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第一章　非学无以广才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7678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毛泽东是深深懂得读书学习的重大意义的。他以顽强的毅力、独特的读书艺术，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渊博精深的学识。

博学多才，既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天生的，毛泽东成功的事迹告诉我们：博学多才的唯一途径来自于学习。

一、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做大事，必须有大本事。要有大本事，就必须努力学习。古人所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是中国近代百年最伟大的成功者。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发愤读书，在学海中遨游，在书山上攀登。他从书本中获得知识，也从书本中增长才干。１９０９年，毛泽东在说服父亲后，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这最后一年的私塾学习，教学方法和内容与以往大不相同，先生以渊博的知识、新颖的思想、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使毛泽东读了不少以往不曾看到过的书，也想了不少问题，思想大为开放，并最终产生了要走出韶山冲的强烈愿望。

1910年秋毛泽东又成功地说服父亲暂时收起让他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的想法，到东山学校去读书。这一决定，对毛泽东的一生无疑具有转折意义。无法想象，如果毛泽东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去做米店伙计的话，毛泽东还是不是日后的毛泽东。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戌以前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旧式私塾只是教授经书之类。东山学堂虽然也教经书，却主要实行“新法教育”，讲授当时作为新学内容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校长李元圃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常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向学生讲一些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欺压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听了，深为祖国的命运而忧虑。

东山学堂有一个藏书楼，毛泽东经常从那里借阅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看到他那么如饥似渴地读历史书，国文教员贺岚冈很是赞赏，感到毛泽东的确不同凡响，贺岚冈还特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是明朝人袁黄依照朱熹《通鉴纲目》体编写的通史。

东山高等小学堂给了毛泽东新的知识，向他展示了一个比韶山冲广阔得多的世界，从而也激起了毛泽东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望，唤起了他更加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要寻求更多的真理，探索更加广阔的世界。

当他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到学堂旁的东台山山顶的时候，只见七级宝塔，高耸入云，极目远眺，万里河山，苍苍茫茫。偏居一隅的东山已经不能容纳他汹涌澎湃的心。毛泽东决定冲出乡关，到长沙去！到一个决然不同于东山的大地方去！

此时，中华大地上已经响起了伟人的脚步声。

１９１１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走出湘潭，跟着东山学堂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冈老师来到了长沙。经贺老师推荐，他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对毛泽东来说，长沙的确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二三十所新学校。毛泽东所崇拜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和唐才常创办的时务学堂就在这里。此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起的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两湖地区，尤其是武汉和长沙正是斗争的最前沿。

毛泽东初到长沙，便被这激荡人心的革命气势所感染。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学了几个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支援武昌起义，为革命尽一份力量，投入长沙革命军，当了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列兵。当兵期间，毛泽东并未放弃学习。新军里士兵每月饷银７元。在这７元之中，毛泽东每月除花２元用在伙食上，以及买水要用些钱外，其余的都用来购买报纸。每天操练以后，一有工夫，他就坐下来看报。他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纸的人。

清帝退位后，人们普遍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当初，毛泽东参加新军的目的就是为支援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既然革命已经成功，毛泽东决定脱离军队，继续念书。１９１２年春，毛泽东谢绝了军队中一些连排长的挽留，离开了兵营，决定继续求学。

在经过许多选择后，毛泽东报考了著名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毛泽东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主张教育为主说，取得了第一名。他当然被录取了。

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的学校。学校的图书馆里，当时京、津、沪、汉有名的报纸，本省的公私报纸，订得相当齐全。毛泽东在择业问题上经过一番选择后，仍然把兴趣放在“革命后的国家大势和民族、人民的命运”上。他经常出入图书馆，翻阅各种报章杂志，研究社会问题。他写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就反映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

据《史记·商君列传》载： 商鞅变法，恐民不信，乃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募民能徙至北门者赐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又下令，能徙者赐五十金。后有一人徙之，即赐五十金，以示不欺。于是，颁布新法，令行于民。毛泽东则从这个故事生发开去，抒发了他对“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原因的感叹。

