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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朝堂上的平衡
书名： 中国皇帝全传：宋徽宗赵佶那些事儿 作者： 于立文 本章字数： 2786 更新时间： 2024-06-24 13:40:25

驱逐了奸佞，为任用贤良铺平了道路。徽宗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祐诸臣。首先起用的是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哲宗朝宰相范纯仁。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惇等人的迫害，于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被贬往岭南，安置在永州。

范纯仁自忖生死未卜，客死异乡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忽然接到新天子的勖勉慰问，不禁有绝处逢生、恍如隔世之感，在赴邓州途中，徽宗又拜范纯仁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两个职务虽然都是虚职，但观文殿大学士可备天子顾问，京城的宫观使照例都是宰执出任。

新天子的恩宠，让范纯仁感激涕零。接着，徽宗又派人赐药，催范纯仁入朝觐见。这种吐哺握发、求贤若渴的举动，得到朝野一片赞誉。可惜这位年过古稀的老宰相疾病缠身，回京后很难正常工作。徽宗便批准范纯仁退休在家养老，每次见到辅臣，都要问候范纯仁的情况，并对人说：“范纯仁，得识一面足矣！

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坛领袖苏轼也获得平反昭雪。可惜天不为宋主留人才，苏轼平反昭雪后，病死在回京的途中。

徽宗得知苏轼病死途中，感慨地说：“苏轼作文，好像行云流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当今的奇才啊！召他进京，就是要让他为朝廷效力，不想却溘然长逝，让人痛惜啊！

除了范纯仁、苏轼外，其他很多蒙冤大臣，也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在韩忠彦的倡议下，已故的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王珪、吕大防、刘挚、梁焘等三十三人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原有官职。这些棘手的公案已经沉积多年，徽宗举重若轻，一一妥善解决，表现出了一个年轻天子的才干。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一位从谏如流的一代明君，徽宗即位之初，也想成为一代明君：开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爱民如子。他在纳谏上并不比李世民逊色。一次，徽宗闲暇之余在宫中放风筝，一阵大风吹过来，刮断了风筝线，风筝落入附近百姓家，百姓见是宫中之物，惊恐不已。

曾布在徽宗面前提到这件事，徽宗支支吾吾地说：“不会有这种事吧！或许是民间误传，待查明之后再说。”

曾布见状说道：“陛下刚即位，朝政之暇，偶尔为戏，未尝不可，怕的是有了差错，不敢承认，还要诿过臣下，不但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有损圣德啊！

徽宗自知理亏，只得承认。

徽宗喜欢大兴土木，修葺殿堂，宰相张商英屡次进谏，请求罢掉这些不急之务。一次，徽宗命人修葺升平楼，但又担心张商英进谏，于是吩咐监工，如果张商英经过此处，赶快把匠人藏起来，不要让他发现了。作为一国之君，修建楼堂馆所，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却要躲开宰相的监督，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天子从谏，臣子才敢于直言。政和初年，右正言陈禾铁骨铮铮，敢于直言。徽宗知其耿直，下诏升任陈禾为给事中。当时宦官童贯、黄经臣等人倚恃徽宗的宠幸，胡作非为，朝野中人为之侧目，但都是敢怒不敢言。

陈禾赴任之前，对左右说：“我担任右正言之职，就该直言相谏，一旦改任给事中，便不是言官，卸任之前，一定要尽忠直言。”于是不待徽宗宣召，便上殿面君，力陈汉、唐之世宠任宦官，造成大权旁落、社稷覆亡的历史教训。今天宠任宦官，他日定会有不测之祸，恳请陛下留意，防患于未然。

徽宗饥肠辘辘，实在有些不耐，拂袖而起说：“朕饿了，改日再说吧！

陈禾意犹未尽，一把拽住徽宗的衣服说：“陛下再忍耐片刻，容臣把话说完。”徽宗只得重新坐下来。

徽宗为端王的时候，虽然醉心于笔墨、丹青、琴棋书画，来往于烟花柳巷，对朝廷的政事并不怎么关心，但他毕竟是宗室一分子，在那个圈子里生活，耳闻目睹，对朝廷的事情还是略知一二。在哲宗朝，无论是宣仁圣烈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司马光搞的“元祐更化”，还是哲宗亲政时期章惇搞的“绍圣绍述”，实际上都是搞窝里斗，朝臣的精力都在内耗中消失，做皇帝的精力也都花在调解各种各样的矛盾之中。

对于徽宗来说，最大的历史遗案，便是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力变法，确实使国家富强起来，但因此也得罪了不少朝中元老，以致变法、废法，一直成为贯穿神宗以后宋朝的大问题。在徽宗的鼓励下，上疏言事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议论得最多的问题便是对神宗、哲宗时变法、废法的评价上。

一种议论认为，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图强，但元祐年间，司马光反其道而行之，更改熙宁、元丰之政，使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境地。以后虽有绍圣“绍述”，推翻了元祐之政，但终因积重难返，神宗时的法度已破坏殆尽。新朝如果欲大有作为，必须尽去元祐党人，弃旧图新。

一种看法则是针锋相对，认为祖宗之法本已很完善，只需萧规曹随即可，不必节外生枝。司马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使宋室江山转危为安。后来又有绍圣之变，导致国穷民困，政令不举。当务之急是起用元祐旧臣，贬逐主张绍述的大臣。

还有一种观点是不必持门户之见，无论是元丰党人，还是元祐党人，都应因才取用，不可扬此抑彼，这一说法虽有调和之嫌，无疑是正确的。

年轻的徽宗陷入了深思，到底接受哪一种意见，他一时拿不定主意。神宗皇帝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是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向来手足情深，自己的帝位就是承袭他的，如果初即位便驱逐先朝老臣，更改法度，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好说。他仔细阅读奏疏，觉得无论是否定元丰党人还是去尽元祐党人，似乎都有失偏颇，都有以偏概全之嫌，倒是屏退门户之见的建议，打动了他的心。

恰在此时，范纯仁病死家中，弥留之际，他向徽宗上了一道遗表，恳请天子不要理会所谓的朋党之争，应该观察某人是否正直，从而披抉幽隐，发现人才。遗表由范纯仁口述，由他的儿子转呈徽宗。

徽宗的目光停留在遗表上，凝视不动，思绪万千。所谓不要理会朋党之争，不就是要不偏不倚，公平用人吗？范纯仁是当年元祐党的领袖，在政坛上曾经大起大落，临终还能如此捐弃成见，一心为国，其心可嘉。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徽宗于元符三年，即1110年向全国发布一道诏书，表明自己对元丰、元祐两党之争的态度。大意是说，对于军国大政和用人标准，对于元丰、元祐不会有区别，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用，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得以休养生息。应该说，这道诏书是徽宗在位期间所下的诏书中最有分量、最值得肯定的，可谓痛快淋漓，大快朵颐！

很显然，徽宗想谋求一个在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平衡点，使两党能够和平相处。诏书刚颁布一个月，便将“元符”年号改为“建中”，意思是不偏不倚，新党旧党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好兄弟，又因为“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不能重复，特地在“建中”二字后面添加“靖国”二字，即为“建中靖国”。“靖国”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安定和谐的国家，立意不可谓不善。

徽宗刚刚即位，如此除旧布新，去奸佞，任贤良，开言路，纳忠言，俨然一个中兴天子的形象。如果能持之以恒，不改初衷，北宋的兴旺发达必将大有希望。可惜的是，徽宗的新政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大跌眼镜。那么，宋徽宗究竟做了什么事情，让人大吃一惊呢？下面的故事更精彩，就让我为您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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