲍超字春霆，比李鸿章稍微年轻一些，刚刚三十出头，个子不大，却骁勇善战，他那一路军号称“霆军”，在湘军中虽无太好的名声，但也有自己的特色：鲍超最喜欢打恶仗，往往以少胜多，拼死而上，常立战功。鲍超是四川人，部下虽尽是湘勇，但曾国藩却并没有把他当作外乡人加以排斥。而是用了他们这一特点，很有些器重，列为湘军主力看待。

曾国藩听着鲍超声若洪钟说话，心中更添了几分不快，摆手道：“勿须诸位多虑，本帅自有本帅的主张，相信不会出错！”

李鸿章此时把一惯的精敏丢得一干二净，明知再多说一句，都会引起恩师的反感。这会儿好像是豁出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顶风而上，同样大着嗓门，道：“恩师还须耐着性子听听大家的意见。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以为恩师是钻进牛角尖里去了，不愿意跳出自己思路，从旁观者的立场上分析一下各位的意见有无可取之处……”

曾国藩把右手挥得老高，然后重重地落下，那样子好像要挥拳打人了。结果，他将自己的手猛地向自己屁股上一拍，以这个极不耐烦的动作警示大家：休要多言！他径直往前走去，全然不顾还有那么一些人跟在他的身后。走了一段，他头也不回，却停住步子，说：“这祁门，南有徽州扼守门户，西有我江西景德镇掩护后路，江西之兵召之即来，后方通道畅行无阻，有什么‘盆底’不‘盆底’的？！我看是你们都害怕了，怕死不是？若是害怕了，完全可以不辞而别。只要你们想走，我一个不留。剩下我曾某一人，也坚决在此驻扎下去！”

曾国藩气极了，言已至此，无人再敢顶撞了。李鸿章刚要张口，被陈鼐猛捣一下后背，也默不作声了。

历史上著名的曾国藩祁门大营，就这么在文武将佐的忧虑、甚至是反对中驻扎下来。曾国藩住进了美丽的庄园，李鸿章等也在园中各得其所。但为了驻扎祁门的争执，李鸿章心中不快，认为恩师太过于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之言了。曾国藩呢？也知李鸿章对他窝了一肚子意见，但仍笑脸如初。他在原谅李鸿章，他想他应该原谅李鸿章。他在心中暗想：或许李鸿章等人的意见是对的。因为，就在不久前，李鸿章还力排众议，帮助他度过了一次北上“勤王”的难关。不久前这一次，若不是李鸿章挺身而出，主张“按兵请旨，且忽稍动”，使曾国藩茅塞顿开，那么，遵旨北上“勤王”，其结果必定是断送了湘军的前程。

原来，北京城里，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又刚刚经历了一场“手枪抵在咽喉上”的屈辱与磨难。就在李鸿章刚回乡协办团练不久的一八五四年，是《南京条约》签订的第十二个年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伙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又向清廷发出了一份别有用心的照会：修约！

何谓“修约”？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增加有利于他们的新内容，进一步向中国扩张。

第一次雅片战争后，清廷被迫与外国列强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已经让这些强盗们占足了便宜。他们何以还要变本加利呢？十二年前，当《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人欣喜若狂，他们满以为这个条约所建立的不平等通商关系，会立即使他们在中国获取巨大利润。但他们想错了。五口通商十多年了，他们的许多商品并没有走进中国平民家庭。相反，中国的丝、茶等的出口，却在逐年递增。

洋人们目瞪口呆了，他们把失望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还开辟得太少；二是外货输入内地交税太多。因此，他们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

洪秀全的太平军已把咸丰皇帝搅得焦头烂额。英、法、美等列强们打起了如意算盘：乘中国内乱之机，运用外交手段，要挟“修约”，从中获利。然而，清廷及有关大臣回避不答。列强们故技重演，又要用军舰和炮火来征服中国了。从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开始，英舰大举来华，竟未遭任何抵抗便通过了虎门要塞，驶入珠江内河，再进广州城西南十三洋行码头。接着，英舰沿珠江南水道下驶，公开炮轰凤凰炮台和海珠炮台。至此，珠江内河一带主要炮台均被英人占领。

一连几天里，英军开始轰击广州城，居民死伤数千人。一八五五年十一月六日，英军动用三艘军舰，向东轰击东定炮台。炮台守军还击，击毁英舰一艘。但终因弹药不足而被英国人强占。由此，双方战火不断，到次年十二月十二日，英、法两国出动联军五千六百人，兵临广州城下。大敌当前，历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一不组织兵力防守，二不与外国列强接触，他只相信“占卜挚签”，在广州城内大修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签。英、法联军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到期，他得到乩语云：“过十五日便可以无事。”他凭借的应敌之策，就是这个上上签。十二月二十九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叶名琛仍在督署衙门中躲避，直到城破，才吓破了胆，慌忙微服出逃，后被联军抓获，押送到印度加尔各答，次年病死狱中。人们以打油诗嘲笑曰：