毛泽东认为，法令是国民谋幸福的工具。法令越好，为老百姓谋取的幸福就愈好。老百姓唯恐不颁布这样的法令，唯恐颁布了而不生效。一旦颁布，必尽全力保护和维持，务使其达到实施完善之目的。政府为了国民而立法，国民岂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

接着，毛泽东又指出，黎民百姓最怕的，是那种打着为民的旗号，实际上并不实行或并不代表人民的法律。这样，“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人民不关心法律，“吾又何怪焉？”毛泽东这里是借古喻今，讽喻当时袁世凯政府并不真正地代表人民。毛泽东已经从当时“共和”的表面，认识到它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和”、“幸福”的实质。

毛泽东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使他的国文老师不禁拍案叫绝。他给这篇文章打了个满分，并在这篇６００字的文章上写上了１５０个字的眉批和总评。评语写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总评是：“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惟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末了，老师又在作文题上写了“传观”二字。

但是，这所学校并没有引起毛泽东多大的兴趣。毛泽东觉得，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呆板。他需要一个能够吸吮更多的知识，让自己的思想自由地纵横驰骋的场所。

国文教员借给他一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毛泽东读了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他退学了。入学一共六个月。

１９１２年７月，毛泽东离开省立中学后，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

湖南省立图书馆位于长沙城里的定王台，又称定王台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居全省之首。毛泽东来到了一个新的学习天地。

他的住处离图书馆有三里地。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走进馆里来，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只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当午餐。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在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严寒季节，坐久了脚冻得发痛，毛泽东除了活动两脚，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书本上。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每读一本书，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一段自学生活时，饶有风趣地说：那时，我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浩瀚的海洋，源自涓涓细流；渊博的知识，在于点滴的积累。

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以及卢梭的《民约论》等，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激励、影响着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还认真地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地理和历史，学习整个世界的地理和历史。他要了解整个世界大势。

年轻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并联系社会实际，比较、分析、研究、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丰富了自己的头脑，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不断提高，思想境界也越来越宽广。

毛泽东后来认为，这一段自学生涯，是他学习历史上“极有价值”的半年。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没有坚持多久，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当时住的湘乡会馆里，不但住着许多学生，同时也住着许多退伍或者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经常和学生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竟爆发了一场战斗。士兵们袭击学生，甚至企图杀死学生，好在毛泽东当时不在现场。

这时，父亲也拒绝供给他生活费用，认为他这样是不务正业，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

毛泽东决心寻找新的住处，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职业。最后，他选择了教育。他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他注意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广告，宣称该学校的好处是：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而且是培养小学教师。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也很快得到了家里的同意。这又是毛泽东确定人生坐标的重要一步。应该说，这一选择，对于他日后的成功是非常关键，又是非常正确的一步。

１９１３年春，２０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校长看到他的作文考卷后，大加赞许，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

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同编入一班。毛泽东先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第八班。全班共有学生３０人。这样，按学制他多读了半年，直到１９１８年暑假才毕业。在一师的求学时间达五年半。

正是这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生生涯，成为毛泽东青年时代风华正茂的岁月，成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跃上新境界的重要时期。因为他把读书看成是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在以后师范学习的五年半时间里，他在文化科学知识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政治思想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脚下，正是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隔江相望的是巍巍的岳麓山；东面，紧靠京广铁路。滔滔江声，隆隆的火车轰鸣，使整个校园沉浸在自然的优美之中，而又时时感受着时代的气息。

它创建于１９０３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其前身是宋代建立的长沙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南轩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一江之隔。朱、张讲学最盛的时候，来听他们讲学的达几千人。所以这里曾是南宋理学盛行的地方。随着南宋的崩溃，盛极一时的城南书院，重又制订学院章程，使城南书院成为湖南最大的书院之一。湘中大儒曾国藩就曾潜修于此。

