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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第八章 当家作主的感觉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2346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鞍钢一下子招募这么多建筑工人是有计划的，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鞍钢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要完成三十七项重点工程，其中包括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炼铁高炉三大工程。父亲有幸参加了这些重点工程的建设。

添厂子对父亲来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首先是考级，给了他极大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多年来，他只知道挣钱养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这样高的技术水平，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有了社会地位，公司里像他这样的七级工不多，很受重视，工程上一遇到问题，就要把他们请去，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开会讨论、征求意见，各级领导和技术人员对他们都很尊重，真有一种当家作主的感觉。父亲很重视这种感觉，从他开始步入这个社会，就像牛马一样任人驱使，今天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当时不少工友下了班还去打工挣点额外的钱或者搞点其他副业，但是父亲不去，他参加了扫盲夜校，开始一笔一划地学写字。因为经常给人刻碑，父亲已经认得了不少字，因此比别人学得都快，很快就由慢班升到了快班。他的字写得很漂亮，那是刻碑练出来的，为了把碑上的字刻好，他一见到字就在手心上画，尽量要把原字的神韵表达出来，一般人学文化是认字容易写字难，可是父亲恰恰相反，许多字他会写但不认识。除此之外，他对各种政治学习也十分感兴趣，有会必到。他热爱这个新社会，喜欢听那些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时，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其实，自从那年在自己的小餐馆里再次见到刘天明，他就有了这个念头，只是不好意思说，因为他没有文化。在他眼里，共产党不是天神至少也是有学问的人才能当的，自己有什么资格提出要当共产党？他要学文化，一个主要的动机就是想当共产党。当他听过党课知道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入党的时候，便立刻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但是父亲的申请却迟迟没有被批准。原因是母亲的社会关系不清楚。

母亲的生活刚刚有了一点改变，心里又罩上了一层阴影。这层阴影开始只是一丝乌云，后来却越来越重，成了一片，遮住了母亲心中的太阳。母亲的家庭出身不好，不仅影响到父亲，也影响到我们这些子女，我小的时候恰逢文革，和小朋友一起玩，玩恼了，人家就骂：“你妈是地主婆！”那对一个孩子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呀！我把事情对母亲说了，那时我不知道，受伤害更重的是母亲。

母亲开始寻找自己的家。小的时候，她恨自己的父母亲，这样狠心把她送了人。每逢在沈家受了气，她又想念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次又一次地坐在沈家大院后面的山坡上，向远方的父母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或许有些麻木了，或许暂时忘记了这段痛苦的记忆，但是她绝不会忘记自己的家。随着找家行动的开始，母亲也越来越想念家。即使没有父亲申请入党的事，她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家。

母亲给顺义县民政局写了一封信，过了很久，民政局回信说没有这家人。之后她又一次次地给县里、乡里、村里写信，依然没有找到。不仅她自己在找，父亲所在的单位也在找，发函没有结果，就不断地派人到顺义县外调。母亲依稀记得自己出生在顺义县鲁各张庄，外调人员找不到，怀疑是母亲记错了，又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扩大了寻找范围，他们发现，顺义县不仅有鲁各庄、张各庄、鲁各张庄，还有卢各庄、卢各张庄，外调人员找遍了这些庄，也没有找到我母亲这家人。

父亲是党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但是由于母亲的社会关系不清楚，入党迟迟没有被批准，眼看着许多比他提交申请晚、工作成绩不如他的工友一个个入了党，心里既羡慕又着急。

和父亲不一样，姑父从来不参加这些学习。父亲动员他一起参加扫盲夜校，他说：“咱是靠手艺吃饭的，学那玩意有什么用？”每天下班一通知开会，他就问：“开会给钱不？不给不去！”

姑父出身很苦，比起父亲来有过之无不及。党组织很重视像他这样苦大仇深又有技术的工人，一心想培养他入党，但是他就是不上那个道：“入那玩意哩，又不多给钱，整天开会，瞎耽误工夫！”

父亲经常参加厂里组织的义务劳动。他已经三十五岁了，还经常参加团委组织的各种青年突击队的活动。姑父老劝他：“你傻呀，白天累一天还不够，晚上还去给人家白干活！”

