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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第六章 良知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0016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父母亲刚刚离开锦州，解放军就把锦州包围了。千门大炮齐发，只用了三十一个小时，就把锦州城攻破了。听着身后震耳欲聋的炮声，父亲出了一身冷汗，说：“幸亏听了少爷的话，不然就把小命丢在这了。”母亲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嘴里念叨着：“也不知少爷怎么样了， 他们会不会被炮弹炸死？”

母亲身子重，走不动，父亲便雇了一辆马车。他身上带着不少钱，除了自己的200大洋，少爷还给了100，他害怕路上被人打劫，把这些大洋分藏在两个人身上，帽子里、鞋里、行李中、工具包里，到处都有。但还是没保住这些钱。出了锦州，路上到处是关卡，过关的时候，一检查，二收费，三搜刮，有钱的掏钱，没钱的就搜你的行李，什么值钱拿什么，你不给，就别想过关。关卡多少还有点规矩，最怕的是碰见乱兵，见什么抢什么，有多少抢多少。开始乱兵还不多，可是随着辽沈战役的展开，国民党一座座城市纷纷失守，几十万国民党军被打散，潮水一般涌向了关内，父亲身上那点钱，很快就被抢光了，连雇来的马车也被乱兵连人带车“征用”了。

和父亲一起出来的，还有姑姑一家。姑姑有两个儿子，大的两岁多，小的还不到一岁。没了马车，母亲走不动，父亲怕拖累柱子，说：“你们先走吧，别都在这拖着。”柱子不肯，父亲说，趁着能走赶紧走，往后还不知道碰上什么事呢！你先到了说不定还能照应一下俺娘，挤在一堆能帮俺什么？姑父见父亲说得有道理，就带着姑姑和孩子先走了。

母亲拖着沉重的身子，一天走不了几里路。这样走走停停，快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冬季了。一天，走到半路，母亲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于是对父亲说：“我要生了。”父亲从鞋底里取出最后一块大洋，住进了一家车马店。在那里，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给她起名叫育荣。

又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父亲坐在车马店的炉火旁边，一袋又一袋地抽着旱烟，紧锁着眉头，琢磨着下一步的生计。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那两百大洋，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他就像一个登山的人，费尽周折好不容易爬上山顶，忽然一阵狂风吹过，又把他吹到了山脚下，还得从头开始。也许是他不幸命运的象征，两次闯关东，来去都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如果是夏秋季要好办得多，路上到处都有野菜可以充饥，实在饿极了，偷几穗苞米、挖两块地瓜也能挺一阵子，可是眼下怎么办？天津到济南，还有七八百里路呢。好心的店主见母亲刚生完孩子，免费让他们多住了几天。反正车马店的生意也不好，床铺闲着也是闲着。

过了几天，母亲能下地了，坚持着要走。父亲用毛巾给她把头包好，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搀着母亲上了路。母亲生完姐姐后，因为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一直没有奶，在车马店，还能想办法给姐姐灌点米汤，上了路就连米汤也没处找去了。姐姐饿得哇哇地哭，到了天津，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望着母亲，说出了那句他早就想说的话：“这孩子，咱养不活，把她送人吧！”

一说要把姐姐送人，母亲立刻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遭遇，想起接连失去的两个孩子，她一把把孩子夺过来，抱在了怀里，说：“不！”

姐姐在母亲怀里，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等母亲冷静下来，父亲又劝她：“我知道你舍不得，俺也舍不得，可是，送了人也许她还能活，你不能眼看着她饿死呀！”

母亲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狠了狠心，把孩子交给了父亲。父亲把孩子抱到火车站，放在了候车室门口屋檐下。他怕母亲后悔，拉着她就要走，母亲不肯，她要看看是什么人抱走了姐姐。过了一会，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走了过去，把孩子抱了起来，母亲说：“不行，他养不活这个孩子。”说完，没命地冲了过去，一把从那人手里夺过孩子，说：“这是我的孩子！”

