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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放军夺取锦州
书名： 三大战役 作者： 李奎，苗桂芳 本章字数： 20204 更新时间： 2024-06-24 13:39:47

到了山顶，大家骋目远望，只见四周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山下河流蜿蜒，山间绿树浓荫。不远处便是锦州城，几座烟筒成为明显的目标。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面听参谋人员汇报，一面对照地图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

参谋人员汇报完毕，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便在阵地上简单议论了一下，认为原来的部署可以基本不变，只需做个别调整。

“攻城部队战前准备怎么样了，主攻各纵队战斗情绪如何，有没有把握？”罗荣桓回过头来对着刘亚楼说。

刘亚楼回答：“攻城准备都在积极地进行，部队情绪很高，攻下锦州城有信心，我们已把攻击义县挖交通沟的经验通报了各纵队，为了减少伤亡，要求总攻锦州的部队进入阵地后，抓紧挖交通沟。”

中央决战东北的构想

1948年，东北地区进行主力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先摧毁东北国民党反动军队。

2月初，在白雪覆盖的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起草了致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的密电。

在电文中，毛泽东阐发了要求他们把作战的重心移向北宁线，南下北宁线，截断敌军由陆上退往关内的通路，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构想。

毛泽东提出：

对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路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

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这样，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在东北地区进行一次决战的战略决策基本成型。

毛泽东为什么首先从东北入手呢？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要从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特别是东北战场的形势说起。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显著变化。

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的127万人增加至280万人，而且装备大为改变，攻坚能力有了提高。

而国民党军总兵力则有战争开始的430万人减少至365万人，其中用在第一线的只有174万人，而且被我军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中、中原、西北5个战场上，困守重要城镇，陷入被动的局面。

而在东北战场，1948年3月15日，历时90天的东北冬季攻势胜利结束。我军经过夏、秋、冬三季攻势一次次的胜利，为辽沈战役的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控制了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

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不论在经济力量方面还是在军事力量方面，都已占有较大的优势，已经具备了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

这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华北、华东、中原战场还不具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作战条件。冬季攻势后，东北野战军主力位于长春周围进行休整，一部位于冀热辽边地区。

这时东北野战军已有12个纵队53个师，连同炮兵纵队等共70余万人，另外地方部队及后备兵团共30余万人，总兵力已达100余万人。特别是加强了炮兵、坦克、骑兵和铁道兵能特种兵的建设，使东北我军的攻坚能力有了极大提高。

东北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全东北的97％，并拥有86％以上的人口，使解放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

而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所辖14个军共44个师，连同特种兵、机关、地方部队共约55万人，仅占解放军的一半，分别据守北宁路的锦州、山海关段，沈阳周围以及孤城长春。

而且由于部分北宁铁路为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可以说敌人相互之间的陆上联系已完全被切断，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守军士气低落，处境艰难，就连国民党的国防部长也不得不承认：经过解放军的迭次进攻，东北“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

而在驻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中，中央军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不少高级将领已有向共产党方面寻求出路的意向。

从军事上讲，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暂时固守城市的能力，出击作战并且战而制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同时，在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城市中，沈阳90％的工矿企业停产，长春的商店仅剩下寥寥几家在勉强经营。由于物价飞涨，市民的生活几近陷于绝境。

美联社电讯称，长春市居民“吃到饭的仅占20％，其余百分之21％吃粥，23％吃豆饼，17％吃树皮，19％行乞街头”。

经济的崩溃引发巨大的骚乱，锦州20000多市民一夜之间将一家大粮店抢了个精光，长春大学20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冲出国民党军的封锁投奔到解放区。因此，决战首先选择在东北，可以把初战胜利建筑

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东北战区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

同时，东北敌人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弱点，即：战略决策上处于退守失据的状态。卫立煌集团是国民党军的主要战略集团之一，蒋介石早就考虑让其南撤，准备保存这支队伍，进而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

早在1947年冬和1948年春，蒋介石根据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就曾考虑过将东北部队撤出长春、沈阳，以一部控制北宁线，主力加强到华北或华中战场的方案，但因顾虑撤出沈阳、长春在政治上可能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未敢决策实行。

1948年8月召开的南京会议，也拟定了放弃长、沈，“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的方针。

