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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第三章 天堂在哪里？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2286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父亲走后不久，我那不满三岁的哥哥就开始发高烧，奶奶按照传统经验，给他烧了红糖姜汤水，趁热灌下去，捂上被子发汗。按现在医学的解释，发烧是炎症引起的，炎症不消，烧很难退。奶奶的办法用在成人身上或许能行，因为伴随着出汗排出了一些病毒，但最终的恢复是靠自身的抵抗力消除炎症。还不满三岁的哥哥太弱小了，没能抵抗住病毒的袭击，灌了几次姜汤烧也不退，只好去请郎中，按郎中开的方子吃了几副药还是不好，最后不得已去了县城里的教会医院。医生说有一种叫盘尼西林的药，打几针就好。可是盘尼西林是稀缺药品，价钱贵得惊人，母亲怎么也凑不出那么多的钱给孩子打针，只好把孩子抱回去，还希望用中药或者老办法能治好孩子的病，谁知第二天孩子就开始抽风，母亲已顾不得奶奶的面子，到村里挨门挨户借钱，等她凑足了钱，把孩子再次送到教会医院，孩子已经不行了。母亲抱着已经断气的孩子，呆呆地坐在医院的走廊里，一边流泪一边自言自语：“我怎么不知道早点去借钱哪？我怎么这么糊涂呀！”

她不敢大声哭，害怕惊动了医生护士。这时，一个大胡子外国人从她面前经过，看见这一幕，停了下来，用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用中国话问她：“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母亲抬眼看了一下这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说：“晚了，谁也帮不了我，我的孩子，他死了。”

大胡子说：“是的，他死了。我可能帮不了你，也帮不了他，但是上帝能帮助你们。”

“上帝？上帝是谁？”

大胡子对她解释了半天，母亲似懂非懂，等他说完了，母亲说：“人已经死了，上帝能帮他什么呢？”

大胡子想了想，说：“我这样和你说吧，你是想让你的孩子死后上天堂呢？还是让他下地狱？”

“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

“……”

天堂的美好向往吸引了母亲，从那以后，母亲走进了教堂。

母亲有一个银质的十字架，大约两寸长，很精美，用一串珠练穿着，那些珠子只有绿豆粒那么大，也是绿豆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很感兴趣，拿过来想仔细瞧瞧，可是母亲却一把夺了过去，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有这个。”那正是文革时期，我凭直觉知道这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自然也不敢对外人说。后来母亲把它藏了起来，我虽然又看到过几次，但是母亲始终是躲躲闪闪的，我一直没看清楚过，也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过母亲，直到她去世。

天主教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到十九世纪末，在山东一带已经非常盛行了。母亲每周都要到玫瑰坡教堂去做弥撒。

有一天，母亲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叫她：“带子！”

母亲回头一看，原来是沈家的大小姐。沈家的三位小姐都不是一母所生，平时争来斗去，关系很紧张，但是和我母亲都还过得去。母亲十分诧异地问她：“大姐，你怎么到这来了？你也信教？”

“不，我是来找你的。我在门口等了半天了。”

大小姐还领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长得十分清秀，像个腼腆的小姑娘，母亲问：“这是大外甥吧？叫什么名字？”

那男孩害羞地答道：“马国栋。”

大小姐婆家在河对面东阿县，丈夫却在上海。婆家是沈家生意上的老搭档，也是做阿胶和玫瑰生意的，大小姐结婚没多久就跟着丈夫到上海去了。这次回来一是回娘家，二是替丈夫料理一些婆家的事。

母亲问：“找我有事吗？”

“我就是想问问你，知道不知道剑平的下落。咱们姐妹里边，他和你最好，我想你可能知道他的消息。”

剑平就是沈家的少爷，母亲一听问剑平的下落，心里吃了一惊，焦急地问道：“剑平？剑平他怎么了？”

“你不知道啊？他跑了。说是要上前线去抗日、打鬼子。走的时候和爹闹翻了，爹就像当年关你一样，把他关起来了。谁知过了几天他也和你一样，跑了。”

“他是什么时候跑的？”

“腊月十七。后来爹听说小石匠腊月十八闯关东去了，就断定这事和你们俩有关，让我来问问你。你跟姐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他到哪去了？”

