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第五章　三军统帅02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3257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蒋介石听到陕北人民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后，恼羞成怒，责怪胡宗南无能，不仅没有“消灭共军”，反而连吃三个败仗；他指责他的情报机关和空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陕北，总是弄不清楚他们在哪里。他给胡宗南下死命令：“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捕捉中共首脑。”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和蒋介石的断言相反，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并不是“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而是在小地方干大事，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成功地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等的处境就绝对安全。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中央领导人也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坚持要往西走，任弼时坚持往东走，双方争执不下。

任弼时认为，敌人主力从西边来，往西走就可能与敌相遇。即使避开了胡宗南的４个半旅，往西也可能进入宁夏马鸿逵的防区。到那里有可能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说到这里，任弼时激动地说：“我们手中只有二百多条枪，而刘戡有四个半旅。我是昆仑部队司令，我的任务是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往西走这步棋太险，我不同意。”

毛泽东理解任弼时的心情。但是，毛泽东想得更深更远一些。他一边吸烟一边阐述他主张往西走的理由。他说：“很显然，敌人的企图有三个：第一，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二，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饿死。”毛泽东进一步说：“我的意见也有三个：第一，我就是不过黄河；第二，在政治上我们不能输，要继续留在陕北，拖也要把胡宗南拖垮；第三，必须往西走，这样可以出乎敌人的预料，在险地求安全，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里又看出了毛泽东非同凡响的气魄和胆量！

任弼时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听了毛泽东的合情合理的分析，同意了毛泽东往西走的意见。

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多次化险为夷。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危急时刻仍然沉着工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战火纷飞的行军途中，哪怕是临时休息，报务人员也马上接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一到宿营地，不等卸下马褡子，领袖们就开始办公，批阅电报，起草指示；端起饭碗，手里还离不开文件。不管炕沿，树墩，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就是办公桌。随中央转战陕北的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以《从平凡处学伟大》为题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已经掌握一亿多人口的中央政权，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的总部，在中国这样大国已居领导地位的党的中央，而又在全国规模的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这样大胆地进行工作。”

“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正是这句话给全党和全军以鼓舞。西北战场上的军民士气大振，连连胜利，正是这高昂士气的结晶。

也正是这两句话反映了毛泽东的非凡气魄，也说明毛泽东找到了振奋士气的最好办法。

五、一盘棋的思想

中国象棋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下棋要有一盘棋的思想，指挥打仗更要有一盘棋的思想。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如同一盘棋，每一步棋都关系到全局的胜负成败。毛泽东在指挥作战时，特别要求各地指挥员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看问题，想事情都必须从大局着想，互相配合。１９４７年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精干机关转战陕北期间，不顾环境的险恶，仍密切注视着全国战场敌我形势的变化，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日，毛泽东在陕北佳县朱官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的部分作战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内线作战，消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掌握情况，毛泽东要求山东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领导人陈毅和粟裕每天或两天把敌军的变动情况电告中央。陈毅、粟裕根据中央的指示，及时把山东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毛泽东对山东的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心中有数，指挥若定。

山东解放区的军民给党中央，给毛泽东带来了一连串好消息：

我军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全歼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其中将师长张灵甫。蒋介石为此气得吐血。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说：“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但这一胜利，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像七十四师这样的精锐之师尚不堪一击，其他国民党军就更不在话下了。

在小河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邓、陈、粟、谭和华东局的电报，建议刘邓所部“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达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赓）谢（富治）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这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想。

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而大胆的：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

三路大军没有辜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期望。党中央部署后，各路兵马遵令行动。整个战场形成了一盘布局完整的战棋，而每一个棋子，都按照统帅部的指挥统一行动。

这是一盘完整的战棋，是一盘活跃机动的战棋。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经过２０多天行军作战，从几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中杀出一条血路，直插大别山，迅速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

陈谢集团进击豫陕鄂边区。他们在晋南、豫北交界强渡黄河，跨过陇海铁路，挺进豫西，三个月长驱机动，歼敌五万余人，解放了十余个县城，在完成战略展开的同时，调动了敌军八个旅的兵力，在大别山以西有力地配合了刘邓的作战。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地区。他们从鲁西南渡过黄河，经过一个多月作战，解放了２４座县城，完成在豫皖苏边区的展开。三个月大踏步地寻战，歼敌二万人，调动了敌军１５个旅，其中包括准备用于进攻大别山的八个旅，打乱敌人之军事部署，在大别山以上地区扩大了解放区。就这样，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挥，刘邓、陈谢、陈粟三个棋子，均部署到位，在北黄河、中淮河、南长江、西汉水之间的中原地区，结成了一幅“品”字形状、互为犄角的有利态势，把敌人进攻我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在三路大军向南挺进的同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北上攻打榆林，把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全部机动兵力吸引北调，以便陈赓兵团从晋南过河挺进豫西，配合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进军。此外，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发动进攻，把国民党军１５个旅吸引到海边，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在山东西线和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作战。