“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相臣度量，

疆臣抱负，

古之所无，

今之罕有。”

广州交涉，就这样以闹剧为始，以悲剧告终。

攻占广州并非是英、法联军最终的目的，他们决定乘势北上，对清廷进行直接的威逼和勒索。沙俄与美国见英、法向北行进，也暗中参与进来，密谋策划，到一八五八年四月，分率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一艘、俄舰一艘北上，陆续驶达白河口外。

四月二十四日，英、法、美、俄四国向直隶总督呈递了要清廷派全权代表谈判的照会，口气十分强硬，限令六天内必须给予圆满的答复。美、俄则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麻痹清廷政府。咸丰皇帝预感到最后一定要通过武力入侵来解决问题。但对美、俄所谓的“调停人”抱有幻想，颇费心机地设法来瓦解、拆散四国在外交上的联合。接到四国照会后，咸丰皇帝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慌忙下诏：派户部侍郎崇纶赶往白河口与洋人谈判，咸丰皇帝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拒绝崇纶出场谈判，说他职位不高，不握实权。

咸丰皇帝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与崇纶一起与洋人交涉。谭、崇二人仍仿照传统的老套路，备下隆重丰盛的大宴，以示朝廷怀柔远人之意。席间以红布为幔，红毡铺地，鼓乐伴奏、款待优客。其间肴馔，千般各色，尽中华风物。

然而，列强们并不为丰盛的酒肉所动，反之，以惯技刁难。席间，英国翻译李泰国与谭廷襄会晤，极为傲慢无理。

李泰国问：“总督来此，能否自做主张，有权办理两国之间的事务么？！”

谭廷襄怔了一下，没想到小小的翻译也能用审训的口气与他说话。但他气归气，答还是要答的，道：“我身为总督，能够做主，凡事皆可代表。”

李泰国又道：“我方公使为全权大臣，可以便宜行事，阁下是否具有相同的全权？！”

谭廷襄答道：“两国制度不同，必须请旨遵行。”

到五月十八日，侵略军战前准备就绪，采用了一种“最和蔼亲切的方式”，不露声色地中止了谈判。清廷还以为谈判进行得顺利，却不知英、法、美等军舰三十余艘已驶抵大沽口外。到二十日上午八时，侵略者们才露出狰狞的嘴脸，向清军炮台发起猛攻。两军激战之际，谭廷襄等从大沽村乘轿逃奔，临阵出逃，造成炮台兵勇惊惶失措。各炮台终于失守。

侵略军进犯天津了，而白河两岸已无清军的一兵一卒。清廷怕侵略军打进北京，按英、法方面的要求，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赴天津，与侵略者接触，约期会谈，由此拉开了天津交涉的序幕。

此后数日，桂良、花沙纳在津郡城南的海光寺、风神庙分别宴请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各置大轿，衣冠相迎。吃来吃去，却一字不提正事。英国代表额尔金、翻译李泰国要求与中方单独谈判，其他三国的利益则以最惠国待遇为保证，美、俄不过欲图渔人之利。

李泰国，这个出生于一八三二年的英国人，幼年随父来华学习汉语，曾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供职，年轻气盛，以精于北京语言，狡诈诡诘，被聘为英国公使的翻译官。实际上已成为操纵与中国交涉的主谋之一和代言人。他在谈判中语言狂悖、放肆争执、毫无畏惮，令中方官员信心全无、十分沮丧。

年轻的恭亲王奕（心），与英人李泰国系同龄人。他也血气方刚，但外交知识十分有限，误将李泰国认为系市井无赖，不知法度，形同叛逆的行为，主张在他无礼肆闹时，立刻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

这时英方提出进京换约并派公使驻京。桂良等倾向于同意英方要求，于是奏报朝廷。朝廷接到桂良等人的奏报后，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给予了激烈的抨击。于是咸丰皇帝没有准行。到六月二十五日，英方向桂良发出照会，并呈递了自主的条约，即《中英天津条约》草案共五十六款，声称：“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其内容自然也包括了公使驻京。

咸丰皇帝得到这个消息后，做出反应：一则仍当以抚为主，如能挽回，酌减定议；二则听其决裂，命谭廷襄抵御英、法联军，保护桂良、花沙纳抽身虎口，又命僧林林沁于通州集结马步，备军备战。

就在这时，咸丰皇帝想到了湘军，想到了曾国藩可以一用。他立即下了诏令，要曾国藩火速派悍将带兵北援，抵御英、法等联军进犯北京。皇帝的圣旨送达曾国藩，李鸿章立在一旁。他们面面相觑，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道：“不料与长毛贼的交道还未打完，此时又要与洋人贼寇交锋了，这可如何是好？”