这下父亲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母亲说什么也不肯把姐姐送人了。

在天津火车站，父亲碰到了姑父，父亲问他：“你怎么才走到这？”

姑父说他想在这找点活干。说着，姑父从怀里掏出两个大白馒头，给了父亲和母亲一人一个。父亲问他哪来的钱买馒头，他说，你别管了，先吃吧。父亲吃着吃着，看见姑父偷偷掉起了眼泪，父亲问他：“你怎么了？”

听见父亲的问话，姑父哇地一下张开大嘴哭了起来：“哥，俺没能耐，把二小卖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河阴地区打开了拉锯战，今天你来，明天我撤，来回打了好几个回合。共产党一来，就进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可是田地分下去不久，国民党又回来了，那些在土改中跑出去的地主富农组成了还乡团、复仇队，也跟着国军一起回来了。回来之后，便倒田倒粮（让农民清退土改中分到的粮食、土地和浮财），杀农会干部。可是折腾一阵以后，共产党又打回来了。国军一撤，农会干部又活跃起来，重新分田地、斗地主，杀还乡团，这样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不讲政策。整个土改过程中，山东的阶级斗争搞得异常激烈，有的地方甚至连不满周岁的地富子女都杀了，逼得地主富农纷纷逃亡。据历史资料统计，土改中仅胶东地区逃亡的地主富农就有十几万，按此数据推算下来，整个山东省逃亡的地主富农总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由这些人组成的还乡团、复仇队，杀回来之后，又以同样残酷的手段对付农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往往一次就活埋几十甚至上百人。整个齐鲁大地，到处是血雨腥风。

1948年10月，解放军发动了济南战役，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将军吴化文被迫起义，国民党军主力撤往鲁南，河阴解放了。解放后，又进行了一次土改复查。这次复查主要是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但是，许多地方把这次复查当成了对地主富农的又一次清算，河阴也是。父亲回到老家的时候，正赶上土改复查。

父亲到家的前夕，奶奶去世了。母子俩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早在姑父来接她的时候，奶奶就已经病得很重了，不过是强撑着不让人看出来而已。她不愿意去关外，一是怕治病给父亲增加负担，二是不愿意死在外乡。父亲在半路上就得知了奶奶去世的消息，一到家，还没进门，先去了奶奶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

土改中，奶奶分到了三间房子，刚好和原来那两间草房挨着。乡亲们帮着把院墙打通了，建起了一个小院子。奶奶还分到几亩地，麦种播下去之后，奶奶就病倒了。据说奶奶临死时还给父亲留下了一笔钱，交给谁了不知道，那是父亲一次次托人从关外捎回来的，奶奶只花了很少一部分。父亲回到村里以后，从来没有人向父亲提起过这笔钱。

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地里没活可干。村里、乡里经常开大会，斗地主。斗完就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到四乡游街。开完大会，还有许多小会，有的是专门给贫下中农开的；有的是给积极分子开的；还有的是全村大会，这样的会往往是动员支前的。父亲刚刚回到村里，农会干部就来找他，说他是苦大仇深的基本群众，希望他能积极参加土改和农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土改运动的骨干。父亲对这些会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还是生计问题。刚到家，一冬一春的粮食还没有着落，哪有心思开会！政府发了一点救济粮，但是根本不够过冬的，何况还有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天呢！

有一天，父亲被拉去参加斗争会，斗的是本村的地主白景林，这个白景林已经斗了很多次了，大家对他已经失去了兴趣，坐在台下一言不发，村干部动员了半天，没有人上台发言，只是不时地有人带着喊几句口号。这时，只见一个人背着一支步枪跳上台去，把脚一跺，大声喊道：“你们的阶级觉悟都跑到哪去了？怎么一个个都不说话？”

