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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全力攻其两端02
书名： 三大战役 作者： 李奎，苗桂芳 本章字数： 16089 更新时间： 2024-06-24 13:39:47

毛泽东对林彪这一部署极为赞赏，要林彪即以命令规定两兵团行动。华北两兵团由西进改为东进，使得绥远的一部分国民党军得以暂时保存，客观上保存了后来“绥远方式”出现。

在中央军委指示下，林彪于12月29日命令华北第二、三兵团分别开往孙河镇、沙河镇。

1949年1月中旬，华北第二、三兵团到达指定地区。

至此，集结在平津地区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6个纵队，华北野战军7个纵队，共45个师旅50余万人，既可阻止平津地区国民党军的突围，又可有足够兵力攻击天津。

正是华北两个兵团由原定西进绥远改为集中北平地区，就使绥远那一部分傅作义部队得以暂时保存，才有了后来解决绥远的“绥远方式”。

一切部署妥当，林彪开始重新考虑塘沽问题。因为打塘沽是东北野战军在平津战役中的第一仗，又是最重要的一仗，不是说放弃就是放弃的。

在林彪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调兵遣将的时候，刘亚楼和特种兵司令员肖华受命来到塘沽附近的第七纵队司令部。

刘亚楼不顾辛苦，马上召集会议，听取各纵司令对塘沽敌情、地形和攻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均认为：在目前情况和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不利于全局。

刘亚楼、肖华听取了邓华等人的汇报后又顶风冒雪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通过实地审议，刘亚楼又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积雪察看地形，更坚定了“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的决心。

晚间，刘亚楼召集大家开会。

刘亚楼首先发言：“军委要我们先打塘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天津之敌从海上逃跑；二是歼灭小的，孤立大的做个样子，迫使平津敌人放下武器。”

“但是，现在看来，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不仅要付出很大代价，还难以速决。况且敌人的指挥部已经搬上军舰，我们无法对敌形成包围。”

“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大部逃窜，结果是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费时费力，将延长解放平津的时间。”

讲完后，他还征求大家意见说：“如果先打天津，是否更有把握？”

一听这话，第七纵队几个干部都兴奋起来。最后，大家形成了“缓攻塘沽，先打天津”的共识，并立即给林彪发电。

报告林彪：攻占塘沽有把握，但全歼守军很不容易。建议以主力9个纵队准备阻击北平之敌突围，以5个纵队攻取天津，以两三个师监视塘沽之敌。

对于这些，林彪其实已经基本心中有数，但他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等刘亚楼回来。

29日，刘亚楼返回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回司令部后，刘亚楼立即向林彪报告：“塘沽地形，北宁路与海河之间使于接近，但突破前沿后均系独立地物及建筑物，其坚固程度虽不大，但连续扩张较困难。其他方向均为一片平坦的盐田，无一村庄，无法通行，炮火也无法封锁海口。”

刘亚楼还预测说：“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塘沽之敌则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歼一部，大部逃窜，结果得失不合算。”

刘亚楼还分析说：“塘沽是敌南逃的唯一道路，我们必与性命同等视之。问题是，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得通，困难很多，打起来不但守敌死守，北平、天津的敌人重兵也可能增援，或趁我中间兵力相对薄弱而倾巢突围，那时将是一场恶战。万一平津之敌侥幸突围，那平津战役打成怎样的结果就很难说了。”

“退一步讲，假如敌人不死守塘沽，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塘沽守敌连司令部都搬到了舰上，能老老实实地等着挨打而不迅速逃去吗？”

“不能全歼，却要我们付出偌大代价，打它又有何用？塘沽解放，控制出海口，这固然起到堵死北平之敌退路的作用，但如果转而拿下天津，不是同样能封住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吗？要把傅作义打痛，伤其元气，塘沽不堪，就必须攻打平、津两处。北平是文化古都，打不得，因此天津最合适。”

刘亚楼竹筒倒豆般一口气说出他的想法。

林彪对刘亚楼的性格、才智和指挥能力了如指掌，他乐于听这位参谋长的意见：那你说打天津有哪些益处呢？

刘亚楼一听，来了精神，立即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我从中央要我们抑留华北之敌的指示精神考虑，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傅作义心腹陈长捷防守。这里有坚强工事，有13万人。我们拿下天津，就打到傅作义痛处了：第一，他从海上逃走几乎不可能了；第二，他在北平的20多万部队，不接受我和谈条件，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这就叫逼和。”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林彪开口说话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我看可以把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

得到林彪首肯后，刘亚楼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以林彪和他的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先不打塘沽这头而打中间。

电文中说：

“一、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宽广之盐田，而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也无结冰把握，不便接近也不便构筑工事。而且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

“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而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也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