李鸿章道：“依门生之见，眼下洪秀全的长毛贼正是凶狠之时，湘军应全心全意担负起剿灭洪秀全之职，不可分军北上。”

曾国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此事非同小可呀！事关北上‘勤王’，是无可推诿的！”

李鸿章不以为然。心想那咸丰皇帝也真是想到哪，干到哪儿了！那英、法联军已打到你北京城下了，我湘军还在数千里之外，如何去北上“勤王”呀？即便是去了，水陆并进，也须月余后再能赶到京师。到那时，黄瓜菜一盘——凉了！

曾国藩无奈，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个人提出一种方案供他参考。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北上“勤王”事关重大，必须立即发兵北援京师。否则，皇上不保，京师不保，会成为千古罪人。国家被列强侵占，光剿灭太平军又何用之有？唯有李鸿章独具见解，坚决反对北上。他认为联军进占天津，兵临北京城下已成事实，现在发兵去保卫皇帝，保卫北京，实属雨后泼街，无济于事。他断言：英、法、美、俄四国联军，目的不是攻占北京，更不是像洪秀全那样，占领一地，在那里统治一方，建都立鼎，而是谋取利益，捞取钱财，最终无非金帛议和，断无他变！

当着文武参佐的面，李鸿章大声疾呼：“湘军已威震天下，一举一动事关天下安危。如果一步走错，可能就会前功尽弃，使结局不可收拾。因此，应立即奏明皇上：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等四国联军，而是游动于半壁江山之内的长毛贼。长毛不除，天下不得安宁，那时还会有更多的洋人乘虚而入，盘剥于我的！”

曾国藩从李鸿章的主张中得到了启发，在心中暗想：此时北上“勤王”，的确也晚了。其次，英、法等联军也的确不是为了占领北京，而是为了玉帛议和。因此，他暗自下了决心，暂时按兵不动，静待时局之变。于是，他跟咸丰皇上玩了一个小手段：冠冕堂皇地上疏奏折，表示应积极北上勤王，请求皇上在胡林翼与自己的湘军之间酌派一人进京保卫根本。而且，曾国藩要求的是自己亲率湘军前往。事情如此重大，不可以他人替代……奏折以八百里加急送出以后，曾国藩松了一口气，坐观北京事态，派探子去京城打探英、法联军及皇上的举动，既按兵不动，又心中有数。

天津谈判到了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那桂良实际上已不待朝旨，在英方代表普鲁斯、李泰国的再三逼迫之下，私下答应了英方提出的全部条件。

六月二十八日，桂良才将应允的理由上奏朝廷，说：目前对外不可战者五端，即英、法联军若抵京师，祸恐难测，再则国内已民情汹汹，恐将内乱；第三，库款支绌，炮械无存；第四，内匪未靖，外患再起，必将给太平军提供可乘之机；第五，战则影响关税，江南清军粮饷无从筹划……种种理由归结成一句话：不可与联军开战，只有全部从速允准英方的条件。

就在咸丰皇帝接到桂良这个奏折的当天下午，英国公使额尔金率从官二十余人，乘二十顶大轿，另带兵五百六十人，吹鼓乐队五十人，威风凛凛地来到海光寺。而中方桂良、花沙纳所率计十余人，依次在《中英天津条约》上签字画押，然后大摆宴席，豪饮一番。

咸丰皇帝接到桂良奏报签订了条约的消息之后，诚知己无法挽回，只好就细枝末节上加以补救。随后，清廷规定：公使可以赴京，但从人不得超过二十六人，只准暂住若干时日；一切跪拜礼节悉遵清朝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必须更易清朝衣冠等等。

“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大清帝国的尊严又一次受到严重嘲弄。这嘲弄犹如芒刺在背，令咸丰一刻不安。签订条约的次日，咸丰皇帝便怒不可遏地诏谕罗衍，命其立即激励团练，鼓舞公愤，大胆出战，大力攻剿。此后又多次密谕两广总督黄宗汉和曾国藩等，要求各地联络一气，以挫外夷之势，再振中国之威。他还急令僧格林沁火速来京，面授机宜，以布置海口设防。

英国人担心了，怕咸丰皇帝毁约变卦，又以武力为后盾，想迫使咸丰皇帝放弃“明和暗剿”的做法。咸丰则不管如何，一面想筹划一个“一劳永逸”之计，一面派桂良等人南下进行改约活动，一面令僧格林沁会同直隶总督瑞麟，在天津海口一带妥为布置防务。

