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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度量衡量值为何越变越大?
书名： 必知的100个科技常识 作者： 杨志 本章字数： 2563 更新时间： 2025-08-11 14:41:56

在我国度量衡的发展史上，有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尺度越变越长，容量越变越大，权衡越变越重。根据国家计量总局1980年主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前言所讲：“从秦到清代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度量衡的单位量值，尺度由每尺合今长二十三厘米增大到三十二厘米以上，增长了百分之四十；量器的容量由每升二百毫升增大到一千多毫升，增长了四倍多；衡重由每斤二百五十克增加到六百克左右，增长了一倍以上。度量衡三者尤以量器增长率最大。”这些变化，既加重了历代劳动人民的负担，激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度量衡曲折复杂的发展历史。那么，为什么尺斗秤的单位量值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又为什么三量的增长幅度快慢不一?长期以来，这些问题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有的为此曾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认识不尽相同，甚至出现各种异说，致使这个问题趋于复杂，大有无法说清之势。

从现有资料看，围绕量值不断增大的原因问题，说法纷纭，分歧较大，摘其要者。

一是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剥削制度有关。古今不少学者认为，唐代以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尺斗秤量值增长较快，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形态，在很长时期内以实物地租为主。地主阶级为了更多地剥削农民，可以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不断增大度量衡的单位量值，并使之在社会上合法化。(见《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前言)唐皮日休《橡媪叹》中说：“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农时借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这些诗句，生动地再现了封建剥削者用大斗大秤榨取农民血汗的情景。鉴于自魏晋至隋实现统一的300年间，尺长增加30厘米左右，升容增至秦汉时的三倍，每斤几乎相当以前的三斤。面对如此激烈变化，宋范景仁曾指出：“此盖出于魏晋以来贪政。”清王国维在《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中说：“考尺度之制，由短而长，始为定例。其增率之速，莫剧于西晋后魏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代有增益。”金元以后，取消布帛实物税，课以米粟麻棉产品，这样再加大尺寸毫无必要，当然封建剥削者就把眼睛盯在容量和权衡上。正如王国维所说：“金元以后，不调绢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范文澜也与上述看法相类似，他曾说：“官吏总想多取民财，因之度量衡总是由小变大，东晋至南北朝，增大尤为急剧。”(见《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一册)

二是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社会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分析我国度量衡单位量值增大原因时，《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前言中说：“在两干多年漫长的时期内，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计量农产品的度量衡单位量值，必然有个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增长的过程，而到了一定阶段就相对稳定下来。”并说：“手工业、商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对度量衡单位制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是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标准物不精有关。大凡谈起我国度量衡的起源，都与黄钟律、柜黍法有关。但不少研究者认为，作为度量衡的标准物，“音律管”和“累黍法”是有不少弊端的。由于这些标准物本身固有的弊端，导致了尺斗秤量值的不断增大。拿“音律管”说，它是“律生度量衡”的依据。尺度长短全凭“音律管”长度确定，“音律管”的容积又是确定容量和权衡的依据，而“音律管”的容积则由其长和围径的大小来确定。然而由于古时对圆周率推算不精，因而对音律管围径之数，说法不一。至于对音律管周径的理解，有的说指圆周，有的说指圆周面积，很不一致。这样，用音律管作标准，就派生出不少麻烦。对此，《隋书·律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开皇九年平陈后，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等，参考古律度，各依时代，制其黄钟之管，俱径三分，长九寸。度有损益，故声有高下；圆径长短，与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从书中开列的十多种尺度看，黄钟容黍均不相同。“晋前尺黄钟容黍八百零八粒，东魏尺黄钟容黍二千八百六十九粒。”说明用音律管作标准物，度量衡的量值很难不起变化。再说“累黍法”，似乎问题更多。根据《汉书·律历志》说，“累黍法”必须以“子谷柜黍中者”为准。然而，何谓“子谷柜黍”，又何谓“中”，大家理解历来不一致。孟康说“子”即北方，颜师古说“子谷”即“谷‘子”，与方位无关。许慎说“柜黍”河东黑米，吴大澄说“柜黍”即今之高粱。就以高粱来论，“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隋书·律历志》语)。“及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以校验，亦复不同”(《宋史。律历志》语)。何谓“中”的问题，看法也较分歧。颜师古、韩苑洛和吴大澄认为“中”指“不大不小”，朱载堉则认为“中”指“头等大号者为佳”。正由于“音律管”、“累黍法”实行起来有这么多麻烦，才有“累黍一法，名为最密，实为最疏，苟无格式，大小几何?唯云中式，犹作定论”(朱载堉语)的说法，以及“依文据理，符会处多”、“寻访古今，恐不可用”和“俗化讹替，渐致增损”(《隋书·律历志》语)的结论。

四是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是否易于识别有关。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书中说：“尺度之增率，在三量中为最小。其原因，盖以尺之长短，易于识别。尺者识也，布手而知尺，故尺之长度，虽代有增益，商不过巨。”还说“量之增率在三量中为最大”，原因是“量则难以判定。一升之量，视之固为升，二升之量，亦视之为升，极为普遍之事，此量之为量，易于为弊”。谈及权衡增大问题时，吴先生说：“因权衡之重，亦如量器不易视其大小，故其增率大于度。”

五是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改朝换代和管理不善有关。有的认为历史上江山易主，改朝换代，相互兼并，战祸频繁，度量衡标准器横遭毁坏湮没，致使量值越变越大。有的认为魏晋前后三量猛增，这既与统治阶级贪政有关，但法度废弛、管理松懈，“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清人张照曾说：“今日度量衡犹有未同，并非法度之不立，实在举行之未能。”他又说：“立法固当慎密，而用法自在得人。”谈及我国古代度量衡紊乱原因时，吴承洛先生曾讲到五条原因，其中大都与监督管理有关。他指出：“历代于开国之初，对于度量衡间有定式较勘之举，但仅推行一时，每以时期不久，督察之力即弛，而取缔之功效亦随之俱失。”(见《中国度量衡史》298页)

(赵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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