邓小平对毛泽东这一战略部署佩服至极。他后来回忆说：

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要把战争引到解放区，在枯竭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毛主席就决定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命令二野出大别山，同时命令三野南下。用这么一着，不但把战线推进到蒋管区，而且不再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用这种方式获得了胜利。

他进一步评价说：

从战略上看，一下子从北往南跃进一千里，直达长江，这是巨大胜利。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没有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是做不出这样的决定的。这一套战略思想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种“奇战”，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有如此大的气魄。

国民党军也没有估计到解放军如此神速。

这一“奇战”收到奇效：蒋介石的防御体系完全被打乱。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入被动。”

解放战争的形势开始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变。

后来，毛泽东对陈毅说：“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即十二月会议——引者注），我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个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说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了，现在我们就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胜利。”

“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当我们回过头看毛泽东当年制定这一战略部署时，不得不由衷地佩服毛泽东的高明、深远。

六、出 奇 制 胜

兵无常形，这是古代兵法的精髓。毛泽东把这一古代兵法运用于现代战争，常常出奇招、怪招。有时，他的对手不知所措，他的部下也不能理解。但事后，无论是对手，还是自己的部下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１９４８年秋，西柏坡一片丰收的景色。

北方的秋天，依然很美。土改后农民经过一年的劳作已经丰收在望，根据地的人民为有这样的好年景充满了喜悦，领袖们为以人民群众的高兴而高兴。他们看到秋天的天，是碧蓝澄清、浩渺宽广；他们踏着秋天的大地，是万物收获、五谷丰登的。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经过２０多年浴血奋战的中国革命也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同国民党军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正是这样，在西柏坡的革命领袖们更加忙碌。

在中央军委的作战室内，各地的情报纷纷向这里汇集；各种电报指示从这里传到全国各地。

一场伟大的战略决战就要开始了。

选择战略决战突破口时，毛泽东狠狠地把拳头砸在地图的东北上。毛泽东选择了东北作为战略决战的起点。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而毛泽东又非常重视首战，他坚持取得初战胜利对全国战局的影响。为了保证初战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运筹帷幄。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不仅科学地选择了决战的起点，而且为辽沈决战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

东北战场的形势对蒋介石极为不利。

摆在蒋介石面前的只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继续死守几个据点；二是撤出东北。守，不容易；撤，不甘心。

蒋介石举棋不定。

毛泽东比蒋介石棋高数筹，还在年初，就对蒋介石在东北的方针及心态了如指掌。他指令东北野战军要“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这就是后来提出的“关门打狗”的方针。

关于在东北战场上如何打的问题，中共中央和东北解放军前线指挥员在认识上曾经一度不一致。

这不奇怪的。恰恰相反，这是正常的。

毛泽东根据东北敌军可能撤到关内，认为防备敌人撤往关内的最好办法是把门关起来打。因此，他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南作战，控制北宁线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一线，切断北宁线，堵塞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７月３０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文中提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歼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

毛泽东的决心已下。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意图非一般人所想到的，反映了他超人的胆识。

北宁线是连接北平与沈阳的大动脉。蒋军依靠这条铁路，不仅使东北与华北两大战区在兵力、物资上相互支援，同时，还可以获得陆海通道。

蒋介石视北宁线为输血线、生命线。

毛泽东认为截断北宁线，就可以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主张先打长春。认为通过打长春，吸引沈阳之敌增援长春之敌。这样就可以达到围城打援的目的。这种战术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他们致电中央军委，申辩理由。

毛泽东等对林彪等陈述的理由反复思考，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因此，曾经一度同意东北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这是对前线指挥员的尊重，也许他们在前线了解的情况比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了解得多。这更是调动前线指挥员积极性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历来主张军事民主。前线指战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取得战争胜利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赶鸭子下水的战术。因为当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一部围困长春之敌时，沈阳之敌按兵不动。围城的这一部分东北解放军反而被牵制在长春。

这是林彪没有想到的。这也促成林彪等同意毛泽东的南下作战的主张。

中央军委和东北前线指挥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

一场战略决战即将在东北打响。

在毛泽东决定把决战的起点放在东北时，林彪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一起把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变为现实。在决定东北决战的战略方针时，他们之间出现分歧，这也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林彪出尔反尔和不按中央布置行动，又引起了毛泽东的生气。

