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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保障
书名： 志愿军朝鲜战斗实录 作者： 刘亮，李奎，周广双，台运真等 本章字数： 9807 更新时间： 2024-06-24 13:39:47

为了解决后勤困难，中央军委和政务院从全国、全军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和司机，为此，毛泽东亲自在电报文稿上批示：“此事急如星火！”

周恩来说：外国的军事家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

志愿军各兵团领导都赶来参加会议，大家异口同声：千条万条，运输是第一条。如果有吃的、有弹药，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毛泽东指示东北局负责后勤

1950年7月22日，周恩来与聂荣臻、刘亚楼研究后，与聂荣臻联名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肖、肖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

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

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是否可行，请主席批示，以便及早布置。

7月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7月26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成立东北军区后勤部，统一组织东北军区和边防军的后勤工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志愿军第一次跨国作战，军需给养问题，自然成为首要问题。

为此，毛泽东做出了“急如星火”的指示：

要迅速成立朝鲜战争的后方保障供给基地，确定一位能担负此职的“粮草官”。

选拔担任此要职人员的任务给了聂荣臻。

聂荣臻从全军的后勤领导干部中，选中了李聚奎。因此，当聂荣臻将李聚奎的名字报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大笔一挥，命令发出了!。

李聚奎自此成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张明远为后勤部政委，抽调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杜者衡为后勤部副部长。

当时东北军区没有后勤机关，后勤干部很少，力量薄弱。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中央军委和政务院从全国、全军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和司机。

志愿军出国作战，就后勤供应而言，过去在国内打仗，作战物资是就地筹措，可以取之于民、取之于敌,可这次全部作战物资都要从国内运过去，要做到这一点，在敌人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情况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敌军狂轰滥炸、昼夜封锁，破坏我方的后勤供应，使志愿军的口粮及副食供应难以及时得到保证。即便后勤供应保障跟上了，部队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因为敌机随时可能来搜寻目标，加之战事紧张，指战员们日夜与敌人作战，常常没有时间做饭。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解决指战员的饮食问题呢？

什么样的食品才能既便于保存携带，又随时能够方便食用呢？

志愿军指战员的干粮问题就成了牵动战、勤各位首长的一个大问题。

李聚奎忽然想到老百姓制作的一种炒面，炒面的特点是食用方便，易于保存，这正符合目前志愿军作战的需要，于是他建议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和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用炒面来做志愿军指战员的野战方便食品。

李聚奎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按照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的成份生产加工一批样品，这些混合的粮食经炒熟、磨碎后，再加入0.5%的食盐，就成了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

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有炊烟暴露目标，又食用方便，颇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炒面样品在前线部队试用后效果很好。

彭德怀让洪学智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

送来干粮样品，磨成面放盐。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每月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

根据概算，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900万斤，东北地区可解决5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

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同时还在百忙之中，亲自与机关的同志一起动手炒面。

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

于是，很快出现了后方“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炒炒面”；前方“一把炒面一把雪，夺取战斗新胜利”的动人场面。

仅仅20多天，首批400万斤炒面就送到了前线，送到了志愿军指战员手中，炒面伴随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10月8日上午，彭德怀与高岗，以及翻译毛岸英等人乘飞机抵达沈阳。

下午，彭德怀和高岗召开东北局和东北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紧急会议。

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了部队入朝作战的后勤供应问题。

中央决定东北地区要全力以赴支援志愿军作战。希望我们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同志认真研究部署，把各项保障工作务必落到实处，这是关系到志愿军出国作战成败的关键问题。

10月17日早晨，彭德怀、高岗再次召开东北局和东北军区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志愿军的后勤供应等问题，张秀山和张明远等参加了会议。

在东北局会议上，张秀山提出：

先从各县紧急抽调一批县长、县委书记以及一批干部，去组建后勤兵站，并到朝鲜去组织建立后勤分部。军区人员不够可从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机关以及各省抽调一些负责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东北局常委会同意了张秀山的意见。

在此期间，先后抽调6名东北局委员、4名东北人民政府部长及数名省级干部等，充实到军区后勤保障工作中。

以后，中央军委陆续从全国抽调来了一批批后勤工作人员，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后勤分部。

1950年11月下旬，高岗和张明远去朝鲜，与彭德怀等一起研究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并向中央提出：