但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惧怕部队一旦脱离坚固设防的长春、沈阳，可能在无阵地作为依托的情况下招致全军覆没，因而仍然处于犹豫未决的状态中。

这种状况，对于解放军发起以就地歼灭卫立煌集团为最终目的的连续大规模作战是十分有利的。打东北可以抓住蒋介石犹疑不定的时机，将东北国民党军就地歼灭，以免其撤向关内，增加以后决战的困难。

同时，毛泽东根据敌情分析认为，如果解放军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一是力量不足；二是会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

如果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同样是力量不足，而且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从而实现了蒋介石的战略收缩企图。所以，决战从东北开始，不仅对东北解放军有利，而且有利于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各种迹象表明，东北地区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

总体而言，这个时候，在东北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的好处是，第一，我军兵力大大优于敌人，打歼灭战比较容易成功；第二，我军若拿下东北，可以以东北工业支持其余解放区部队；第三，辽沈战役一旦胜利，东北野战军即可挥师入关，协助华北解放军一同对抗华北国民党部队，组织平津战役。

虽然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如何进行战略决战，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还是个大问题，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研究和决策。

对于东北战场，党中央、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

早在1947年10月13日东北秋季攻势正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就从全国战局的发展着眼，致电林彪：

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毛泽东在对东北局势表示高兴的同时，也开始表示出忧虑，他担心国民党军放弃东北，全部撤回关内。

毛泽东的担忧当然并非没有根据的。

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是国土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华北地区相连接的部位仅仅是一片走廊般的狭长地带，辽东湾深深地嵌入这片狭长地带里，使这个被称为“鸡形国土”的颈部最窄处不足300千米。

从战场地理上看，东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如果其颈部一旦被占据，整个东北地区就等于关上了大门。那个时候，无论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将发生什么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扇大门的开合，取决于谁能掌控这扇大门的开合。

东北战场的这种军事态势，在战争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战前夕，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因为这一地区与苏联接壤。从长远军事利益看，中国的东北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希望东北能够成为遏制苏联的前哨堡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极力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抢占东北，并出动大批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运送到这一地区，目的就是把刚刚进入东北的兵力薄弱的共产党军队歼灭或者赶走。

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特别是1948年初，林彪指挥不断壮大的东北野战军取得冬季攻势胜利之后，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较量所持有的立场发生逆转。他们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那里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关内。

美国人认为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彻底歼灭的危险。

美国驻华使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仍然在被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与沈阳地区的陆上交通。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

因此，“建议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入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

另外，美国已经无法承担敌军在东北地区作战的巨大成本。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说：“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能力的总和，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

美国力主国民党军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这一建议在战略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很清楚，尽管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依然属于国民党集团中兵力最多、装备最好的力量之一。

如果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撤入关内，势必大大加强国民党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而且这种加强意味着巨大作战集团的战略移动，使华北和中原战场上陡然增加巨大兵力，这将给长江以北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不可预知的军事压力。

面对这种形势，1948年2月7日，当东北野战军还在进行冬季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

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的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

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

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山海关）、昌黎、滦县地带，对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动因。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冬季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既不是攻占几个不重要的城市，也不是设法巩固现有的地盘，而是要从松花江附近向南长驱直入，迅速插到关闭东北地区“大门”的位置，即锦州、承德一线，彻底截断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到华北的通道，并以决战的态势将其在东北地区就地全歼。

在这份电报里，毛泽东还提示林彪要多注意北宁线、平绥线战场的有利作战条件。

他告诉林彪：“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部2月底至3月初当可打平绥，4月或可出冀东。该军需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

对于立即关闭东北的“大门”，就地全歼国民党军的战略设想，党中央东北局的领导是完全赞成的。

林彪收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三天就回电表示：“我们同意与也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亲自到场讲话，就《东北的局势和任务》作了报告。

在上，罗荣桓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和东北局的决定，提出了“争取全歼敌人进入东北的兵力”的任务。

这位大学生出身的东北野战军政治首脑分析说：“由于我们关内关外的同志一致努力，加上华东战场连续胜利，牵制了敌人不能北调……这些都是改变形势的重大因素。目前，敌人后备力量有限，大量增兵东北已不可能，蒋介石进退两难。我们的对策方针，一是切断敌退路；一是围困敌人，最后达到歼敌的目的。”

