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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非学无以广才03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567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六、读无字之书

苏联教育家、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亚说：“书籍虽然有巨大的意义，但不是受教育的唯一源泉。不仅应当从书本上学习，而且还应当从生活中学习。”

人类自从用结绳、书契记事，进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知识总是蕴涵在两大领域中：一种是有字之书，即指白纸黑字的书本；一种是“无字之书”，即指自然界和社会上的许多实际知识，指天下万事万物之理。

人们通过有字之书，来表达思想，交流经验；了解古今，增长才智；沟通情感，扩大视野；丰富生活，陶冶情操；繁荣文化，发展事业。因而高尔基又把有字之书称之为“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对有字之书，人们都知道阅读它，重视它。而对“无字之书”，有很多人却等闲视之，很少去过问它。其实，从根本上说，无字之书比有字之书有着更广阔、更丰富、更现实的知识疆域，而且有时无字之书所包含的内容是有字之书一时无法包容的。因为，事物在不断地运动，正如恩格斯所说：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态和性质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

毛泽东在猎取知识的漫长过程中，既能超乎寻常地重视有字之书，更能出类拔萃地重视无字之书，重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相结合。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５日，他在抗大三大队学员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 ：“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毛泽东的一生，研读有字之书，为自己增长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用于实践，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为党为国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毛泽东非常注重研读无字之书，这也为他增添了十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那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想象力，高超的领导艺术，无不和他热衷于读“无字之书”紧密相关，这些财富用于实践，同样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样为党为国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便十分注重读无字之书，他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他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显然，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不可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实际学习，作调查研究，了解社会。而要向社会实际学习，就必须走出学校，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考察、体验人民的生活。

采取什么方式去考察社会，了解民情呢？

毛泽东对我国历史上一些文化名人的“游历”生活非常羡慕，对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行动十分赞赏。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

马迁（指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顾炎武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司马迁、顾炎武讲究“实学”的精神与行动，着实使毛泽东心驰神往。

然而，直接引发他仿效“游历”的，是看到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刊载的一则徒步游历的消息。《民报》登载了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了毛泽东很大的鼓舞。

他很想效法他们，但经济制约了他的行动：他没有钱。

对一个穷学生来说，要想漫游全国的名山大川，自然难以遂愿。然而到省城附近作短期考察，并非完全行不通。

于是，毛泽东常常利用课余和星期天，邀同学走出书斋，游览古迹，凭吊古人；深入农户，调查访问。罗章龙回忆说：

一次，我与润之一起步行去韶山，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三、四十里处，甚为乏累，就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润之就与他攀谈家常，边谈边帮他捶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草鞋捶平。我见润之对打草鞋的工序很熟练，便问，你会打草鞋？他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

在长沙，我陪润之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润之对他有兴趣。认为禹王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辛稼轩将军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我们都同去过。

此外，润之还参观历史上的战场。长沙郊区有个太平天国萧朝贵率领军队攻打长沙时的妙高峰，是民间相传的重要古迹，他也去看过。

他曾对我说：我们这样走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我体会到，这不是旧知识分子的游山玩水，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向古代、前辈的英雄学习，吸取经验教训。

为了更多地接触社会，开阔视野，了解社会实际，同时，通过游历磨炼自己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毛泽东决定到离长沙较远的地方去游历。

但是，身无半文的学生，又怎能作长途出游呢？

古时一些穷知识分子寻师求学所采取的“游学”方法，启发了毛泽东，他决定就像他们那样来解决途中的食宿问题。

１９１７年暑假，毛泽东邀同学萧子升，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纸、毛笔和墨盒，开始了游学活动。

但他给“游学”这种旧形式，注入了新内容，运用它来进行农村调查，了解社会，既新鲜，又有意义。

游学路上，每到一地，他们就给一些学校、商店、大户或农户写对联，写信，接受一点馈赠，作为路费。当时，萧子升爱面子，只写不送。毛泽东则用送对联的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调查当地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情况，从中了解社会世态，熟悉风土习尚，获得新的知识。

７月的农村，骄阳似火 ，气候炎热。走在田间小路上，满目田野风光，毛泽东心里感到特别舒畅和亲切。每到一地，毛泽东总是和当地农民拉家常，或帮他们顺道干点活，农民们见毛泽东平易近人，说的农家话，讲的农家事，又同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因此都愿意和他交谈，留他们吃饭住宿，并毫不忌讳地诉说自己长年劳累，却仍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生活，诉说心中的不平。农民们告诉毛泽东，有些地方发生农民暴动，实在是官逼民反，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