事情是这样的，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第二兵团同时分别发动对锦榆线、绥远、平承线及平绥线东段的攻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林彪按兵不动。开始，林彪提出东北主力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第三兵团的行动。如果第三兵团出动的时间提前，他们也能提前。当中央确定第三兵团出动的时间后，林彪又说粮食困难，部队没有雨具，桥梁被冲断，交通不便，等等，东北主力的行动不能以第三兵团的行动时间为标准。

这种不执行中央的决定的行为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他严厉地批评林彪：“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考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部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４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

林彪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在他心头还是有一个结没有解开，他一直想从长春下手。所以，当一部分敌人增援葫芦岛时，他再次提出北上首攻长春。１０月２日，林彪口述，由机要秘书记录了给中央军委一份特急绝密电报，表示对打锦州的动摇。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深表不安。３日１７时和１９时，毛泽东连续发出了两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在东北前线的林彪也发现了他的电报不妥，经同罗荣桓、刘亚楼商定，以三人的名义重新致电中央，表达了不改变首攻锦州的计划。收到这份电报的毛泽东才定下心来。回电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在毛泽东的一再严厉督促下，林彪才下死首攻锦州的决心。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９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

１０月１４日，包围锦州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总攻。

激战３１小时，全歼锦州守敌范汉杰部１０万人。

攻克锦州的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为这一胜利叫好。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表扬：“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攻克锦州，在东北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这是毛泽东的杰作。

对于这一点，当时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打锦州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七、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谋攻》曰：“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中心便是“知己知彼”。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时，知己知彼，把各种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要用强攻的办法来消灭敌军，必然会造成自己的伤亡，若能不战而胜，那当然是最好的。毛泽东善用不战而胜之术。

还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任务。他在给前委的电报中就提出：“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第二阶段结束后，最后消灭在徐、蚌一带的杜聿明部提到了议事日程。

杜聿明，这位抗日名将，被蒋介石绑上了内战的战车。精明的杜聿明已经看出国民党的气数不长了，但是，他对蒋介石的愚忠又驱使他绝对服从蒋介石，当蒋介石派他到淮海战场，明知不好也还是硬着头皮到达前线。

战场等待他的是一连串坏消息：黄伯韬被围、被歼；黄维被围、被歼。

就在黄维兵团即将覆灭之际，杜聿明坐飞机飞回南京，参加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期间，杜聿明反复陈词，终于打动了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放弃徐州，向南逃跑。

杜聿明要逃跑了。

粟裕下令追击。

在西柏坡的中央军委对徐州敌人可能突围逃跑早有考虑，但何时逃？往哪个方向逃？还没完全估计到，只是一再提醒华东野战军密切注意敌人动向。到１１月２８日，军委电报指出“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毛泽东命令中原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谭、王、李各部，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整两星期左右，另一方面又应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杜聿明率部向西逃窜。

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文指示华东野战军，并告中原野战军的刘陈邓：“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

粟裕挥师追击。

杜聿明被包围在陈官庄一带。也许杜聿明按既定目标突围，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是，蒋介石为了救黄维兵团，出尔反尔，命令杜聿明改变突围方向。正是这个命令耽误的战机，动摇了军心，杜聿明陷入了绝望之中。

包围了杜聿明，粟裕非常满意。

围困了杜聿明，前线指战员摩拳擦掌，只要命令一来，他们就会扑上去，夺取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

粟裕已经下达了攻击命令。

但是，毛泽东在１２月１１日电令总前委：“于歼灭黄维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新部署。”

１４日，毛泽东又指示粟裕：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所有部队，就地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１６日又指示华东野战军，要“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

耐人寻味的电报。

让人费解的指示。

人们不会忘记，一个月前，毛泽东、中央军委还下不了吃掉徐州刘峙集团这锅“夹生饭”的决心。现在，这锅“夹生饭”已经煮熟，并且已经吃下了一大半，毛泽东又突然叫暂停。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真叫一般人摸不清头脑。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的眼光就是比别人看得远，他的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就是比别人多。因为这个时候平津战役已经开始。蒋介石对在华北的部队是撤还是战，正在举棋不定。毛泽东的想法是把华北的敌人就地消灭，如果过早地消灭了淮海战场的敌军，就会坚定蒋介石把华北部队撤到江南的决心，这对解放战争极为不利。于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命令暂停攻击杜聿明，这是给蒋介石下的一剂“定心丸”，实际上是一服“迷魂药”，蒋介石果然上了当，命令华北的国民党军坚守华北，这为他们后来在华北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