母亲连连摇头说道：“我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了，早就跑着告诉爹去了。”

大小姐望着她那焦急的神色，知道她没撒谎，叹了口气说：“不知道就算了。他要是给你来信了，你赶紧告诉爹一声。”

母亲点着头说：“我知道。爹身子骨咋样？还好吧？”

大小姐叹了口气说：“唉！这两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剑平这一走，一下老了一大截。咱们姐妹几个又都不在，身边一个儿女都没有，你说他心里会是啥滋味？”

“我想去看看爹，他能让我进门吗？”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前边的事气还没消，这又添了剑平的事，现在回去肯定不行。”说完，大小姐走了。母亲冲着他的背影说道：“大姐，剑平要是有了信儿，也给我带个话。”

转眼间父亲走了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中，母亲只收到过他一次来信，那是他刚走不久托人写来的，后来就没了消息。奶奶和母亲仿佛心照不宣，谁都不提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提起来怕承担不起，其实放在心里也一样。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奶奶经常依着门框远远地望着望着村头那棵老槐树，望着从树下伸向远方的那条大路，希望父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路上；母亲则每天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祈祷，盼望着他能平安归来。就这样，一直盼到大年三十，父亲回来了。那天，和他走的时候一样，天上依然下着大雪，父亲一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父亲逃走的时候，身上只揣了两个橡子面窝窝头，走到锦西就饿得走不动了。他身上还有不少伪币，就走进了一家小饭馆，想买点吃的。谁知刚坐下，就听见街上一阵急促的哨声。紧接着就看见满街的人开始跑动起来。父亲出去一看，只见街口两头都有宪兵和警察把守着，满街的人都被堵在街筒子里，挨个检查，凡没有良民证或通行证的一律抓走，日本人称之为“一齐索出”，他们经常堵住一条街的两头，搞这种一齐索出的行动，专门抓“浮浪”（氓流），以补充劳工的不足。父亲没有良民证，也没有通行证，日本人为了防止劳工逃跑，故意不给他们办，平时在工地和工棚之间的范围内活动没人管，但是一上街就经不起查了。父亲被“索”走了。

父亲被带到了“矫正辅导院”。矫正辅导院是专门为日本在华企业输送劳工的，伪满在东北设立了大大小小九十多个辅导院，有些大企业还专门为辅导院提供资金和用房，什么时候缺劳力，缺多少，只要和辅导院打一声招呼，辅导院立刻就满街去抓人，不出几天就能把几千人输送到企业中去。如果正赶上企业要人，算是幸运，抓住就被派去做工去了，如果被抓了还没人要，那就要倒霉了，辅导院设有各种刑具：灌凉水、灌煤油、夹指甲、钉竹签、冷冻、倒吊、关水牢、地牢等等，简直是骇人听闻，“辅导士”们闲着没事，就用这些刑具来折磨被抓来的“浮浪”。父亲被抓以后，一个中国辅导士拿着榔头轻轻地敲打着父亲的头问：“你的脑袋够不够硬？”

父亲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辅导士说，“够硬你就和这个榔头碰碰，不够硬就老老实实去做工。”

父亲只好说愿意去做工。不一会，愿意去做工的就站满了辅导院的院子。那些答应得慢一点的，立刻就遭到一顿洋镐把子的毒打，那些辅导士管这叫“镐把炖肉”，炖完还不服气的就得上刑。但是也有不怕死的，一个热河汉子，平白无故被打了一顿，不禁怒从心起，伸手夺过镐把来把一个辅导士打了两镐把，结果几个辅导士一起冲了上来，那汉子抄起窗下立着的一把铁锹，一抬手把一个辅导士的脑袋劈成了两半，一个日本人掏枪刚要打，又被那汉子一锹劈倒了，几个日本人一起向那汉子开了火，那汉子中弹之后还又劈死了一个日本鬼子。由于这个热河汉子的反抗，这批“浮浪”统统被送到了阜新煤矿。