父亲抬头一看，那不是白景云吗？

白景云现在是村里的重要人物，他回来得早，加上一贫如洗，土改时定了个雇农，白景云能说会道，很快就当上了村干部，还是民兵排长，过来过去老背着一杆三八大盖。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控诉了他给白景林扛长工时挨打受骂的情景，说着说着，没的说了，又说白景林逼死了他的父亲。白景林过去虽然也雇过长工，但是总的来说为人还比较善良，从来没有打骂过长工，也没有克扣过工钱，和街坊邻居处得都不错。土改翻来覆去反复了好几次，他一直是老老实实听贫下中农安排，让他怎样就怎样，从来没有参加过还乡团、复仇队之类的组织，所以斗争会才开不起来。可是让白景云这一控诉，白景林的问题立刻升级了，成了恶霸地主。对待恶霸地主，政策就不同了，不是枪毙就是判刑。白景林为自己辩解道：“景云，你说话可要讲良心哪，你一共在我家干了三个月，可是我给了你一年的工钱。我打过你吗？骂过你吗？至于说我逼死了你爹，那更是没有影的事呀！你爹是病死的，全村人都知道，发送的时候还是我出钱给买的棺材，这个大伙也知道。我过去是地主，剥削过穷人，可是从来没有作恶呀，我有多大罪担多大罪名，一点也不觉得冤，你这样说可是冤死人哪，你不能把人往死路上逼呀！”

他这一番话，说得白景云有点恼羞成怒，举起枪托，照着白景林就是几枪托，“你还敢抵赖？乡亲们，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说咱们把他往死路上逼，这不是威胁吗？这不是反攻倒算吗？”

这时，台下立刻响起了口号声：

打到白景林！

绝不允许地主阶级反攻倒算！

共产党万岁！

白景云上台控诉的本意是想把会场的气氛调动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同时也把白景林逼上了绝路，第二天，乡里的土改复查工作组就来了人，了解恶霸地主白景林逼死白景云父亲的经过，把白景林定成了漏网的恶霸地主。

乡里召开了公判大会，白景林被当场枪决了。当天晚上，白景林的两个儿子跑了，参加了还乡团。父亲觉得白景林这个人不该杀，白景云这样做是作孽，可是白景云却像没事人一样，照样每天背着大枪在村里转悠。

有一天，父亲正拿着瓦刀修自家的院墙，白景云喝得醉醺醺的扛着枪走了过来，得意洋洋地说道：“鲁兄弟，没想到俺白景云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吧？这叫山不转水转。可惜呀，你回来晚了，没赶上分浮财。你这个人哪，就是命里缺财，当初日本人投降那会，东西随便拿，可是你回老家了；这会老家分浮财，你又跑到关外去了，这叫什么？这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

“你那种福俺享不了，你那种财俺也不稀罕，俺有手，自己能挣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心里踏实。”父亲已经听说了，分浮财的时候，白景云利用手中的职权，连偷带抢，发了不小的一笔财。父亲讨厌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恨不能一句话把他打发走，但是白景云还赖在门前不走，说：“鲁兄弟，刚回来，有什么难处说话，咋样，缺钱不？”

“咋了？解放了，你还敢放高利贷？”

“你看你这个人，好心当成驴肝肺，俺不说了。”说完，白景云走了。

白景云走后，母亲从玫瑰坡回来了。母亲脸色很不好，进门就问父亲：“什么样的地主才算恶霸地主？”

父亲回来之后，参加过一些会，知道一些政策，说：“有血债的，抢男霸女的，强占民田房屋的，私设公堂随便打人抓人的，都算恶霸地主。”

“这些我爹一条都沾不上。”

“沾不上就不用怕。”

“可是他们给我爹定了个恶霸地主。”

父亲想了想说：“你爹的产业太大了，找遍河阴县，哪有比他家更大的地主？树大招风，只要有人说是，就说不清。”

“那也得讲道理呀！不能因为产业大就说人家是恶霸。”

“咱一个老百姓，找谁讲道理去！”

母亲焦急地说道：“你能不能帮着找个人去说说？”

父亲摇了摇头，说：“除非小瓦匠刘天明回来了，别的人怕没这个本事。”