僧格林沁先在距天津三十余里的双港，择要扎营十座，修建炮台十三座。接着又兴建了大沽海口炮台，共安置铜制一万二千斤重炮两门，一万斤重炮六门，五千斤重炮两门，另安置洋铁炮二十三门。仅在几月之内，津沽海防焕然一新，使咸丰皇帝大为高兴，以御用袍褂嘉奖僧格林沁，同时将原设陆路弁兵一千六百名扩充为三千名。

这一切已被英、法联军探知，也加紧了武力准备。一八五九年六月，即咸丰九年五月，两个趾高气扬的英国公使到达上海。桂良已在此等候多日了。桂良见到公使后，就闪烁其辞地说道：“咸丰皇帝派我等来此办理换约，负责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关防已由广东移交两江总督何桂清。中国方面请求将《通商税则善后条约》与《中英天津条约》一起，在上海互换。”但英人执意要到天津互换。咸丰皇帝接到桂良奏报后，见阻挡不住，又作退一步打算，急召桂良等人日夜兼程赶往北京，同时进一步调兵遣将，命直隶总督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入京。英、法兵舰不要驶入栏江沙内；大沽海口已处处设防，轻易入口，恐致误伤。

但英、法等联军根本没有把天津的布防放在眼里。英军舰十五艘、法军舰两艘、美军舰三艘，计士兵两千余人，气势汹汹地集结于大沽口外。英方限清军在三天内自行撤除拦河的木筏、铁戗等障碍物，恭迎联军进入内江。

此时咸丰皇帝得知：江南战事正酣，内战无休无止，而北方俄舰多艘已强行驶进乌苏里江，欲从北边霸占中国领土。面对英、法要利用换约重新挑起战争，咸丰皇帝无可奈何。

六月二十五日晨，海口内第一道铁戗已被英军拆除，到下午三时，英、法、美、俄军舰突然蜂拥而上，向陆地猛烈开炮。清军忍无可忍，向联军还击。战斗打响后，英、法联军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只得再次南撤。这次还击，共击沉敌舰四艘，重创六艘，毙伤英军将士四百六十四名，法军士兵四名，生擒两名。

胜利鼓舞了清军将士，英、法联军做出让步，同意从北塘口登陆换约。而清廷倒的确是“以诚待人”了，并不一鼓作气，加强设防，反而下令清军“切勿先行开炮”，北塘口岸不加设防，以待联军登陆。

英、法方面吃了败仗，再度分别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并分别以克灵顿、孟斗班为英、法侵华军司令，组成新的侵华联军。此次联军由二万五千人组成，配有战舰和运输舰二百余艘，大规模北犯了。到一八六零年七月底，这支侵略军全部集结在大沽口外。由于北塘口没有设防，英、法联军避开大沽炮台，由北塘口顺利登陆。

咸丰皇帝深感事态严重了，急令恒福妥善筹办议和。八月七日，恒福照会英、法方面，要求约见，进行谈判。而英、法则要求中方先交出大沽炮台。接着，侵略军向大沽北岸炮台发动猛攻。经过殊死激战，清军伤亡千余人，侵略军死伤四百余人，北岸炮台失守了。

按照咸丰皇帝的旨意，僧格林沁撤走清军，全部军火物资拱手送给了侵略军。侵略军全面占领大沽口后，很快长驱直入，于八月二十四日驶达天津近郊，又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天津城。咸丰皇帝在天津陷落当天，派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英、法联军拒绝他们进入天津，要求改在通州谈判。

九月一日深夜，英方巴夏礼等四十余人到通州东岳庙与中方谈判。巴夏礼出示照会，要带兵千余进京，向中国皇上面呈国书。

大清王爷载垣出面了。他见巴夏礼等如此横行霸道，立即通知僧格林沁，命将巴夏礼一行截拿扣押。僧格林沁遂将英方二十六人、法方十三人拘捕。通州谈判由此破裂。

咸丰皇帝闻报，一面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兵马准备交战，一面命将巴夏礼等扣为人质，押送进京，交刑部严审。

英、法方面得知此事，立即行动，进逼北京城下。九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一行仓皇出逃。因御膳及行车帐篷等俱未齐备。当天，咸丰皇帝只吃到了两个鸡蛋。次日，也仅与后妃宫眷们分食了一碗小米粥。往日如花似玉的后妃宫眷们，如今蒙难荒郊，咸丰见此，不禁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他深感愧对祖宗，更不知今生今世还能否再回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九月三十日，咸丰终于到达热河行宫避暑山庄。避暑山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风月无边。但咸丰此来，不是避暑，却是避难。当晚，他住进了“烟波致爽”殿。此殿是清朝皇帝在热河的寝宫，嘉庆皇帝就死在这里。道光皇帝没有来过，约四十年无人居住。所以，早已杂草丛生，尘封垢积，显得十分冷落和萧条。沦落人伴沦落景，咸丰皇帝悲伤至极。恰在此时奕?和僧格林沁等人先后送来六百里加急奏报。