父亲干活的这个矿叫北道坑矿，在这里采煤的绝大部分是抗日的战俘和那些思想犯、经济犯，也有不少是被骗招骗抓来的百姓。矿山的四周布满了电网和岗哨。日本人采取的是人肉开采政策，“以人换煤”，劳工们每天要在井下干十二个小时的活，每人都有定额，井口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守着，完不成定额不准出坑。每天天不亮就下井，出坑的时候，天已经漆黑了。吃的是发了霉的高粱米饭，一顿只有一碗，劳工们饿得把电网内的草都拔光了，有的人看见电网外有青草，便不顾死活伸手去拔一把来充饥，一不小心触到电网，就活活被电死在那里，侥幸没有被电网电着，被站岗的哨兵看见，一枪打过来，也就没命了。井下不供水，劳工们渴极了就喝那些水坑里的污水，不少人因此得了病，继而把命送掉了。为了防止劳工们逃跑，晚上睡觉必须把衣服都脱光，由“炕长”锁在一个柜子里，第二天早上再发给大家。父亲刚去的时候，大炕上挤不下，一个日本人拿起一把铁锨，照着炕中间劈了下去，那些脱得赤条条的劳工们急忙向两边躲闪，于是日本人指着和父亲一起来的几个劳工说：“你们的，上去！”几个手脚麻利的早把衣服脱光了窜到坑上去了，父亲脱得慢了点，被剩下了，那个日本人嫌他动作慢，就让他睡在地上。日本人走后，劳工们见父亲可怜，又给他挤了块地方让他睡下了。

父亲来到北道坑矿的时候，正是冬季，矿上给每个劳工发了一套更生布的棉衣，更生布穿不了几天就磨破了，找不到针线，就用铁丝把磨破的地方撮起来，里面的旧棉花打卷，全部沉到了衣服下沿，胸前背后就剩了两块薄布片，哪里抵得住东北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很多劳工只好把水泥袋子纸、草帘子裹在身上，用铁丝扎住取暖。就这样，还是有许多人冻掉了手脚，甚至活活被冻死。劳工们穿的是两种颜色的衣服，那些犯人穿的是紫红色的，普通劳工穿的是灰色的，背上一律都用油漆写上编号，平时大家交谈从来不称姓名，只叫编号。那些犯人肩上还用烙铁烙上号码，和衣服上的号码一致。

矿上每天都有病死饿死的人，死了就抬到劳工们住的那座院子中央的一个木板棚里，等凑够了一车用车拉走，扔到电网外边不远的一个万人坑里。一到夏天，木板棚就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死尸停在里面不拉走，过几天就腐烂了，招得绿豆蝇满天飞。有时候人没死就给抬进去了，在那里等死。父亲刚到不久的一天晚上，劳工们都睡下了，忽然听见门响，像是猫、狗一类的动物在抓门，抓得大家心里发毛不敢睡觉。炕长命父亲下去看看。炕上有件大衣，是炕长的，劳工们夜里上厕所时轮着穿，父亲披起那件大衣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见父亲开了门，那人说：“我是给扔到木板棚去等死的，我没死，让我进来暖和暖和吧。”

炕长听说是人，急忙对父亲说：“快把门关上，别让他进来！”

父亲不忍心，出去拖那人进来，炕长坐在炕头上骂道：“叫你把门关上你没听见哪？你放他进来，把病给大家传染上怎么办？”

父亲已经将那人的半边身子拖了进来，炕长急忙跳下炕，抢过父亲身上的大衣披在自己身上，抓住那人就往外搡，那人死死抓住炕长的袖子，说：“求求你，让我进来吧。”然后用嘶哑的嗓音冲着父亲喊道：“润德老弟，救救我！”

父亲听见那人喊他的名字，心里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是白景云。他连冻带饿，相貌和声音全变了，父亲开始竟没有认出他来。父亲又向炕长求情，还有几个劳工也一起向炕长求情，炕长这才把他放进来，“你们几个说让他进来，和你们挤一块呀？离我远点！”

如果父亲知道是白景云，绝对不会去开门，可是既然已经让他进来了，又不能见死不救。父亲和劳工们用自己的体温把白景云暖活了。天亮以后，白景云还得跟着去下井，否则，躺在炕上让日本人看见了，又得扔进木板棚去。几个劳工掩护着白景云混进了井下，找到他原来的炕长，大家一块帮他完成了定额，晚上又把他带了出来。第二天，他又回到了自己住的那间工棚。白景云患的是痢疾，算他命大，过了几天挺过来了。