“小瓦匠是谁？”

“就是少爷要抓的那个人，他是共产党。”

“说那些没用的干啥。别的朋友呢？一起闯关东的那些人，有没有当干部的？”

父亲想了半天，说：“没有。”

“那我去和他们说！”说完，母亲就走了。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母亲就去了玫瑰坡。沈老爷的地和房产、浮财早就被分光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原来长工们住的一间茅草屋里。四个孩子，两个在外地，嫁到本地的两个女儿都逃命去了；两个姨太太在政府动员下都和他离了婚，因为他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离了婚成分可以划低一些，只有原配夫人还跟他一起过，不久前也病死了。沈老爷已经七十多了，被迫戒了大烟之后，身体一下子垮了，走路都直不起腰来了。见了母亲，沈老爷感动得老泪纵横：“四妮儿呀，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儿，你能来看我，我就是死也值了，我没白养活你十七年。亲生的也不过如此呀！唉，作孽呀，当初我没有好好待你，你不恨我吧？”

母亲摇了摇头，说：“不。”

沈老爷感叹道：“唉，也是老天爷有眼，当初要是依了我，你也得和你那几个姐姐一样，逃命去了。没想到嫁了个贫农，贫农啊！现在是贫农的天下了！不知是何方神仙保佑，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份哪！”

从那以后，母亲每天都要到玫瑰坡来一趟，她从家里拿来了刚分到的救济粮，每天给老爷做一顿饭，留下下顿吃的，再返回白山头。有时候，赶上沈老爷被拉出去批斗，她就做好了饭在家里等着，等老爷回来，再热给他吃。沈老爷一身是病，也吃不了几口东西，常常对母亲说：“以后你别来了，免得牵连你，我已是风烛残年，活不了几天了。管也是死，不管也是死，你就别费那个心了。你的心，爹领了！”

听了这话，母亲流出了眼泪，说：“您别这么说，您在世一天，我就管一天，我不怕受牵连。”

有一天，沈老爷又被拉出去批斗了。几个村干部来到沈家，找母亲谈了一次话。他们都知道母亲的身世，就劝她：“这样的人家，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你怎么还自己往里钻？你不是他亲生的，又嫁给了一个贫农，完全可以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何苦来趟这个浑水呢！”

母亲道：“他养了我十七年，我不能忘恩负义。”

“连他自己亲生的儿女都不管，你为啥非要管这种事？这可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呀！”

听说是阶级立场问题，母亲有点害怕，但还是不想离开，于是说：“我就是看他可怜，来给他做顿饭么，怎么就是阶级立场问题了？”

“怎么不是阶级立场问题？你可怜地主，那不是站到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

“做饭归做饭，立场归立场，你们别给人瞎扣帽子好不好？”

“那不行，如果你一定要管，我们就要把你当地主子女对待了。”

“我娘家婆家都是贫农，你们凭什么把我当地主子女对待？”

她这么一说，还真把几个村干部震住了，他们没敢把她怎么样。第二天，他们叫了几个民兵来，强行把母亲挡在了门外，不准她进门。同时，白山头的村干部也找父亲谈了话，让他管好自己的家属，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否则对他们很不利。

听说要把沈老爷划成恶霸地主，母亲找到了乡里的土改复查工作组，向他们申述了不该这么划的理由。工作组早就听说了母亲给地主养父做饭的事情，母亲说的那些理由他们本就没听，反而给母亲做开了工作：“沈剑云同志，我们正要找你呢。据我们了解，你在沈家一直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你应该站出来大胆地揭发沈世雄剥削压迫穷人的罪行才是，你怎么能可怜他呢？你真是糊涂呀！听说你识字，你能不能把你在沈家十七年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经历写一份材料给我们，我们要把沈世雄的罪恶行径公布于众，让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记住这阶级仇恨……”

