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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皇帝书
书名： 诗酒趁年华：苏轼传 作者： 陈舞雩 本章字数： 5098 更新时间： 2024-01-04 16:18:12

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回到汴京。

按照规矩，他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依旧是闲差。

当时王安石的变法如火如荼，朝野人士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其中，包括他的弟弟苏辙在内。

苏辙一还朝就静极思动，上书神宗，被擢入条例司加以重用。可他只是在馆阁挂了个闲职，充满好奇地看着王安石究竟想干什么。

老实说，他对王安石应该是有过期待的。

苏轼后来被划分为旧党，但他本人的政见并不保守。不论是他在制科上写的《进策》，还是在凤翔时写的《思治论》，都可以看出，他对仁宗时期的因循守旧是不满的，还提出了要“择吏、丰财、强兵”的三大主张。

可是，当王安石的那一项项充满争议的法令下达后，他失望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变法。

在苏轼眼中，祖宗之法存在缺陷，但并未到需要改变的地步，国家的当务之急，还是在整顿吏治上，这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苏轼在法制观念上比较保守稳健，他认为除非这条法令害民到了不可不变的地步，才可以变。如果只是有些缺陷，那么能用就再凑合着用，不然出台一项新法，变数太大了。

所以，苏轼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只是步子跨得小，不是不变，而是渐变。

饶是如此，苏轼还是没有跳出来和王安石唱反调。在他的恩师、前辈、朋友、弟弟都公然反对王安石时，他依旧闲在馆阁，无动于衷，不但没主动进攻王安石，连个助攻都没有。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

苏轼的师傅是欧阳修，恩公是韩琦、富弼、文彦博，弟弟是苏辙，全都是反对变法的旧党。所以，就算苏轼没有明确发表过什么言论，可在王安石眼里，还是把他看成了潜在的政敌。

当苏辙离开条例司后，宋神宗就想让苏轼接替苏辙，担任条例司的检详官。

王安石果然出来阻止了，他告诉皇帝，苏轼兄弟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不堪大用。这其实就和当年的韩琦一样，目的是打压潜在的竞争对手。只不过韩琦是个笑面虎，虽有小心思，可表面功夫做得到位，一副我这都是为你好的样子。王安石则相对耿直，干脆就说苏轼兄弟是流俗之人，所学不正，还是别用了。

而苏轼的第一次发声，是在他回京的三个月之后。

熙宁二年（1069）四月，王安石主张科举改革，从此以后，进士考试不再考诗赋，只考经义和策论。

宋神宗不敢自作主张，就下诏让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诸位臣僚，限期一月之内，拟一份建议报告呈上来，大家一起来商讨这件事。

苏轼当时的职衔是“直史馆”，属于“三馆”成员，所以他要在一个月内发表对此事的见解。

于是，他上了一篇《议学校贡举状》。

在这篇文中，他认为废诗赋、改策论纯属多此一举，徒增纷乱。考试的关键不在于考什么有用，而是考什么可以更好地发现人才。

平心而论，这并非苏轼故意与王安石为难，毕竟这份报告不是他主动挑衅，而是皇帝下诏要求，他这才顺势提出的建议，属于他馆阁臣僚的分内职事。

宋神宗还召见他，想听听他对新法的建议。

对此，苏轼依旧没有趁机埋汰新法，而是指出皇帝当下“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希望朝廷可以放缓节奏，顺应时势慢慢来。

可以说，直到此时，苏轼还是没有寻隙王安石。在科举改革上，他只是听从天子的要求提出个人观点罢了；在当庭对策时，他也只是委婉点出：陛下您有点操之过急了。没说不变，只是希望能慢慢变。

但问题在于，他这个时机没选好。

当时正值五月份，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有“十恶”，打响了旧党人士攻讦王安石的第一枪。

虽然王安石有皇帝撑腰，很快挤走了吕诲，可吕诲旗下的御史台不是吃干饭的，一群御史轮番围攻王安石，弹劾他的奏疏如雪片般飞向皇帝的案头。

这时，王安石正焦头烂额，看谁都像是找自己茬的。故而，当苏轼这一奏状呈上来后，立时挑起了王安石的忌惮，将此视作是对自己的挑战。

所以，当宋神宗提出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时，立刻引起了王安石的注意，他可不希望有这么个疑似政敌的人伴驾左右，于是力谏不可，硬是把苏轼摁在馆阁，不让他再寸进一步。

