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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解放长春 ——没有硝烟的战场
书名： 三大战役全纪录 作者： 文朝利、杨帆 本章字数： 4346 更新时间： 2024-04-25 23:55:13

久困长围中，攻心为上

当锦州、塔山炮火隆隆之际，长春正上演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饥饿，带着铺天盖地的死亡信息，袭击着长春国民党守军，完全不亚于炮火的威力。

长春是吉林省省会，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人称之为“新京”。它位于东北腹地，哈尔滨、沈阳之间，是贯通京哈、长图等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关东军”占领长春后，在长春城内外修筑了很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市中心的主要建筑和街道，全部用钢筋水泥修建了相互连接的地下坑道。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四个角的四座庞然大物，分别是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及大兴公司。这四座建筑物的地上地下，俨然铜墙铁壁，中型飞机的炸弹均难以炸毁。而全市主要街道的街口，都修建了隐蔽的地堡。

1946年5月，国民党接收长春后，在伪满洲国的城防工事基础上，又加强和修筑了不少工事，尤其在长春四郊，修建了许多钢筋水泥碉堡和地下暗堡群，并用卡哨相互连接，使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坚固而巨大的要塞。

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为第一兵团，下辖两个军及地方部队约10万人。

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湖南石门人，黄埔一期生，素以用兵稳健长于夜袭而著称，抗战期间三为军长，转战大江南北，尤其率远征军赴印缅战场作战，屡挫敌锋，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于1948年3月赴长春走马上任，同时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

当时卫立煌接替陈诚执掌东北军务不久，在解放军凌厉的冬季攻势中，为避免被解放军一块一块地吃掉，卫立煌在放弃四平的同时，又决定放弃吉林，派郑洞国部署、指挥驻吉林的第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及其附近少数中小城市。

此间，郑洞国曾建议同时放弃长春，因为解放军已切断长春与沈阳、锦州的陆路联系，而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极大，不如提早放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与锦州之间，如此一来，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则退，可运作自如。

卫立煌也赞成郑洞国的意见，但他不敢自作主张，只好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却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顾及到放弃长春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在被解放军吃掉之前，是不甘心主动放弃像长春的。

到冬季攻势后期，长春已被解放军包围。根据当时情况，郑洞国的做法可用四句话概括，即：

加强工事，控制机场，

巩固内部，搜购食粮。

郑洞国在原有工事基础上，一方面在城市四周加强和构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在市区内，利用地面上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同时将长春划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归第60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归新7军负责；由新7军派出一个师的兵力，负责西门外大房身机场的防守；并在此后抽调新7军一个半师、第60军一个师，组成突击队，企图将解放军驱逐到炮弹射程之外，同时乘机向城郊抢购粮食。

然而，郑洞国的“四句话方针”并没有得到落实。5月下旬，解放军发动长春外围战，攻占西郊大房身机场，切断负责机场防护和掩护抢粮的国民党军退路，歼灭国民党军5300余人，粉碎了郑洞国控制机场的计划，其搜购粮食的计划也因此化为泡影。

从此，郑洞国失去对长春市郊控制，将全部部队缩进孤城之中。

与郑洞国对峙于长春城下的，是郑洞国的湖南老乡肖劲光。

巧合的是，肖劲光不仅与郑洞国同为湖南人，而且同年同月生，都是生于1903年1月；虽然一个加入共产党，一个加入国民党，但都参加过北伐战争；如今对峙长春城下，分别为两党在东北战场的副帅，所统帅部队，分别为双方部队第一兵团，各自兵力均号称10万。

肖劲光为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长春围城指挥所司令员。当年8月围城指挥所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肖劲光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员。政委为肖华。

6月5日，中共东北局、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下达攻打长春总方针：“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同时下达了《围困长春的办法》，指出：

我军决以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两项办法，围困长春，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地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春市外围的供应。同时，应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国民党军飞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从陆空两方面完成封锁。

6月15到20日，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党中央、东北局及“东总”指示，对围城部队进行了调整与部署：

以12纵34、35师，6纵18师与6、7、8、9、10独立师，加上一个炮兵团共14万人，参加围城。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长春划分为东、西两个地区，6纵18师和6、8、9独立师负责东区；12纵34、35师和7、10独立师负责西区。

6月22日，各部均进入指定位置。

于是，解放军十万大军兵临长春城下，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范围内，形成严密封锁区，城内10万国民党军已成为“瓮中之鳖”。

然而“瓮中捉鳖”并非易事，长春城内10万守军也并非等闲之辈，其中新7军的新38师原属于新1军，乃中国远征军中的王牌军，武器装备及战斗力在国民党军中均属一流；第60军也颇具实力；司令官郑洞国抗战时曾任中国驻印副总指挥，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属能征善战的名将。

因此，解放军在围城的同时，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以达“瓮中捉鳖”之目的。

第一方面是军事围困。

围城之初，解放军经常遭到国民党军小股部队的骚扰，若敌军在1个师兵力以下，解放军便会就地将其消灭，1个师以上则诱敌深入，以机动部队将其消灭。

7月3日夜至4日凌晨，国民党军对独立10师和独立7师阵地分别发起进攻，被解放军打退后，6日早晨又借大雾掩护，以5个团兵力向解放军西南、正南、东南三个阵地发起进攻，直至警戒线30余米之处，才被解放军发现。