母亲是来给养父说情的，没想到却成了工作组说服的对象，从那以后，工作组就三天两头来找她要材料，她推说不会写，工作组又派来了笔杆子，让她口述，母亲不肯说，就装病，今天说头晕，明天说肚子疼，一直拖到沈老爷死的那天，也没有说一个字。那些日子，母亲压力很大，几乎快把她逼疯了。工作组的话对她并不是没有触动。她想起小时候背井离乡来到山东的痛苦经历，想起沈老爷在她身上留下的一块又一块伤疤，想起沈家的人把她呼来唤去的情景，想起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哭诉，却得不到任何同情的境遇。她完全可以写一份像样的控诉书，控诉沈家对她的种种不公。沈家的人，除了少爷，她对其他人没有什么感情，她之所以回去照看老爷，是因为奶奶那句话：你永远都不能不认他。这是做人的起码良知。还有，就是少爷的嘱托。她绝不能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情。如果她现在不能坚守这道防线，今后将会成为她一生的良心负担。

沈老爷也是被枪毙的，开公审大会那天，母亲不忍心到现场去，她让父亲去看看，弄清楚人死在什么地方，听见枪响之后回来给她报个信。她已经为沈老爷缝好了老衣，并且偷偷给他订了一副棺材。父亲不大情愿做这些事，是母亲逼着他去的。为此两个人还吵了一架。

公判大会是在一天下午开的，枪毙的地点在黄河边的一个山坡下面。母亲去给沈老爷穿老衣的时候，工作组和村干部都没有难为她。父亲找了几个沈家的远亲，把沈老爷装殓了，埋在玫瑰坡的山脚下。事后，母亲又让父亲偷偷打了一块碑，埋在了坟头前面的地底下，以便将来沈家的人回来能找到。

沈老爷死后，母亲的麻烦事还没有完，根据工作组的指示，村干部组织了一批贫下中农开会，帮助父母亲提高阶级觉悟，站稳阶级立场。说是帮助，其实和斗争差不多，动不动就让母亲交代和沈家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对地主养父这么有感情，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指使。本来这个会还会一直开下去，但是只开了两次就停止了，因为有一天夜里还乡团来了，把村里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全抓走了。

到1949年，山东的还乡团已经基本上停止活动了，因为国民党大势已去，还乡团失去了依靠，很快就树倒猢狲散了，少部分人跟着国军南撤了，剩下的只有各人顾各人了，只有很少的地区还有还乡团活动。那天夜里还乡团是秘密进村的，来的人很多，他们几乎是同时动手，一下子抓走了九个人，看样子是有备而来。被抓的都是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等闹出了动静，民兵们开始集合的时候，还乡团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附近一个村子的井被填了。从井里挖出了十七具尸体，人们认出了有八具是本村的，另外九具是另一个村的。那天晚上白景云不见了，大家都以为他也被抓了，可是却没找到他的尸体。

父亲被叫去给那些死难的烈士刻碑。刻完八块，新选出来的村长说，给白景云也刻一块吧，他斗争地主最积极，估计肯定是被杀了。说完，村长又叫人来在墓碑上写上了字：山东省河阴县白山头村民兵排长白景云烈士之墓。父亲有点想不通，问：“他也算烈士？”

村长说：“他怎么不算烈士？他是被还乡团杀的呀！”

父亲想了想，觉得村长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便没有再说什么。墓碑刻好之后，父亲问村长送到哪里，村长说要研究研究，让父亲等回话，父亲便把那块碑字朝下放到了自家房后，为的是免遭风雨侵蚀。可是村干部们研究了多次也没有结果，那块墓碑就一直在那里放着。

政府发的救济粮很快就吃光了。好在春天来了，地里已经长出了各种各样的野菜，可以充饥。父亲给烈士刻碑，每天给他一斤麦子，算是管饭，靠这些麦子和野菜，还有父亲偶尔猎到的山鸡野兔换来的粮食，一家人度过了春荒。地里的麦子已经黄梢了，眼看着丰收在望，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一天中午，父亲站在自家的麦地里，究其一颗麦穗搓了搓，吹去麦壳，手心里剩下了一撮鼓溜溜的麦粒，父亲把麦粒送进嘴了嚼了嚼，满嘴的麦香味让他感到陶醉，正在这时，从大槐树那边走过来几个人，看样子是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他们下了官道直奔村里来了，那个中年男人穿了件中山装，走到父亲跟前问道：“小兄弟，你是白山头的？”