仅靠东北军区后勤部门已不能满足朝鲜战场的需要，决定建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由洪学智和邓华分别任司令员和政委，所需干部由东北局负责调配，并决定把九兵团的后勤部扩建为第四分部。

1951年1月4日，周恩来在与高岗、李富春等反复研究后，认为可以组成以周纯全为部长、李聚奎为第一政委、张明远为第二政委的东北军区后勤部领导机构。

为此特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征求他们的意见，同时请他们决定：

在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受志司指挥，归东北军区后勤部管理。

1951年1月底，第四次战役打响后，前方供应很困难，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到金化志愿军司令部了解供应情况。当时东北军区后勤部离前线很远，只有一个指挥所，力量太单薄，适应不了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需要。

2月25日，周恩来与彭德怀共同召集中央军委总部负责人开会，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召开，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彭德怀首先介绍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中物资、生活、兵员等各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他希望国内军队和地方都要全力支援。

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做出重要决定：

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国内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此后，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暂解了志愿军断粮之苦。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的支援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4月6日，志愿军党委在金化郡上甘岭召开第五次常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号召各兵团、各军和后勤部门，必须尽最大努力，扎扎实实做好后期保障工作。

特别是粮食弹药，不可疏忽大意。彭德怀指出：

对于后勤工作，再三重复一句，要特别认真，对东线五个军的粮食供应，如果一天没有饭吃，再好的计划都完了。如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

彭德怀讲话以后，洪学智就战役的后勤保障发了言。洪学智说：

第三、四次战役，我志愿军只有六七个军，还打了胜仗。这次增加到14个军，炮兵由4个师增加到11个师，工兵增加到9个团，还有4个坦克团第一次参战，志愿军的兵力成倍增加，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完全有力量打一个大胜仗。同时，由于部队数量增加，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难度也增大了。到4月初，志愿军已屯积粮食3000万斤，弹药3至5个基数，但就怕到时运不到第一线，战士们吃不上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洪学智要求后勤部门和各部队都要努力改进运输，加紧屯积粮弹、汽油等物资。

战役发起时，各参战部队自带5天干粮，另由各后勤分部准备5天干粮，随部队跟进。

同时需用一切努力，克服南进时300公里无粮区的困难，使部队能不断获得粮食、弹药供应。

即便如此，在东北军区后勤部人员如此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几经努力，还是出现供应不足问题。

彭德怀提议成立后勤司令部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开始后不久，正在检查工作的洪学智接到彭德怀的电话，要他马上赶到志愿军司令部。

洪学智刚走进彭德怀的办公室，彭德怀就大声说：“老洪，你马上回国。”

“回国？”洪学智怔了。

“党中央和军委对后勤工作都很关心，你回去向总理汇报一下我们前线后方的供应情况。”

回到北京，洪学智先到帅府园中央军委的驻地报到。聂荣臻代总长对他说：“周总理正等着你呢，快去吧！”

当时，洪学智穿着志愿军的单军装，由于日夜兼程，浑身泥污，他当时也顾不了许多，就急急忙忙赶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已经站在门口等洪学智了。洪学智向他敬了军礼。

周恩来紧紧握住洪学智的手说：“洪学智同志，你一路辛苦了！”

洪学智说：“周总理辛苦！”

周恩来让他坐下，关切地问：“前线作战情况怎么样？”

洪学智向周恩来简要地汇报了前线的基本情况，然后说：几次战役打下来，我们吃亏就吃在没有制空权，敌机的轰炸破坏使我军遭到了极大损失。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脚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炸弹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的行动。

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疯狂到了极点。但是我们没想到，在他们的海空优势下，我们却打到了三八线。美军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吃败仗。不过，志愿军要想不吃亏，就得研究对付敌机轰炸的办法。”

洪学智说：“志愿军司令部在后方的支援下，已经加强了高炮部队，并已在关键点上增设了防空哨。现在我军主要是靠勇敢精神。比如运输车遇到敌机轰炸时，有的就开足马力，猛跑一阵，带起数百米的尘土，搞得敌人不知是怎么回事，惊呼共军的汽车施放了烟幕弹。”

周恩来笑了，他说：“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打掉了恐美病。同志们付出了鲜血，但教育了5亿人。”