咸丰得知：洋人已列队于朝阳门外，京城危在旦夕。而清军溃不成军，疲馁已极，一闻洋人炮声，立即惊溃。咸丰自叹：大势已去，自己所信赖、依靠的皇家满蒙铁骑实在挽救不了这业已倾倒的江山。束手无策之中，他寄希望于恭亲王能竭力图维，速成抚局，保住京师。但就在十月十日这天，他又接到了奏报：这些灭绝人性的洋人，一把火焚毁了圆明园！那还是在十月六日夜晚，联军侵入圆明园，疯狂抢掠，园内各殿堂陈设的和收藏的珍贵物品，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拿不走的，一律毁坏。整座圆明园，被焚烧了十余天，一切都化为灰烬了。咸丰皇帝深知这圆明园的份量和园内收藏品的价值。读完奏报，一种无以言状的愤懑使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感到这“天”已经塌下来了，亡国一样的巨大耻辱吞噬着他的心灵。虚弱已极的年轻皇帝好像完全经受不住这种打击，立时口吐鲜血……

十月十六日，圆明园内还烟青云黑，额尔金照会奕?，要求他在二十日上午十时前，以书面形式答应如下条件：赔偿英国三十万两白银，作为英国俘虏的抚恤金，于二十二日交付；二十三日签订“续增条约”，并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照会威胁道：如不接受上述条件，英军就要夺取紫禁城，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法国的葛罗在给奕?的照会中，除要求赔偿二十万两白银外，还要求将康熙年间各省的天主教堂和传教士的坟墓，还给法国所有。

同一天，被奕?邀请“居间调处”的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也在北京城外的安定门外秘密会见了英、法公使，然后才找到奕?，表示愿意从中“调停”，但提出一个先决条件：解决中俄边境问题！另外，当然还有其他要求。

一八六零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奕?在英、法枪炮的威逼下，分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主要内容包括：

（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二）开放天津为商埠；

（三）准许华民赴英、法属地或名洋做工；

（四）割让九龙司为英国领地；

（五）交还教产予天主教堂；

（六）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恤金即日付清，赔款先各付五十万两。其余由海关税收内扣缴。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俄公使伊格纳切夫就向奕?递交了一份新的中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中俄边境地图，将中国所属大片地区划归俄国所有，并迫使清廷“一字不能更易”地答应下来。十一月十四日，奕?被迫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

沙俄北极熊，恐吓利诱，掠夺了中国东北大片沃土。

消息传到皖南祁门湘军大营中，群情激奋，军心混乱，对洋人的掠夺本性义愤填膺。唯有曾国藩、李鸿章沉得住气，不加评说，袖手旁观，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传到他们耳朵里，他们反而感到由此得到了解脱：不用北上“勤王”了，可以专心对内镇压、剿灭太平军了。对外妥协，这本来就在这一对师生的预料之中。

李鸿章协助恩师度过了北上“勤王”的难关。李鸿章庆幸自己的主张得到了“果不出所料”的验证，因而洋洋自得地对恩师曾国藩说：“恩师呀，听说这次北上‘勤王’，唯有我们湘军未出一兵一卒，盛京的将军玉明、绥远将军成凯、陕甘总督乐斌、山东巡抚文煜、河南巡抚庆廉、山西巡抚英桂等，都亲率兵马驰援了，大多数是弄得焦头烂额，损兵折将，狼狈而归了。结果，‘勤王’未能‘勤’出一点功劳，一个个都落了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因为，大清朝廷最终还是向人家洋人下跪了！”

曾国藩道：“此次多亏贤弟力排众议，给我以启发，方才按兵不动，没有被牵扯进去呀！若要是真的去‘勤王’了，现在还不知是一个什么下场？至少，是没有今天在祁门这个四野营寨林立的湘军大营了。”

在北上‘勤王’问题上，李鸿章与曾国藩从不一致发展到二人惊人的一致。但说到祁门，李鸿章一听曾国藩话中有话，立即又皱起了眉头，仍坚持异议，主张立即撤离祁门，移军东至，以此防止将来被动挨打，救不了安庆。

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心中也承认李鸿章着眼于军事地位而坚持移军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李鸿章哪里知道，曾国藩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令其督军往赴苏杭的咸丰皇帝看的一种姿态。