罗荣桓要求把这一作战任务在部队中广为宣传，使全军树立起一个明确的斗争目标。这样，在党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东北野战军全体将士，开始积极地投身到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中。

毛泽东首克锦州计划

首先在东北进行决战的战略思想已经确定，但是如何歼灭东北国民党军？

这时国民党军主要集中在沈阳、锦州和长春3个城市，是由北而南，先打长春之敌，再打沈阳、锦州；还是先攻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再打沈阳、长春之敌？党中央、毛泽东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1948年9月7日，毛泽东电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提出了“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辽沈战役方针。

根据这个方针，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的首战方向。

毛泽东在电文中指示：

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35个旅左右，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

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的适当，作战休息调节的适当，是决定性关键。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左右之目的。

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

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

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

再则，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3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6个月左右时间，余4个月作为休息时间。

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和处理俘虏事宜。

这样，辽沈战役的决策最终完全形成。

党中央当时为什么不打沈阳，也不打长春，而是先从锦州开刀呢？

这一切都是与当时的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而且就这个问题当时党中央与东北野战军之间还进行了长时间的研讨工作。

在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刚刚结束，中央军委毛泽东就同林彪之间就东北野战军下一步攻势的指向问题进行了磋商。

毛泽东在批示“封闭蒋军在东北”的同时，又将东北决战的首要方向指向了锦州。

其理由是：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解放军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解放军后顾之忧，而蒋介石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解放军，掩护沈阳、锦州国民党军，同时进行撤退准备。

如果解放军把作战方向指向长春，沈阳、锦州之敌会迅速吓跑。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战略要地，是东北和华北国民党军赖以联络的枢纽，只有攻打锦州，才能调动敌人，迫敌决战，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进而全歼东北国民党军。

北平至沈阳的北宁线线，是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管、生命线。蒋介石始终把“确保北宁线”作为其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宁线西自北平东至沈阳，从天津塘沽起沿渤海湾蜿蜒向东伸展，仿佛一条长龙，穿卧辽西走廊，全长700余千米。沿线有天津、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连贯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命脉。

国民党军依靠这条铁路，不仅可使华北与东北两大战区在兵力、物质方面相互支援，同时又可以从秦皇岛葫芦岛得到海上援助，便于实施海陆机动。

毛泽东要东北野战军斩断北宁线，就是要斩断蒋介石的“输血管”。

此时的东北，解放军刚刚经过冬季攻势，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3个孤立城市及地区。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问题，毛泽东给林彪留下了足够的思考时间。

林彪在对毛泽东围歼东北敌军战略表示完全赞同的同时，就进军方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他说：“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不会退的。而锦州附近敌守城不出，守兵也较多。我军在该处无主力。故该处无大战斗。”

电报显示，林彪认为，虽然必须将国民党军歼于东北，但目前在锦州一线没有作战条件。

由于卫立煌采取保存实力的战术，国民党军始终据守城市不出，东北野战军无法利用运动战大量歼敌，因此，作战目标只能从沈阳、长春、锦州中选择一处发动城市攻坚战。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党中央，提出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并再次陈述了攻击锦州“不甚适宜”。

林彪认为，如东北主力南下打沈阳外围或北宁线，将会遇到很大困难。

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而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

如攻取沈阳外围要点，敌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而且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

根据这些分析，林彪得出结论说：“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应该说，首先攻打长春，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因为攻打长春很可能带来一个后果，即长春失守后，国民党军因为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从而下定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的决心。

林彪关注的主要是东北，而毛泽东看到的是整个中国战场。

林彪的计划报到西柏坡，毛泽东看后非常不满。周恩来看一会儿电报说：“主席，我看只能原则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理解林彪，理解东北野战军。身处局部战区的指挥员，要想理解更高一层的战略意图，有时需要时间和战场情势的变化。

而且，林彪表示“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因此对林彪这种不同见解，毛泽东选择了商讨和等待，原则同意了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

4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和谭政，批准了攻打长春的建议，并同意令华北“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以3个纵队出至承德、平北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

毛泽东还强调：虽然华北部队出平承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

毛泽东在随后给林彪的电报中，又多次重申了这几点。

同时，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林彪等在此前的电报中就“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所提出的困难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毛泽东说：“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