下午1时，解放军打退国民党军进攻，歼敌1000多人，这是对长春围困战中规模最大，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

为了保证锦州战役的顺利进行，8月中旬，围城部队根据总部指示，进一步封锁敌人，将第一兵团司令部推进到距长春城12公里的四家子村，调集十几个独立师为二线兵团，将长春城重重围住，并组织一些主动出击。在围城3个月时间里，与国民党军共发生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

第二方面是经济封锁。

围城部队在通往长春市内的各交通路口设置检查站，检查哨卡，拦住一切粮食、蔬菜、燃料等生活资料和家禽、家畜进城。

在解放军的封锁下，长春城内粮食来源断绝，惟靠飞机空投。但按10万守军的需要，每天需20架飞机，各飞行两次执行空投任务，方能满足需要。

而事实上，最多时一天只有12架飞机，飞行一次空投；

后来每天三四架；

再后来每周三四架；

阴天下雨没有飞机空投。空投粮食成为杯水车薪。

尤其令守城军队气愤的是，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7军发生冲突，现在来空投粮食，便抱着毫不负责的态度，不仅飞得高，而且不安规定办法投掷，结果将很多粮食投掷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这些猪、牛肉罐头、南方的大米、中原的白面、四川的榨菜等，反倒成为了解放军的美味佳肴。

为分配空投的粮食，郑洞国专门成立一个空投指挥所，负责空投粮食的统一分配，规定大部分供给新7军。而事实上，由于官兵们饥饿难忍，一遇空投便蜂拥抢夺，抢到后便小范围分吃或自留，从而加深了嫡系部队与非嫡系部队及地方部队的矛盾，甚至为抢粮发生武斗。

由于新7军驻守长春时间长，有一定的粮秣储备。铁路中断后，又从商人那里买下大批准备南运而没有运出的大豆、豆饼，作为马秣，到后来只好将马秣掺入高粱米让士兵吃。

第60军是云南部队，又是刚从吉林调来，没有粮秣储备，加上非嫡系部队，空投的粮食分到极少，除了向新7军借粮，不得不靠挖一些酒坊酱园的陈年酒糟充饥，处境十分艰难。

随着城内存粮日益减少，投机倒把却日益猖獗，甚至新7军一些军官也参与其中。长春屯积居奇的粮食数量不多，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以致粮价一日数涨。

高粱米最初只有几元1斤，后来竟涨到1亿元1斤。由飞机空投的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已无用处，只好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

从6月到9月，粮价上涨了700倍，后来粮市已无粮可卖，以致于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一个金戒指换一个馒头。

粮食困难，使长春城内学校被迫停课。为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郑洞国曾成立一个幼年兵团，此时便将长春市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这个兵团，目的是将他们集中起来，便于维持生活，也避免他们到处滋事、影响治安。

但无论郑洞国如何采取措施，粮食问题都越来越严重。当时城内除了10万守军，有市民20余万人。为了缓解压力，郑洞国试图将市民向城外疏散。

对于被疏散和逃出城内的市民，解放军围城部队专门成立了难民委员会，设置了大小不等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和疏散难民。围城期间，共发放救济粮4000吨，食盐5000斤，救济款6亿元。

尽管如此，依然有大批百姓滞留城内。

不仅粮食奇缺，燃料也成为头等困难。马路上的沥青被挖掘，成片的民房被拆毁，木材被抽走，甚至连坟墓中的棺材板都被挖出来当燃料。

由于饥饿，士兵中普遍患有不同程度的脸部浮肿，腿软和夜盲症；因吃豆饼、草根、树皮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

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城内一些街道死尸横陈，纵横交错，无人埋葬。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市民在被疏散与辗转逃亡中，仅在卡哨内外地区病饿而死的，就达8万人之多，市内甚至发生卖人肉的惨剧。

长春，已成为死亡笼罩下的人间地狱。

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积极展开第三方面工作——政治攻势。

早在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肖华便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号召各围城部队发动群众，以多种形式对守军展开整治攻势。

围城部队积极行动起来，有的用薄铁皮做成大喇叭，站在隐蔽处向城内守军喊话；有的散发宣传品，将传单放在木船上，从护城河中送到国民党守军阵地上；有的用迫击炮将宣传品射到城内敌军阵地。

同时，逢年过节给城内守军送去慰问信和礼品，送去可口饭菜，或请对方过来吃饭；并开设投诚官兵收容站，给投诚官兵发放优待证。

由于国民党嫡系部队新7军新38师逃亡投诚的极少，而且特地组织“政工队”到阵地前沿骂阵。针对这一情况，围城部队抓住该师多为关内人思乡心切这一特点，进行感情攻势：

“38师的弟兄们，你们是怎么来当兵的？”

“你们的父母、妻儿在家里等着你们呢！”

“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是为谁？”

“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你们待在里面，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们出来，我们发路费，放你们回家！”

这些话，深深打动了国民党官兵的心，38师投诚的士兵日益增多，过来的士兵对解放军说：

“你们喊别的没什么效果，就是一提家，我们就流泪。”

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自6月25日到9月底，投诚的国民党官兵约有13500多人，几乎占据长春守军的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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