鬼子对劳工们惨无人道的压榨激起了劳工们的反抗。在战俘们带领下，矿上的劳工举行了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对伤病者给予医治，对死者给予妥善安葬。这三条要求并不高，但是劳工们为此却付出了几个人的生命作代价。开始，鬼子企图分化瓦解劳工，对他们进行威胁利诱，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想去上工，但是带头罢工的军人们已经定下规矩，谁先去上工就打死谁。因此，没有人敢下井。后来鬼子又来硬的，从带头罢工的战俘里揪出几个人来当众拷打，放出狼狗来撕咬，那几个军人真有骨气，自始至终没有屈服，被活活打死了。日本人一天不出煤损失很大，最后不得不妥协，答应了劳工们的要求。

罢工胜利以后，劳工们吃了几天饱饭，矿上也派来了两位医生，伤了病了随时可以给包扎一下，给几片药吃，病重的也送出去过几个到医院治疗。但是，凡送出去治病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设法逃跑，命大的就跑掉了，没跑成的便被打死了。日本人装了几天样子，后来便不再往外送病人了。那座停死尸的木板房被拆除了，死人不再堆积在那里，随死随用棺材拉走。过了不久劳工们发现，拉死人的老是那一具棺材，原来那棺材是活底的，像抽屉一样可以拉开，拉到万人坑把底扳一抽，将人扔在那里就不管了。

父亲在矿上干了一年，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也得了痢疾，一天拉十几次，拉得浑身无力、眼冒金星，还得硬撑着去上班，否则，等待着他的就是被日本人拉到万人坑去。有一天下班从井下上来，父亲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都是死尸，几条野狗围着他，大概是在研究他的死活，父亲知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万人坑了，于是拼尽全身的力气爬了出来……

父亲是饿昏了，奶奶给他灌了些水，吃了点东西就好了。父亲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娘，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出去这两年，一分钱也没带回来，光带回来一张嘴。”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奶奶和母亲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只要人回来了，比什么都好！”

说着，母亲把已经准备好的简单的年夜饭端了上来。父亲已经缓过劲来了，眼睛四处张望着，奶奶知道他在找什么，她不希望在大年三十提起那个更可怕的话题，偷偷掐了父亲一把，父亲没明白奶奶的意思，张口问了出来：“孩子呢？”

母亲听到这声问，脸都白了，把手里的碗朝炕上一放，跑到院子里，蹲在雪地上放声大哭起来。父亲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想去劝劝她，奶奶把他拦住了，“让她哭一会吧。自从这孩子没了，她就没有哭出来过，我怕她憋出病来。”

母亲并没有因为失子之痛有什么不正常，但是过了几天她发现，父亲有些不对劲，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问他什么，他总是反应不过来，啊？你说什么？母亲以为是孩子的原因，就不停地开导他，奶奶也在一旁劝解：“你们还年轻，还可以再生，别死了一个再搭上一个，那样娘可就没法活了。”

只要奶奶这么一说，父亲就会努力克制自己，尽量保持平静，不让奶奶为他担心，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又恢复了老样子。母亲见他这样子，总是说：“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

“我没想不开，你放心吧。”

“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你有什么话说出来，我和娘也好帮你排解排解。”

有一天，奶奶不在跟前，父亲经不起母亲盘问，只好说：“我杀了人！”

母亲听了，惊得目瞪口呆：“什么？你杀人了？”

“是，我杀人了。”接着，父亲把杀死李富贵的前后过程详细对母亲叙述了一遍，母亲听完以后长出了一口气，说：“那人不是你杀的，你别往自己身上揽。”

“可是，是我第一个勒住了他的脖子，要不别人也不会杀死他。”

“你不勒住他，别人也会杀他的，真的，你相信我，这人不是你杀的。况且，他也……”