姑父在家属区边上开了两块菜地，其中一块是留给父亲的，可是父亲对政治活动似乎着了迷，那块菜地他连看也没去看过。姑父很不理解，经常和母亲说：“二哥这是怎么了？魔怔了还是咋的？尽干那些不着调的事。”

有一次，让父亲听见了，父亲说：“你这个老落后，你才不着调呢！”

最让父亲受刺激的是，春来比他先入党了。父亲觉得，无论是从觉悟还是从贡献上来说，他都比春来大，可是春来怎么就比自己先入党了呢？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比这还让他难以接受的事，那个失踪多年的白景云居然也入党了。

父亲是在添厂子一年以后见到白景云的。那时一五计划刚刚开始，因为人手不够，又从别的地方调来一些工人，父亲这个石工班也增加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白景云。

“怎么，你还活着？大伙都以为你让还乡团杀了呢。俺把墓碑都给你打好了，还在俺家房后放着呢！”

白景云见到父亲也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笑着说：“那就留着俺死的时候再用吧。”

父亲问白景云这些年到哪去了，白景云说，那天晚上他让还乡团抓了，半路上捆他的绳子松了，他就跑了。那些还乡团早就把他盯上了，所以他一直不敢回家，又跑到关外来了。

“你也会干石匠活？”

“俺学手艺比你早，不过多年没摸，没你熟就是了。”

父亲不相信。白景云说：不信俺干几下给你看看。说着，拿起锤子錾子，凿了几下，的确有那么点意思，至少要比赵尔丹强。白景云十几岁的时候的确学过石匠，因为吃不了那份苦，学了不到一年就不干了。那时父亲在沈家放羊，不知道他有这段经历。后来他一个人闯关东又干过一段时间，多少还能拿得起来，入厂时考级，他考了个三级工。

父亲问他：“现在没有还乡团了，你咋不回去？”

白景云道：“老家太苦了。当工人，多少挣两个钱也比在家种地强。要不你们咋都不回呢？”

解放了，一切都变了，白景云也不是过去的白景云了。现在要靠劳动吃饭，他那些旧毛病也不得不改改了。白景云能坐下来老老实实干活（石工活大部分是坐着干的），真让父亲刮目相看。他用新学来的观点试着分析白景云，觉得新社会真了不起，居然能把白景云这样的无赖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

白景云来了不久，就发现了父亲他们这个四人酒友圈子。他也想加入，但是父亲和另外三个人都不喜欢他那股油嘴滑舌的劲，他一来，大家立刻就觉得没意思了，但是一个村的老乡，又在一个班组工作，实在抹不开面子往外撵他。白景云也知道大家讨厌他，处处讨好大家，总是把自己摆在最低的位置，口口声声说父亲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本来比父亲大，却管父亲叫二哥，就连敬酒，也是拿酒盅沿去碰人家的盅底，这种过分的谦卑更让人讨厌。

白景云就像一个影子，老是跟随在父亲左右。政治教育，党课学习，他都和父亲坐在一起，父亲去参加义务劳动、参加突击队的会战，他也跟着去，可是上班的时候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却老是偷奸耍滑不好好干。父亲是石工班长，在班后会上公开批评过他几次，但他从来不恼，老是笑嘻嘻地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白景云和几个老乡一样，也是抽旱烟的，但是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盒烟卷，见了有用的人就掏出来给人家点上一支。虽然白景云申请入党很积极，但是父亲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永远也入不了党的，可是父亲错了，他入了。白景云是雇农成分，又当过两年劳工，他受的那些苦让人听了的确很同情；他还是土改积极分子，土改时差点让还乡团杀掉，这番经历加上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很快就取得了组织上的信任，入了党。

入党以后，白景云又到父亲家里来喝过一次酒。那天他特别兴奋，有点得意忘形，平时那股谦卑劲不知跑到哪去了，不停地向父亲介绍入党的诀窍，告诉父亲应当怎样巴结领导，怎样多长心眼、不吃亏，父亲越听越烦，说：“要是那样就能入党，俺宁可不入！”