“二、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

“三、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准备防北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盼军委电示。”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一直悬吊着，他毕竟是这份建议的发起人。

毛泽东所以把攻塘沽作为平津战役中最重要的一着，是因为塘沽口子一扎，平津国民党军将全部由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插翅难飞了。

毛泽东是从战略上或者从宏观上来考虑的。但林彪、刘亚楼、邓华等却从地形出发，从战术上，或者说从微观上考虑，从而大胆地建议毛泽东把口子扎低一点。

塘沽只有敌人的5个师，即使打塘沽，敌人随时可以上船逃跑，也不可能将其全歼。不如舍去这5个师，围住天津来得有把握。

因此，在毛泽东看了这份对中央所定计划做了重大调整的建议电后，当时就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塘沽的作战条件会那么恶劣，部队的试攻吃了亏，真是‘知之非难，行之唯难’哪！”

周恩来也很有感触地说：“前线指挥员很聪明，对塘沽先试攻一下，没打莽撞仗，不然损失就更大了——林彪、刘亚楼提出先打天津，我看是着妙棋，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得傅作义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12月2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刘

亚楼：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看到电报，刘亚楼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随后，他的心被一个强烈的欲望燃烧着，他要向林彪请缨，由自己担任攻打天津的组织和指挥任务。

林彪看着刘亚楼：难怪你那么积极叫嚷打天津，原来是有“野心”呀！

刘亚楼一本正经地说：“淮海战役胜利指日可待，平津战役一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就算玩完了，找不到几个大仗打啦！我想借此机会锻炼锻炼吗！”

林彪提醒一句：“天津这一仗非同小可啊！”

刘亚楼坚定地回答：“放心吧！天津就交给我了，我敢于负责，保证速战速决！”

得到军委认可后，30日，林彪决定以第一、二、七、八、九纵队，由刘亚楼统一指挥，攻取天津，预定10天后开始发起进攻。

这样，中央军委调整了平津战役的部署，准备在东线首先攻下天津，实现“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预定目标。

解放军包围天津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水陆交通的要冲，明清时期以北平作为首都后，天津就被称为“京畿门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天津位于海河五大支流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的交汇处。西北与北平相距120千米，东临渤海，与塘沽海港相隔45千米。

天津的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当时天津南北长12.5千米，东西宽5000米，地势低平，多淀洼，是天津地形的突出特点。

天津既是华北经济中心，又是军事要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国民党军进攻华北、东北解放区的重要军事基地。

天津的地位如此重要，中央军委不可能不重视。早在平津战役发起前，远在西柏坡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毛泽东，就已经在考虑天津解放的问题。

1948年10月31日，在天津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决定分割包围天津。

11月16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和东北野战军，早日进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

11月18日，毛泽东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两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国民党军不战投降。”

29日，平津战役正式开始。当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塘沽和大沽的计划，集中5个纵队夺取天津。

同时，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写信，提出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急需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并要求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内完成。

至1948年12月，天津与北平、塘沽之间的联系均被切断，成了一座孤城，毛泽东于12月17日,电告林罗，对解放天津的时间进行了大致安排。

电文指出：“你们后面各纵队陆续到达，大约月底可以完成对津塘部署。除应争取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攻歼塘沽地区之敌及新保安之敌外，对津、平、张三敌的正式攻击，需待部队休整一时期方能开始，时间大约在明年

1月中旬或下旬，如有特殊变化例如敌军投降则在例外。”

天津郊区多为开阔的水网地带，市内有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新开河、金钟河、墙子河等多条河流汇入长70多千米的海河，从西北向东南横穿市区，将市区切成两大块和许多小块。

市区北部有很多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南部有许多独立建筑物，中部则是老城区，多为旧式平房。

天津城防工事是在侵华日军原来修筑的工事基础上加固加修的。对于天津的碉堡工事，国民党在侵华日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又耗资600亿法币进行加修。

1947年，为增强天津的防御，由国民党保定绥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和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主持，利用天津河道众多这一条件，在天津市郊修筑了一道蜂腰形防御工事。

1947年3月开始动工修筑环城防线，当年9月基本完成。城防线上筑有高4米，宽两米的土墙，墙外环绕市区挖有一条全长40余千米，宽10米，深三四米，水深一两米的护城河。

护城河外侧有铁丝网、鹿砦、雷区，内侧筑有一道高3米，底宽7米，顶宽一米的护城土墙，墙上有铁丝网、电网，每30米筑有一座碉堡，墙内有一条宽5米的交通壕与纵深地堡相连。

依托这条环城防线，修筑3道防御阵地，共有各种大小明暗碉堡千余座，其中大型碉堡就达380多座，纵深处有小型碉堡群5000多个。市区利用高大建筑物，构成若干既能独立坚守，又能以火力相互支援的防御要点。