当然，毛泽东还是东北野战军的实际困难也是充分进行考虑过的。他指出：“有些是实际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

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的电报极有分寸，他同意先打长春，但不等于放弃了他原来南下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南下北宁线作战仍然是最好的一着棋。

但是，由于此时蒋介石还没有最后下决心从东北撤退，战争态势也还没有到达最紧迫关头，还有时间可以等待。

而且先打敌人重兵据守的长春，以取得大城市作战经验，为尔后打更大规模歼灭战创造条件，也不失为一着可行的棋。

党中央同意后，林彪更加积极地筹备起长春战役。这时，长春国民党守军为了出城寻找粮食和保护长春机场免受炮火威胁，出动新七军的一个半师和第六十军的一个师，占领了长春西北约30千米外的小合隆镇。

林彪认为长春守军的出动带来了战机，他立即命令各纵队奔袭小合隆镇进行合围，以期吸引长春守军出城增援，而后集中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击长春。

第一纵队第二师经过3天的隐蔽行军，于4月24日到达长春西南的驿马站，由于没有仔细进行战前侦察，在不知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一师主力已经达到的情况下，仓促迎敌，受到猛烈攻击。

第一纵队整理部队后，再次发动坚决地攻击，暂编六十一师被迫向北撤退。

与此同时，第六纵队对长春机场展开了攻击，歼灭暂编五十六师师部和一个团，占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获悉机场丢失的消息后，严令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进行反击。

25日，争夺机场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就在交战双方几乎形成僵持的时候，第一纵队主力的到达使负责侧翼掩护的敌暂编六十一师发生混乱。

敌新编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态度强硬，他严令炮兵还击，并投入预备队全力增援。但是，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还是退回了长春。

这一仗，敌人遭到严重损失，近3个团被歼灭，最糟糕的是丢掉了机场，长春、沈阳间的这一唯一的空中交通被彻底断绝了，敌人只好龟缩在市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

对于东北野战军而言，林彪的这个计划，原本是要一举拿下长春的，但由于长春守军没有按照林彪预期的那样出援，就连已经出动的部队也撤回了长春。这样，东北野战军“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的前景突然渺茫起来。

直至这时，林彪才意识到敌人的战斗力和防御工事都比原来估计的要强大，夺取长春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决定暂停对长春的进攻。

5月29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不得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之线”作战；或者“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以一部进行围困长春，待攻城训练和准备更成熟，和敌人困难更增加时，再行攻城”。

可以想见毛泽东接到这封电报时的感受：攻击长春不成，何时再行作战，林彪之意是要等长春守军突围，或者守军困难增加而我军准备更充分时，这是一个没有预定时间的模糊概念。

而毛泽东最担心的恰恰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党军在战略部署上会出现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落空。

6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求他们回答。这些问题全是对林彪刚刚开始攻打长春又突然弃攻改围的疑问。

当天晚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回答了军委询问的所有问题，并再次强调：“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8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3与1之比；但即3与1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

“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结束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

至于何时能够拿下长春，电报说：“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需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既然战前准备如此不充分，当初建议首攻长春的依据又是从何谈起的呢？

3日中午，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攻打长春再次开列一系列问题要求他们回答。

6月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

再次进行申述。同时，林彪还提出了3个作战方案，并进行了认真比较：

一是强攻长春。林彪认为即使使用8个纵队的兵力，与敌对比还不到3与1之比，因而是一个无把握之仗。

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线作战。林彪认为这一行动可能到处扑空，或遇着同样力量集中不便我打的敌人，而且粮食很困难，长春之敌无疑的会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因而目前也不宜采取这一方案。

三是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并最后攻城的方案。林彪认为此案除多消耗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的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

显然，电报中的第二种方案，基本接近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但是，林彪依旧认为：只有在长春国民党军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热河、冀东才较为有利。

对于林彪所提的方案，毛泽东于6月7日作了批复，表示基本同意“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后再攻承德或他处”的第三个方案。

毛泽东强调，既然东北野战军领导坚持首先解决长春，而拿下长春也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必须坚定这一信心。

毛泽东要求，攻长春时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毛泽东认为，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我军有了大约四五个纵队及7个独立师使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

同时，应以不少于5个纵队，最好是6个纵队在沈阳、长春间援敌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必要强固阵地，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借以消耗和顿挫援敌，并有能力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