后来的结果说明，毛泽东的这步棋是一步妙棋，是一步最后制胜的关键棋。

停止对杜聿明的军事攻击，转而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１２月１７日，毛泽东写下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杜聿明拒绝投降。

但毛泽东的信对摧毁杜聿明部队的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大批士兵乘着夜色逃到解放军阵地前心甘情愿地当了俘虏。

杜聿明被围困了30多天。

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平津等地敌军的战略包围。华北之敌的退路已被切断。１９４９年１月６日，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

１０日下午，我军全歼杜聿明集团。杜聿明成为俘虏，为了抵抗他甚至想自杀。他以其英姿勃发的大好年华，落到如此光景，怨谁呢？几十年后他经过改造才找到原因。他写下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他说：

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无缘无故想自己找死。只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本质，和接受蒋介石法西斯毒素的熏染太深，把自己的生命束缚在一个反动愚忠的圈内，一时糊涂而又执拗，无法窜出这一反动圈套时，才会产生自杀的想法。解放后，在共产党的伟大教育改造政策感召之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下，我渐渐认识到为蒋介石独夫个人牺牲是轻于鸿毛，为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而献身才是重于泰山……我悔恨过去，憧憬将来。我是一个死有余辜的人，共产党把我拯救过来，再生之德，图报莫由。今后更进一步加强学习改造，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以有生之年报答共产党的恩情！

共产党能把这样一个战争罪犯改造成有如此高的觉悟的人，这不能不说共产党的伟大。

１９４８年底，毛泽东部署的平津战役正在紧张进行中。

解放新保安和张家口，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消灭天津之敌，又断了傅作义的南逃之路。

傅作义已经成为了“瓮中之鳖”。

如何最后解决华北之敌，如何解放北平，这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重点考虑的问题。毛泽东的总的设想是把华北敌军留在华北就地消灭。基于这个考虑，他才为平津战役制定“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现在两头的问题解决，自然就会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中间了。其实，毛泽东对中间即北平的问题早就有考虑。而且从一开始就倾向和平解决。

傅作义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曾经主动向我伸出橄榄枝，经过彭泽湘和符定一与中共接洽。傅作义选这个两个人也是用心良苦。彭泽湘是中共早期党员，后来脱党，但还是与中共有渊源关系。符定一是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毛泽东最重师生情。通过他们两人与中共接洽，也许会得到某些便宜。

这是傅作义的如意算盘。

这个傅作义派人与中共接洽，多少有些虚情假意。还有探听中共虚实的用意。

中共中央获悉傅作义派彭泽湘和符定一前来平山谈判，正在途中，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稳住傅作义集团，急电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同时告知，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和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符已到达石家庄，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这个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毛泽东在１１月２６日致电林彪等，提出对傅作义的和谈策略。毛泽东说：“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这对革命对人民最为有利。毛泽东分析傅作义会有两种可能，一方面傅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即将覆灭时，傅作义有争取过来的可能；另一方面傅作义反共，与共产党兵戎相见，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有６０万国民党军队，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因此，中共中央在立足于打，准备打的同时，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胜利后在北平建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中共中央多管齐下，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兵临城下，给傅作义以军事压力。

宣布傅作义为战犯，给他政治压力，同时也是对傅作义的保护。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名义宣布蒋介石等４３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在宣布战犯的同时，又发表文章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其出路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

通过北平地下党做工作，给傅作义心理压力。

人民解放军实现对傅作义分割包围后，傅作义的心理防线基本垮了。１２月４日，傅作义第一次派人出城谋和。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既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系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允许编为一个军。（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丁）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载之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毛泽东为傅作义想得真周到。傅作义不能不为毛泽东的真诚所感动，他派人出城与华北前线指挥部谈判，提出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在平津等除了有共产党办的报纸外，还要允许其他报纸存在；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华北前线及时把这些情况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在９日的电报中明确表示：“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把毛泽东的意图转达给傅作义，解除了傅作义的思想顾虑。但是，傅作义还是不能下决心，有意拖延谈判。

我军对傅作义发出了最后通牒。１月１１日，毛泽东等在致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严正指出：“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就他们所设的范围（迫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要说能指挥。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即周北峰、张东荪）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督促傅方执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提出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同时，请你们考虑，是否可叫北平党将离城改编一点，在社会上及民主人士中适当地散播出去，使人们感觉我方做得仁至义尽。”时隔不久，毛泽东又致电林彪、聂荣臻：“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１３日１２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１４号开始进攻，并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于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有任何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天津守敌没有在规定时间离城，我攻城部队发起的总攻，很快就攻克天津。

傅作义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毛泽东给代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的公函中为傅作义指出了唯一的生路。