一路上，他们把沙滩当床，蓝天当蚊帐，月亮作灯，星星当伴，大树作衣柜，石块作枕头。

当他们来到沅江县城，时值湖区涨水。毛泽东目睹了洞庭湖水泛滥成灾，大片良田和房屋被洪水淹没的悲惨情景，又倾听了灾民们诉说当地政府只顾搜括，不修堤防，不管人民死活的事实，心中感慨万千。

毛泽东采用“游学”方式，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９００多华里。通过广泛的社会考察，毛泽东写下了许多游学笔记，同学们都争相传阅这些笔记，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社会，关心中国社会的改造，毛泽东把游学笔记整理成通讯，登载在湖南《通俗日报》上。

这次“游学”，使毛泽东获益不小。１９３６年，在延安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当年往事，他说，一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只写对子，不送对子，我帮他听差，只好去送对子。人家拿钱，一块也好，一串也好，我总不争，不受对子只拿钱的我就不要。一共搞得光洋八十多块。”

１９１８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又在洞庭湖边的岳阳、湘阴、沅江等农村，进行了半个月的考察。这次考察与过去有所不同，他们不仅帮助农民劳动，写字帖，写信等，还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同地方豪绅作斗争。在考察中，他们有时住庙宿野，用以磨炼自己战胜困难的意志。后来，蔡和森回忆这次考察活动的体会时说：

如今社会，风云突变，确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无字之书。我们要打好稳立做事之根基，了解社会就是基本功，这册书要经常读，这功夫要经常练。

通过多次的农村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亲眼看到广大贫苦农民是极端受苦的人，在他们中间隐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这更加坚定了他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发动和依靠贫苦农民的决心。

正是农村社会这本无字之书，让毛泽东在农村，无论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八种人：

1.大地主。多数是清朝的大官僚和当时的军阀，占有土地在五百亩以上，多的达数千亩。

2.小地主。有的是没落的大官僚，或是小官吏；也有的是自己积累起来的，但很少。

3.自耕农。又分三种：一种是有盈余积蓄的，一种是自给自足的，再一种是入不敷出，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土地。

4.半自耕农。自家土地不够，还要租种别人的土地。

5.半益农。自己有农具，有一点钱，但完全靠租种别人的土地过活。

6.贫农。完全没有土地、农具和钱。

7.雇农。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小手工业者也属于这一类。

8.游民。游手好闲，偷盗为生的。

这些调查，为后来毛泽东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奠定了基础。

通过调查，毛泽东进一步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农民。他感到“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的事情”。应该用真理去教育群众，“变换全国之思想”，以便改造中国社会。因此，他在继续关心农民问题的同时，又不断接触工人，了解工人，启发他们的觉悟。

第一师范附近，有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这里聚居着很多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劳动者。毛泽东利用课余或节假日，深入工人中，和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要求。

在和工人的接触交往中，毛泽东发现工人中许多人，因整天忙于生计，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上学念书，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由于不识字，工人们常遭人欺侮，生活上也有极大的不便，因此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

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以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名义提议，创办一所工人夜学，帮助附近的工人学文化。

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养成了读书面向社会，注重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风范。后来，当他读了一些马列著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那种注重研读无字之书的精神，就更加自觉了。

在大革命时期，正是社会调查这本无字之书，帮助他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得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结论。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总体认识，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美国著名作家特里尔评论道：“随着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跃入了亚洲的水稻田里。”

两湖（湖南、湖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对此，逃到长沙、武汉的一些豪绅地主造谣诬蔑刚刚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土匪运动”等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也指责农民运动“幼稚”，命令解散农民武装，反对成立农民革命的政权。

为此，毛泽东花了３２天时间，行程近１４００多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乡下，在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广大群众，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做农运工作的同志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向中共中央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正是社会调查这本无字之书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农民根据经济地位的不同分成贫农、中农、富农三个阶层。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贫农是农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对中农，应取团结态度。富农对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也正是社会调查这本无字之书，让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得出了和陈独秀等人截然不同的结论。毛泽东说，农民在几个月里的革命行动，是“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尽管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读农民这本无字之书所做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此，美国作家特里尔又作出了他的评论：“这一次毛干得很漂亮，爱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并不是第一次报道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这一经典著作应该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对于这段农村考察活动的情况，毛泽东始终难忘。

１９４１年９月，他在延安一次会上讲到“关于农村调查”问题时，又作了介绍。他说：

当时，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坚持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曾举行了１００多次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但最后都失败了。实践证明，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道路已行不通。要继续革命，只有另寻他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果断提出，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部队要攻取长沙已不可能。决定率领起义军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进军。