１９１３年４月，具有近代民主教育思想的孔昭绶担任一师校长。他忠实地贯彻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采用最新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的教育包括德、智、体三方面，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活动”（包括智识及课程教育），且“三育并重”。根据这一方针，一师规定《教养学生之要旨》是：１.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２.陶冶情性，锤炼意志，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富于美感，勇于德行；３.爱国家，尊宪法，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４.独立博爱，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５.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人；６.世界观与人生观为精神教育之本，故宜使学生究心哲理而具高尚之志趣……

为了体现这一方针，学校还规定了校歌、校旗、制服。每当集会的时候，浑雄的校歌声总是在校园的上空激荡：

衡山西，岳麓东， 多材自昔夸熊封。

城南讲学峙其中， 男儿努力，

人可铸，金可熔， 蔚为万夫雄。

丽泽绍高风。

学校还坚持依靠知识分子办学，教师都是博学多才之人。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为实行民本主义教育方针，先后聘请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人，真是学风淳厚，思想新颖，人才济济。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纷纷投考到第一师范，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陈章甫、张昆弟、郭亮、李维汉、萧三，这些后来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许多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献身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当年都出自第一师范，都是青年毛泽东的同窗好友。

虽然，中国的天空，依然混沌、黑暗；但这里，却吹着一股清新的风，聚集着一大批追求新思想的骨干，一批时代的弄潮儿。这是一个崭新的摇篮。

当青年毛泽东进一步寻求真理的时候，正是来到了这样一个摇篮。

在这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老师。毛泽东后来深情地回忆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一直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求知欲非常之强，学习非常用功。

清晨，当东方刚刚露出晨曦，毛泽东便走进了教室。借着窗前的一抹亮光，他开始了自习。上课了，他静静地端坐着。对于那些他认为是有用的课程，他用心地听着，咀嚼着。而对那些他认为枯燥无用的课程，他却并不专心。他的思绪仍然停留在他要研究的问题上。

午饭后，他的去处是阅报室。读报，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他从这里了解社会的动向，天下的大势。这个习惯，后来一直贯穿他一生。

晚自习，他一头钻进自己爱好的书籍中去，寻觅他所要的知识，寻觅人生的真谛。熄灯了，他还在阅览室、走廊上，甚至茶炉旁，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有时在宿舍里读书，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用一个竹筒把灯光罩起来。

为了博览群书，他常常买书。无钱买新书，就到旧书店买旧书，或者借书、抄书。

为了锻炼自己读书的能力，有时，毛泽东故意来到马路边人声嘈杂的地方读书。

为了持之以恒，他根据颜真卿的诗句写了一副对联勉励自己：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读书！读书！读书！！毛泽东贪婪地、刻苦地读着书。

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５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在校颇有奋发踔励之概，从早至晚，读书不休。”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是毛泽东一生中所接受的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正规教育，正是这五年半的学习生活，为毛泽东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也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

有人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口的，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了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毛泽东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在求学之路的一个又一个的岔道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二、“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曾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徐涛说：“毛泽东嗜书成癖，这样说不为过分。很难想象他若一天不看书会成什么样子。不过，更准确地说，似应把书改成‘字’。哪怕是随手拾来的废纸，只要是上面有字，便能吸引他。”徐涛道出了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读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光辉的一生。他确实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毛泽东嗜书与阅读的种种习惯也是从学童起步，慢慢形成的。

１９０７年被父亲强令回家干活后， 求知极旺盛的毛泽东更感觉到了时间的珍贵：白天，再也不属于他了，而属于繁重的农活，偶尔忙里偷闲看会儿书，为此，没少挨父亲的训斥。

有一次，父亲要他到野外去放牛，毛泽东便随身带着书，让牛去吃草，自己却在树荫下看起书来。他被书里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竟忘了放牛的任务。牛跑到人家的菜园里吃了不少菜，等邻居发现后大声喊叫，他才惊醒过来。邻居怒气冲冲地找毛泽东的父亲要求赔偿。为此，父亲非常生气，用许多难听的话来斥责年少的毛泽东。