姑父说得更直：“你整天像个哈巴狗似的跟着干部屁股后边转，不就是还想当把头么？”

白景云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说：“你这是咋说话呢？”

姑父说：“俺就这么说话，是不是说到你病根上了？你那点花花肠子谁还看不出来！”

白景云气哼哼地说：“俺不跟你这榆木疙瘩一般见识！”说完，把酒盅一撂就走了。从那以后，就很少和父亲他们在一起喝酒了。不是因为他多么有志气，而是觉得再巴结这些老乡已经没用了。

和父亲他们这批工人一起走进鞍钢的，还有一批新分来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位母亲认识，那就是大小姐的儿子马国栋。马国栋分来不久就和一个中专毕业生恋爱结婚了。那个中专生叫安琪，学会计的，也是从上海分来的，在公司财务科工作，人长得很漂亮，人们都说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可谓郎才女貌、珠联璧合。

马国栋是技术员，他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为人很低调，遇事从不乱作主张，总是先征求工人们的意见，但是真正遇到难题，还得靠他来解决。他很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只要一有空就和工人们一起劳动，时间不长，建筑行业的一些主要工种，比如瓦工、木工、抹灰等等就都能上手了。因此，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们的尊重。

父亲只是在少爷家见过马国栋一面，马国栋已经不认识他了，但是他还认得马国栋。父亲没有贸然和他打招呼，回到家里先和母亲说了，问她认不认，母亲说：“认！我瞅着这孩子挺仁义的。”后来，父亲曾多次邀请马国栋到家里来吃饭，马国栋都推托着没有来，他担心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会给父亲带来不利的影响，直到有一天母亲亲自到工地上来请他，他才来了。马国栋称父母亲不是叫四姨姨父，而是叫师傅师母。母亲听着很别扭，但是他说这样好，免得让人知道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于马国栋的谨慎，公司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随后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也真的给父母亲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母亲问他知道不知道少爷的下落，马国栋说，那年你们走后，我就回上海上学去了，后来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母亲问，那你娘呢？马国栋说，上海解放的前夕，他父母亲坐船去了广州，后来就失去了联系，解放后他一直在找，但是没有找到。母亲又问他是怎么读完大学的，马国栋说，是靠国家发的助学金读完的。母亲想对他说说老家的事情以及对沈老爷后事的安排，但是马国栋说，他已经和那个旧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了，不想再提过去的事。马国栋走后，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候瞅着挺好的，怎么变得这么无情无义的？父亲说，未必。他可能不敢说真话。

1952年和1954年，母亲先后生下了二哥和我，给我们取名叫育田、育山，小名就叫二小、三小。二哥生得健壮而又顽皮，我却从小多病，母亲总是担心我活不长。我最早的记忆，是经常躲在炕头上跟母亲打游击战，母亲站在炕沿边用各种办法诱骗我过来，我一上当，母亲就会一把抓住我，带我去医院。无论是打针还是吃药我都很少哭，但是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却让我从心里感到恐惧。据长辈们说，我小时候脑袋特别大，人长大了，脑袋几乎没长，我小时候的外号就叫大头。叔叔大爷们见了我都说脑袋大聪明，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是缺钙造成的。叔叔大爷们未必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至少他们知道这是发育不正常的表现，他们是在用这种话安慰我的父母亲。后来稍大一点，好一些了，但是身体始终比较弱，直到十六岁以后才慢慢变得强壮起来。

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家里就变得不那么富裕了。父亲开始重视姑父给他开的那块菜地了，每天下了班都要挑十几担水去浇菜。

母亲还想去上班，但是四个孩子两个病怏怏的，拖得母亲实在没有这个精力了。街道上的干部听说母亲有文化，就来动员她担任居委会主任，母亲没答应，她推荐了秀娥。秀娥很能干，大小事跑得积极着呢，但是她没文化，很多需要动笔的事情她干不了，就来找母亲帮忙，母亲没当那个居委会主任，却当上了主任秘书。

