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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年间度量衡紊乱吗?
书名： 必知的100个科技常识 作者： 杨志 本章字数： 1924 更新时间： 2025-08-11 14:41:56

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对于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探索研究，历来就是我国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然而，对战国年间度量衡的情况，特别是此间我国度量衡究竟是趋向一致还是越来越紊乱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统一，甚至出现意见完全相左的分歧。

认为战国年间度量衡极其紊乱，很不统一。这是一种较普遍且传统的看法。追溯历史，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东汉许慎。他在编著的《说文解字》(序)中认为：战国年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到处是“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什么东西都不一样，度量衡自然也是紊乱不堪。后来的治史者，大都以许说为据，认为战国年间群雄割据，诸侯林立，战祸四起，度政紊乱是难免的事。新中国成立以前，吴承洛先生曾著书说：战国年间，由于“政事失修，朝廷政令每不及诸侯之邦，为官者亦不如前执行之严。既失之检查，则玩忽以生，日更月替，此度量衡紊乱所以由生。”并说：“孔子述武王之治日：‘谨权量，四方之政行’……庄子胠曰：‘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于此亦可证当时度量衡实在紊乱，不统一不足以息民，故庄周激而发斯言。三代统一之制，至此紊乱不可收拾，深为可叹。”(见《中国度量衡史》上编五章)范文澜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说：战国时的情况，犹如许慎所言，诸侯国各搞一套，各方差异悬殊，只是“秦统一后，这许多异大体都化为同”。(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有的文章说：“战国时，各国度量衡制度很不一致，不仅大小、长短、轻重不同，单位不同，进位也不一样。”(见《考古》1976年第5期《秦的统一》)有些持紊乱说的学者，讲得更加详细具体。王世民说：“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相当混乱，计量单位很不一致。例如量，秦国以升、斗、桶(斛)为单位，齐国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又如衡的斤以下单位，秦国有两和铢，楚和魏则有锊(锾)，魏国又有大于斤的镒，同时，还有公制和私制的不同。”(见《考古》1973年第6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王云先生也说：战国度量衡的发展各成体系，量值和名称都不统一，如楚国一升合今220毫升。秦国一升合今200毫升，韩国一升合今170毫升。量器名称秦称升、斗、桶，齐称豆、区、釜、钟。衡器名称有的用铢、两、斤、钧、石，有的用镒、斩、寻、爰等。

与上述说法完全相反的是认为战国年间度量衡并不紊乱，而是基本一致，差异甚微。国家计量局198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前言》中说：“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确立。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新兴地主阶级十分重视度量衡器的制造和制度的统一。”文章在记述齐国陈氏三量及商鞅铜方升颁发后，指出“这一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加强经济联系、度量衡制渐趋于统一。在战国的一些度量衡器物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演变的趋势”。陈梦家先生是战国度量衡“统一说”的主要代表，他在《战国度量衡略说》(见《考古》1964年第6期)一文中说：“秦始皇统一前的列国度量衡标准大致上是相近而稳定的，差异和变化都不很大。汉代的度量衡也承袭秦制，相差很小。”文中还把许慎说的“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等斥为“极端说法”，并指出“后世学者据此以为秦以前一切制度都是十分分歧，显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在列举大量历史资料后接着说：“战国时在中原的东周，在东方的田齐，在西方的秦和在南方的楚国，虽地区相距甚远，而所用度量衡标准。秦始皇并六国后的同一度量衡，是将秦孝公的制度推广到全中国；而当秦孝公时，在各国贸易间早已有了趋同的要求。过去的学者似乎过分强调了秦孝公或秦始皇在秦国一国内的统一制度，而忽略了各国间既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则交通关系不能完全隔绝。秦始皇所提出的‘车同轨”和‘器械一量’一样，只是使标准法度的法制化，并不能说先秦的车轨和度量衡都有很大的差距。”

还有一种看法，既不赞成“统一说”，也不同意“紊乱说”，主张继续讨论．探索，以求问题正确解决，丘光明女士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她说：“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是基本统一，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各家说法不一致。求其原因有三：一、战国前后200多年，诸侯兼并，各国政治、经济制度记载皆不甚清楚。二、古代文献中未见关于战国时期度量衡的专著，史籍中提及一些度量衡单位名称，它们之间的进位关系还多出于后人的注释，难免有舛错之处。三、由于时代久远，留传下来的度量衡器物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考察。”鉴于此，文章在提供各诸侯国度量衡情况后，主张“大家共同讨论研究”。(见《文物》1981年第10期《试论战国容量制度》)

综上所述，战国年代度量衡究竟是统一还是紊乱，学术界现在看法还很不一致。人们热切期望史学界早日对此作出科学的回答。

(赵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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