白天不行，他只能利用晚间了。而晚上的时间，却被黑暗统治着。他要点灯，父亲嫌灯油太贵，又不愿让他看经史以外的“杂书”。他只得偷偷地看。他用被单蒙住窗户不让光线透出。即便在闷热的夏天也是这样，总提着一颗怕被父亲发觉的心——于是，他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在最短的时间里阅读最多的书……

就这样，毛泽东把韶山冲附近的书都借阅完了。于是，他又设法到外婆家去借。至今，韶山纪念馆里还陈列着当年他给表兄的“还书便条”。便条写道：“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外婆家在湘乡县的唐家 ，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近２０华里。为了找书读，毛泽东要翻山越岭，往返４０里去借书，足见其求学精神之刻苦，求知欲望之强烈。

为了读更多的书，学更多的知识，１９１１年，毛泽东来到了省城长沙。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得到良师杨昌济、徐特立等的精心指导，其读书目的更明确，学识亦大进。他读书，不只拘泥于几本教科书，而是博览群书，广泛涉猎。

为了争取多读一些有价值的书，多读一些自己喜爱的书，毛泽东除了抓紧时间苦读外，有时为了研究某些问题，不得不到处找参考书。经济拮据，买不起新书，就到古旧书店买折价书。旧书残缺就将其抄写修裱好，再读。但大量的参考书还是向老师和同学借阅、借抄。

年轻时候由于经济窘迫而养成的借书习惯，毛泽东一直保持着。

建国后，尽管他拥有６万册藏书，但仍然不能满足，经常安排工作人员到图书馆去借书。他有北京图书馆的第一号借书证。他经常与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往。

据不完全统计，进城后到１９６６年９月，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阅的图书达２０００余种，５０００余册。仅１９７４年一年，借阅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书刊就有近６００种，１１００余册。

北京、杭州、上海、武汉、成都、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里，都留有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多读书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动手抄书。他的同学罗学瓒就曾借过毛泽东手抄的《西洋伦理学》７本。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期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介绍新思潮、新学说的西方书籍，他还读了李大钊广泛搜集的许多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书籍。

第一次旅京的五六个月中，毛泽东读了那么多的新书，尤其是读了介绍马克思学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又和不少新文化运动的名流接触，交流了思想。所以，他觉得自己“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毛泽东第二次抵京时，他一边发动组织声援驱逐张敬尧运动，一边想方设法搜集当时能找到的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情况和马列主义的书报，废寝忘食地读着、思考着。黎锦熙回忆说：

我去当时毛泽东在京驻地——平民通讯社所在地福佑寺时，看到毛主席在这里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办公室”设在殿里，办公桌系一个长条香案代替，案上右边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

十几年后，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在这期间读过的书，他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离开韶山冲后，严厉的父亲不可能再来限制他了，但千头万绪的事情却缠上了他，而他，凭借着在故土业已掌握的高效读书法，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在日理万机中偷闲读书——一直到他去世。

书，与他终生为伴；读书，几乎占了他工作以外的全部业余时间。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生活中，虽然战斗频繁，但毛泽东仍苦读、苦学，读书也许是他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放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

因为毛泽东爱书，所以每次红军打下一个县城，他都要嘱咐战士们除了收集报纸外，还要设法收集一批书。他从中挑出一部分有用的，带在身边。

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条件艰苦，按部队规定，连以上干部晚上办公、看书可以用三根灯芯。而毛泽东晚上办公、读书，为节约用油一直坚持用一根灯芯。

至今仍然摆放在井冈山茨坪毛泽东旧居小油灯，让每一个前去参观的人联想到当年他刻苦学习的情景，都会肃然起敬。

毛泽东下苦功读书研究，连斯诺都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不知疲倦地读书研究哲学的情景。他写道：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１９４７年初，当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书大部分被送到黄河东岸。由于转战陕北的途中还要学习，他又亲自开列书单，把部分马列的书和哲学、军事著作从河东运回。这部分书都是他经常翻阅的。其中的《反杜林论》还是１９３１年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长征途中，他分外珍惜，一直带在身边。