秀娥已经有三个孩子了，锦华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大的叫锦生，和我姐姐同年，小的叫建生，和我同岁。锦华姐已经上学了，她的一双蓝眼睛和那头金黄的头发瞒不了任何人，从小孩子们就叫她小杂毛、小杂种，为此，锦华受了不少委屈。姑父的大儿子叫兆祥，大家都叫他祥子。祥子比锦华大一岁，两个人从小就在一块玩，谁要是敢叫锦华一声小杂种，他上去就和人家拼命，后来祥子上学了，锦华就失去了保护人。后来锦华也上学了。在学校里，祥子经常看见锦华受人欺负以后，一个人在那里伤心地哭鼻子。于是他对姑父说，他要留一级，和锦华到一个班去，那样就没人敢欺负锦华了。姑父把他臭骂了一顿。姑父以为他一个小孩子家不过说说而已，谁知他期末考试故意考得两门都不及格，真的留级了，气得姑父把他按在板凳上用皮带狠狠抽了一顿。锦华升到二年级，两个人到了一个班。可是学校里那么多学生，祥子也保护不了锦华，经常为了护着锦华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后来事情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老师到家里来家访，了解了锦华的出身情况，回去以后对学生宣布说：“牛锦华是她妈妈收养的苏联红军的后代，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歧视她。”苏联红军在这些小学生们眼里是十分神秘而又神圣的，从此，不再有人欺负锦华了。但是锦华却对自己的出身产生了疑问，回去问她妈妈，妈妈只好按照和老师统一好的口径告诉她，这对锦华姐来说，又是另一种伤害。

和锦华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我姐姐。姐姐长了一头卷花头发，而且卷得特别厉害，一直扎到天上去了，母亲每天给她梳头的时候，要蘸好多水，还是压不下来，加上姐姐小时候淘气，大家都叫她小疯子。在铁西区我们家住的那一带，大人孩子都认识锦华和我姐姐，一个叫小杂毛，一个叫小疯子。后来姐姐上学了，为了让她那一头卷发显得顺溜一点，母亲要给她扎十几条辫子，分成几层，这样才勉强把她那头卷发编到一起。那时妇女兴烫头，老师以为是家长给她烫的，找到家里来对父母亲说：“你们以后不要给孩子烫头，这样对孩子的心理影响不好。”

秀娥当了居委会主任，家里就有点顾不上了，其实也不是顾不上，就是没兴趣，她的兴趣全在居委会那点工作上，孩子们在家经常吃不上饭，牛叔下班回来只好自己做，时间长了，牛叔就有点不高兴了，说：“你一天到晚在外边疯疯癫癫的干什么？干脆把那个主任辞了算了！”

秀娥把眼睛一瞪说：“凭什么辞了？就你是干社会主义呀，我这也是革命工作！不做好家属的工作，职工们能安心上班吗？”

牛婶一发脾气，牛叔就不吱声了。结婚以后，牛叔一直让着她，时间一久，就成了规矩，家里大小事都是牛婶说了算。不仅如此，牛婶自从当了干部，就有点看不上牛叔了，动不动就说：“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呀，一锥子扎不出点血来！”

她说别的牛叔都不争，这话牛叔可是不让的：“你要是后悔，还可以离，你再找好的，别委屈了你！”

有段时间，公司要组织职工们进行一次大会战，朱铁代表公司党委专门给家属们开了一次动员会，要求家属们积极配合，保证参加会战的职工吃好喝好，不为家务事操心，秀娥在会上代表全体家属表了态，他的发言引起了朱铁的注意，会后，朱铁问她：“你是谁家的？”

秀娥说：“是牛春来家的。”

朱铁摇了摇头说：“可惜呀，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从那以后，两个人就认识了。后来不知怎么的，两个人就搞到一起去了。

这事在职工和家属里传得沸沸扬扬，只有牛叔不知道。那年牛叔连涨了两级工资，他还以为是自己技术提高了，工作上努力的结果，后来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十分窝火。有一天下了班，牛叔无精打采地跑到我家来，和父母亲说，他想和牛婶离婚。母亲说：“都三个孩子了，还离什么婚呀，凑合着过吧。”