但是，毛泽东仍旧期待着林彪能够尽快南下作战、关闭东北地区的“大门”。

所以，毛泽东提醒林彪：要视战役发展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进行攻城打援的同时，要完成进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地区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从6月25日开始，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战略。从东北野战军提出攻打长春，到改为久因长围，这中间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但一直没有下最后的决断，一直尊重东北野战军领导的意见而耐心等待着。

毛泽东是十分讲究领导艺术的。从林彪的几次电报中，他隐约地觉察到林彪对夺取长春这样拥有重兵守备和坚固城防的大城市信心不足。但他并没有直接向林彪指出这个问题，而是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加以诱导。

1948年6月1日7时，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通报了临汾作战的情况，指出：“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9个旅，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20000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000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都取得攻坚战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玫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6月7日15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又指出：“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

毛泽东认为，在未来的长春之战中，“因为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进攻；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

6月5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颁发《围困长春的办法》，开始对长春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拟定了两个月的攻城训练计划，准备8月中旬正式攻击长春。

根据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案，东北野战军于6月15日至20日在吉林市召开了围城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了围困长春的方针和部署。

会议明确了担负围困任务的部队，决定采取军事封锁与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促使长春守敌粮弹俱困，军心动摇。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则位于沈阳、长春之间的铁路两侧，准备打援作战。

6月23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命令组织围城指挥部。

从6月25日起，围城指挥部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肖华指挥9个师的兵力，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对长春守敌展开围困作战。

围困长春的决策就此开始执行。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被暂时搁置。但此时，国民党东北守军卫立煌集团仍在坚持“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的作战方针，并没有对长春实施地面增援，这使我军打援部队无法寻求战机。

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关内的中原战场上战事越演越烈，关外的东北战区却在僵持中寂静无声。不过还好，蒋介石没有认同美国人提出的国民党军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蒋介石与卫立煌都认为，东北不但必须坚守，而且能够守住。

7月，东北战区依旧沉寂。东北野战军仍在围困长春，攻击长春的时机还没显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再次开会研究战局。

从当时的战场形势看，长春守军在10万人以上，城防坚固，东北野战军缺少对大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如果强攻长春，又可能受到由沈阳、锦州北上增援的20万国民党军的威胁，因此与会者一致认为仍以南下作战为好。

于是，东北野战军领导于7月20日和22日两次致电中央军委：“依我军现有条件，攻取长春需要4倍于敌的兵力才有把握，而现时能用于攻长春者，最多只能有7个纵队另外有5个独立师，即3倍于守军。”

“以这样的兵力攻城，很可能出现像1947年夏季攻势中攻四平城那样部队突入市区后，既无力全歼守军，又无力打援的僵局，被迫撤出战斗，因而带有很大的勉强性和冒险性。”

在申述完理由后，东北野战军在电文中说：“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

南下作战的具体目标是：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和山海关。如果进展顺利，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增援的战斗，直至继续南下，配合华北野战军夺取张家口。

在这两份电报中，林彪还提到了南下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其中包括南线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以及我军主力南下后，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

看到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犹豫徘徊了3个月后，终于定下南进作战的方针，毛泽东十分高兴，在接到第二封电报的7月22日23时，便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并告东北局说：“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越向敌人后方前进，越能使敌方孤悬在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南线作战所证明，也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

“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南下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

“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向，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地和很必要的。”

毛泽东指示林彪，应该将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以坚定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决心，并研究克服各种困难的办法。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你们指挥机关似应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为适宜。”

并强调说：“东北局应加速冀热察辽区域的工作，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该区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

毛泽东还要求林彪和指挥机关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

至此，对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究竟应即攻长春、还是对长春久困长围尔后夺取、还是以主力南下作战问题的磋商暂告一段落。

从4月中旬算起的3个月，毛泽东和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一直在对东北野战军的战略决战进行探讨。

中央军委、毛泽东虽然曾批准过林彪即攻长春或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建议，但基本意图却是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截断北宁路，实现“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

不过，对于打长春、长期围困长春然后攻取还是南下作战，林彪一直没有信心和决心，所以犹豫徘徊无所作为。这种犹豫徘徊、当断不断造成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所说的1948年上半年东北少打了一仗。