说到这儿，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美国会不会登陆中国？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是前线我方胜利越大，登陆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前线一定要打好。中央军委考虑，要尽快出动飞机，当然，我们的飞机有限，只能给敌机造成一点混乱，振奋一下士气。”

洪学智说：“前线将士都盼望我军出动飞机。”

周恩来说：“中国有飞机，许多与我国有伟大友谊的国家有飞机，但飞机参战还不是时候，这个你当副司令的应该是很清楚的。”

洪学智一想确实如此，飞机要吃汽油。如果用朝鲜战场现有的运输力量来供应，就是把一切军需弹药都停运，也不见得行呀，后方供应制约着战役的规模，这一点也不假。

周恩来还问了不少战场上的细节问题。又问：“供应主要是什么问题？”

洪学智汇报说：“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公路运输线长达数百公里。第三次战役时，前面兵站与后面的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间空虚，前后脱节。另外，后勤高度分散，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通讯系统，常常联络不上。”

周恩来说：“所以，外国的军事家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

洪学智说：“军委的决策太正确了。后勤现存的主要问题是供应不及时。第三次战役，部队是在挨饿受冻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如果供应得好，胜利会更大。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周恩来神情严肃地听着，点着头，不时地用铅笔在纸上写几个字。

洪学智接着说：“现在敌人参战的飞机已由1000多架增到了2000多架，并由普遍轰炸转向破坏我运输线。特别是凝固汽油弹对我地面仓库、设施危害最大。敌人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我后方指示目标轰炸。”

“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的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十七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

周恩来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十分严峻的神情。

洪学智又说：“我们志愿军也采取了些积极预防措施。每次战役发起前，除汽车装满、马车装足外，人员还加大携带量，一个战士携行量达六七十斤。在部队运动迅速、供应困难、后勤跟进不及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线作战部队生存和战斗的必要保障手段。”

周恩来说：“我们的战士辛苦了。”

洪学智说：“战士虽然苦一点，但感到还是这样保险一些。”

周恩来问：“听说美军常常把丢弃的作战物资炸毁呀?”

“是这样的，所以在前线，取之于敌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志愿军采取的第三条措施就是与朝鲜政府协商，开展就地借粮。”

“这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吧?”

“可以。但是在三八线以南至三七线一段地域，不行。这里原为敌人占领，经过敌人反复搜刮，而且当地人民对志愿军也不了解，就地筹措非常困难。形成了300公里的无粮区。”

周恩来焦急地问：“对此，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没有?”

我说：“采取了。彭总让尽量想办法解决。我们主要是改进运输方法，组织多线运输，并由成连成排运输，改为分散运输跑单车。另外，实行分段包运制。这样各汽车部队可以熟悉本段敌机活动规律和道路情况。再就是在沿线挖掘供汽车隐蔽的掩体，这可以减少人员、车辆的损失。”

周恩来问：“这样做有效吗?”

洪学智说：“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周恩来说：“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后方供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美帝国主义者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扬言去年’圣诞节’就结束朝鲜战争。事实上，不但没结束，我军反而打到了三七线。我们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有海空优势、装备先进的美国，这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很大的鼓舞。对世界各国人民反帝斗争也是很大的支援。过去，美国南北战争时，北美的装备比南美差，也是北美打败南美。我分析美国不敢在中国大陆登陆。英法怕扩大战争，说：‘进攻中国就是战略上失败。’我们同朝鲜人民一道，克服困难，不怕牺牲，一定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

洪学智回朝鲜后，中央军委对这种情况十分重视。专门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空军司令刘亚楼和炮兵司令陈锡联等同志到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具体了解后勤困难，研究如何加强对志愿军后勤的支持，如何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建设。

彭德怀对杨立三、张令彬、刘亚楼、陈锡联说：

“现在最困难、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就是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强后勤建设。而当务之急呢，就是要迅速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好解决!这个问题我4月份已让洪学智向周总理反映了，现在我再反映一下。”

1951年5月3日，志愿军党委在全面总结战略反攻阶段后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洪学智起草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指示充分肯定了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

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是对于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必须认识到在敌人掌握了制空权，我军车辆又不够，而百万大军包括大炮、坦克、工兵等等，一切物资都需从国内运来的情况下，后勤工作是极为困难复杂的，没有全军的协助，仅仅依靠后勤部门同志的努力，要完成此种艰巨任务那是不可能的。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