父亲也劝他，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好好过日子。正劝着，赵叔来了，见牛叔一脸愁容，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跑出去打了两瓶酒回来，说：“来来来，喝几盅，酒能消愁，喝几盅就什么都不想了。”

母亲立刻到厨房炒了几个菜端上来，三个人一边喝着，父母亲还在一旁劝解着。牛叔道：“你们别劝俺了，俺心里啥都明白，她早就看不上俺了，心里早就有别人了。”

母亲说：“你别瞎说，这种事不是亲眼看见谁说都不能相信，你可别冤枉了秀娥。”

牛叔一时心里解不开这个疙瘩，坚持要离，赵叔开始还帮着劝解，几口酒下肚，他倒来了脾气，说：“老牛，听俄的，咱不离！回头俄去教训教训那个混蛋，让他一辈子不敢，不然老子把他的毬（上尸下求）割了去！”

父亲问他：“你咋教训他？捉奸要双，捉贼要赃，你又没证据，凭什么说人家有那事！去了三句话就让人把你堵回来了。你别添乱了好不好？”

赵叔道：“俄是干啥的？要证据还不容易！你们等着，我保证让他心服口服！”

父亲说：“你可不许胡来呀！”

“你放心，俄就是教训教训他。”

还真让父亲说准了，赵叔到了鞍钢不久，就被调到保卫科当科长去了。这事正好撞在他枪口上。第二天他就盯上了朱铁，没几天工夫，他就把他们约会的时间地点都搞清楚了。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两个人去捉奸，一脚把门踹开，抓了个正着。赵叔气得火冒三丈，掏出手枪顶住了朱铁的脑门：“他妈的，你小子活腻味了，敢他妈搞别人的老婆，你他妈像个党员吗？像个革命军人吗？你给老子说，今后还敢不敢了？”

朱铁知道赵叔的性格，不敢和他来硬的，像个俘虏一样，举着双手说：“二蛋，你先把抢放下，让我把衣服穿上，别在这么多人面前让我丢人行不行？”

“不行！你还知道丢人？知道丢人就别干这种事！你给俄写个保证书俄就放了你。”

“那你也得让我把衣服穿上啊。”

赵叔恨恨地把枪放下了。谁知朱铁穿上衣服以后趁他不注意，推开他的两个下属，撒腿就跑，赵叔气不打一处来，举起枪照着他的后背就是一枪。朱铁当时就倒在地上了。

还好，这一枪没打到要命的地方，朱铁被送进了医院。赵叔也被派出所带走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放回来，据说还是公司派人把他要回来的，否则可能要判刑。但是从那以后，组织上再也不敢用他了，他又回到了工人队伍里，这一次，他成了彻底的工人阶级，直到退休也没有回到干部岗位上去。

赵叔自己家里也不太平，自从和刘淑贤结婚以后，刘淑贤一直在洗衣房上班，两个人挣钱都不多，赵婶又抽烟又喝酒，那点钱根本不够她花的。赵叔也爱喝酒，每次赵叔发了工资打回酒来，赵婶就会拿过一个空瓶子来，把一瓶酒分成两半，然后再对比着看看，这个瓶子多点，就倒回那个瓶子，那个多点，再倒回来，直到分毫不差，才把一个瓶子递给赵叔，说：“这是你的，自己省着点喝呀，喝完了可不准偷我的！” 仗着是新婚，小两口那点热乎劲还没过去，日子就一天天这么过下来了。

添厂子以后，赵婶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志刚，一个叫志强。赵叔添厂子定了个七级工，家里收入顿时增多了，赵婶就不再上班了，专门在家照看孩子。家里有了钱，她那爱花钱的毛病就又犯了。除了抽烟喝酒，赵婶还爱打扮，在家闲着没事，又开始描眉画眼地化起妆来，衣服三天一换，不带重样的，赵叔每月挣来的那点钱，几乎全让她买了衣服。赵叔一个月一百多块钱工资，和那些小级工比已经算是富得流油了，可是赵婶每到月底还要去和别人借钱。家属们都笑话她不会过日子。赵叔也慢慢对她有了看法，有时到我家来串门，就会发几句牢骚：“我怎么娶了这么个婆娘啊，好吃懒做，哪像个过日子的人！”慢慢地，小两口就开始吵架了，吵着吵着就动开了手，赵叔动不动就把赵婶打得鼻青脸肿的。可是她那乱花钱的毛病还是改不了。