这也无疑为后来辽沈战役能取得巨大胜利奠定的良好基础。

林彪虽然在7月20日和22日的电报中提出了“仍以南下作战为好”和8月中旬“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的建议，但实际上信心仍很不足，而且在作战意图上依旧与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差距甚大。

3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立煌、范汉杰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对南下作战计划进行了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歼击目标，并于8月1日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联名上报中央军委。

该计划的要点是：第一步以3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的兵力采取奔袭的手段，分别包围义县、锦西、绥中、兴城、山海关之敌，待主力到达后，逐一歼灭5城之敌。

第一步作战行动后，视情况进攻承德或唐山。在第二阶段作战中拟留3个纵队和9个独立师在东北境内，主要目的是不让长春敌人撤退和乘其撤退时歼灭其全部或大部。

不过，在制订计划的同时，林彪仍然对先打锦州表示为难，因此他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一直强调南线敌情严重和准备不足，迟迟不部署部队南下。

在8月1日的回电中林彪就强调：“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

接着，6日和8日，林彪连续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在东北部队南下作战时，华北地区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杨成武部要出动配合：“不宜我们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以便我们与杨得志、罗瑞卿部队开展战局，和更迟一步与杨成武部会合，歼灭傅作义调到了西线的力量。”

中央军委第二天回电，表示杨成武部将于21日出动，杨得志部会先几天向平古、平张线出击，以保障杨成武部的行动。同时，这一线的国民党军主力，距东北野战军即将作战的锦榆线极远，所以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

毛泽详细规定了东北主力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他认为，南下作战不能再拖，必须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毛泽东在电文中强调：“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军委。你们对上述规定如有意见，速即电告，否则即照此部署执行。”

毛泽东迫切希望林彪将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确定下来。然而，林彪的回答使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非常失望。

林彪在电报中先以东北铁路及桥梁被洪水冲断，部队无法南下为由搪塞，继而又提出如杨成武部队能提早出动他才出动。

毛泽东认为林彪的理由不能成立，所以他于8月9日连续发出两道命令，要杨成武按原计划西进，要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配合杨成武部绥远作战。并重申：

在对傅作义作战期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及杨成武部均归军委直接指挥。

同时，毛泽东又根据中央军委各位同志的意见，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起草了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重申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强调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部队应迅速行动。

毛泽东强调：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林彪南下作战的消息。然而，1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说部队出动的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东北野战军领导在电文中再次摆出了原来的理由说：“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

“但今年雨水之大，为30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原估计8月15日左右可修好的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形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形势稍减，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对于林彪在部队南下问题上因重重顾虑而难于确定行期，以及自己70万人的行动时间取决于杨成武部70000人行动时间的错误说法，毛泽东非常生气，立即

提笔对林彪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加注4个粗体的“A”字。

8月12日6时，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关于敌人从东北撤退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

“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

“你们6日19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8日17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

“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毛泽东极少用如此严厉的口吻批评战区的领导们。严厉的批评中反映出他对东北战局的关切和期待，他期待着东北野战军早日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从而为全国战局发挥重要作用。

接到毛泽东起草的这封电报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特别是罗荣桓政委，更是深感不安和自责。

罗荣桓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感到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好。他告诉林彪，冀热辽地区已准备了一亿斤粮食，汽油和弹药也筹备好了，应该按中央指示立即行动了。

经毛泽东一再催促，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于8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我们拟待铁路桥梁修好后，以3天时间运粮屯集在阜新一带。我部队大约于本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电文还委婉地解释了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有关问题：“由北满运粮到热河路途遥远需要铁路，但铁路要8月25日才可能修到阜新，因此，预定部队在9月底开始南下。现则突因异乎往年的大雨情况，故部队原定的出动时间遂无十分把握做到。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

这期间，为适应大规模机动作战的要求，中央军委决定把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东北野战军仍属东北军区序列，并于8月14日成立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林彪兼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兼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兼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兼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随后，再于9月1日将原第一、二前方指挥部分别改为第一、二兵团司令部，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肖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

9月初，党中央的领导人云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即将举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筹划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华北、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领导人都到了，但是远在双城的林彪、罗荣桓因忙于筹划进行南下作战而未能到会。