母亲想说，他也该杀，但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她不能这么说。母亲劝了半天，父亲还是不能释然，他心里的疙瘩，还不光是李富贵的死，在北道坑矿的那些悲惨遭遇也让他备受刺激，想起来心里就发抖，但是这些话他不能对母亲说，怕她跟着受刺激。母亲无法帮他排解，突然想起了教堂，于是拉起父亲的手，说：“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父亲跟着母亲去了教堂，向神父作了忏悔。从那以后，精神才逐步恢复过来。从此，他也成了一个天主教信徒，每周日跟母亲一起去教堂做弥撒。但是父亲的信仰远没有母亲那么坚定，天堂对他的吸引力也没有对母亲那么大，解放以后，他开始积极申请入党，他觉得共产主义比天主教所说的天堂更美好、更现实。

不知父母亲和奶奶是怎样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当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一家人脸上又露出了笑容。父亲除了攒磨、打铁，又置办了一副卖油的挑子，农忙时还照样去打短工，母亲照常去挖野菜、打猪草，给人缝缝补补。日子穷归穷，但他们对生活依然充满希望，希望这世界有一天会有所改变；即使永远不变，在前面等着他们的还有一个美好的天堂。

很快，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很快，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光复了！光复，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尤其是像父亲这样亲身受到过日本鬼子压迫剥削的人。他想起肖师傅临死时说过的那句话：“亡国奴不好当啊！”他跑到村后的山坡上，给师傅烧了一打纸钱，遥望着北方默念道：“师傅，光复了，我们不再是亡国奴了！”

父亲从山上下来，恰好碰到前来找他的柱子：“二哥，光复了，你打算咋办？”

“什么咋办？接着过咱的日子呗。”

“你看这日子还能过么？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不能过也得过，不过咋办？”

“你不想再到关东看看？说不定这次能碰上发财的机会呢。”

提起闯关东，父亲仍心有余悸。

父亲是回到老家以后才见到柱子的。他问起刘天明的下落，柱子说：“俺俩一出锦州就走散了，他那个人机灵，估计不会有什么事。”

听柱子又提起闯关东，父亲道：“发什么财！上次闯关东，一分钱没挣着，还差点把命搭上，还敢去闯关东？”

“这回去可不一样了，小鬼子投降了，关东是咱自己的地界了，谁还敢欺负咱？俺听说，一光复就要搞建设，关东那地界是，是什么来着？”柱子摸着脑袋，怎么也想不起来刚听来的那个词了。

“是重点。”父亲也听人说了，东北重工业发达，光复以后肯定要大建设，肯定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许多年轻人都在跃跃欲试，想再次闯关东。

“对对，是重点，你想不想去？”

父亲的心又活了，回去对奶奶一说，奶奶十分赞同：“去吧，树挪死，人挪活，趁着年轻出去闯闯，说不定能闯出点名堂来，别死守在这一块地方。”

过了几天，父亲收拾好了行李，和柱子以及几个村里的几个年轻人约好了上路时间，就要准备出发了，奶奶说：“这次去，把你媳妇和孩子都带上。”

父亲脱口而出说道：“那不行，都走了谁照顾你呀？”

“你们不用管俺，俺自己能照顾自己。”

“可是家里既没钱又没粮，你怎么生活呀？”

“没钱没粮，把他们留下不是更让俺糟心？再说，你到那不是很快就挣钱了吗？”

不管奶奶怎么说，父亲都不能同意这个方案。奶奶老了，而且一身都是病，身边没人照顾是不行的。父亲把打好的包袱又解开了，说：“那样的话，俺就不走了，俺守着你一辈子！”

奶奶生气了，说：“你这个没出息的货，不趁着年轻出去闯，守着俺干什么？”

“俺是放心不下你老人家呀！”

“你放心，娘什么样的苦日子都过过，娘死不了，娘还等着你出息了过好日子呢！”

父亲知道，奶奶是不肯拖累他们，因此，说什么也不肯走，最后，奶奶给父亲跪下了：“我求你了，行不？”

父亲又挑着一副担子上路了，一头是行李，一头是我的第二个哥哥。母亲肩上挎着一个包袱跟在他身后。奶奶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大槐树下，父亲许下奶奶，在东北一站住脚就回来接她，许下将来一定要让奶奶过上好日子，但是没想到这竟是他和奶奶最后的诀别。