鞍山有不少从锦州过来的人，过去到富春楼去过的那些人，还有不少人惦记着她，便悄悄找上门来，以金钱物质为诱饵，想拉她下水。头一个找上门来的就是白景云。赵叔被拘留以后，有一天晚上，白景云偷偷摸摸地来了，装作一副关心的样子，问赵婶缺这不缺那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赵婶过去就不喜欢他，现在从了良，就更不会往别处想了，她是有病乱求医，听见白景云问她有什么事要帮忙，便顺口说道：“你要能帮上忙，赶快托人给说说情，把他放出来呀！”

“好说，好说，派出所咱有认识的人，明天我托他给说说，保准能放出来。”

赵婶信以为真，道：“有认识的人你怎么不早说？都快把我急死了！”

白景云一看有机可乘，急忙说道：“我要是把二蛋弄出来，你拿什么谢我呢？”

赵婶见他一脸淫亵的笑容，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禁怒从心起，但是这样的人她见得多了，脸上并没有带出来。她决定教训教训他，于是陪着笑脸说道：“那都好说，你想怎么着都行！”

白景云得寸进尺，往跟前凑了凑，说：“可是我等不到那时候了。干脆就现在吧。”说着，一把抱住了赵婶。赵婶把他推开，说：“你着什么急呀？也得让我打扮打扮哪！这样吧，我去洗把脸，你先脱了衣服上床等我。”白景云一听这话，心花怒放，三下两下就脱了个精光，钻进被窝去了。赵婶装作洗脸，在厨房磨蹭了一会，见白景云已经钻进了被窝，便走了出来，把白景云脱下的衣服团成一团，一开门，丢到门外去了。

白景云傻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愿意就不愿意，你不能耍我呀，你这可是第二次了！”

“你这样的人就该耍，滚！不然我喊人啦！”

白景云急忙从被窝里爬出来，光着屁股跑了。

赵叔在拘留所被关了几个月，这段时间还有人趁着赵叔不在，到家里来找麻烦，都吃了赵婶的闭门羹。但是那些人还不死心，到处造舆论败坏她，企图以此逼她就范。赵叔出来以后，有些闲话慢慢传到了他耳朵里。有一天下班，赵叔铁青着脸回到家里，进门就冲赵婶喊了一声：“你给我跪下！”

赵婶不明就里，站在那里没动：“凭什么？！”

赵叔二话没说，照着她脸上就是一巴掌，还没等赵婶反应过来，赵叔已经骂开了：“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怪不得一天描眉画眼的，原来是老毛病不改，家里钱不够花，出去挣钱去了是不是？”

赵婶无缘无故挨了一巴掌，虽然觉得委屈，但是赵尔丹打她打惯了，也并没有觉得特别过不去，可是一听这话，赵婶可真急了：“你把话说清楚，我到哪挣钱去了？挣什么钱了？”

“你他妈还给我装糊涂，你那些老相好，是不是又来找你来了？”说着，赵叔抬起手来又要打。赵婶气得肺都要炸了，转身跑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来当啷一声扔在了地上：“你要这样说，就不用打了，你干脆一刀把我砍死算了！省得天天看着我心烦！”

“还他妈装呢，都有人看见他们到家里来了！”

“有人来过不假，可是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你知道吗？有人看见他们来了，看见我和他们睡觉了吗？谁看见了？你把人找来，我和他当面对证！你这样血口喷人，你冤死人呐你！”

这下赵尔丹傻了，他相信妻子说的是真话，可是一时又下不了这个台阶，嘴上还不肯服软：“打你也不多，你看你像个过日子的人吗？一天到晚涂脂抹粉的，不招这些人来才怪了……”

赵叔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没留神赵婶一把拾起菜刀照着自己脖子上就是一刀，鲜血顺着脖颈流了下来。赵叔慌了，抱起赵婶就朝外跑，赵婶哭喊着说道：“你别救我，让我死了干净！我不想活了！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哪！”