从这以后，部队转移到哪里，他就把这些书带到哪里，有的在建国后带进了中南海住所。董必武曾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藏书学习，坚持不懈的良好习惯：

毛泽东的这个习惯，为全党全国人民保护了大笔财富。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大量宝贵资料，都是毛泽东个人保存下来的。进城后，中央机关没有，毛泽东个人有，他保存下来了。

毛泽东对有的同志进城后，浪费时日，把宝贵的时光用在一些打牌、搓麻将上，十分痛心，也十分着急。他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说：

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

他提倡用钉子的“挤”劲和“钻”劲来学习。他曾对周围的同志说过：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他曾对昔日老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爱书、读书的热情丝毫未减。封建王朝时期的“菊香书屋”原本是为皇家园林——中南海增添“风雅”的摆设，但毛泽东住在这里后，这里存放着毛泽东的图书６万余册，“菊香书屋”名副其实地成了书屋。

他的起居室里，除了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几只沙发外，三面靠墙都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沙发之间的茶几上叠放着徐悲鸿等人的书册，宋高宗等人的草书字帖等。卧室里除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只藤椅和一张大的木板床外，环绕四壁的仍是书橱和书架，里面放置的是他经常阅读的马列著作、各种学术专著和线装古籍。桌子上放着夹着书签、折着书角的书籍、工具书、报刊、文件。就连睡觉的床上，一半也被垒起半尺多高的书籍占据着，这一奇特现象，是毛泽东为适应睡前醒后，一翻身就能一伸手就可以拿到所需要的书读，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

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总是兵马未动，书箱先行。

卫士们提前一个小时把他的两个一米见方的大木头箱子送上专列，书箱里装满各种工具书、古典文学、政治书籍以及文件材料。卫士们按照他的书在家里摆放的顺序，将他正在看或准备看的书摆在床上、桌上。他上车后，擦把脸就开始看书。

毛泽东嗜书成癖，读书是他一生之最大快事。他自己也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只要稍有空闲，他就要看书，与人谈书。

１９５７年夏，史学家周谷城应邀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面，两人一起游泳后，毛泽东披起一件睡衣，就拿起汉书和周谷城讨论起来。在北戴河、在长江、在庐山水库、在湘江……毛泽东每次游泳后，或在下水前几乎都要看书。

有一年，正值盛夏季节，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在白天紧张工作后，晚上仍冒着酷热抓紧时间读书。书上的字小看不清楚，只好加大灯光亮度。这样更热了，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向下淌，工作人员给他递过擦汗毛巾，他却幽默地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

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一个会议。在会议的２０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看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推，端起碗就吃，还没等咽下最后一口饭，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

他就是这样抓住吃饭、开会、游泳前后，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一部重刻宋淳熙本《昭明文选》就是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断断续续看完的。

他说，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

７０年代初，毛泽东的体质日渐下降。在最后的几年里，他仍读书不止。他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小字本的看不清，就看大字本的。从１９７３ 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他先后看了几十种大字本书刊。没有大字本的，就用放大镜来看。有一次高烧到３９度多，两三天不吃东西了，站不起来，躺在床上还要看书。

１９７５年７月中旬，毛泽东的眼睛动了手术，一时看不了书，就叫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张玉凤回忆说：她给病重的毛泽东多次读过南北朝的文学家瘐信写的《枯树赋》，毛泽东总是让她慢慢读，他跟着慢慢背。她读几遍，他就背几遍。

眼睛手术后，视力稍有恢复，他就要求和平时一样地看书看文件。医生规定每天只能看１５至３０分钟，这对于像他这样和书有特殊感情的人来说，是远不能满足的。他每天看书学习的时间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医生的规定。有一次，医务人员为了他的健康着想，把他的书拿走了，但当他看到毛泽东那痛苦的表情时，心情十分难受。