1945年8月23日，苏联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协同，首批到达义县。当晚，锦州日伪军、政、铁路和日本居留民等代表30人由伪锦州省参事官宇都宫仁带队，打着白旗，手捧降书，前往义县向苏联红军投降。24日，苏联红军小分队前来锦州接受日伪军、警、宪投降。驻锦的日伪军、警、宪全部被缴械。在此之前，日本人利用原有的军、警、宪，组织了一个地方治安维持会，锦州市面上暂时还能维持表面的安定，这些军、警、宪一被缴械，整个锦州立刻乱了套。被日本人欺压了十三年的锦州市民，这下有了出气的机会。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那些平时手上有人命的、作恶多端的、与中国邻居结了仇的日本人，早就被中国人盯上了，警察、宪兵一缴械，立刻遭到了中国市民的殴打，有的当场就毙了命。紧接着，一些市民开始哄抢日本人的店铺。这样一直乱了四五天，直到苏军大部队开进来，才逐步恢复了秩序，但仍然每天都有被打死的或自杀的日本人。

父亲逃走之后，白景云还在矿上，他觉得自己身上的体力已经耗尽，活不了几天了，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每天出工的时候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到这间工棚里来。就在这时候，日本人投降了。开始，日本人还对这些犯人和劳工保密，但是，无论是犯人还是劳工，都发现矿上的日本人蔫了，不打人了，过了两天，连工也不让他们上了，每天就在工棚里关着，到点就吹哨子，叫他们出来吃饭。劳工们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还不敢确定，当他们确切地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的时候，一下子像潮水般涌向了矿山的大门，日本人没有阻拦，整个矿山的人一下子跑了个精光。其实日本人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只是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不敢私自把这些战俘和犯人放走。他们自己走了，日本人反而解脱了。

白景云一出来，正赶上日本人缴械，他跟着那些乱民进了一家日本商铺。别人专拣那些值钱的东西抢，白景云饿得头昏眼花，就直奔那些能吃的东西去了，等填饱肚子，机会已经错过了。商店里的东西早被抢光了。他背着一个装满饼干、糖果和罐头的口袋沿街转悠，想看看还有没有发财的地方，转了半天也没找着机会，即使有，以他目前的体力也抢不过别人。天黑了，街上的乱民渐渐散去。他想找个睡觉的地方，于是钻进了一家被捣毁的日本商店。商店里空空如也，连门窗都被卸掉了，四处忽忽漏风 ，好在是夏末秋初，天还不太冷，他就蜷在墙角里枕着那个装满食品的口袋睡着了。一觉醒来，听见有嘤嘤的哭泣声，深更半夜的，那哭声很瘆人，白景云听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后脊背嗖嗖地冒凉风。他侧耳听了听，哭声就在不远，于是循着声音找到了商店的后院，看见北屋里还亮着电灯，他隔着窗子看了看，只见一个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日式的地铺上躺着一具死尸，用白布盖着，女人正在对着尸体哭泣，声音时大时小。看见这一幕，白景云倒不害怕了，因为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来打算回到前面去继续睡他的觉，不料一脚踢倒了院子里的一个花盆，惊动了那个日本女人。那个女人跑出来，看见院子里站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吓得浑身发抖，一个劲地给他鞠躬，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用生硬的汉语对他说：“家里，什么的都没有。你的，想要什么，随便拿。”

白景云又困又乏，懒得听她说，转身又回到前面店里去了，打算继续睡他的觉。刚睡着，觉得有人用手推他，他睁开眼睛，借着月光恍惚能辨别出是刚才那个日本女人。那个女人用磕磕巴巴的汉语对他说：“到后面，后面睡，有床。”

白景云跟着她进了后院。女人把他领进停着尸体的那间房子的隔壁，屋里除了一张床和那些被抢劫一空的柜子，什么也没有。女人指着那张床说：“你的，睡这里。”白景云看了看，床上有一张榻榻米（厚草垫），比睡在地上舒服多了。他上去试着躺了躺，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这会他也顾不得隔壁躺着一个死人了，一躺下就再也不想起来了。女人找出一个旧床单，示意他起来，把床单给他铺上，然后又找来几件旧衣服，叠成枕头，让他接着睡，白景云头往枕头上一挨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他一眼看见女人手里拿着一包饼干在没命地吃，看样子是饿坏了，饼干沫呛得她直流眼泪。那是他口袋里的饼干，白景云劈手夺了过来，“谁让你偷吃我的东西？”

