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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度量衡是怎样发明的
书名： 必知的100个科技常识 作者： 杨志 本章字数： 2399 更新时间： 2025-08-11 14:41:56

古今中外，不论是昔日的度量衡，还是今日枝繁叶茂的当代计量，都有个选用什么标准物确定自己量值准确一致的问题。千百年来，人们为此呕心沥血，进行了顽强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古度量衡在创立自己标准方面，度过了漫长岁月，经历了艰辛里程。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受到世人的称赞。

据有关史料介绍，我国度量衡演变过程使用的标准物极多，概括起来，一是选用自然物，如人体、黍谷、丝毛和纯水等。二是选用人造物，如律管、圭璧、货币和金属等。在这些标准物中，人们除对“金属和纯水”的看法较一致外，对其他标准物在认识上都存在一些分歧。其主要分歧是：

一、围绕“人体为则”的分歧。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身为度”、“以体为法”是我国度量衡初创阶段的标准和方法。《史记·夏本纪》说：大禹‘身为度，称以出”。《说文》称：“周制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为法”、“妇人手八寸，谓之咫”、“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日丈夫”。《礼记》中也有“丈夫以手为尺”等记述。由于人手指长近于寸，一手之长近于尺，两手臂长近八尺等，故而才有“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以及“迈步为亩”、“手捧为升”、“举权知重”等说法。吴承洛先生不同意上述“人体为则”的看法，他认为“人体实非为度量衡之标准”，只不过“尺度之长短，可以证之于人体，以易于鉴别”。他还说：“史称大禹以身为度，后人尊前王之意，非禹之本制如是。宋徽宗以其指三节为三寸之标准，徽宗意其为帝王之身，妄自尊也。此均非定制之法。”(详见吴著《中国度量衡史》一书)

二、围绕“律生度量衡”的分歧。在我国历史上，律生度量衡说法广泛，影响深刻。虽然在律生度量衡究竟始于黄帝还是始于西汉问题上，人们看法不尽一致，但律生度量衡被公认为事实，并获极高的科学评价。《孔传》云：“律者候气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起于律。”《史记·律书》也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汉书·律历志》则详述了“律生度量衡”的办法，说度“本起黄钟之长”，量“本起黄钟之龠”，权“本起黄钟之重”。丘光明同志曾撰文赞扬我国古代运用音频原理作古度量衡标准这一重要科技成果，并说：“日本研究世界度量衡史的学者小泉袈裟胜，对我国古代运用音频原理定长度标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说：“另一位在国际计量局工作的专家也曾说，中国古代早已采用律管作为定长度的原器，而几千年后的今天，世界上才提出了采用光波作为长度标准的方案。”(详见《计量工作通讯》1981年1期《黄钟律管与长度标准》一文)对于这个受到国际好评的重要科技成果，有人却持否定态度。韩伯生同志在1964年第2期《计量工作》发表《试谈我国计量制度的沿革》文章认为：“黄钟律管既然是一种乐器，从这个乐器本身，可以找到长度、面积和容积，于是就被人穿凿附会，不仅说成度量衡起源于黄钟，并且还把黄钟说成是我国最早的度量衡标准原器。”

三、围绕“黍生度量衡”的分歧。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度量衡源于“累黍’的说法。《说苑》称：“度量权衡以粟生。”并说“一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千二百粟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汉、隋《律历志》中均有类似记载。关于粟生度的解法，《中国度量衡史》书中引用明朱载堉的话说：“累黍造尺，不过三法，皆自古有对之矣。日横黍者，一黍之广为一分；日纵黍者，一黍之长为一分；日斜黍者，非纵非横，而首尾相衔。”有人曾称此为“三黍四律法”，足见朱氏看法的重要。“累黍法”起源早，影响大，直到清初，康熙帝还以此为法，躬亲累黍，以横累百黍为律尺，纵累百黍为营造尺。然而，在黍生还是黍校度量衡的问题上，人们看法不完全相同。吴承洛先生就认为：“度量衡本生于黄钟，而古黄钟虑其失，又为积黍之法，由积黍以明度量衡。故度量衡制起于黄钟，法寓于积黍。”因而历史上才有“度量衡佐律而存法”的说法(详见吴著《中国度量衡史》一书)。

四、围绕“丝毛生度量衡”的分歧。《孙子算术》称：“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另外，《易纬通卦验》、《说文解字》中也有“十马尾为一分”、“十发为程、十程为分”等说法。吴承洛先生认为这些“丝毛为则”的说法，反映了以数论说度量衡的记载，是“算家之所记”、“丝毛为定小数起数之源，及进位之法，后人借为度制寸位以下之命名，亦非为度量衡之法”(详见吴著《中国度量衡史》一书)。

五、围绕“圭璧货币生度量衡”的分歧。《周礼》称：“典瑞璧羡以起度，玉人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尔雅》称：“肉倍好谓之璧。”《中国度量衡史》中也有“大泉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等记载。正因为圭璧货币能生度量衡，因而历史上才有不少人在前代度量衡标准物散失湮没的情况下，以往昔残留之圭璧货币为据，对古代尺斗秤量值进行考证，并取得成果。如明朱载靖以莽大泉、唐开元钱之径，参考“三黍四律法”，求得自周起各代尺度的长短。吴大澄采用“璧羡度尺”办法，考证了历代的尺长。又如清末王国维对历代尺长的研究和考证，同样说明圭璧货币曾是我国古度量衡产生的重要依据。然而，吴承洛先生在其《中国度量衡史》中却认为：“圭璧定度之制，周以后已不可考。”又说：“圭璧货币言度量衡者，为定圭璧货币大小轻重之法，先有度量衡之制，而后其为度量衡之数定、非度量衡之制定于货币。”并说“圭璧货币为人造之物，时有变化，不足为精密标准”。

总之，在我国度量衡源于何物的问题上，人们看法不尽相同，有的还相当对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人云亦云者多，探清究竟者少，致使这个关系我国古度量衡起源、演变的重要问题，呈现出纷纭繁杂的“说不清”状态。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对古度量衡史的科学研究，而且对正确认识和评价“律管柜黍法”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也造成一定困难。因此，我国度量衡究竟源于何物，必将成为人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这个历史之谜必将被人们揭开。

(赵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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