为了满足他多看点书的要求，医生只好给他配制了几副眼镜，如右侧卧床时，戴没有右腿的眼镜，左侧卧床时戴没有左腿的眼镜。

就在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已无力说话了，他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书，当他听到满意的内容时，脸上还露出了微微的笑容。

真正是“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句格言。他多次号召广大干部，要养成看书学习的习惯。毛泽东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了。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他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自己生前的诺言。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时代的伟人，当然和他有过人的天分与胆识有关，然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后天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实践。

三、“经书杂书”，相得益彰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向同志们提出：“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如果真的把全党全民族的读书活动称之为一场比赛的话，这场比赛的冠军不是别人，只能是毛泽东！他一生酷爱读书，他究竟读过多少书？读过哪些书？这些问题，恐怕没有人能答得完全。

毛泽东读书是从《三字经》开始的，接着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

他不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学生。老师给他点书，他说，您老人家省得费累，我都能背。老师要他背书，别的学生站得笔直，他却说，老师，您坐着，我也要坐着背。并且每次都能倒背如流。

但他绝对是一位聪颖的学生。他记忆力很强，常常是过目不忘。而且悟性也很好，常能从中领略一些思想。老师出“破题文章”让学生作，毛泽东总是作得相当快，交头卷。

尽管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但事实上，儒家经典对毛泽东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给他的成功方略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６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时，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引用《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他在读《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语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如“良知”、“良能”、“尽心”、“知性”、“养吾浩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对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显然，那时的毛泽东非常希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

１９２０年４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从北京去上海活动，尽管一贫如洗，但还是不避艰苦，绕道山东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瞻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还参观了孔庙附近相传是孔子栽植的树，并且在孔子的弟子颜回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最后还拜诣了孟子的出生地。青年毛泽东对孔孟态度的虔诚，由此可见一斑。

旧式的中国人，人人都经过旧式教育，四书五经的灌输和熏陶，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能够从形式到内容上，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继承的同时，联系中国的现状指出症结，做旧文化的叛逆。所以，周恩来曾经说过：

读古书看你会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的确如此，六年私塾为毛泽东打下了十分深厚的古文功底，使他的知识更广博，使得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尽管１９２０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孔孟的绝对权威被否定了；尽管毛泽东的中晚年，对于孔孟之道基本上是批判态度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默认或者批准了“尊法反儒”，把“批林”与“批孔”结合在一起，但孔孟对他的影响并未消失。作为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地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他最熟悉的莫过于孔孟之书。所以他后来的著述，无论是延安时期的皇皇大著，抑或晚年的即兴讲话，往往还是喜欢征引一些孔孟的话。

少年毛泽东虽然曾一度信奉孔孟的儒学，但从来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盲从。他在私塾读“经书”时，曾偷偷摸摸地看“杂书”，毛泽东回忆说：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０９年，毛泽东辍学在家时，白天参加地里的劳动，晚上尽管很累，仍然挑灯夜读，贪婪地读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杂书”、“闲书”。这引起了父亲的反感。毛顺生希望儿子读的是经书。但是，毛泽东仍然读他的“杂书”、“闲书”。为了躲避父亲，他经常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有时则干脆躲到存放东西的小阁楼上，点起一盏小油灯，悄悄地读，直到深夜。他迷上了这些“杂书”、“闲书”。毛泽东不但自己阅读了，而且还与人津津乐道，在以后的作文、说话时，也常常引用其中的故事或一些原话。

事实表明，这些“杂书”、“闲书”对毛泽东走上成功之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游记》是毛泽东最早看过，而最为其浪漫色彩吸引的一部，这本书当时被当作言神志异的鬼怪故事，然而毛泽东却为之着了迷，他领着一伙看牛顽童，时常在韶山冲的山林里，自编自导自演“孙悟空在花果山” ……

