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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军统帅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9948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从他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工农革命军，到后来长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一直是三军统帅。

毛泽东创造了军事奇迹。他重视军队，重视军事，重视战略战术，他在军事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功，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一、 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武装夺取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然而，要得出这条经验是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应该说，毛泽东是比较早就认识了这个问题。以后随着实践的深入，他认为为党争军权，当仁不让。

１９１１年是中国历史开创新纪元的一年。而这一年毛泽东正好是１８岁。这一年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新旧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１０月１０日，武昌城的革命军举行起义，经过了一昼夜的血战，革命党人占领武昌。消息传开，全国一片沸腾，各地纷纷起来响应，而率先响应的是湖南。为了保卫胜利，湖南革命党人大量招募新兵。

正在湘乡驻省中学学习的毛泽东为革命形势所感动，决心投笔从戎。１０月，他成为了长沙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

毛泽东只当了半年兵，而且他所在的营队也从未上过战场，但是他在军营中却受过一个士兵的基本军事操课的训练。

我们可以想象，年仅１８岁的毛泽东是否想到过日后将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建功立业？他亲身经历的这段短暂的军事生活是否会使他在此时就可以断定军队在中国是政权的关键因素。这些疑问都很难回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时正值青春的毛泽东凭他无与伦比的直觉已敏锐地感觉到从军比读书更重要；他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经历了军队生活和实践，对于他日后担当全军统帅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

在这一洪流中，蒋介石知道军队的重要性。为了争取兵权，他宁可不要其他职务，也要担任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以后，他就是凭着校长影响，利用师生的关系控制国民党的军队。

为了争取兵权，他拼命扩充自己的实力，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

然而，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开展工农运动。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对中国革命缺少认识的中国共产党对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开展军队工作并不努力，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有８个军，由共产党直接指挥的军队却只有叶挺独立团。这不能不是一个大的缺陷。

相对而言，毛泽东的认识要比别人高出许多。他在农讲所给学员讲课时，就提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的武装。

１９２７年初，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这之前，毛泽东听到了各方面对农民运动的指责。

这些指责使毛泽东纳闷不解。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毛泽东在湖南几个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进行考察，现实告诉毛泽东，问题并不像那些指责者所说的一样，所以，考察归来，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在白色恐怖向革命袭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上山”的思想。

大革命的失败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毛泽东难以忘怀。在八七会议上，他第一个站起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在总结对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非常尖锐地指出：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绝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他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不是说说而已。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努力实践这一思想。为实践这一思想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坚持回湖南领导武装起义。瞿秋白在为毛泽东饯行的时候，恳请他去上海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开展武装斗争，请瞿秋白批准和理解。

这时，毛泽东已打定主意，要回湖南开展武装斗争。这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开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是一个胜利的起点。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有了工农红军第四军。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有了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党内有人曾经剥夺毛泽东的军权，这让毛泽东多么失望。但是，强烈的组织纪律性，使毛泽东不得不服从，但是，正如他对周恩来所说，只要前线需要我，我就随喊随到。这一方面是毛泽东强烈的使命感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深深地认识到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就意味失去一切。

毛泽东在耐心等待条件成熟。

这个条件在遵义会议时成熟。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的领袖地位。应该说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是通过在全军的领袖地位来实现的。

面对革命武装，党外还有更强的势力在觊觎它的指挥和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存在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欲消灭而后快。但是，蒋介石发动数次反革命“围剿”而不能奏效。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认为控制或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的时刻到了，于是他费尽心机，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无疑是上上策。通过改编红军，给红军派遣自己的亲信来控制红军，这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所以，在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蒋介石首先提出，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可以，但必须由他派出指挥官。

但是，蒋介石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搞清楚他的对手是谁。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蒋介石的对手是陈独秀。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蒋介石的对手是毛泽东。

毛泽东不是陈独秀。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

当蒋介石提出要给新改编为八路军派指挥官或者派出副手的时候，毛泽东坚决给他顶回去了，蒋介石又不得已舍而求其次，要求给八路军派出政工人员。这一要求同样被毛泽东顶了回去。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奋斗才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岂容他人染指。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共产党人不为个人争兵权，但是“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的确如此，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过程中，代表党和人民去争取兵权，绝对不能让蒋介石控制或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一旦党内有人轻信国民党而放弃军权时，就必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１９３７年７月，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的何鸣，轻信国民党，带领部队到国民党军指定地方接受改编，由于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全部被包围缴械。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提醒全党要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第二次企图用整编的办法来消灭或削弱中共的军队。抗战刚结束，蒋介石就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可谓一石三鸟：一是给共产党出了个难题，如果毛泽东到重庆，通过谈判，迫使中共把军队交给蒋介石，这是蒋介石的最大胜利；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蒋介石就把破坏国内和平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他则出师有名。二是给国际国内以假象，造成人们对蒋介石形成一个爱好和平的印象。三是为发动内战争取准备的时间。

但是，蒋介石又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大智大勇地出现在重庆。而且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打着“军队国家化”的阴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是企图消灭或削弱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我们绝对不能交出一兵一卒。