在祁门一晃已到了六月底。咸丰皇帝面临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四处调兵遣将后，再次想到曾国藩。或许他已意识到让湘军于数千里之外来救北京是不现实的，便指望他在江南能稳住阵脚，牵制太平军，保一方相安无事。于是，他下了一道圣旨：授予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如此喜讯，曾国藩心中清楚，也不出李鸿章所料：皇帝无非是让曾国藩更加积极地为他卖命。从圣旨到达军中以后，朝廷督责严厉，催促出兵的上谕如雪片一般飞来。七月十四日下旨催促曾国藩派兵援救宁国；十五日又命他东赴赶往浙江；十七日又令湘军迅速南下，收复苏常郡县。二十一日，要曾国藩派兵救援浙江的上谕才到军中，二十二日又奉上谕：“上海危急，着火速设法救援！”由于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这些地方即苏、浙、上海的地方官员和士绅也纷纷羽书告急，公牍私函不断，每天都有十多件请求出兵的信函。

此时的曾国藩一坐上钦差的宝座后，或许司空见惯了，他稳坐签押房中，见到雪片似的来函，有时看也不看，往李鸿章那里一推：“酌情处置吧！”李鸿章哪有调兵之权？因此只传于曾国藩知道，并无动作。时间长了，李鸿章心里清楚：凡推到他这里由他处置的公牍私函，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连咸丰的圣旨，曾国藩也经常顺手推于李鸿章。李鸿章也学会了见怪不怪。天塌下来，也不慌不惊，你急他不急。

李鸿章私下里向陈鼐等嘀咕，道：“我恩师官做得大了，人好像也麻木了。”

正是在咸丰皇帝的圣旨一个一个接连到来时，曾国藩才烦得发起了脾气，不敢公开骂皇帝，却大骂军机处，道：“这军机处一个个都是混蛋透顶，坐在紫禁城里异想天开，以为我湘军是灭火队呀？湘军如今虽有几万人马，可是在祁门归我直接调动的又有多少呢？大部分兵力都分布在各地战场上。就是把祁门这九千人统统拉出去，又能干什么用呢？我有什么办法今天去苏常，明天赴上海，后天到浙江呢？！这些军机大臣们如今让英、法联军吓昏了头了。与洋人们不敢造次，对我湘军却整天指手划脚，一道道上谕教我为难，以为给了我一个两江总督，外加钦差大臣，就一定要我感恩戴德，时时处处事事都要听他们任意摆布了？！嗯！我这个官位得来，心安理得，不像有人屁功劳没有，不费吹灰之力，也捞个跟我同样的职位，甚至职位比我还高。如今这些碌碌无为之人，官帽在手，也未见他们那么积极地去为朝廷卖命，照样吃香的，喝辣的。我凭什么就要去事事听其摆布呢？！”

李鸿章在一旁，道：“世界上的事情从来如此，总有苦乐不均。还有一条，好心未必就有好报，恶人先告状，有时常常就是赢家。我老家合肥也有一句话，叫作‘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瞧！世事哪有那么多公平呀？”

曾国藩喘着粗气，道：“少荃呀，你看！几个月过去了，左季高、李元度所招募的新兵还在湖南加紧操练。我如今连他们兵勇是个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可是，新任督办四川军务的那个骆大人，一封加急送来，倒要将左宗棠新招募的队伍派给他，让左宗棠迅赴四川去打石达开了！”

李鸿章一惊，道：“石达开真的进入四川了？”

曾国藩道：“那还有假，就在不久前，就一路不知不觉地闯进四川了。”

“石达开不是在庆远府驻扎下来，四处游山玩水、参观访问，要在庆远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么？”李鸿章问。

曾国藩道：

石达开原来是想在庆远不走了。可是，一呆八个月下来，粮草没有了，军械火药没有了。这么多人，一不种田，二不创收，加之当地百姓自顾不暇，哪来这么多粮草供应他的近二十万闲人哪？！弹尽粮绝了，将士们也不干了，大多数人悲观失望，思归之念日益强烈起来。在庆远八个月里，石达开与清军无兵戎相交。可是，等到石达开的将士们怨声载道时，清军和当地民团武装渐渐把目标对准了石达开，四处扬言要收复庆远。更使石达开如雷轰顶的是：他的嫡系名将石镇吉宣布脱离石达开，带三万多人马去了福建。受之影响，又一名将何名标所率二万多人马也对石达开阳奉阴违，串通赖裕新所部，不辞而别。共计六万人脱离石达开后，也是走投无路，不久就溃散而灭了。又一次大分裂发生在上个月初：石达开的左一旗大将彭大顺突然调集自己的队伍，在庆远城外集合。吉庆元、汪海洋也率部赶来，一路高呼口号而去。等石达开知道后，这三万人马的队伍已由广西柳州到永宁去了。几个月里，石达开的队伍由二十万顿减一半。石达开这才感到庆远呆不下了，于是想到了四川。在他们印象里，四川是全国的大粮仓，只有前往四川，才能解粮草之困。他令部将曾广依由泗城到西村、西隆一带先行探察，偷渡红水江，抵达贵州兴义府一带，想由云南入川。但刚进云南就遭清军伏击。故又令大军向南，绕道思恩，出泗城，这才进了四川境内。