华北“剿总”成立后，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根据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指示，又向天津商民筹资数十亿元，在城西和西北构筑钢筋水泥碉堡数十个，对原有的工事进行了加强和改进，并在纵深修筑了一些野战工事。

但因经费紧缺，人力、物资、原料等方面的困难，原定7月底完成的这一工程，直至8月才勉强动工，至天津被围前夕，才完工总工程量的1／7。

12月中旬，我军开始包围天津，敌将陈长捷根据傅作义加固既设工事，想尽一切办法，坚决守住天津的指示，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应付非常时期。

陈长捷下令每天强征民工七八千人和各防区守军一起，以天津环城碉堡工事为主阵地线，向阵地前沿加筑营、连碉堡群据点，构筑交通壕、铁丝网。

为扫清射界，敌军又拆毁了大量民房，在城防线前沿埋设地雷数以万计，构成宽达几十米，环城长达42千米的地雷区，使天津成为具有坚固工事的碉堡阵地。

同时，敌军将南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同时关闭护城河入海通道，使护城河水深增至3米。为防止河水结冰，每天派人穿河砸冰，致使河水漫溢，津保公路以南10余平方千米尽成泽国。

天津外围防线再加上市区内的地堡群与核心工事，形成了一个完整纵横的“大天津堡垒化”防御体系。

陈长捷曾自豪地对官兵说：“天津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当年仅仅一个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到多少倍，涿州的防守3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绩，我们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须坚持胜利。”

市长杜建时也向大家吹嘘说：“这是天津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

为了打破天津“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神话，顺利解放平津、接管平津，党中央在组织上、干部上、军事上以及第二战线作上做了缜密部署和充分准备。

1948年12月13日，党中央命令聂荣臻、薄一波分别为平津卫戍区司令、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兼北京市长和军管会主任；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

接着，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5个纵队，22个师以及两个炮兵师共计34万人，日夜兼程，遇山开路、逢水搭桥，浩浩荡荡，直赴津门。

最早从冷口跨越长城到达天津以北宝坻的，是第八纵队；随后各部相继到达集结地点：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在杨柳青；第二纵队在王庆坨；第七纵队在欢坨；第九纵队和第十二纵队在大任庄和大寺；特种兵纵队安排在杨村；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负责监视塘沽方面敌人，完成了“隔而不围”的战略构想。

同时，在肖华司令员的指挥下，特种兵纵队12个富有经验的团参与南下作战，他们兵分两路梯次前进：大部分炮兵部队由火车载运气势恢弘；战车团、装甲车团则采取摩托化行军；炮二团徒步行军入关，相继集结于玉田、丰润一带。

200多门大炮、汽车、坦克、装甲车，汇成绵延近千里的钢铁洪流，沿北宁线推进，声势浩大、风尘滚滚、十分壮观。沿途老百姓出来欢迎部队，他们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场面亲切感人。

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线委员会，地点设在北平东面的孟家楼。

在大军云集华北之时，东北、华北解放区人民也掀起支前热潮，东北出动民工25万人，40000匹马千里相送；河北乡村城镇的民主政府组织老百姓迎接部队，他们设立茶水站、发放慰问袋，帮助修复桥梁、道路，运送粮食、柴草、蔬菜等，军民鱼水情长。

一路上，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和广大民兵，车轮滚滚赶着装满物资的大车，不分昼夜地朝北平、天津方向推进。

策马扬鞭的聂荣臻望着滚滚人流，激情豪迈地说：“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眼看不到边啊！”

大青河两岸的人民群众，昼夜组织4000多人参加突击破冰队，两天内砸冰50多千米，使白洋淀和大清河沿岸的船只，能够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一场解放天津的人民战争即将打响。

1948年12月29日，38岁的刘亚楼在一群军人簇拥下，昂首挺胸地走进津西的杨柳青，这里是年画之乡，因元代文人的诗句“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水两岸芦苇长”而得名。

在杨柳青药王庙东大街4号一个逃亡资本家的四合院里，刘亚楼建立起天津前线司令部。

司令部建立后，立即像一部机器高速运转起来，电话和报话机响个不停，指挥员、参谋人员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只等一切就绪，天津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了！

天津前线指挥部成立后，第一位光临的纵队领导是和刘亚楼同时留苏的李天佑。他是来“走后门”的，开口就恳求把天津的攻坚任务交给第一纵队。

“我们第一纵队在打锦州时，老被当做预备队，一点也没劲儿地跑去沈阳放了几枪，弄得部队指战员都非常不满，意见很大啊！“

听李天佑这么一说，刘亚楼笑了笑：“没这么严重嘛，谁不知道你们第一纵队是小老虎，你李天佑是平型关战斗的主攻团团长。”