蒋介石又做了一个白日梦。

毛泽东在政治上又争取了主动。

通过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终于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终于打出了一个人民政权。所以，毛泽东深刻地总结：“在中国离开人民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可想而知，军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毛泽东的认识又是何等的深刻。毛泽东在对军队与政权关系的认识上又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二、 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

中国是一个大国。旧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是由不同帝国主义控制的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在这种国情下，红色军队如何站住脚根，如何夺取全国政权，这是一个带决定意义的根本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打算，他要上山去当红色“山大王”。这个计划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得以实现。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９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这时起义部队先后失利，如果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再去进攻长沙，就可能给部队带来灭顶之灾。毛泽东在里仁学堂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起义部队的下一步行动。

会议开始后，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还是主张进攻长沙。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开始冷静下来。他心里非常明白，根据目前的实力，不要说打长沙，就是一般的县城都打不下来，眼下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这里，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如果要使我们强大起来，就应避开强敌，到敌人最少的地方去，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

“走？往哪里走？”有人吼了起来，“萍乡没能拿下来，我们连一条退路都没有了，你除非跑到深山老林去当山大王！”

“当‘山大王’有什么不好？我看历史上就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倒是很认真地想过，要到崇山峻岭中去当武装割据的‘山大王’，红色‘山大王’！”

毛泽东一言既出，举座皆惊。

然后，毛泽东反复说明道理，终于说服了大家。

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到了井冈山后，红军怎么打仗？这是毛泽东要考虑的问题。

原来井冈山的“山大王”王佐有一个师傅叫朱孔阳，绰号朱聋子。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一句名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就是说，会不会打仗无所谓，只要官军一来，就利用熟悉的地形、民情等有利条件，与官军巧妙周旋，躲来藏去，最后就可以甩掉敌人，而自己不被消灭。

朱聋子的话让毛泽东豁然开朗。他认为，打圈圈是个好经验。打圈圈，就是避实就虚。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摆脱敌人的追击，并使敌人的弱点暴露无遗；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毛泽东用中国民间通俗的语言比喻说：我们打仗，好比雷公打豆腐，要专拣软的欺；打仗又好比做生意，赚钱就来，蚀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实践出真知。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游击战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毛泽东亲自指挥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根据这些经验，毛泽东又深化了他的游击战战术。他在一副对联中写道：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游击战的战术原则的提出，圆满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的用兵之道。这多亏了毛泽东这位一代兵法大师。毛泽东曾经对外国客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共打了２２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当有人问他打仗有什么诀窍时，他的回答简单得出人意料，他说：“打仗没有什么诀窍，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你们听说过吗？大体就是这样，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还打什么？有两条腿可以跑，打得赢就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那么打不赢呢？就赶紧跑，跑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是毛泽东的发明。在他用兵作战的历史中，有许多战例。１９３１年4月，蒋介石调动了２０万人马在何应钦的指挥下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一时间肃杀之气又起，正如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所写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蒋介石制定的战略战术方针是：战术上要取守势，要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要以实击虚，以攻为守。

毛泽东与蒋介石斗起了兵法。他给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的指令中提出了十项用兵计策：一、扰敌，二、堵敌，三、截敌，四、袭敌，五、诱敌，六，毒敌，七、捉敌，八、侦敌，九、饿敌，十、抑敌。

毛泽东用兵之法的确高出蒋介石。蒋介石的兵法在道理上似乎也讲得通。但是，毛泽东的兵法更加具体、实在，可谓井井有条、滴水不漏，既注意了宏观，又留心了细微；既看重精神，也讲究实际。

“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开始了。

４月１９日，毛泽东命令红军于第二日开始行动，向龙冈地区进击。２３日，红军先后集结于龙冈，为了进一步捕捉战机，毛泽东又命令红军向西移４０里，到东固地区待命，伺机歼敌，以等候富田之敌王金钰部露头。

但是，王金钰迟迟不脱离阵地。红军中的一些将领沉不住气了，要求快打。

毛泽东力排众议，依然坚持隐蔽设伏，耐心等待战机。

敌军一天不出动，毛泽东就稳坐一天。

５月１３日，敌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分三路由富田向东固前进。毛泽东发出歼敌命令。

５月１６日，敌军终于脱离阵地，像蛇一样爬出洞来，在狭窄的山道中蠕动，队列前后长达五六里。毛泽东指挥红军及时出击。当红军出现在敌军面前时，他们惊呼：“你们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这句话给毛泽东以灵感，后来他在填词时写道：“飞将军自重霄入”。

战斗很快结束，歼敌一个旅的大部。然后红军先后连打五个胜仗，行军七百华里，共歼敌三万多人，酣畅淋漓若下了一盘好棋，一举破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面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彭德怀无比佩服，他把毛泽东比作诸葛亮。他说：“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三、从战略高度考虑游击战争

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

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总是善于从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按照一般常规，游击战争只是一个战术问题，但是，毛泽东以其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发现，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为一个战术问题的游击战争则跑出来向战略敲门，引出了一个战略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让毛泽东费了不少的心。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迥然不同。从政治上看，国共两党为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捐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之间矛盾重重，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错综复杂。蒋介石虽然停止了“剿共”战争，但仍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假日本人之手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从军事上看，八路军面临的敌人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过去与之打了十几年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大都成为了友军，作战地域是以前未曾涉足的华北。