父亲抬头看了看他，问：“你找谁？”

“鲁润德，小名叫石头，和你岁数差不多，认识不？”

父亲又仔细看了看那人，惊呼道：“哥，你不认识俺了？”

伯父走的时候，父亲还没成年，所以第一眼竟没有认出来。兄弟相见，悲喜交集。

伯父没什么文化，当了二十年的兵，只混了个连长。抗战期间，伯父所在的部队一直住在重庆。当时重庆有许多从沦陷区逃难过来无家可归的人，不少年轻姑娘、媳妇生活没有着落，都想就地找个人嫁了，好有个依靠，伯父也娶了一个拖油瓶的媳妇，带着两个孩子。结婚以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取名叫育禾。半年之前，伯父突然被调去训练新兵，并且被提升为副营长。伯父很清楚，这次提升是叫他去卖命。果然，新兵训练了不到三个月，部队便被调到了长江江防前线。这些刚招募来的新兵，哪里会打仗！解放军一过江，队伍就不战自溃，四散奔逃了。伯父知道国民党败局已定，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回重庆，把老婆孩子接了出来。开始伯母不肯跟他走，他把国共双方的态势详细地向伯母描绘了一番，说得伯母目瞪口呆，只好变卖了家产，带着孩子跟着伯父回到了老家。

见了伯父，父亲既高兴又伤心又生气：“这么多年，你怎么也不给家里捎个信儿来？你知不知道咱娘和我天天都盼着你回来？”

伯父感到很诧异，说：“俺给家里捎信了呀！咱娘还托人给俺写过信呢！你不知道？”

父亲一听这话，愣在了那里。他想起拜师学徒的时候奶奶花过一笔钱，和母亲私奔的时候奶奶给过他一笔钱，两次闯关东奶奶也都给过他钱。每当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奶奶总能拿出一点救命钱来，当时他不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现在才明白，原来那些钱都是伯父捎回来的。奶奶没有告诉父亲，是怕他去找伯父。父亲不止一次说过要去找伯父，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说过，奶奶想念伯父的时候也说过。父亲这时才明白奶奶的良苦用心，她是怕两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以父亲的性格，如果知道了伯父的去处，是很可能找到队伍上去的。河阴过去是日寇占领区，后来又成了国共两党拉锯的战场，奶奶就更不敢把实情告诉父亲了，害怕年轻人嘴上把不牢说出去，对他们不利。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伯父刚一回来就被乡里来的人带走了，审查了一个多月才放回来，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按当时的政策，连以下军官算一般历史问题，营以上的是历史反革命。伯父的官职恰好在政策边缘上，鉴于他是在国民党败退之前才被提拔到前线来送命的，给他按一般历史问题做了结论。伯父接受审查期间，乡里还来人搜查过，搜出了伯父带回来的两根金条和几块大洋，大洋后来给退回来了，金条一直没退，伯父也不敢去问，政府对他这么宽大，已经是感恩不尽了，两根金条算什么！