然而，哪里才最适合红军安“家”呢？很显然，无论是马列的书还是孔夫子的书，都找不到答案。毛泽东后来回忆了寻找这一答案的过程：

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１）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２）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３）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４）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５）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辟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

可见，正是社会调查这本无字之书，使毛泽东得出了要在井冈山安“家”的结论。

毛泽东读无字之书时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

１９４１年秋，在边区政府办的农业展览会上，毛泽东找到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就同他聊起来。毛泽东向他了解了农村情况，后来又写信把郝光华请到家里，进一步了解吴家枣园的情况。

有一年，陕甘宁边区一位农民代表，远道而来，到延安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借此机会，向农民代表作了调查。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

我跟他聊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我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他们有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耐心地给他们纠正，又成了他们的先生。有些人光做先生是不好的，结果，一定落在学生后面。

１９５３年８月，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建国后，毛泽东的身份限制了他下去调查研究，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他仍然念念不忘社会调查。为了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他曾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对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为了纠正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经济困难等问题，他曾在１９６１年倡导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身体力行带头多次赴农村调查。就连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探亲归来，他也要抓紧机会询问农村的情况。

他还多次对他的同志们说：“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他还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去跑跑”。

七、“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

治学，必须有虚心、谦逊的态度。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书经》上说：“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告诫人们，只有虚心求教，才能学有长进。

这些话无疑对熟读经书的毛泽东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经常勉励自己，学习不仅要勤奋，而且还要谦虚、谨慎，来不得半点骄傲和自满。

１９１５年９月，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出，只要人家有长处，我愿意虚心请教。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

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７日，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

毛泽东常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分不开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便养成了勤学好问，虚心学习的习惯。青年毛泽东虚心学习，首先是老老实实地向自己的老师求教。

无论是在韶山冲读私塾，还是在长沙第一师范等地求学，只要是教过他的人，毛泽东没有不向他们虚心请教的。尤其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陈昌（陈章甫）等人，经常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去杨昌济先生寓所请教各种问题。他们也常和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先生讨论治学方法，纵论天下大事，交谈自己今后的理想与志向。

新民学会的会员之一张昆弟在日记中谈到了他和毛泽东等人向杨先生求教的情况：

8月22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又谓向吾之理想生活进行，文章誉望，听之后人。又曰，不计较现在之社会。又曰，势力不灭。又曰，渐蓄其力而乍用之。

9月13日。晚饭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余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青年毛泽东与老师互敬、互学、互得，他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除了采取登门求教，或书信往来等方式求教于老师外，毛泽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学有专长或思想进步的人“求学问题”。杨昌济先生的儿子杨开智曾有这么一段回忆：

1916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120华里，来到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有一次，我的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40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柳直荀烈士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问题是毛泽东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他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午亭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回来时跟我父亲谈到了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对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城讲演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地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地拜访、聆教。

船山学社于１９１５年在长沙创办，它是当时湖南一些具有民族思想和忧国忧时的人士讲船山学说的地方，每周公开讲学一次，并办有《船山学报》。对这所名气颇大的讲学场所，毛泽东常邀好友前往听讲讨教。

宫崎寅藏，号白浪滔天，曾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大力协助过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与黄兴等交往甚深。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黄兴不幸在上海病逝，其灵柩葬湖南。１９１７年春，宫崎先生不远波涛万里，由日本亲临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即由毛泽东执笔，特地给这位知名的日本友人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友谊，并诚恳表示希望当面“聆取宏教”。信中写道：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首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藩、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虽说毛泽东未能如愿见到宫崎寅藏，但其虚心求教的精神可见一斑。

毛泽东不但向周围的老师、同窗求教，而且还积极向社会上寻找知己、朋友。１９１５年暑假，他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是毛泽东自己刻蜡板油印的，发到了长沙各学校，信封上写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征友启事发出后，当时在长郡联合中学读书的罗章龙曾回过信。另一个应征者是李立三。罗章龙后来回忆说：

1915年我在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按着启事的内容、地址，我写了一封古典文的信。信的大意是：看见启事后非常感动，希望能见面，约定时间和地方。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不久，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当时的北京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则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校内名流荟萃，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著名人物都在这里活动。

北大的学习条件，校园内的名流与“新风”，对毛泽东这个渴望接受新事物、获得新知识的人来说，犹如鱼儿得水。在北大，他一面刻苦读书，一面拜访名流，聆听指教。

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毛泽东首先向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请教、学习。当时，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但他和毛泽东却谈得很投契。

