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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西安干部会议（1957年4月8日）
书名： 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议卷 作者： 《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编 本章字数： 7409 更新时间： 2020-07-30 15:06:45

1957年4月8日，西安干部会议在西安召开，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题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

邓小平这一次到西安，其实是他视察西北的一部分。从这一年的3月14日起，邓小平就开始了在西北的工作视察。他先是到了山西太原，首先会见了太原市的部分厂矿企业的厂长和党委书记，与他们聊到了去年党的八大确定的权力下放方针，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权力下放是党的八大为了促进经济活力的一种尝试。为了让各部门更有积极性，中央实行了将经济权放给各部门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够减少开支，使各部门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也使开支更为合理。所以，邓小平认为，这权力下放的结果应该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节约开支。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是党的八大制定的新方针。邓小平又指出，除此之外，还有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度，这是民主集中制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这个新制度的产生，源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出现的官僚主义。中央希望用这个制度，来克服这一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情况。

其后，邓小平飞到西安视察工作，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事实上，在1956年中国就宣布提前完成了计划规定的任务。陕西在“一五”计划中是西部的重点。国家将其作为新工业区之一，进行了重点建设，并直接对其投资。当时苏联帮忙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的项目，就有24项在陕西，居全国第二位。国家也在陕西安排了一大批大中型配套建设项目。到1957年，已建成或基本建设投产的达到了一百多项，中央投资完成18.257亿元。这不仅使陕西奠定了新兴的工业基础，更使西安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西安的改变让邓小平非常有兴致。当他视察了属于156项工程的昆仑机械厂、红旗机械厂、庆安机械厂等大型航空军工企业，还坐飞机鸟瞰了西安市区后，不由感慨西安的变化实在大。他表示，西安，他是1952年年底来过的，那时和现在就不能比，现在好多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

有成绩，就有问题的存在。由于当时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致使其经济结构上出现了一些影响后续发展的情况：如大中型骨干企业多，小型企业少；重工业多，轻工业少；中央企业多，地方企业少；工业企业建设多，城市基础建设少。这些情况在当时却造成了领导干部心理上的优越感。

在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及陕西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在了解了陕西省的基本建设情况后，还谈到了生产中的浪费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毫不心疼。而这个话题，也成了十天后邓小平重回西安召开干部会议时的主要议题。

邓小平在报告的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干部们，现在的时代跟以前不同了，不再是一个干革命的时代，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旧的体制下破而再立的，所以其前期的工作，都主要是革命，革过去旧的体制的命，继而改造由旧的体制沿袭下来的一些制度。但革命基本完成了后，就需要根据需要来重建被破坏掉的或者落后的部分。而这就是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

邓小平认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他严肃地说：“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

对于“一五”计划所展现出来的建设速度，邓小平进行了肯定。他认为，虽然“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但是总的来说，去年一年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去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农业遇到了那样严重的灾荒，由于实现了合作化，顺利地渡过了灾荒。总之，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

但是，一旦只看到优点而忽视了缺点，人就容易自满。当时全国的宣传整体都有点浮夸，大多都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把时下的中国描写得无比美好，仿佛过去存在的所有问题都烟消云散了，全国人民都可以就此享福了，甚至“有些干部脑子里想的是，我革命这么多年，国家现在也建设起来了，应该满足我的要求了”。但事实上，中国的困难还很多，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了。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现在还很穷，远没有到可以享福的地步。邓小平强调说：“这就是说，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

为了戒除干部中的自满情绪，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我们中国人民，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本领是不错的，否则怎么能把革命干成功了呢？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人才，但这些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用的，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从过去几年的建设来看，证明我们的知识很少，还没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

对于这个陌生的领域，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对毛泽东的这两句话，邓小平理解为：“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结果正如邓小平所担心的那样，过于冒进的思想让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陷入了他所说的误区，以背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方式，最终栽了大跟头。

就毛泽东要求的花更少的时间来学习经济建设，邓小平认为是有可能办到的。毕竟那时国际形势比较缓和，加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行经验和帮助，可以使新中国少走很多弯路。加上新中国自己七年多的经验，也可以获得很大的助益。

针对苏联的经验和帮助，邓小平指出：“当然不是说苏联在帮助我们的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这种辩证的思想，属于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形成的雏形。为此他还指出：“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

能不能利用好这些有利条件来避免犯大错误的关键，邓小平认为是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革命当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在建设中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也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邓小平又接着强调说：“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比如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建设总是贪新贪大，这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吃了亏。新的大的东西要不要呢？肯定要，而且新的大的是我们建设的骨干，像鞍钢及西安一些大的企业就是骨干企业。不搞新的，没有这样的骨干企业，更高级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不了，今后还要搞一些大的新的企业。但是不能什么都是大的新的，尤其不能认为凡是新的就好，凡是大的就好。不一定。讲到形式问题，形式也要，凡是能够注意的就应该注意，但不能陷入形式主义，不能因为讲形式而浪费国家的资金，不能因为讲形式使工作不利。”