如何在这种形势下进行作战？党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主张，在日军长驱直入、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应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只有这样才能较多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和解救华北危急，也才可能在华北人民中树立党和八路军的威信。

有人主张八路军应打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

也许这些主张并没有错。但是，这些主张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从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

解决八路军的战略方针的重担落在毛泽东的肩上。他力排众议，提出八路军新的战略方针是“在整个战略方针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通过实践，毛泽东的认识深化了，并完整地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提出上述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继续思考。１９３８年初春，他邀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座谈。被邀请的人落座后，毛泽东就笑容可掬地说出了座谈主题是请大家来谈谈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且对大家说：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愿意听听大家的高见。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说：不过，今天一反常态，学生给先生出题目。被邀请的人既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又是老熟人，谈起来既非常热闹，又很有深度，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当大家说到精彩的地方，他总是点头，表示赞同，有时也插一两句话或者提问，把谈话引向深入。大家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天黑了，还是谈意未尽。毛泽东嘱咐大家将自己思考的问题写成一篇文章交给他。

原来，毛泽东也正在从战略的角度来思考游击战的问题。当时党内国内有人轻视游击战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寄托于国民党军的正面作战上。特别王明回国后，在军事战略上竭力反对游击战，否认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发挥他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优势。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毛泽东的分析既回答了党内一些的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解决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得出的结论总是那么高人一筹；从战略高度解决问题，其结果总是非常理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战略高度考虑游击战争，充分发挥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四、 克敌制胜靠士气

士气者，士兵的战斗意志。士气高昂，则能所向无敌，士气低落，则兵败如山倒。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的士气。他认为军队的士气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在实践中，他特别重视提高全军的士气。

１９４７年３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到什么地方安家，这是中外人士关注的问题。

国民党的胡宗南于３月１９日占领延安。２１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５月１５日，蒋介石在南京向他的将校们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蒋介石还得意忘形地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到８月底或９月初，共产党人不是被消灭，就是将被驱往僻远的内地去。”

蒋介石又一次放出了预言。

这次预言又会同前面的预言一样破产。

当然最关心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和革命队伍内部。他们在实践中认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危，就是关系革命的安危，就是关系党的安危。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有什么闪失，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全国各根据地的领导人打电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党中央及早渡过黄河，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指挥解放战争。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新四旅的官兵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

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

他对新四旅的领导同志说：“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些想法。”毛泽东扳下一根指头，说：“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面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毛泽东停了停，又扳下一根指头，说：“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２０多万人马，我们只有２万，陕北的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压力。”

毛泽东的分析入情入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朝东北方向隐蔽行动，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３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考虑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比如到晋西北、太行等地方去指挥全国作战。毛泽东在会上再次申明自己的决断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对是否要调部队增援陕北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负担不起了。”

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艰苦的迁徙转战中，保持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各方面工作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使党的全盘工作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都能不受干扰地运转自如。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不离开陕北，对敌人是强有力的牵制，对边区军民则是极大的鼓舞。周恩来对这一决策作了高度的评价。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这一着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人们不能不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心。警卫战士也在议论这个问题。周恩来听到后，就问：“你们见过大海吗？”他接着说：“航船在大海上遇到风暴，舵手紧守岗位，稳妥地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今天，蒋介石又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恶浪，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望着咱们陕北。在这严重的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革命气魄啊！”

经过精简的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一律实行轻装，对外称“三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起见，每一位领导人都使用代号。毛泽东说，我叫李德胜，取革命一定胜利的意思。周恩来说，我叫胡必成，就是革命务必成功。任弼时、陆定一的代号分别为史林、郑位，取司令、政委的谐音。这时，中共中央仅有的三部美式吉普车已随刘少奇等同志渡过黄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前委转入隐蔽行军，钻山沟，走小路，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马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 继长征之后再一次骑上了马背。解放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回忆起转战陕北的历史时，意味深长地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在场的周恩来补充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回忆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我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胡宗南占领延安，像给蒋介石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蒋介石心中似乎又激起了新的希望，２０年的目标似乎最终要实现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正是他的王朝走向覆灭的转折点。当他在两年之后明白这一点时，已为时晚矣。蒋介石哪是毛泽东的对手，尽管他曾经使各路诸侯纷纷拜倒在自己的脚下！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他要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赶过黄河，或赶到大沙漠中。但是，毛泽东是蒋介石的真正对手。他不会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他要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蒋介石逼他过黄河，他就是坚持，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对此，陈毅曾经打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陕北这个棋盘上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撤出延安仅４０天的时间里转战陕北，指挥西北解放军，相继发动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５月１４日下午，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安寨县真武洞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参加大会，他庄严地宣布：“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毛主席在陕北继续指挥我们战斗。毛主席让我转告大家：他要和边区军民一起奋战，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天不消灭胡宗南匪军，毛主席一天不离天陕北！”他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周恩来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大好形势，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部队，彻底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

这个消息给陕甘宁边区军民以鼓舞。

这个消息给蒋介石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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