“四平攻坚战后，我们第一纵队就再没捞上个像样的仗打。当然，这要怪我，四平攻坚战，信誓旦旦地保证拿下来，却没有兑现呀！”李天佑说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刘亚楼说：“我告诉你天佑，打锦州让你们第一纵队作为全军的总预备队，正是准备在万一有所不测时，放你们出来扭转局势的。既然锦州和辽西会战让其他纵队代劳了，你们没怎么打，这次在华北，我会让你们这头老虎出来抖抖威风的！”

听了总指挥的保证，李天佑乐呵呵地走了！其实，入关前，刘亚楼就有“放虎出山”的意思了。

当时在接见第一纵队营以上干部时，刘亚楼曾说：“第一纵队是东北野战军的一只小老虎，锦州战役中你们是总预备队，没用上；辽西会战、攻克沈阳，又没有机会施展力量。到华北去，那里有几十万敌军要你们去消灭，有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要你们去解放，英雄有用武之地，你们可以在那里大显身手！

这次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入关第一大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刘亚楼说话算话，决定将一纵摆在天津战役的第一主攻方向上。他相信第一纵队一定不会辜负自己期望的！

天津战役的准备工作

1948年12月30日，天津前线指挥部进驻津西杨柳青镇，随即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制定攻津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会议详细分析了天津的地形和守军情况。天津守军共两个军，10个师，连同特种部队及保安部队共计13万余人。陈长捷将全市划分为西北、东北、西南3个防区和一个核心阵地。

以战斗力最强的第六十二军两个师防守西北防区；以第八十六军并加强一个师共4个师防守东北防区；以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和保安部队守西南防区；以警备司令部宪兵团、特务营和第九十四军的留守部队防守核心阵地；以3个师为预备队，警备司令部位于海光寺。从天津地形和守军兵力部署来看，天津南北长、东西窄，南边工事强，北边兵力强，弱点在中间。

1月4日，刘亚楼在天津杨柳青召开攻津部队高级指挥员会议，东北野战军6个步兵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的司令员、政委都出席了会议。

以战区参谋长兼任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刘亚楼对各纵队、各师领导的带兵方法和指挥艺术，可谓了如指掌。

在这次会上，刘亚楼拿出了蓄谋多时、闪耀智慧的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刘亚楼说：“天津市区南北长，东西窄，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间皆平常。根据这一特点，我们部署：东西两面是主攻，西面是重点，南面助攻，北面佯攻。”

为什么要先南后北先消灭南城敌人呢？

刘亚楼有些得意地卖了个关子，然后继续说：因为南面敌人距塘沽近，我们怕他跑掉，而往北跑我们不怕。突破后，大胆分割穿插，把敌人主要据点包围起来。

刘亚楼还讲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指示要少打坏一些建筑物，特别是不要把纱厂打坏，这有困难。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要打坏建筑物，而敌人是利用坚固的建筑物守起来的，所以我们先把他包围起来，再慢慢消灭他，力争其投降，这就叫‘先吃肉后啃骨头’”。

最后，刘亚楼作出总结说：“这个方针的要点，是首先求得东西贯通，以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

刘亚楼讲话很少用稿子，边讲边想，也没有废话，往往一开口就能成一篇生动而深刻的文章。他脸上的表情，在各种敏捷准确而富有节奏性的手势的衬托下显得格外丰富。

在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并制订了作战方针后，刘亚楼对天津战役做了具体部署。

由第一纵队司令李天佑、政委梁必业统一指挥第一、二纵队，配属特种兵纵队火炮89门、高炮15门、坦克20辆，两个工兵团，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234门，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

从西向东攻击，由和平门附近突破，以金汤桥为第一目标，迅速与东集团会合，然后会同南集团，歼灭南半城之敌，尔后视情况向北半城发展。

由第七纵队司令邓华、政委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八纵队，配属特种兵纵队火炮67门、高炮8门、坦克10辆，两个工兵营，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169门，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

从王串场、民族门附近突破，第一步到达金汤桥与西集团会合，然后以第七纵队向南半城发展，以第八纵队向北半城攻击。

以上东西两集团以金汤桥为汇合点，完成“拦腰斩断”任务，而后穿插分割，各个歼灭守敌。

由第九纵队司令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统一指挥第九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师，配属特种兵纵队火炮24门，装甲车16辆，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96门，组成南集团，为助攻方向，从尖山子地区突破，配合东西两集团，歼灭南半城守军。

以第八纵队之独立第四师主力、第二纵队之独立第七师一部、野战军总部警卫团的两个营，在城北实施佯动，迷惑守军，配合主攻方向作战。

以攻坚力最强的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为总预备队，随时加入主攻方向作战。

以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警戒，并防止天津守军向塘沽突围。

攻击天津部队共有5个步兵纵队，22个步兵师，1个特种兵纵队，12个团，总兵力34万人，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