石匠这一行过去在民用建筑上是离不开的，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至少都要修个门槛门墩什么的，还有的用石头打地基，用石头做各种各样的装饰，例如门柱呀影壁呀什么的。大一点的庭院建筑就更离不开石匠了。但是工业建筑以钢筋混凝土为主，用石匠的地方不多。父亲好不容易考了个七级工，他的手艺却渐渐用不上了。刚添厂子那会，要建办公楼、礼堂什么的，还有不少石工活，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常常把这些石匠们调到烘炉上去打铁。父亲很担心将来自己的手艺会用不上了。就在这时候，他一生最为荣耀的时刻来到了。有一天，党委副书记刘天明把他找到办公室，十分严肃地对他说：“经过党委研究，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父亲还没经历过这么严肃的场合，有点紧张，问：“啥任务？”

“不要问，去了就知道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代的任务。你这次去，不仅是代表公司，代表鞍钢几万职工去的，还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因此，任务一定要完成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他这么一说倒把父亲吓住了，父亲问：“总共去多少人？”

“就你一个。”

“就俺一个？！”

“对，就你一个！”

“俺能不能不去？”

“为什么？”

“这么大的事俺没干过，怕干不好回来没法交代。”

刘天明笑了笑说：“你别紧张。我可以给你透个底，不是叫你去搞外交搞情报，去了还是干你的老本行。”

父亲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干活呀！那俺不怕！”

“记住，这是一项保密任务，在没有解密之前，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明白吗？”说完，刘天明交给父亲一张从沈阳到北京的火车票，然后派专车把父亲送到了沈阳。

到了北京，父亲按照刘天明给他的地址、单位报了到，第二天就被派到了一个石料场。父亲以为是派他一个人来干活，到了地方一看，在石料场干活的石匠有100多个，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大级工，技术一个比一个厉害。石料场堆放的石料也是从全国各地采来的，都是上好的大理石和汉白玉，有些品种父亲连见都没见过。父亲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石匠在一起干活，不禁感叹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他们一起干活的还有几十位从全国选来的雕塑家、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实习的学生。父亲的工作最初是按专家们的要求将毛坯石料加工成各种形状和尺寸，加工好的石料成千上万，堆放在一起怕乱了找不到，有关的负责人就把这些加工好的石头编了号，用毛笔在石料背面写上南浮雕用002，北栏杆043等字样，为了防止日晒雨淋模糊了，那位负责人让父亲把编号刻下来，父亲刻了几块，引起了那人的注意，那人是随手写的，他写成什么样，父亲就刻成了什么样，不仅完整地表达了原字的神韵，甚至把原字的缺点也丝毫不差地表现了出来。那人对父亲这一手感到很惊奇，叫了几位教授来看，那几位教授又写了几个字，让父亲刻，父亲都一丝不差地刻了出来。刻完之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问他：“这位师傅，你练过书法吧？”

父亲连书法这个词都没听说过，茫然地看了看他，说：“没有。”

老者又问：“上过几年学呀？”

父亲说：“俺只上过扫盲班。”

老者摇了摇头，说：“怎么可能呢？真是不可思议。”

另外一位也是上了年纪的人说：“那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熟能生巧。明朝万历年间，重修万里长城，当时山海关上‘天下第一关’的‘一’字已经脱落了，想补上，但是找了许多大文人大书法家写这个‘一’字，都表达不出来原来那个字的神韵，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在全国征集，结果最后中选的是山海关下面一个饭馆里跑堂的写的。你知道他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就是因为他每天擦桌子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见那个‘一’字，擦桌子的时候就用抹布在桌子上临摹，久而久之，就琢磨出它的神韵来了。”