女人一面盯着他手里的饼干，一面比划着说：“对不起，我，饿了，我，给你，钱。”女人这么一说，白景云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把那个装食品的口袋扔给了她，说：“吃吧，吃吧，随便吃。”

女人一边吃，白景云一边问：“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吗？就是为了要口吃的？”

女人摇了摇头。

“那你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吧？”

女人点了点头。

“什么事？说吧。”

女人指着隔壁说：“我丈夫，他死了。你帮我，埋他。我……”女人指着自己说：“嫁给你。”

白景云一听，站起身来扭头就走，“不行！我连自己还养不活呢，你嫁给我，我拿什么养活你？”

女人一把拽住他说：“我有钱。我的，日本人，不敢花，你的可以。”

白景云一听见钱字，眼睛立刻就亮了：“你有钱？你有多少钱？”

“很多，你不要急，现在不安全，以后，我，拿给你。”白景云一听说有很多，心里更乐了，再看看眼前这个女人，还有几分姿色，年龄也不算大。心想，白捡个老婆，还有很多钱，干吗不要！白景云已经三十岁过了，还没结婚。年轻时穷，娶不起老婆；后来发了点财，因为生活没安定下来，没顾上娶；再后来就进了监狱。女人的话使他动了心，就是不知道娶个日本女人会不会犯事，但是他经不起那“很多钱”的诱惑，心想，管他呢，先把这女人的钱拿到手再说。

白景云指着隔壁说：“那屋里的尸体就是你丈夫？”

女人点了点头，把他领到了隔壁，白景云问：“他是干什么的？”

“做买卖的干活。”

“不是军人吧？”

女人连连摇头说不是，白景云还有点不放心，掀开被单看了看，死者果真穿着一身便服。于是又问：“他是不是在满洲国当官的？”

女人又说不是，还怕白景云不相信，拿出伪满州国发的营业执照给他看，这下白景云心里踏实多了。他想，只要不是军人，不是当官的，哪怕犯了事也不会太严重。于是又问他的死因，女人说是自杀的。白景云又问：“你们的孩子呢？”

女人是有孩子的，但都在日本，她怕白景云不答应，于是撒谎说：“没有孩子。”

白景云也不想深究，答应了女人的要求。女人不知从哪里找出了几块大洋递给他，让他出去买些吃的，顺便打听一下哪里有卖棺材的。

白景云刚要出门，来了一群打劫的，白景云道：“你们要抢去抢日本人，这是我的家。”

那几个人不服气，说：“凭什么说是你的家？这是日本人开的商店，你还想一个人独吞哪？那个女人明明是日本人嘛！”

“不错，他是日本人，但是他现在是我老婆了，这个家就是我的了。”

那几个人听了这话面面相觑，还有点不甘心。白景云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害怕吃眼前亏，忙说道：“你们就是想抢也没的可抢了，不信你们进来看看。”

那几个人一看店里的样子，就知道没什么油水可捞，转身走了。女人吓得一直躲在白景云身后，没敢吭声，心里暗自庆幸自己这个办法想对了。那些人走后，白景云让女人找来纸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大字：白景云宅。写好后让女人贴到门外去，谁知这张纸还真管用，街上那些打劫的看了这张纸果真不再进来了。原来街上已经有不少人把日本人的房子占了，都是用的这种办法。

白景云给死者买了一副棺材，白天不敢公开发送，夜里雇了几个人偷偷抬出去埋了。女人要求给死者立个碑，以便将来能找到，白景云道：“你找死呀！立个碑让人看见，还不马上给你掘了？”女人说可以用中国人名，只是为了有个记号，将来好找，白景云也答应了。

女人把丈夫的后事安排停当之后，撬开了一块地板，从里面拿出一个首饰匣，交给了白景云，白景云打开一看，里面有四根金条，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和大洋。

有了这些钱，白景云是吃穿不愁了。他哪里体会得了那个日本女人的苦处，白天吃饱了肚子没事干，就到街上闲逛，还想再找点发财的机会。街上依然混乱不堪，平时有军警镇着，那些地痞流氓不敢胡作非为，这一下全冒了出来。就连苏联红军也经常有喝醉了酒在街头闹事、干坏事的，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街上到处是哭喊声、叫骂声，但是白景云是死人堆里钻出来的，他不怕，哪里有热闹往哪钻。有一天，他转到了伪锦州省办公大楼旁边，看见两伙人在那里争吵不休，旁边还围着一大群人，便凑到跟前去看热闹。