李鸿章道：“既是这样，可见石达开也是一个胸无大志之人。料他进了四川，也会惨遭失败，不久就会走投无路的。”

曾国藩说：“事情的结局可以这么预测。我敢断定，就连洪秀全的长毛贼也会最终全军覆灭的，金陵一定会被收复。但这只能是久远的估计。问题在于现在：苏、浙、上海被李秀成搅得不能安宁，石达开又兵入四川，两地几乎横跨大半个中国，我湘军就这么一点人，能顾得了哪头？即使是明知顾不了这么多，还得去设法兼顾。石达开虽然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真把四川搅乱了，最终也还得奉旨而去。不信你等着瞧吧！”

经过一番分析商讨，曾国藩决定先丢下苏、浙、上海和四川不管，只能先解自己的燃眉之急，派兵去救援宁国、广德。这两地都在安徽境内、自己的身边。舍近求远，曾国藩做不到。曾国藩派出一路大军先赴广德，再救宁国，双方经过激烈争夺，湘军最终未能如愿：广德得而复失，宁国虽勉强坚守，但也不断遭袭。

曾国藩着急了，立即写下书信一封，派人急送湖南给李元度，要他停止训练，火速率本部新兵赶到祁门来，准备参加战斗。正巧，到八月七日，送信人在半途中遇见了李元度，他正率新招募的兵勇快马加鞭而来。新募的兵勇共三千人，多出自湖南平江。

李元度一到祁门大营，就直奔曾国藩的签押房，见曾国藩正在房间里踱步，大喊一声：“钦差大臣涤公，我来了，共三千平江乡勇，一个个都是我亲自挑选训练的，请您验收，保证上阵后个个勇敢！”

曾国藩听见喊声，心头一阵惊喜，猛一转身，见李元度满脸汗水地迈步向自己走来，好似见到救星从天而降，立即上前，伸出自己的双手，要与李元度相拥相抱。两人坐下来后，一谈到眼前战局，曾国藩唉声叹气起来，道：“次青老弟呀！什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其实就是拿我曾某当作被他们使用的工具，当作他们的灭火队。如今宁国府和广德告急，而且就在我的身边，这便不能不救了。我已派兵去增援了，可是争夺得十分艰苦。这下好了，没有想到我正在想着你快点到来，你果然就率兵而至了，真正是雪中送炭哟！”

李元度摘下头顶上的红缨凉帽，用腰巾抹一把满头的汗水，说：“涤公呀，我心中也急着呢！没有一天不想着这大营，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加紧训练。所以，才不等你的手谕送到湖南，我已日夜兼程赶到半途中了。今天到了，看来也不可能好好休息几天了。你下令吧！我这一军还是就地驻扎，还是去救宁国府？”

曾国藩笑道：“果然是好样的！你们新兵往哪里去，我已安排好了。宁国府有鲍春霆的霆字军先行一步去了，目前虽然仍在危急之中，但城池还在。只是鲍春霆近日得了疟疾，正在大营里养病。此次率兵前去宁国的，是他的副将宋国永统带的。我已向朝廷保举你为皖南道。你今天休息一晚，明天就带你的新兵去徽州赴任。到徽州以后，你就有了守土之责，因此请你切记：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坚守城池，切勿出城迎战。城池以外的战事不用你管，你只要能把徽州坚守住了，不让长毛贼攻入，就是一功。如果把徽州丢了，你的官职保不住，我保奏你也脸上无光了。到徽州以后，万一长毛贼攻得急了，你可以派人送信给我，我定会派兵去救。此事不是儿戏，定当严格遵守，誓死保住徽州。万一丢了城池，那时我会不讲情面的！”

李元度听了，捧腹大笑起来：“如今我已有三千兵勇，加上徽州城里还有一些守军，有我李元度前去，守城有何艰难？只要长毛贼敢去进犯徽州，我还真想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新兵们实战操练一下，定然杀他一个人头落地。您老兄大抵还记忆犹新吧？我李元度自入湘军以来，何时丢过城池？只有攻而不得的，哪有得而复失的？那年你回乡奔丧，石达开攻打江西，我不是同样顶住了多面夹击，打了几个大胜仗吗？”

曾国藩摆手道：“好汉不言当年勇。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我是要看你现在能否坚守住徽州！我担心的是你一时冲动，让长毛贼施计引出城去，被人乘机攻入，那就让我大失所望了。走到那一步，就别怪我老兄翻脸不认兄弟了！”