国民党守军方面部署有10个师，共13万人，这样我军与敌军兵力对比为2.16：1。这正是贯彻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

天津战役，原拟动用主力5个纵队，即第一、二、七、八、九纵队，外加特种兵纵队。但素有“好战分子”之称的钟伟主动为第十二纵队请缨，说该纵队第三十四师正式组建后未打过攻坚战，希望借打天津之机得到锻炼。

经总部同意，第十二纵加派了第三十五师到津西南的大南河村，刘亚楼临时决定，只准许未打过攻坚战的第三十四师参战，第三十五师由津南调至津塘间作为预备队。

刘亚楼考虑：“攻津时，如北平之敌乘机突围，则塘沽之敌必然向西增援天津；北平之敌如不突围，则塘沽之敌一是固守不动，一是西移，如敌以三四个师向西出击，原计划我一个师将难以堵住，则天津作战将受影响。为确保天津攻城战更加稳当，更加放手，遂将第十二纵队第三十五师调至津塘问。”

除了允诺第十二纵队派两个师参战，刘亚楼还特意要上了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也就是那个长于巷战攻坚的老虎师。”

从此安排，可见刘亚楼为取胜天津的一番匠心。

刘亚楼攻津计划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在第一主攻方向，放了两只老虎，让第一、二纵队并肩突破。第一、二纵队都是敢打硬仗不服输的英雄部队，刘亚楼认为，用两只“老虎”并肩突破，可以调动部队争强好胜的心理因素，为夺得集体荣誉而不甘心落后，在竞争中不断前进。

攻津计划的最大亮点之二，是这次作战中解放军参战的炮兵和坦克，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攻坚作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

从12月30日起，东北野战军参加天津作战的部队开始向天津集结，1949年1月初陆续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对天津的战役包围。

考虑到天津拥有200万人口，工商业、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城市攻坚势必会对城市有所破坏，为最大限度减少破坏，中央军委多次致电林彪，商讨天津解放问题。

1949年1月3日，毛泽东给林彪发电报：“请令刘亚楼研究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

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后一直在关注着，1月6日，他先后两次发电报具体部署。

当天3时，毛泽东电示林彪：“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同日17时，毛泽东再次给林彪电报指出：“攻天津时除注意工厂区外还应注意学校。”

刘亚楼考虑到天津有很多外国侨民，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又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凡敌已设防并据守的街道、房屋，不管是哪国的，一律加以进攻；二是，敌未加设防和未据守的插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进行监视。

1月12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聂荣臻，指出：

一、路透社称，天津4位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尚好。

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的谈判之内。

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1月14日，在发起总攻前，毛泽东再次发电给攻城所有部队：“在战斗中要尽量设法使工厂、学校和主要建筑少受炮火和炸药的破坏。”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得以使天津战役顺利实施，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

为确保作战的胜利，攻津各部队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积极进行战前准备。参战部队各级指挥员多次按任务、分地段深入前沿观察地形特点，组织研究对策。

各部在“攻下天津城，打好入关第一仗”口号鼓舞下，决心在最短时间里以最小破坏，夺取天津城。同时各部开展城市政策教育，开展争做“打仗好，团结好，纪律好”三好战士与三好连队活动，力争军政全胜。

所有攻城部队，除担任尖刀突击任务的部队外，都利用夜暗，挖掘交通壕、掩体、观察所和指挥所。

第一梯队各师均挖有三四条深1.5米，宽1.2米的交通壕，第一、二、八纵队就挖掘交通壕38000米。既有效保护了自己，又能突然发起攻击。

攻津之战参战兵种有坦克兵、炮兵、工兵、步兵，其中工兵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许多部队缺乏协同经验，因此，搞好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就成为作战胜利的关键。

这也是刘亚楼最放心不下的问题，于是短短几天跑遍了所有参战纵队，检查战前准备和战前练兵情况。

鉴于很多部队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刘亚楼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迅速写就《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给连以上指挥员。

这个简明具体的计划，针对天津攻坚战的特点，规定了“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根据炮兵射击时节的区分，拟定了破坏射击时、压制射击时、克服护城河时、向纵深发展时等4个步骤中步兵、炮兵、坦克，工兵的具体协同动作。

这份《计划》，在解放军协同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月8日，天津前线指挥所下达了突破前沿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并根据炮兵射击时间，拟定了破坏射击、压制射击、克服护城河、纵深发展4个阶段协同动作次序。

并召开了主攻部队步兵师和特种兵团以上干部的协同会议，刘亚楼亲自讲解突破前沿阶段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强调特种兵要把为步兵服务作为最高职责。