尽管有多种多样复杂的因素，但毛泽东一生中那种浓郁的浪漫气质，对妖魔鬼怪的蔑视与痛恨及毫不留情，乃至于他那神秘莫测的军事艺术，实在与其精心读过的《西游记》有不可忽视的联系。

从个性来说，毛泽东多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的聪明与好动，他的疾恶如仇。如果说，少年的毛泽东还是不成熟的孙悟空，成年以后的毛泽东则是已握有金箍棒、具有巨大威力的孙悟空！他要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

毛泽东认识“造反”是怎么回事，是从《水浒》开始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极让他佩服，虽然在他晚年评水浒时，对《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特别是作者给英雄们指出的“招安”道路十分不满，但他从来没有否定过书中主要的英雄好汉们。可以说，他在还未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他的许多反叛行为是受了这本书鼓舞的，而那种造反精神，却是为其终生所推崇的。

毛泽东之上井冈山，自然非林冲等人上梁山可以相比的，但两者之间的确有相似之处——毛泽东实在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时的毛泽东已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且自己也开始形成一套比较明确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他领导的几次反“围剿”与当年梁山好汉的反“围剿”于情形也就大不相同，他也没有受招安，尽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但败的原因却不在他身上。

后来的历史表明，毛泽东一生对《水浒》都有着特殊的感情。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建议学会会友读《水浒》。参加革命后，他仍然不忘《水浒》。红军要长征了，毛泽东经过简装清理后的行李中仍然保留着一套《水浒》。在延安，他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平剧即京剧，当时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杨绍萱（曾担任院长）《逼上梁山》后，十分高兴，致信该剧编导，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从此旧剧获得了新生面”，向他们表示祝贺。直到晚年，他仍然关注对《水浒》的评价，慨叹农民起义领袖，因为不反对天子，结果受了招安。

应该说，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对《水浒传》的关注，表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他少年时代的“喜欢”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但他少年时代对农民造反精神的“喜欢”，正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也对他以后的思想性格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读过的第一部“军事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以“兵书”的形式深远地影响了毛泽东。这部“兵书”中，形象地再现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例，闪烁着智慧与艺术之光，尤其是孔明与周瑜的用兵技巧，无疑深为毛泽东信服而在自己的用兵中有意无意地运用了。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内涵很深，《三国演义》无疑对这种艺术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由《西游记》中幻想式的驱魔灭妖英雄孙悟空，到《水浒》里逼上梁山的众多好汉，再到《三国演义》的中原大逐鹿，似乎也可联系到毛泽东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生活轨迹……

可谓是“经书杂书”，相得益彰。

在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喜欢的是社会科学。他需要的是探讨社会、人生的书。

起初，他大量地研读中国的古籍，包括历史和地理。

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５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十分赞赏康有为、梁启超的治学方法，说：“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跨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显然，毛泽东把精通国学作为奇杰的条件之一来看待的。

中华民族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毛泽东决心遍览中国古籍，以便从历史的治乱之迹中，寻求于今适用的道理。

对于地理，毛泽东也很有兴趣。他说：“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间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毛泽东是把地理和政治、军事、文化紧密联系到一起来看待的，从而表现了他在观察问题时独具慧眼，也为他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运筹帷幄创造了条件。

从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１６年，毛泽东读书的重点是中国历史典籍。除了课堂上国文、修身、历史、地理课接触到的以外，他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古书。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的王船山、谭嗣同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研读。一部二十四史，他是利用两个学期晚上的时间读完的。《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的许多文章，他读得很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也读得十分认真。即使是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报章上的史地文章，他也多方搜集。