李元度又一阵狂笑。在他看来，不就是坚守徽州小城么？用得着这样反反复复地交待，反反复复地警告么？道：“好了，您的命令我已接下了，您的话我也已记下了。明天上午，我就率兵出发，赶到徽州去。只是您老兄也得意思一下！”

“此话怎讲？怎么个意思？”曾国藩鼓起三角眼问。

“这还能装糊涂？先支两个月的兵饷，算是奖励兵勇们加紧训练，提前参战。再说，募勇已满三千，您还一个钱都没掏呢？”

“怎么说我没掏钱呢？在湖南训练的吃喝、军械费用，李瀚章把在江西征集的厘金拔了许多给你，那不是我掏的银子么？”曾国藩驳道。

“好哇，就算您已掏过了，今天我再要两个月的兵饷，也不是加码多要的吧？只不过提前一点支取，好让兄弟们高兴高兴，看到我湘军是从不亏待兵勇的，干起来有劲！”

曾国藩笑道：“就是你点子多，也能张得开口，其实是因为兵勇们都是你的老乡，为他们争利吧？银子拿到手，不是为湘军鼓了劲，恐怕是想叫你的部下们感激你自己吧？你可以翘起大拇指对他们说：看，跟在我李某后面干，是吃香的，喝辣的，一个钱也少不了！是不是呀？”李元度道：“嘴皮子说不过您的。不管您怎么看，把钱给我就好。我此去徽州，如守不住一城，拿我革职就是了。我若有丢失，再重的处罚也绝无怨言！”

曾国藩手掌对手掌，猛地一击，道：“好！那么我也要漂亮一些，先发两个月的兵饷，分文不少！”

李鸿章按曾国藩的指令，为李元度提取了兵饷，次日骑马送李元度到徽州上任。李鸿章在出了祁门后，回头看一眼李元度浩浩荡荡的队伍，心中羡慕极了。他心想：若有一天，我身后也能有一支可供自己指挥的队伍，那该有多好？！他把李元度送到离祁门已有五十里地的渔亭镇，勒马对李元度道：“你已自成一军，此军今后战绩如何，全是你一人的功过。因此，初战当慎之又慎。”

李元度在临别时仍然气势非凡，指着身后的队伍，道：“少荃呀，你还不了解我么？不用说有这支队伍，就是再少一半，我守那座小城还恐丢了不成？”

李鸿章摇头，道：“次青兄，你的为人及胆识，我向来敬佩。可是，你此去任务非凡：恩师他不听我的劝告，非要驻扎于祁门这个鬼地方不可。扎营祁门，不久就可以看出，定下来是有大麻烦的。那么，祁门将来如何？关键就要看你徽州了。你可能还没有体会出恩师他反复交待你的用心。我是看出来了：恩师自己也在为祁门担心，他是要你看守好徽州，以徽州保祁门。因为，在战略上，祁门的门户就是你的徽州。徽州不失，祁门难破；徽州一失，祁门就难保了。所以，他才在你还没有回来之前，就保奏你为皖南道，目的就是让你为他看好徽州这个门户呀！”

李元度点了点头，那表情仍是信心十足的样子，满有把握。李鸿章与他握别之后，策马回到祁门大营，一路上忧心忡忡。他已看出曾国藩的心思，但曾国藩虽有心思，但又不肯承认，更不同意移军别处。好像他在将错就错，暗中采取补救措施，加强祁门北面大洪岭和大赤岭两个山口的防务，筑起营垒。

谁知李元度以皖南徽宁池太广道身份进驻徽州才过半月，太平军李世贤就率部来攻。

原来，太平军的内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客观上因为英、法、美、俄联军紧紧咬住了清廷的这块肥肉不放，得寸进尺，使清廷抽不出精力，也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来对付太平军，使洪秀全的太平军在内乱及石达开出走以后得以喘息、调整，逐渐恢复了元气。从其内部来讲，洪秀全在他的天京城中兴奋地迎来了一个尊贵的客人——族弟洪仁玕。洪仁玕是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即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到达金陵城中的。他的到来，使洪秀全欣喜若狂。这洪仁玕的确是个人才，他与洪秀全从小一起长大，而在太平军金田起义后不久不遇而返，找不到洪秀全而去香港谋生了。在香港，洪仁玕结识了瑞典教师韩山文，由韩山文从中帮忙，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以英文版广泛发行。此书出版后，洪仁玕于咸丰三年十月潜回内地一次，怀揣着《太平天国起义记》到处寻找洪秀全未果，只好又重奔香港。咸丰八年五月，他再次离开香港北上，从广州过梅岭，经江西绕州至湖北黄梅，乔装成商人东下，才找到已在金陵当天王多年的族兄洪秀全的。

洪仁玕才华横溢，见识卓越，洪秀全一见面就封他为“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太平天国军政大事，仅一人之下，号令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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