然后遵照刘亚楼的部署，进行了一周的协同演练，坦克兵演练引导和以火力掩护步兵进攻，炮兵演练以火力摧毁前沿障碍和防御工事，工兵演练对守军火力点、明暗碉堡的爆破，步兵则与坦克、工兵合练了在炮兵火力掩护下突破前沿，发展纵深战斗的协同动作。

实践证明，协同作战在天津战役中意义重大，在突破敌人前沿阵地的战斗中，炮兵与坦克的协同掩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接着，研究了克服护城河的办法。

自“毛遂自荐”担任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员后，刘亚楼经过实地勘察研究认为，攻取天津必须解决两大障碍：一是堡垒；二是护城河。

对于堡垒，他主张集中优势兵力、运用分割战术，分片打乱敌部署后，实施“硬骨头后啃”。

对于护城河难题，尽管他多次冒着砭骨的寒风在野外察看水流的来源和走向，却始终找不到彻底解决的良策。

护城河是解放军攻击天津的最大障碍，为解决这一难题，解放军先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将南运河引入碱河，切断护城河的水源，使护城河水位迅速下降。

一天，刘亚楼在要求各纵队的师长分头察看地形的同时，自己也带着第一纵队第二师师长贺东生驱车数十千米，来到津南的独流镇向当地群众做深入寻访。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里，他从一位放羊的老汉口中得知，马厂附近有一道碱河水闸，由于国民党军去年关死了该水闸，使得碱河水经南运河而流入了护城河，再由护城河流入海河东泄入海。

这一发现让刘亚楼有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

他兴奋地对贺东生说：“你马上派部队打开碱河水闸，让南运河水流顺势折返，进而降低护城河的水位。”

由于来水被切断，天津护城河河面一夜之间便结了厚厚一层冰，护城河顿时成了摆设，陈长捷苦心经营的一道屏障就这样轻易失去了作用。

刘亚楼风趣地说：“陈长官曾扬言护城河可抵数万精兵，现在它还不如一道堑壕，就让这位长我14岁的同乡望河兴叹吧！”

原来，刘亚楼与陈长捷属福建同乡。一个为闽西武平人，一个为闽东闽侯人。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当天津上空战云密布时，两个人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

为了在总攻时完全克服运河的障碍，刘亚楼还积极发动群众，在刘亚楼的动员下，广大指战员献计献策，有的部队土法上马，自制出了适用于强渡护城河冰面的苇笆桥、木板桥和云梯等简易实用的渡河器具。

其中作用最大的要算苇子桥，这种桥轻便结实，浮力大，不怕枪弹，而且能就地取材，大量制造。

工兵则准备了架设铁轨桥、舟桥的各种器材，为顺利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亚楼又组织战前现场架设表演，让各部队学习推广。这样，陈长捷打出的城防护城河牌在我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已是不足为虑的一张死牌了。

然后，实施了战役佯动，为隐蔽主要进攻方向，造成敌人判断上的错觉，利用天津参议会代表团出城谈判的机会，刘亚楼有意在天津西北的北仓会见代表团，表示指挥部设在城北。

并在城北组织重炮试射，还以警卫团从城北进行火力侦察。通过这些措施，使陈长捷确信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不仅将战斗力最强的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部署在城北，还将第八十六军的两个师调到城东北。

为全力保障天津作战，由设在唐山的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统一调度东北、华北两地区的人力、物力。

在天津附近储存了4000多吨弹药；在秦皇岛储存了700万千克粮食，14万千克食油，100万千克鱼肉等副食品；紧急动员展开了33个野战医院，可收治上千伤员。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的进行，对天津攻坚战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华北局指示天津地下党组织天津工委，发动群众，做好配合迎接解放天津的工作。

天津广大工人、学生、市民，在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斗争，为保护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天津工商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天津地下党还将获得的城防工事等重要情报，送给攻津部队，使天津前线指挥所对城防工事和守备兵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为制订作战计划提供了依据。

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加紧进行攻城准备的同时，从1月3日起，开始扫清外围的作战。

西集团第一纵队先后攻占张八坟、西营门碉堡群和王顶堤、大堤等据点；第二纵队先后攻占安徽义地、鲁西义地、三元村、丁字沽、霍家嘴等据点。

东集团第七纵队曾家窑、义顺窑、东局子、广东义地、浙江公墓、姜家窑等据点；第八纵队先后攻占范家堡、刘家场坊、四合窑等据点。

其中第七纵队攻击东局子的战斗非常激烈，东局子距天津城垣约2000米，是津东主阵地外围的核心据点，有第八十六军的一个加强团防御。

1月7日，第七纵队以第十九、二十一师各一个团的兵力从南北两面夹击，守军借助主阵地的炮火支援拼死防守，第七纵队连续发起攻击，终于攻占东局子。

第八十六军以最精锐的部队投入东局子防守，但只经一昼夜的战斗，虽有炮火的猛烈支援，仍被攻占。使原来就不强大第八十六军实力大减，士气更低落。

南集团第九纵队和第三十四师攻占了造纸厂、大河庄、灰堆、赵家坝、李七庄、纪家庄等据点。灰堆战斗尤为激烈，因为灰堆位于天津东南角，距城垣不到1000米，是屏障津南的重要核心据点。