伯父一回来，家里一下子多了五口人，刚打下来那点麦子，还不够吃到秋收的，父亲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紧紧地绷了起来。他在麦茬地里种上了玉米和地瓜，又置办了一副豆腐挑子，每天怀里揣上锤子錾子，开始沿街叫卖。伯父当了半辈子兵，地里的活不会干，出去卖豆腐嫌丢人，每天就在家里闲糗着。伯母过惯了城市生活，顿顿要吃菜，家里油盐酱醋一样也不能少。这些东西，除了盐，对于父母亲来说都是奢侈品，只是在过年时才偶尔买一点。可是伯母要这样做，也管不了，她是用自己的钱买的。除了这些，伯母隔三差五还要买点肉回来，给大家改善改善。伯父带回来那点钱，很快就花光了。家里还养着几只鸡，那是母亲的银行，鸡蛋是用来换盐和针头线脑的，母亲从来没舍得吃过，甚至也舍不得给父亲吃，可是伯母全拿来给伯父当了下酒菜，母亲心疼，却不敢说，因为家里买的那些油盐酱醋鱼肉什么的，都是她掏钱，大家享用，吃几个鸡蛋也不为过。可是有一天，伯父居然把一只大公鸡宰了，说公鸡不下蛋，留着也是浪费粮食，还不如一家人改善改善。母亲心疼得偷着哭了一场，父亲劝她说：“宰就宰了吧，他替你做主把鸡宰了，说明没把你当外人，你可千万别带出不高兴来。咱可没少花哥的钱，别为一只鸡闹得失了和气。”

“可是哥那个花法咱也陪不住呀！”

“哥当了半辈子兵，没过过农民的日子，以后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

家里的存粮不多，从麦子一下来，父亲就和伯父商量，想把麦子换成粗粮，计划着吃，否则吃不到秋粮下来，伯父不同意，说：“怕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放开让孩子们吃去吧！接不上了再想办法。”

父亲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但他是兄长，也不好硬拧着来，只好依着他。很快，那些麦子就吃掉了一大半，父亲看这样下去不行，又和伯父商量，改成每天一顿干的两顿稀的，再换点粗粮，掺些糠菜，免得将来接不上顿。伯父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就是这样，粮食也没有吃到秋后，家里又断顿了。几个孩子饿得连哭带闹，伯母看不下去，要带着孩子回重庆，伯父说：“解放军已经打到成都了，你现在回重庆不是找死吗？”

伯母虽然没有走，但是整天哭哭啼啼，抱怨伯父把她带到这么一个穷山恶水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来。伯父一天到晚叼着个旱烟袋唉声叹气，一筹莫展。刚回来那股精气神消失得无影无踪。

伯父的问题有了结论以后，村里也给他分了房子分了地。但是这并没有给一家人带来欢乐，因为那些地最快也要到秋后才能产粮食。

好不容易捱到了秋后，玉米结穗了，地瓜秧快干了，黄河突然发了大水，把那些地全淹了。

黄河流到山东，从上游带来的泥沙开始大量沉淀，使得河底越来越高，人们没有更好的治河办法，只能不断加高河堤，使得河堤越来越高，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天河。这么高的河底一旦决堤，将会淹没所有的民房和建筑物。但这只是从黄河北岸看到的情况。南岸处于丘陵地带，山势地势总体上是南高北低。河再高高不过山去。有自然地形做屏障，无论河底怎样逐年增高，只要顺着山势稍微加固一下，费不了多少人力物力就可以挡住河水。由于是丘陵山区，南岸即使决口受灾面积也不会太大。北岸就不同了，一旦决口，河水将会冲击到天津、保定甚至北京。所以，历代统治者治河，只注重北岸的加固，南岸却一直得不到重视，不但不重视，一旦遇到危险，还要在南岸决口分流，以保证北边不受损失。1949年这场水灾来势十分凶猛，根据史料记载，仅河阴县境内就有七处漫水，沿黄98个村庄被淹，倒塌房屋3800多间，淹地14万亩。伯父刚分到的几间房，也被洪水冲垮了。

如今再到哪里去谋生？父亲脑子里又冒出了那十分熟悉的三个字——闯关东。

人一生不走的路要走三遍。这次回来，分到了土地，父亲本来不打算再走了，可是生活半路突然拐了个弯，又把他带回了东北。

解放了，从济南到锦州全线都已经通车了，只是需要在天津倒一次车，可是父亲没有钱，买不起车票。这一次，他还是挑着担子走的，后面挑着行李；前面挑着我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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