这两伙人，一伙是国民党锦州市党部的，一伙是锦州县党部的，他们原来都是从事地下活动的，日伪投降后，国民党的军队还远在大后方，一时开不到东北前线，于是上级命令他们，立刻由地下转入公开，挂出牌子、打出旗帜，以号召民众，防止共产党钻空子。锦州县党部是先来的，前一天就把牌子挂上了，锦州市党部来了之后，也要把牌子挂在这里，硬要让县党部把牌子摘了，另找地方。也许是地下工作的需要，防止被日寇一网打尽，县、市党部互不隶属，各有自己的上级，因此，县党部的人根本没把市党部这些家伙放在眼里，所以吵得僵在这里，相持不下。这边还没吵出个结果，又来了几个人，把国民党的两块牌子全摘了下来，把他们自己扛来的两块牌子挂上了，一块是中国共产党辽西地区委员会，一块是锦州市人民政府。这下国民党的两伙人立刻联合到了一起，冲着共产党的人吵了起来：“你们算哪家的政府？你们有什么资格把牌子挂在这里？”

“我们是人民的政府，我们当然有资格把牌子挂在这里。”这个人一说话，白景云立刻就把他认出来了，那不是小瓦匠刘天明吗！

国民党中一个年轻人站出来说话了，一张口，也是山东口音：“是我们把日本人打跑的，你们凭什么来抢占胜利果实？”

“谁说是你们把日本人打跑的？明明是共产党八路军把日本人打跑的，你怎么睁着眼说瞎话？抗战八年，你们的队伍躲到哪去了？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前面顶着，哪有抗战的胜利？”

“难道台儿庄大捷不是我们打的？昆仑关大捷不是我们打的？”

两个人正吵着，几个国民党青年上来就要摘共产党的牌子，小瓦匠刷地一下掏出了手枪：“我看你们谁敢动！”

国民党的人也不示弱，一个个都掏出了家伙，小瓦匠道：“干嘛？想跟我们动武？你们恐怕没这个胆量吧！”说完，冲旁边一个人使了个眼色，那人飞快地跑了。国民党中那位带头的青年，示意自己这边把枪放下，上来拍着小石匠的肩膀，居高临下地说道：“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刘天明。”

“在下沈剑平，眼下还是国共合作时期，我看不必动武，咱们可以坐下来谈谈，凡事都有个道理，你要能说服我呢，我们立刻摘牌子走人；要是说不过呢，你们摘牌子，好不好？”

小瓦匠道：“说也不怕和你们说，但是牌子我们是挂定了，谁也休想把它摘下来。”

“这可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别的道理都可以讲，涉及到政权归属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好讲！”

沈剑平见软的不行，又要来硬的，一挥手，几个国民党青年上去把牌子摘了下来。小石匠这边人少，没拦住。这时，只见一队穿灰色军装的战士跑步来到了跟前，带队的二话没说，就下了命令：“把他们的枪统统给我下了！”

这些战士上去把国民党那些人的枪缴了。刘天明把躺在地上的国民党的两块牌子踢了一脚，冲着沈剑平说道：“你要和我讲道理呢，就跟我走；如果不想讲了，就带上你的人滚蛋！”

沈剑平知道，共产党的大部队已经到达锦州附近，而国军的部队还远在大后方，他不敢和共产党玩硬的，带着自己的人走了。经过请示上级，国民党的活动又重新转入了地下。

共产党进入锦州之后，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安定了社会秩序，使锦州城暂时恢复了平静。两个月后，苏联红军代表正式通知共产党，根据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苏中友好条约》，他们只能把锦州交给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代表，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撤出锦州，否则，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苏军概不负责。1945年11月6日，苏联红军撤出锦州；11月11日，美国军舰31艘载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三军和六十一军到达秦皇岛；11月25日，中共党政军机关撤出锦州市；26日，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三军占领锦州。

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带着全家再次来到了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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