第九纵队以4个团于1月5日发起攻击，经6个多小时的激战，攻占灰堆。

至1月12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000余人，基本肃清外围的大小据点，收紧了对天津城垣的包围，并使整个天津城防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之下。

在攻城战斗开始前，敌军根据天津北面、东北面地形比较开阔平坦，西南地面地势低洼，河渠较多，水网交错等特点，判断解放军将从城北或城东北面实施主攻。

故将其主力部队第六十二、八十六军共5个师的兵力，置于天津西北和东北防区，其余地段由另5个师防守。

在外围作战的同时，为保护天津的工商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中央军委指示平津前线司令部仍不要放弃和平解放天津的努力。

1月6日，林彪、罗荣桓给天津守敌司令陈长捷写了一封信，劝他自动放下武器。

为探听虚实，陈长捷心生一计，他利用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致信劝其投降之机，通过无线电广播要求与攻津部队代表谈判，企图借此摸清底细。

1月8日，陈长捷派出由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组成的代表团一行4人出城与解放军谈判。眼光敏锐的刘亚楼，早已洞悉其奸，决定将计就计，借此向他们表示主攻方向在城北，以造成彼方的错觉。

为此，刘亚楼在天津西南解放军驻地大南河会见对方谈判代表时，比预定时间故意迟到15分钟。

到达后在同对方寒暄时，“抱歉”地表示：北面一带，街道狭窄，汽车不好通过，以致耽误了一点时间。有意给对方造成攻城指挥部在城北的错觉。

次日，陈长捷要求代表团第二次谈判。

刘亚楼则将谈判地点改在天津西北的北仓附近，同时，他还命令部队在城北构筑掩体和挖交通壕。

北仓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陈长捷的代表喜形于色，感到此行获得了重要的情报。

1月11日，陈长捷的代表在谈判中提出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条件。

刘亚楼当即拒绝，提出解放军的4条意见：解放军希望和平解决；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私财物、武器弹药和公文案卷；解放军将保障放下武器的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如守军不自动放下武器，解放军将采取攻击，城破之日，守军的主要领导将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和乡村作战中被俘军官的待遇，要加重处罚。

并限定陈长捷于12日前答复。

这时，平津前线指挥部与傅作义代表的谈判正进入最后关键时刻，傅作义仍未定下最后决心。

1月12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聂荣臻，指出:“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当天，平津前线指挥部通知傅作义代表，要求天津守军必须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否则将于14日开始攻城。

陈长捷召集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天津市长杜建时、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商讨，众人都认为放下武器有困难，请示傅作义，答复是坚定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定坚守，拒绝放下武器。

天津顺利解放

1月13日,林彪指示刘亚楼：“天津之敌没有投降的诚意，谈判只是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计划于明日发起攻击。”

第二天就要总攻了，刘亚楼有些紧张，他乘着夜色，带了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到准备作为突破口的复兴门外观察地形。

当他们深入到真空地带，站在一个坟包上观察时，敌人一个搜索队突然出现。

搜索队员用手电筒四处盲目地扫射着，余光突然接触到刘亚楼等一行人的身上，便边拉枪栓边大声吆喝：“什么人？”

万分危急中，刘亚楼以恼怒的口气骂道：“混蛋，嚷什么？别让共军听见了！”

就在对方被骂得晕头转向时，刘亚楼一行迅速给了他们一阵猛烈射击，随即趁夜幕溜之大吉。一场虚惊，但不是没有意义。

刘亚楼身先士卒，亲临最前沿阵地，对部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纵队以下的各级指挥员，从军、师到连、排都深入下去，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群策群力。

天津之战已势在必行，陈长捷借谈判拖延时间和侦探解放军的企图不仅未能得逞，反而中了弥天大计。

他的谈判代表返回后，陈长捷赶忙调整守城部署，将其主力第一五一师从市中心调到城北防御，金汤桥核心地区就此空虚了。

这样也就有了他被俘前的失足长叹：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上了刘亚楼的圈套！

1949年1月14日10时，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司令员发布总攻命令：“担任西线第一主攻方向的第一、二纵队，向西营门发起攻击；担任东线第二主攻方向的第七、八纵队，在炮火支援下，从东局子、民权门地区突破城垣；担任助攻的九纵队在南线黑牛城、尖山方向发起攻击。”