从那以后，父亲就从石料场被调到了美术加工组，和那些艺术家师生们一起干活，配合他们刻一些简单的装饰线条图案。有一天，父亲被派去送石料，坐着拉石料的卡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父亲这时才知道，他参加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工程，心情激动不已。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激动的事情。纪念碑的碑心石运到了，这是一块长达14.7米、重达300吨的罕见的花岗石，是从千里之外的青岛附近运到北京的，在这块碑心石上要镌刻毛主席的题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于石料的珍贵，专家们都不敢轻易下手，害怕刻不好把石料糟蹋了。美术组的负责人让所有的专家们都试刻了一遍，有几件作品比较接近原作，但仍不能充分地表达原字的神韵，于是曾经见过父亲刻字的那位老者推荐父亲试一试，父亲说：“这么多教授在这，我怎么敢上手？”

那位老者说：“没关系，不要迷信专家教授，专家也不是事事都专，你大胆地刻！”

那些专家们试刻的时候，父亲一直在一旁看着，已经用手指把那八个字在手心里画了无数遍了，这是他的习惯，看见字就爱在手心里画，尤其在刻字之前，更要多画上几遍。见那位老者要他刻，他怕搞错了笔顺，表达不好原字笔意，又用手指蘸着水把那八个字写了一遍，问那位老教授对不对，教授说是对的，父亲便不再犹豫，拿起锤子、錾子刻了起来。父亲花了几天时间才把试刻的作品完成了。刻完之后，负责的领导把他的作品和选出来的其他几位专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让专家们来评，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父亲的这件最好，最能表达原字的笔意神韵，于是决定把在碑心石上刻字的任务交给父亲。

在正式动手之前，父亲反复练习了几个月，先是用指头反复在手心上划，最后是在石头上练，直到他认为万无一失了，才开始动手。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同年5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父亲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揭幕仪式。望着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正中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着碑上那八个他亲手刻下的大字，父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从那一刻起，他觉得他的血液、他的生命，已经完全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了。他觉得他已经真正地成了国家的主人。

父亲被借调到北京之后，他所在的建筑公司也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他们将鞍钢一五计划各项工程的扫尾工作移交给地方建筑公司，立即开往北京，参加为庆祝国庆十周年而兴建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的建设。十大建筑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和华侨大厦（已拆毁重建）。

父亲仍在原来那个石料场工作，石料场又增加了200多名石匠，从全国各地运来的石料源源不断地送到石料场来，加工好之后再一车车运到工地上去。父亲已经知道了他们加工的这些石头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建人民大会堂的。这比修建纪念碑更让他感到兴奋。他知道这是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坐在大会堂里，听听毛主席的声音。他一直想到现场去，亲手把那些加工好的石料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可是这一次他的工作就是在石料场，一直没有机会到现场去，直到人民大会堂建好，他才看到它的全部外观，但是始终没有进去过。这是他终生的遗憾。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姐姐作为中学生代表观看了演出。姐姐回来之后，父亲一个劲地问，大会堂里边是什么样，一共有几层，什么地方有大理石，什么地方用汉白玉，座位是什么样的，直到问得姐姐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为止。

里边既然进不去，看看外边总是可以的。于是，父亲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把自行车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站在那里仔细端详了半天，然后一个人走近了人民大会堂。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临时有什么事情，大会堂的围栏有几处开着，父亲进了围栏也没人管，他一直走到墙边，蹲下来一块一块地研究那些作为基墙的大理石，试图从中找出哪一块是他自己加工的。父亲的行为十分可疑，很快就被执勤的战士发现了。他们把他交给了大会堂的保卫部门。就这样，他作为一个可疑分子被保卫部门带进了人民大会堂，看到了里边的一角。保卫部门给父亲所在单位打了电话，单位派人来把他领了回去。

在十大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劳动模范。父亲本来也是这批劳动模范之一，但是报上去一审查，又因为母亲的家庭出身问题给刷下来了。代替父亲当了劳模的是牛叔。那是牛叔一辈子最为荣耀的时期，报纸上用整版的篇幅报导了他的事迹，大标题是：甘当社会主义的傻老牛。接着，是整版整版的关于傻老牛精神的讨论。傻老牛一时成了尽人皆知的劳动模范，与时传祥、孟泰和王铁人几乎齐名，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可惜牛叔这人太老实，这批劳动模范后来几乎个个都成了大干部，有的还当了国家领导人，可是牛叔却一直在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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