不久，志愿军党委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上报军委后，军委很快批准了。

1951年5月19日，为了加强对志愿军后勤领导，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决定：

1、立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

2、志愿军后方司令部，直接受志愿军首长领导；

3、加强各大站及军、师、团各级后勤工作的领导。各分部副部长兼任各大站站长，军师、团后勤部（处）长由军师团副职兼任；

4、凡过去配置志愿军后方勤务部之各部队，统归志愿军后勤的建制序列。根据这一决定，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于６月成立，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

成立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

在抗美援朝中，铁路部门组建了两支队伍，一是由铁道兵组成的志愿军铁道兵团和铁路工程队，担负线路抢修；二是由铁路运输职工组成的志愿援朝大队，深入朝鲜铁路各站段，与朝方共同负责军事运输。这两支队伍约5万多人，担负铁路的抢修、抢运。

1950年12月，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以临时指挥所为基础，成立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余光生任政委，统一协调组织军事运输。

1951年1月，周恩来在沈阳主持召开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总结3个月作战中的后勤工作，重点研究前线运输问题。

志愿军各兵团领导都赶来参加会议，大家都说：

千条万条，运输是第一条。

如果有吃的、有弹药，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周恩来对刘居英说：“居英同志，你这个铁道司令谈谈吧。”

刘居英在会上一直没吭声，他有难言的苦衷，既然总理点名了，他说：“总理，我就讲5分钟吧。”

结果，刘居英开口就收不住了。刘居英一气讲了45分钟。

刘居英说：铁路站段和铁道兵战士天天在炸弹开花的条件下，用生命去保障运输畅通，险阻之烈，伤亡之大，让刘居英十分难过，他请求需要支援能教训美机的高射炮。

1951年5月，刘居英入朝参战。在中央军委的任命电报中，刘居英身兼多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局长兼政委、中朝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

刘居英不负众望，迅速组织起运输、抢险和高炮三个指挥部，统一指挥铁道兵、高炮兵和朝鲜各个铁路分局，抓好铁路抢修、防护和运输工作。

刘居英办公室的电话有三条专线通国内：第一条直通周恩来办公室；第二条通往东北军区高岗处；第三条是通往铁道部的。通过这三条专线，刘居英将每天朝鲜前线的运输情况和相关要求及时地向上级报告。

周恩来也经常打电话询问运输情况和铁路修复情况，刘居英曾数次回北京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周恩来听完刘居英的发言，他最后拍板：

给铁道运输司令部派3个高炮师。

在这此次会上，大家提出一个共同的口号：

要建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此外，为了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管制。

经过协商，决定在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之下，在沈阳设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

1951年5月，中、朝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

8月，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任司令员，中共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中方副司令员，崔田民、苏尚贤(朝方)任副政治委员。

12月，在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之下成立了前方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方、朝方各一人为副司令员。

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下辖铁路抢修部队有志愿军铁道兵团4个师和一个团，朝鲜一个铁道工程旅。

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成立，从根本上保障了中朝联合司令部对交通运输的统一指挥，扭转了战争初期运输被动的局面。

1950年11月6日，为了加强铁路运输，志愿军铁道兵第一师入朝，担任抢修铁路任务。

其后，铁道兵第三师、第二师于1951年2月、5月亦相继入朝。

6月20日，又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成立了第四师。此时，在朝铁路抢修部队已达四个师、一个团、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

铁道兵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师都曾先后编入志愿军，参加战争。

工程兵担负各种工程保障任务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工兵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指导下，陆续进入朝鲜。

1950年10月2日，在吉林市整训的军区工兵教导团接到东北军区司令部的急电，命令教导团立即派一个营火速赶到长甸河口抢修桥梁。

在美军空军的狂轰滥炸之下，维系中朝交通的主要通道之—，鸭绿江长甸河口公路大桥也被炸断，这使得急待过江的车辆在两岸云集。

接到命令，工兵教导团立即集结所属的第二营的四连、五连和一个学员队共3个连的兵力，在二营营长谢义俊、教导员贾伟率领下，于5日赶到长甸河口。

部队一到驻地，谢营长就向战士们讲清这个渡口的重要作用，并传达东北军区首长关于迅速修复这座江桥的指示，对各个连队的任务作出具体的部署。营长讲话结束后，贾教导员作政治动员。