邓小平指出，现在企业浪费的现象非常多。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有一些中央企业起了带头作用，气魄大，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把一些地方工业带坏了。比如原来是省上的一个煤矿，成本低，交给中央的煤炭管理局后，成本就高了。在地方上还算一算账，归了中央管理，账也不算了，认为反正亏本不碍事，国家贴得起。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

办企业是否就应该节俭？邓小平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次我到这里来，听说有十三个公私合营厂，他们厂房是旧的，职工宿舍是旧的，厂长住的也很简单，我建议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看一看。我向省委同志建议，最好去上海看一看，那里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那里可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宝贵经验。”他提出，在建设中应当“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斗”。

节俭不仅在厂矿的建设，城市规划也同样需要节俭。邓小平说：“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他举了两个情况，一个是西安的城市规划图纸，表面上看起来摆得满满的，但其实却很空，建设占地面积大，花费也大。另一个是他在兰州看到只花了十万元就盖起了的漂亮戏院，还可以放电影。他觉得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小的简易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他认为，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生活类建设）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

就此，邓小平提出了建设的指导思想。一是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即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去学习经验，而是要结合中国贫穷的国情，来进行经济、实用、美观的建设。二是要面对群众的需要。即不要去追求那种“装潢得很富裕”的东西，而是要从群众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建设的规划和实施。

为什么建设一定要面对现实，面对群众？邓小平指出了不面对现实和群众的后果：“应当说我们党领导建设事业过去是做得好的，近几年来有些削弱，在花钱方面没有面对国家的现实，也没有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宣传也总是讲我们国家多么漂亮，多么阔气。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干部也有这种情绪，在城里工作后，就不愿意下乡了。我们本来很穷，但却装潢得很富裕。”他说：“所以我建议西安有意识地搞一些简陋的东西放在高楼大厦周围，可能对于教育青年有所帮助。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

最后，邓小平给干部们鼓劲儿说：“从现在来看过去，第一条，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今后要搞得更好一点。第二条，缺点也是难免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批评，不要灰心。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说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我们花钱要买到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很贵，今后还要花钱买经验，要力争花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是他提倡节俭的重要文献。他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就已经发现了建设中的问题，可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故而，他的这番讲话，在今日也很有教育意义。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也是这个报告中的部分内容。

所谓监督，就是为了克服党内干部的一些问题，为了让党能更好地领导，而必须进行的一种民主活动。这是党的八大特别强调的问题，毛泽东也特别强调要为此制定一套章程。

但很多党员想不通，共产党打下了天下，领导全国人民，为什么还要受别人的监督？邓小平就此分析：“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

邓小平所说的“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邓小平说：“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群众方面的监督，邓小平认为就是扩大各方面的民主，比如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厂矿企业中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就连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民主，学校则要搞教职员工会、学生会。邓小平说：“只有加强上下团结，事情才更好办嘛。实际上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对了群众也不满意。所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

但在现实中，命令主义却非常盛行。邓小平举了个晋南的例子，那里有领导机关规定，每年的八月初五要对棉花进行打顶尖，还规定了尺寸，不够尺寸的不能打顶尖。为了执行这个命令，干部就拿着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结果听话照办的亩产40斤，不听话的却能亩产50斤。在邓小平看来，这不是在推广先进经验，而是在滥用权威。这种情况如果长此以往，必然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党派方面的民主，主要是毛泽东提倡的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但是很多党内人士对此想不通。邓小平就此分析这十六字方针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就此，他再次提出了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关系：“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

联系到波兰和匈牙利因游行引发的武装冲突事件，邓小平说：“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有了这样的民主工作，即使又遇到闹事，“这也不要紧，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

邓小平认为，态度决定一切。他指出：“如果像刚才说的那样去做，我们的党是能够领导的，是不会被打倒的，因为我们同群众在一起，不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对待党外人士，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不是用主观主义的态度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党过去能领导好，今后还是能领导好。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人家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不承认也不要紧。如果你合格，人家不承认也合格；如果不合格，人家承认了也还是不合格。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自己。”

对于党能不能领导学校和科学的问题，邓小平说：“照毛主席的话，就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看起来还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行。如果共产党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人家，再说共产党能领导也领导不起来。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想去领导，就会领导得起来，团结得起来。至于哪一个部门的科学，当然是不懂的了。不懂，就团结大家来搞嘛。总之，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

这个话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以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西安期间，邓小平还去参观了位于西安古城中的城隍庙。这座庙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由于以庙设店的特色，而使它所处的西大街成为西安的商业重心。在解放初期，这里就百货琳琅，应有尽有。所以这里也是游人和市民穿梭如织的地方。

邓小平在参观过城隍庙后指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他希望西安能多办一些购物商店、理发馆、学校一类的公共设施，还应该修建一些文化娱乐的场所来满足群众的娱乐需要。邓小平的意见，及时纠正了西安在经济建设中忽视人民群众生活建设的问题，体现了他关心民生的殷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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