由于李大钊的热忱帮助，青年毛泽东深受教益。１９１８年１０月，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及时地研读了李大钊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思想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他还充分利用李大钊所搜集到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学习，开始初步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的思想时说：这里，“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除了常向李大钊求教外，毛泽东和新民学会旅京会友还拜访过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并以学会在京会友名义，请他们作报告或解答问题。《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曾有这样的记载：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指蔡元培）陶孟和（社会学家，北大教授）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毛泽东对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文化名人是十分仰慕的，他曾以诚挚的心情向他们求教，或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或得到他们的支持，或受其思想的影响。如毛泽东当时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事，他就与胡适商量过，并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毛泽东告诉会友，他决定不去法国，有可能为不少会员所不理解。其实，他对出洋留学问题有极周密的考虑。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太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可见，毛泽东原来打算出国留学，而突然“决定不去法国”，主要原因是他以为留在国内了解国情，研究国内问题，这对国家民族“更为有利”，但也与胡适的赞同、支持是很有联系的。

毛泽东在第一次去北京的半年中，时间虽短，他和他的会友却接触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拜访了名流，启迪了思想，收获甚丰。

１９２０年５月初，毛泽东第二次离京抵沪期间，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曾回忆说，这次在上海“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青年毛泽东是虚心好学的，因此，他的学识大进，思想也越来越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终于成为我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毛泽东担负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重任后，仍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学习作风。

当他在延安窑洞写作《实践论》时，他写了这样的话来勉励自己，告诫同志：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后来，他还多次指出：“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我们应取这种态度。”他又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因此，对每一个自学者，都必须“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这些话可以是毛泽东治学经验的自我总结，它是科学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延安时期，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利用较为安定的学习环境，研究了不少问题，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政治、学术论文，但他不以“学者”自居，不以“能人”自许，他总是广交朋友，和党内外的能者贤人切磋学问，交流思想。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１９３７年，他刚到延安两个月，毛泽东就写信向他求教，毛泽东从阅读艾思奇著作到探讨学术，酝酿著述，完全是同志式的平等待人，绝不以“领袖”自居，从为艾思奇遍寻图书，到相邀面谈，乃至于登门拜访，更是情意拳拳，寄予厚望，两人之间毫无拘谨与隔膜之感。毛泽东读艾思奇写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后，写了长达１９页的摘录笔记，学习态度之虔诚和认真略见一斑。

他还写信给艾思奇说：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可见，毛泽东求知之恳切。

李达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时，他写了《社会学大纲》一书，毛泽东认真研读了这本书。在延安一次会议上，他向到会的干部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又说：“李达还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此外，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还写了３５００多字的批注。

毛泽东除了和艾思奇、李达一起探讨问题，互相学习外，还和党内外学术界、文艺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通过书信往来，请教一些问题。毛泽东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平等地谈心和交换意见。如在历史学方面，他从何干之对民族史的研究谈到范文澜对经学的批判，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谈到吴晗的《朱元璋传》，他总是虚心向这些专家、学者请教。他曾致信范文澜，推崇范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认为这种清算“必有大益”，“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运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

他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他还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

毛泽东的伟大抱负、远大理想、超人的学识、过人的胆略，与他自己勤学苦读，勇于实践分不开，也与他善于向别人学习，虚心求教密切相连的。

八、经 世 致 用

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藏书家的大有人在，被称之为读书家的也不乏其人，被称之为用书“家”的也不在少数，而把藏书、读书、用书三者汇聚，集于自己一身的，为数并不多。特别是能够把三者结合得很好，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创造了莫大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影响了历史进程，进而成为一代杰出领袖，一代伟人，一代巨星，一代“天骄”的，就更微乎其微了。

而毛泽东却是其中之一，可谓佼佼中之佼佼者。

他在藏书、读书方面，为一般人所不及，在用书方面，更是一般人望尘莫及。

在历史上，这叫“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语言叫理论联系实际，也叫读书与实践结合。

自古以来，人们读书的目的就是多种多样的，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有为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而读书的；有为自己进德修业而读书的；有为消遣或专为生活增加趣味性、知识性而读书的。而毛泽东读书，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中国人民的千秋大业、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读书的。在这种崇高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运用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震惊寰宇的成效。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一生热爱中国的古典文化，但他绝不是信而好古，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的老学究，更不是有的人所指责的什么“封建君王”式的领袖。而是“古籍新解，古为今用”。