经过一番动员，战士们心情激愤，豪情满怀，义无反顾地迅速投入了抢修桥梁的战斗。

抢修桥梁的工作危险而艰难。美军每天都出动飞机对大桥进行轰炸。战士们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顶着深秋的寒风，顽强地与敌人抢时间，拼速度。常常是敌机刚轰炸完，工程兵们就冲上大桥，开始抢修。当他们将桥梁修复，过不了多少趟车，敌机又飞来临空投弹，炸得桥板四处翻飞。

战士们始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连续战斗的作风，随炸随修，反复抢修，竭尽全力不使交通中断。

但是，因为缺少空中掩护，大桥最终被毁严重，难于修复。面对这种形势，二营党委召开扩大会，发扬军事民主，研究新的战法。

党委集思广益，决定在用少量兵力反复抢修公路大桥的同时，在上游不远的地方架设一座舟桥，双桥并渡，做到此断彼通，彼断此通，以保证渡口交通不易中断。

经过勘察，二营官兵们在鸭绿江上游选择了一段地形比较隐蔽、水流较缓，水面宽200多米的地方作为架桥点。随即，二营官兵们在两岸构筑桥础，开辟进出路，准备架设舟桥。

两岸桥础和进出路刚修好，一辆辆特种舟桥车便开抵江边，卸舟泛水。为加快连结舟桥的进度，干部战士都身着短裤，纷纷跳入江中推舟架桥。

为了不暴露我军企图，保守秘密，麻痹敌人，二营的官兵们就白天休息，养精蓄锐，一到黄昏就全部出动，突击作业。

10月的东北已经是寒意阵阵，夜间水温已降到五六摄氏度。在水中作业，官兵们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上下牙直打架，但大家仍然坚持在水中劳作，不架通舟桥不上岸。炊事班及时送来辣椒汤或姜汤，大家一手扶着铁舟，一手端起大碗喝上一阵，又继续奋战。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一条长270余米的舟桥出现在波涛起伏的鸭绿江上。

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架好的舟桥，挺进云山战场。不久，我军大批后续部队也从这里过江入朝。第十三兵团的领导机关和警卫团的一部在兵团司令员邓华率领下，也在夜色朦胧之中跨上这座舟桥，入朝指挥部队作战。

10月24日，工兵第十六团入朝，修复清水面经朔州至昌城公路，随后配合3个师属工兵营抢修五岭山急造军路。

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指挥所在陈正峰的率领下入朝，统一指挥入朝工兵部队。在当时，独立工兵部队只有一个团，队属工兵也很少，装备以土木工具为主。在战争中，志愿军工兵是边打边建。

1951年7至8月，志愿军工兵第一、第四团入朝，与在朝工兵一起投入抗洪和反“绞杀战”的斗争。

同年9月至12月，有7个工兵团与二线部队一起，在朝鲜军民的支援下，新建了5条公路，并对公路干线、桥梁进行了抢修和维护，把二、三级公路普遍提高了一个等级，并在交通枢纽地区开辟多条绕行道，在各渡口架设备用桥梁，在公路沿线修建汽车待避所。

1952年6月，志愿军领导人决定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在重点地区构筑永久性工事。为此，工兵第六、第九团于9月上旬入朝，并从第七、第十、第十八、第二十一团各抽调一个营的兵力，分别配属第四十二、第六十四、第二十、第十五军在东、西海岸及平康地区构筑工事，一个月即建成永备工事134个。

1952午7月，工兵指挥所改为工兵指挥部，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独立工兵团，并负责队属工兵部队的业务指导工作。

在以后，随着战线迅速南移，道路保障任务日益加重，第四、第五次战役期间，工兵第三、第七、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二十二团和一个重机械工兵营入朝。

在此时，在朝志愿军工兵部队以主要力量抢修、维护道路、桥梁，保障公路干线畅通；以一部兵力协同步兵、炮兵和装甲兵抢修阵地道路，构筑指挥所、观察所、掩体等阵地工事，排除和设置障碍物。

1953年，反登陆作战准备期间，工兵又以第六、第九、第十八团和第二十一团第二营，分别配属第三十八、第六十四、第五十军，协助构筑了长达200余公里的坑道工事和大量火炮工事及阵地道路。与此同时，工兵第十二团入朝，改建和加宽龟城至价川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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