傅作义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作出最后的选择。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在加快。

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及时指示我方谈判人员采取相应措施。１月１６日，谈判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傅作义提出，人民解放军暂缓进城，由他们和人民解放军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城市，然后过渡到由我接管。毛泽东致电指示，同意接受傅作义的要求。傅作义提出他的部队出城不要分散和开得太远。毛泽东又表示可以接受。毛泽东在给华北前线的电文中指出：“我们的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同时提出：“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时间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毛泽东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心情跃然纸上。

经过艰难谈判，和谈协议终于签订。北平和平解放。

傅作义的部队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

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

平津战役结束，华北全境解放。

无论是对杜聿明，还是和平解放北平，还包括随后和平解放湖南长沙、昆明等，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战例，它不仅大大地减少了我军的伤亡，加速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进程，而且还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敌为友，甚至还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前一天还是敌军中的一员，没有一点士气，没有一点战斗力；经过一天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就换成另一个人了。这就说明，通过改造，就可以重焕生机。

八、高瞻远瞩，未雨绸缪

大业赖筹划。要筹划好，就必须高瞻远瞩。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是领袖人物领导艺术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战争这样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问题上，能否有如此非凡的才华，更是对领袖人物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在１９５０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中就表现出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领导艺术。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内战爆发。１０月１日，在美国的授意下，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开始向朝鲜北部进攻。７天之后，美国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疯狂北进，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结束战争。

朝鲜处在危急之中。

中国东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危难时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金日成向斯大林发出了求援电报，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拒绝苏联军队入朝作战。斯大林自己不想出动军队，却希望中国出动军队支援朝鲜人民。

金日成在得到苏联不能直接提供军事支援的答复之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１０月１日，金日成派特使携来他的亲笔信到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求援。

１０月１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入夜之后，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焰火满天。

就在这个时候，历史已经把毛泽东推到了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严峻关头。究竟要不要出兵朝鲜？要不要援助朝鲜人民与美国侵略军作战？毛泽东面临重大的战略抉择。从天安门的焰火晚会回到住处，毛泽东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思考着，一项历史性的决策在他胸中逐步形成、完善、坚定。

当时，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军队装备均无法同美国相比。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中国５倍以上，钢产量是中国的１４４倍，军队装备，美军是世界上第一流水平的，地面部队全是机械化，每个步兵师装备有坦克１４０辆，７０毫米以上口径火炮３３０余门，火力强机动快，并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掌握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中国的军队无制空权利制海，陆军也只有少量的机动炮，一个步兵军只有７０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１９０门，而且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装备，坦克部队刚开始组建。部队行军作战主要靠两条腿，火力弱机动慢。

这些困难都摆在毛泽东面前。

１０月２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开始讨论出兵朝鲜的决策。会议初步决定：以志愿军的形式派遣部队开赴朝鲜支援朝鲜人民与美国军队作战。中国将不对美国正式宣战，避免与美国的全面战争，但也准备志愿军出动后，美国对中国宣战，中美之间进入全面战争。

１０月４日至５日，在外地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相继到达北京。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

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理由很充分：一是我们国内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治愈；二是土地改革尚未完成；三是国内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四是军队的装备和训练还不充分；五是部分军民存有厌战情绪；等等。这些理由不能说不成立。对此，毛泽东心里也有数。

另一种意见主张积极出兵。理由是：我们准备不够，敌人的准备也不够；美国军队的兵力不足，英国和法国自身困难更多；如果美国在朝鲜得手，就会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如果我们坐视不管，让其得手，就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这样我们将陷入被动，也会产生不好的国际影响。

由于事关重大，这一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最后的决策。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说了一段充满感情的话：“你们说得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进行了单独会谈。因为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由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参加了４日的会议，但没有发言。毛泽东想听听彭德怀的意见。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内，毛泽东招呼彭德怀坐下后，就直奔主题。他说：“老彭，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是的，彭德怀在４日的会议上没有发言，这是因为他事先对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但毛泽东最后讲的一番话对他震动极大。散会后，他在宾馆里反复思考。他把毛泽东的话念了几十遍，意识到出兵朝鲜，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行动。他同时也意识到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心已定，他也为毛泽东的分析所折服。因此，当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时，彭德怀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告诉他中央准备派他出任志愿军司令员时，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

５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都赞同毛泽东出兵的决策。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出最后决定：“现在是美国人逼我们打这一仗，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的困难，也要立刻出兵！”

由于毛泽东的透彻分析，大家认识了出兵援朝的必要性；由于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后，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最初设想。从更长远的意义来看，正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了，也为中国进行现代化赢得了时间，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上一章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