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讲堂录》，是毛泽东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至１２月的听课笔记，也包括一些读书笔记，共47页一万多字。笔记所及，有外国的人和事，如拿破仑、恺撒、福泽渝吉、牛顿、富兰克林等，但大部分是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典籍记载的人物。从殷周的伊尹、周公、孙武、孔子、孟轲，秦汉的张良、司马迁、严光，唐宋的李白、杜甫、范仲淹、朱熹、程颢、程颐、张载、周敦颐、郑樵等，到明清的王船山、侯朝宗、魏禧等共百余人；涉及的古文典籍有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和著作。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中，为《讲堂录》作注２０５条，绝大部分是注释毛泽东笔记中提到的古文献和历史人物。

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９日，毛泽东致萧子升一信，说：“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二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在这里，毛泽东把这７７种书开列出来，作为做学问必读之书，说明他对中国古籍的熟悉程度和意义的认识已非同一般。第二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引用了许多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人和事作为立论的根据。一篇论文，总计从《论语》、《礼记》、《孟子》、《庄子》、《中庸》、《韩昌黎全集》、《史记》等书中，引用典故诗文约２０条，涉及中国古代人物１６人。

１９１７年以后，毛泽东读书的重点转向了哲学和伦理学，大量地读有关哲学、伦理学方面的书。

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阅读的范围更广了。

他主要阅读的是马列的书。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一个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首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列宁所以“比活着的人更富于生命”，所以具有“卓绝天赋和真正是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修养”，所以被称为“在他同时代的一切伟大人物中间最有天才”的人物，一句话，他所以成为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天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最主要的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超乎寻常的、认真刻苦的学习、探讨与实践。

毛泽东学习了列宁的榜样，也像列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那样，一生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并同样像列宁那样产生了惊天动地的研读结果，像列宁开辟了苏联的未来那样，开辟了中国的未来。当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阅读马列主义的兴趣更浓厚了，阶级责任感更强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是他百看不厌，常读常新的书籍。

他读的中国文史书籍，数量甚多，功力极深。他不仅对《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内容娴熟，分析透彻，频繁引用；就是对浩繁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也都细心扎实地读过。

一部４０００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通读并作了大量圈、画和批注。对中国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的《四部备要》，毛泽东也读了部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和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阅读。

经、史、子、集，甚至野史、传记、游记、民间传说，他无所不读，无一不通。以史为镜，能见兴衰。毛泽东从历史的大海里吸收智慧养料，用于治国安邦，平定天下。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历来是重视的。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他还说：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又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尽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把它称为补课。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阅读了《天演论》、《物种起源》等书，直到晚年还阅读这些书。延安时期，毛泽东收藏、阅读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就有汤姆生写的《科学大纲》，普朗克写的《科学到何处去》，秦斯写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写的《物理世界的本质》等。

毛泽东极善于把从哲学领域中学习研究得来的成果，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即用唯物论辩证法来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问题。

当他看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观念》一文，极力赞赏坂田先生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他说：世界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可以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

在此之前，即在１９５５年１月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唯物论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过质子、中子还应该是可分的科学见解。

中外物理学家们的科学试验与研究，显示发现了夸克的存在，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对的。物理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肖认为，这个预见，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所以，１９７７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术讨论会上，他提议把比夸克和轻子更为基本的东西称为“毛粒子”，即“毛泽东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并证明这是“哲学的最高荣誉”。

毛泽东还坚持学习英语。一部１９５３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矛盾论》，上面留下了许多毛泽东用粗重笔迹写下的英文生字、词组，有的单词上面还注有音标。在目录的最后，毛泽东亲笔写着阅读日期：“１９５６，１０初读”，“１９５９，１０，３１重读”，“１９６１，９”。

他还仔细阅读过英文版的《实践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有关形式逻辑的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教材》以及《北京周报》等，也有他读过的手迹。

“知识就是力量”。只有掌握了知识、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才具有时代弄潮儿的气魄和胆识，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是毛泽东走上成功的经验总结。丰富的文化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使毛泽东看问题比别人更高明，分析问题较他人更透彻，他写文章更具有理论震撼力，他的演说既风趣幽默，又有巨大的号召力……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总结说，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是毛泽东能够战胜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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