毛泽东是将古代文化的精华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积极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他富有极强的历史责任感，他更富有极强的政治责任感。他可以把历史书籍中许多好的观点、语言、典故和历史经验，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著作中、报告中、谈话中。在革命事业实践中的各个方面，都有他读书的成果在闪烁着光芒。例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当谈到灵活不是妄动，妄动应该拒绝的时候，就运用了古人所谓“ 运用之妙，存乎于心” 的典型语句，说：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出的产品。他还从古籍中发掘出许多生动的语言，例如“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兵不厌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任人唯亲”、“任人唯贤”、“实事求是”、“多谋善断”、“审时度势”等，无不赋予新的含义，使之成为表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的概括语言，有的则成为党的生活准则，或作战原则。在毛泽东著作中，运用成语典故就有１１０多处，构成毛泽东理论著述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谈话中、著述里，还常常从古代诗词、歌赋、小说、杂文中信手拈来一些故事、人物等，来说明一些政治、军事、经济和哲学方面的重要问题。例如他拿《战国策》中“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典故，用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来警告国民党反动派：你们发动皖南事变，对全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立即悬崖勒马，改变反共卖国政策，弥补损失也还不算太晚……还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来讲解“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生动活泼，入情入理。５０年代末，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失调的严重错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还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和三国时期曹操批评袁绍的话，来说明做经济工作应该头脑清醒，胆大心细，多思慎行，统筹全局，不然就会犯错误的道理。这些也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还经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观点和故事来说明一些问题。他说：谈《三国》，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在延安时他经常作报告，也多次引用《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借古喻今。１９３６年，他在给当时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信时，就引用《三国演义》说明问题。他说：“……《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借此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又引用《三国演义》中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话，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括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１９５３年，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又引用《三国演义》的故事，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 ，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用这个故事教育人们，要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论资排辈，要看能力，德才兼备。

对中国古典著作的大量涉猎，使毛泽东一生受益匪浅。毛泽东是一个大思想家。当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古为今用的时候，他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吸取了大量优秀遗产，服务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

“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进行这项事业的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最初是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后来是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

美国作家斯图尔特·施拉姆的这段话大体上概括了毛泽东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但毛泽东对外来文化的学习运用，从不采取拿来主义，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而是活学活用，推陈出新，为我所用。他把外国进步的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部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在军事思想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初期的进步倾向和革新精神，对战争本质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对世界军事思想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革命导师恩格斯、列宁都认真研讨过这部军事理论书籍，并给予很高评价。

但由于克氏所处的阶级和时代的限制，书中有些观点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对他的《战争论》就采取了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做法。如克氏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毛泽东赞成并继承了克氏的这个观点，他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他用这个观点解释了抗日战争，又用抗日战争的事实说明这个观点。他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但是——毛泽东又说——战争有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

又如克氏在《战争论》中说：“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毛泽东据此则认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战争论》中论述的——从战争的性质、战争理论，到战略、战斗的具体做法，凡是精华的东西，无不给予积极地肯定和尽可能地应用。

然而，在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上，在对战争指导思想和指导方法上，毛泽东对克氏书中的观点并非完全赞同，而是以马克思军事理论为指针，通过思考和必要的分析批判，而后得出自己的正确观点。

据史料记载，蒋介石也认真地研读过克氏的《战争论》。但两军交战，最终毛泽东所统率的中共军队战胜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其中的奥妙，不能说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地研讨西方军事科学、研讨克氏的《战争论》没有一点关系吧。

毛泽东研讨马列主义，并非为了研读而研读。他所读的马列主义书籍，也并不是比他的同代人如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甚至包括陈独秀、王明等人多。但他注重实践，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是为了更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研读马列的。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是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事实的确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问题，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读书坚持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原则，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似乎目的更加明确，目标更加集中了。这就是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的道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 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否定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观点。但并没有全盘肯定斯大林这本书，他抓住其中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出现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

毛泽东读书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最大成果就是把中国古已有之的“共产主义思想” ——大同世界的思想，同产生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并用马列主义原理去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件了不起的伟大成就。“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其欧洲血统，使它获得了中国的出生证。” 从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或所谓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迫使西方人认清自己的分量，‘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综观人类历史，一切成功人士，且不说19世纪的杰弗逊、富兰克林、林肯、马克思、恩格斯等等，就说在现代的成功人士当中，列宁、甘地、罗斯福、丘吉尔，都是博学多才之士。或者说，他们的杰出领导才能都与他们的博学多才分不开。毛泽东也不例外。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毛泽东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多。他不间断地读书。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也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写过那么多东西。”这是他走向成功的前提。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那种凭借武力占山为王的成功之路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社会，一个人没有知识和智慧，很难获得成功。如果说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的话，那么，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则是一个愚蠢的人，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愚蠢的人也是不可能在知识社会里获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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