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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容蔡京为非作歹
书名： 中国皇帝全传：宋徽宗赵佶那些事儿 作者： 于立文 本章字数： 2503 更新时间： 2024-06-24 13:40:25

上回我们说到，蔡京靠童贯帮助再次被起用，甚至步步高升，成为朝廷中一时无两的大人物。自古以来，奸佞得志，便意味着忠良遭殃。

蔡京走马上任后，徽宗便下诏禁止元祐法，同时在尚书省设立讲议司。为的是要绍述神宗大业。徽宗以往下诏书，尽量中庸平和，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把元祐期间的政治措施抨击得一无是处，措辞之严厉，态度之蛮横，同以往的谦抑与温和判若两人。

这道诏书是在蔡京操纵下炮制出来的。诏书指责哲宗在位时期民生维艰，商旅不通，官吏寡廉鲜耻，民风浅薄，赋税不均，奢靡严重，稍微遇到饥荒，百姓便流离失所。诏书中所指的也许都是事实，但北宋积贫积弱已久，把这些积弊全都算在哲宗头上，实在不公允。不过，问题的症结并非在此。蔡京的本意并非与哲宗过不去，目的在于整肃仍然活跃在政坛上的哲宗朝旧臣，置他们于死地，这才是这道诏书的真正目的。

至于那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地讲议司，则是仿照神宗熙宁年间设置条例司的旧例设立的。讲议司的主官叫提举，由宰相蔡京兼任。徽宗设立讲议司，本意是讲议熙、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欲行而未行之事。然而，这个机构却成了蔡京排挤异己、陷害忠良的工具。蔡京托绍述之名钳制天子，任用亲信吴厚居、范致虚等人为幕属，将朝廷政治、经济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颁发的政令不许台谏封驳议论，强行推向全国。

蔡京是一个睚眦必报之人，他凭借手中的权力，把与他有个人恩怨或意见相左的人悉数定成了元祐奸党，并亲自议定了一份名单，总共一百二十人。这些所谓的元祐奸党中：

文臣执政官二十五名，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韩忠彦、李清臣、刘奉世、王岩叟、苏辙、范纯礼、陆佃等均在其中。

曾任侍制以上的官员三十五名，苏轼、范祖禹、刘安世、曾肇、邹浩等人榜上有名。

余官四十八人，程颐、晃补之、黄庭坚、李格非（词人李清照之父）、司马康（司马光之子）、秦观、吕希哲、任伯雨、陈瓘、龚夬等在劫难逃。此外还有内官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

徽宗以他那优雅高超的书法艺术，先后两次亲笔书写“元祐党人碑”，刻石立在皇宫的端礼门和文德殿的东壁之上，用以昭示天下。如此一来，朝中的精英以及那些算不上精英但与蔡有过节的人，都被戴上了“奸党”的帽子。

事实上，所谓奸党的人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如王安石的学生陆佃根本就不是旧党。只是要正人君子，与蔡京冰炭不同炉，自然难逃厄运。章惇、曾布虽然心地褊狭，品质恶劣，但和元祐党人毫不相干，只因与蔡京见解不合，也被列入元祐党籍。

又如曾任宰相的张商英，哲宗朝曾反对变更新法，上疏攻击司马光、吕公著等，只因与蔡京政见不合，也被列入元祐党籍，贬出朝廷。

总之，元祐党籍是蔡京迫害异己的撒手锏，他随手掷给你一顶元祐党籍的帽子，就足以使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蔡京刊立党人碑后，又将元符末年，因日食求直言时上书的几百人全部清查出来，将他们定为邪上、邪中、邪下三个等级。

以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数加以升官嘉奖。范柔中以下五百多人定为邪等，无一例外地都被降官，以示惩罚。尽管如此，心肠歹毒的蔡京仍嫌株连不够，又向徽宗提出惩办那些要求恢复元祐旧法之人。徽宗自然应允，于是刘奉世等二十七人被罢了俸禄。

按照宋代规定，大臣罢官之后，让他们去管理道教宫观，没有具体职掌，只领取俸禄，称之为“祠禄”。如今连这一点微薄的待遇都要取消了。同时又命令他们分散在各州居住，规定这些人不得居住在同一个州，以防串通滋事。

这些人多是皤皤老翁，长期遭受迫害，困顿潦倒，生活拮据，现在又以戴罪之身，挈妇将雏，飘零天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著名词人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就在这一行列中。涉及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较之章惇当年的疯狂报复，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看不惯这种做法，写了一首小词讥讽说：

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来胡道，人人投献治安书，比洛阳年少。自讼镌官差岳庙，却一齐塌了。误人多事，误人多少！

崇宁二年，即1103年，这年正月，一些奉承蔡京的小人唯恐天下不乱，上书徽宗，说竖立在端礼门和文德殿的元祐党人碑，距京师近在咫尺的陈州竟不知情，更何况边远之地，应由朝廷下诏，将端礼门御书石碑上的“奸党”姓名下发给外路州军，立石刊记，以传示万世。

徽宗不假思索，欣然应允，交由蔡京办理。蔡京亲自书元祐党人姓名，颁发到各郡县，命令各地将这些名字刻在石碑上。

长安官府接到立石的命令，不敢怠慢，立即召一个叫安民的石匠刻碑。安民看过党人姓名后说：“小匠不晓得朝廷刻石的意思，但听得司马相公这个人，海内都称道他正直忠良，如今却把他列作奸党首领，小匠不忍奉命刻石。”

长官怒道：“你一个小小的石匠，能够辨别朝廷上谁是忠谁是奸吗？

安民对答道：“并不是小人能辨别朝廷的忠奸，不过像司马相公爱国爱民的赤心，天下之人，妇孺皆知。举世都识为忠，朝廷独指为奸，怎能叫小人不疑心呢？

“越发胡说了！”长官大喝道，“这是朝廷的命令，我尚不敢违抗，你是什么人，竟敢违抗朝廷之命吗？

石匠安民愣在当场，不敢出声。

“刻，便是活，不刻，立即乱棒打死，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小人愿刻。”安民跪在地上，哭着说，“但求大人答应小匠一件事。”

“什么事？”

“小人刻碑不留名。”

原来，石匠行当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所刻的石碑上，要刻上刻碑人的名字。安民不想将自己刻党人碑的罪恶之名流传后世，故以不留名的方式对蔡京一伙提出抗议。

九江有一碑工名叫李仲宁，镌刻技术精湛，偶与诗人黄庭坚相识，黄庭坚为他所居之处题了“琢玉坊”的匾额，李钟宁珍如拱璧。朝廷诏令州郡刻元祐党人碑时，他也被征去刻碑。他见“奸党”名单中有黄庭坚之名，便对州军长官说：“小人以前家庭贫穷，只因刊刻苏内翰（苏轼）、黄学士（黄庭坚）诗词，来买的人越来越多，小人一家才得以饱暖，如今说他们是奸党并要镌刻石上，小人实在不忍下手。”

州郡长官是个正直的官员，感慨地说，想不到一个乡野村夫，竟有这等超凡脱俗的见解，真是难能可贵。于是馈赠以酒，并答应了他的请求。

安民、李仲宁这些贫贱乡民深明大义，与那些饱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却卖身求荣投靠权贵的士大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下来，蔡京还会用哪些行为来陷害、打击自己的对手呢？宋徽宗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下面的故事更精彩，就让我为您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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