毛泽东非常繁忙，他一面主持开会，一面部署了济南战役，切断国民党军南北两战线的战略联系，随即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决战，大决战的初战方向就是东北。

9月5日，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说：“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设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线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

毛泽东还提醒说：“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7个纵队又6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下，是否敢于有所作为，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通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

毛泽东给林彪留下了很大的商量余地。他说：“以上是我们对敌情之估计及你们行动之大体设计，希望你们预先加以考虑。具体判明及决定，要在你们打了几部敌人之后。”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9月6日13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军委9月5日电对我们行动指示之意见。此次奔袭如能达

到使义县、高桥、兴城、绥中4处敌人未逃回锦州、锦西、山海关集中，则……锦州亦将成为有利之进攻目标。”

对此毛泽东非常高兴。

9月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下了最后决心，作出战略决断，也就是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指示东北野战军将主力使用于锦州至唐山一线。

这一部署表明，毛泽东已把北线作战的突破口，选在了锦州地区，提出了攻锦打援、中间突破、两翼机动的作战方针。

从2月提出“关门打狗”的战略构想，至9月下旬东北野战军确定攻打锦州，毛泽东不断向东北野战军发出攻打锦州的指示，最终形成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这期间，是东北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具体谋划南下作战方案，把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具体为战役企图和作战目标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有过反复的。

正是在耐心说服林彪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阐明了整个战役的作战方针，尽管当时还没有称为“辽沈战役”，但“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役企图和实现的方式都得到了逐步明确，从而统一了东北野战军主要领导人的作战思想，为战役的组织实施指明了方向。

9月9日，经与罗荣桓、刘亚楼研究后，林彪复电中央军委，表示完全同意军委指示电精神。

根据毛泽东确立的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并于9月10日18时上报中央军委。

该计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义县及北宁线各据点的敌人，切断关内外国民党军之联系；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

战役基本部署是：

以6个纵队和炮兵纵队主力、第二纵队之第五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担负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国民党军，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

以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沈阳至长春之间，阻止沈阳国民党军向锦州或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以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一个炮兵团

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

9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批准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此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即转入南下作战的实施阶段。

这样，党中央和东北野战军都已经做好了进行大决战的准备工作，辽沈战役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解放军南下包围锦州

计划基本完成，可是到底如何更好地实施呢？要知道，辽沈战役是大决战，需要千军万马地调动，这太容易引起敌人警觉了，怎么办？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思考着这个问题。

9月初的一个下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给社会部打来电话，询问社会部是不是掌握着敌人的电台。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林彪通知社会部，晚上让参谋长刘亚楼去详谈。

晚上，刘亚楼来到社会部，告诉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汪金祥、副部长陈龙，党中央、中央军委准备以锦州为主攻目标发动辽西战役。

刘亚楼说，这次战役共动用了13个纵队、53个地方师，计70万人，再加上支前的民工，起码要超过百万人。

汪金祥和陈龙表示：“为打好辽西战役，情报工作可以全力配合。”

刘亚楼为难地说：“目前在辽西一带我们只有20几万人，要打这一仗，就得从北满、东满、西满向辽西调兵。近百万大军调到辽西走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且还不能让敌人摸清我们要攻打锦州，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彰武、阜新一带阻击我们。”

“战线在这一带一拉开，使我们无法靠近锦州。这样一来，辽西会战的设想就难以实现，也就无法完成中央的部署。野战军司令部虽然做好了兵力调动的一切准备，但是，我们如果被敌人阻击在辽中一带，几十万兵力不能按时抵达锦州外围，这一切都将变成空话。”

汪金祥和陈龙都感到了这个任务的分量。近百万人马的大调动，要想让敌人弄不清运兵地点和目的地，绝非易事。敌人空中有飞机侦察，地面有情报网络，何况在长春、沈阳、锦州还有近47万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大军。

刘亚楼忧心忡忡地说：“101虽然没有像周郎一样病倒床榻，但也被这个难题扰得坐立不安。野战军司令部情报部门拿不出好办法，101才直接给你打电话，看来，只有把任务压给你们了。”101是林彪的代码。

陈龙告诉刘亚楼：“我们手中有一部逆用电台，敌人很信任，看来，得在这上面做文章。”

这部电台代号257，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长春站派来哈尔滨刺探军事情报的，已被哈尔滨公安局侦察科侦破逆用，而且敌人还未察觉。乘此良机，可以利用这部电台发假情报，做出大文章。