接着，解放军先是实施了长达一小时的炮火准备，上千门大炮其中大口径重炮就有538门，一起开火，猛烈轰击敌防御阵地的工事和障碍物，并将城墙炸开数个缺口。仅仅40分钟，天津重要城防全面崩溃。

接着，工兵在炮兵、坦克掩护下，迅速排除了护城河外的残余障碍物，利用苇子桥、铁轨桥、舟桥等渡河器材架设浮桥，保障部队过河。然后，炮火开始延伸射击，掩护突击部队突破城垣。

在西面的第一主攻方向上，第一纵队的第一、二师和第二纵队的第四、六师同时发起攻击，仅半小时就相继突破城垣，突击部队在击退守军多次反击后，即向纵深推进，纵队、师的第二梯队也随后投入战斗。

16时，总预备队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从第一纵队第一师的地段加入战斗，向金汤桥、海光寺、中原公司攻击前进。

为加速推进的速度，各级指挥员都靠前指挥，如第一纵队副司令曹里怀甚至搭乘装甲车随第二师的突击部队向前推进。

战役的进展是激烈的，从发起总攻至15日午夜1时，5个主攻军从津西、津东和津南3个方向，经16个半小时的爆破、架桥、冲击和反复争夺，在守军城防上冲开了10个突破口。

15日5时，第一纵队第一师攻入敌警备司令部，俘虏陈长捷、秋宗鼎。第一纵队第三师在第七纵队配合下攻占了第八十六军的军部，俘虏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和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翰。

西集团主力在友邻的配合下，于15时全歼南半城守军。

在东面的第二主攻方向上，第七纵队的第十九、二十一师和第八纵队的第二十二、二十四师并肩突击，12时，第十九、二十一师、二十四师先后突破城垣，第二十二师两次攻击均未成功，只得改由从第二十四师的突破口进入城内，随后，纵队、师的第二梯队相继加入战斗。

第七纵队向金汤桥突击，第八纵队兵分两路一路向金汤桥推进，另一路向北半城攻击。

至1月15日凌晨5时30分，历经整整18个小时的战斗，我军东西两个方向的主攻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完成了打通东西要道，摧毁守军整个防御体系的任务。

然后，第八纵队全力向北半城进攻，第七纵队则向南半城攻击。第七纵队配合第一纵队第一师攻占敌第八十六军军部，第八纵队在第二纵队的协同下，迫使敌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投降，至14时全歼北半城守军。

在南面的助攻方向上，第九纵队第二十六师和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师于11时40分并肩发起攻击，因敌火力很猛，进攻队形密集，伤亡较大，第一次攻击失利。经过组织，于13时30分再次发起攻击，终于取得了突破，但守军依托坚固支撑点连续发动反击，双方在突破口附近争夺非常激烈。

直至15日凌晨，才巩固了突破口，第二梯队投入战斗，向纵深发展较为顺利，于12时与第一纵队会师，然后协同西集团消灭敌第四十三师，至14时结束战斗。

15日10时，我军攻入天津警备司令部，生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中午，我军占领敌天津市政府。下午，敌人最后一个据点——耀华中学被攻下。此后，困守天津城北的敌军陷入绝境，不战而降。

天津攻坚，从14日10时到15日15时，仅历时29小时就攻占了有重兵防守，坚固设防的天津。全歼守军13万余人，解放了海河两岸200多万人民，缴获大量物资。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终于解放了。

在战斗中，参战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尽量减少对城市的破坏，除中纺七厂毁于战火外，其余工厂、学校、主要建筑物都未遭破坏。

参战部队模范执行了城市纪律，做到缴获归公，原封不动，秋毫无犯，赢得了天津市民的一致赞扬，为此，中央军委于1月21日对参战部队通令嘉奖。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

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

陈长捷对他的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哇，不要守了！”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军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从战役的决心部署到战役的准备和实施，都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

天津的迅速攻克，给了傅作义沉重打击，使其失去了与解放军谈判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解放军的攻击力，从而加速了北平和平解决的进程。

天津战役，创造了毛泽东所说的有名的“天津方式”——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从而又产生了另外两种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天津解放，引起塘沽守军的一片混乱，也给蒋家王朝以沉重打击，蒋介石下令塘沽守军南撤。

17日，在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马纪壮指挥和掩护下，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和第八十七军溃退，他们动用大船、拖船运送军队。有5个师50000余人，坐大船逃奔上海；坐拖船的，经青岛换船再行南下。

我第十二纵队闻讯追击敌人，拦截歼灭来不及逃跑的敌人3000余众，解放天津全境。

2月13日，天津各界14万人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天津解放。会场上红旗飘扬、礼炮隆隆、军歌嘹亮、欢声雷动，市长黄敬发表热情讲话。

会后，集会群众分两路在市区主要街道游行庆祝，民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从此天津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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