当晚，汪金祥和陈龙商议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两个人乘车来到了野战军司令部，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汇报了最后敲定的方案。

两个人的方案是：佯攻沈阳，实打锦州。具体的做法是调动至少4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给敌人造成要进攻沈阳的假象。而去辽西的部队开拔后，所有电台一律留在原地，照常收、发报，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关。

最后一点是建议，部队向辽西进发，最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路经的村屯，都要实行严格的戒严，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消息。

对于这个方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表示赞同。罗荣桓说：“4个师不算多，想要借箭还得几艘草船呢！”林彪点了点头：“这4个师，行军的时候要有气势，

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出野战军司令部的牌子。”

离开野战军司令部后，陈龙立即去哈尔滨公安总局侦察科布置任务。陈龙要他们拟一份电稿，请示长春站，为掌握共军的军事秘密，可否从野战军司令部拉出一个作战处的参谋，随时提供军事方面的情报。

得到同意后，侦察科立即拟了一份电文，报告了这位根本不存在的作战参谋叫王展玉，现年38岁，并暗示他最近就有一份重要军事情报准备报告。

然后，社会部向刘亚楼报告说，民主联军野战部队可以向辽西一带调动，在长春附近的那4个师也应立即出发，具体行军路线、宿营地点，都要通过联系电台随时报告。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以6个纵队、3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和炮兵纵队的主力，夜行晓伏，长途奔袭，包围锦州及北宁线上各点。

以4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锦州以北的新民县西北，监视沈阳敌人；以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敌人突围或沈阳敌人北援长春。

以一个纵队、6个独立师和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有几天夜里，北满、西满、东满调来的几十万大军

越过松花江，奔向西满草原和内蒙古沙漠地带，直扑辽西。他们昼伏夜行，随军电台一律关闭。

而直接向沈阳前进的那4个师却大张旗鼓，白天行军，晚上宿营，电波频发，电话不断，每到一地便与群众联欢。载重汽车、骡马大车、支前的几千民夫，浩浩荡荡向南进发。

东北民主联军大规模地调动部队，震惊了敌人。沈阳守敌惊恐万分，卫立煌、廖耀湘等人一天几次催问有关部门，是否弄清了共军大规模调动的目的与意图。

由于敌人的情报组织基本都被解放军粉碎了，所以非常信赖257电台的报告。他们连续两次向257电台发电询问，四平附近共军正规部队，向南移动的意图何在？陈龙看到这个电文，十分高兴。既然敌人连这4个师的动向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向辽西的进军了。这说明进军辽西的部队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他很快又草拟了一个电文：“共军主力南下之目的，是围困沈阳。”

卫立煌相信了，即令廖耀湘的第九兵团适当收缩防区，集中力量控制沈阳周围各市县，以免沈阳遭受长春同样的命运。

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东北野战军的几十万大军已经顺利抵达辽西前线，直扑北宁线，发起了辽沈战役。

按照预定计划，东北野战军首先在北宁线义县至唐山段发起强大攻势。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枢纽，也是东北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

锦州位于北宁路沈阳、山海关之间，是关内外的重要联结枢纽，也是东北敌军的重要补给基地。

锦州守敌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部主任范汉杰所部第六兵团4个军的各一部共6个师，9月27日沈阳又空运第四十九军一个师加强锦州，连同各类军事机关、特种部队及地方团队，约10万人。

正规军各师均为重建或新组建部队，战斗力不强。因此，在整个东北敌军的防御体系中，锦州既是要害又是薄弱部位。

范汉杰为了拱卫锦州并控制关内外通道，以第九十三军一个师位于义县，新八军一个师位于高桥，第五十四军3个师位于锦西、葫芦岛和兴城，新五军的3个师位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一线。此外，华北“剿总”以所属第六十二军等部4个师位于唐山至昌黎一线。

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指挥第十一纵队及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最先出击昌黎至兴城诸点，于9月12日包围了绥中、兴城的国民党军，并于9月14日攻克昌黎。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的北线部队迅速奔袭北宁线。其中，第四、九纵队于9月16日突然包围义县国民党守军，使其来不及向锦州收缩，在后续部队到达后，又继续向锦州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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