可想而知，此时的苏轼一板砖拍死王安石的心都有了。

自宋朝建立伊始，宋太祖惧怕朝臣专权，就在制度上动了手脚，让二府、三司、台谏等部门互相牵制，难以团结。到宋真宗时，皇帝故意让庙堂上“异论相搅”，看似是宽容大度，能容得下不同声音，实际上是为了让不同的声音彼此内耗，以保障皇帝独尊的超然地位。到了宋仁宗的时代，这种政治氛围慢慢变成常态，往好了说是开明民主，往坏了说就是思想不统一，办不了大事。

苏轼是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宋仁宗时代的宽松气氛他是记忆犹新的，可如今却是不一样了，王安石通过条例司，将二府三司的军政财权一肩并挑，还在皇帝的支持下大胜御史台，御史谏官们或逐或贬，这哪里还有一点仁宗时的共治气象？

在他眼里，现在的王安石俨然就是一个专政的权臣形象，当年太祖太宗最忌惮的人物出现了！

所以，在当年的秋天，苏轼在国子监当考官，就发出了一篇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专任子之而败亡，分明都是独断专任，为何结局不一样？

想来苏轼是结合当下的遭遇有感而发，但此题目被王安石看到，自然就认定苏轼这是在暗戳戳地讽刺他，于是更加认定，苏轼就是一个把自己隐藏得很好的旧党人士。

现在，我们认定旧党的领袖是司马光，但在王安石的眼里，司马光就是个铁憨憨，他从未把此人放在眼里过。比方他就曾对宋神宗这样说过：“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意思是说，以司马光的才能压根儿就不可能危害新法，绝对是有人在背后教唆他的。

那这个“有人”是谁呢？

在熙宁二年（1069）十月，司马光推荐苏轼担当谏官。

王安石看到这一幕，他悟了。

与司马朝夕切磋者，即此刘攽、苏轼之徒耳。

这人绝对是苏轼！

苏轼闻言估计能吐出一口老血来，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没招谁没惹谁，就莫名其妙地被钦定成了旧党的幕后黑手，此刻他就算不想当旧党，都由不得他了。

到了熙宁三年（1070）三月，新一届的进士考试开始。

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吕惠卿，苏轼则担任编排官。

当年是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考他们，现在轮到他们考别人了。

但是，因为这一年朝廷变法的事天下皆知，主考官又是新党人士吕惠卿，于是一些举子就开始投机取巧，故意给新党歌功颂德，以求录取。

比如，有个叫叶祖洽的考生，他就在策文里力主变法，称赞宋神宗、王安石的革新之举，明眼人都知道，他这篇文章是在迎合时事、谄媚执政。

所以，苏轼希望将此卷黜落。

原因很简单，科举考的是文采和学识，倘若人人都学叶祖洽这样拍统治者马屁，那么考场的风气就坏了，还能选出个什么人才来？

只可惜，主考官是吕惠卿。他是新党的二号人物，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刻意识到可以借机炒作一番，给朝廷的变法造势。他把这篇文进呈皇帝，结果那年叶祖洽成了钦点的状元郎。

苏轼不服，给神宗上了一篇《拟进士对御试策》，不但警告皇帝此人若擢为第一将会造成恶劣的后果，还在文中提出三大口号：“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

据说，当初王安石为了变法，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5]三句箴言，以巩固宋神宗的变法之心，而苏轼这三句话，恰恰与王安石的变法口号针锋相对。

可以说，如果此前苏轼还只是就事论事、旁敲侧击的话，那《拟进士对御试策》里的这三句话，就相当于是和王安石公开叫板了。

熙宁二年（1069）年末，苏轼先是在《谏买浙灯状》中试探神宗对自己的态度，发现皇帝很大方地接受了自己的意见，这让他喜出望外，并据此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皇帝是好的，事情坏就坏在王安石的身上。

于是，他紧接着又义无反顾地上了一篇《上神宗皇帝书》，试图全面否定掉王安石以及新党的变法措施。

在这篇论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三大要旨：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首先，是结人心。

在他看来，新法的实施，造成了人心尽丧，若是长此以往，恐怕国将不国，为此他洋洋洒洒，逐条批判了王安石各类新法的弊端。

第一，他认为条例司这种东西就不该存在。国家本有二府三司这样的正规机构，可皇帝却另设条例司，导致中书与三司的权限混淆，这只会导致群情不安，故而希望皇帝可以将条例司废掉，以正视听。

第二，他认为朝廷为了推行青苗法，派遣提举官到地方监督新法的施行，是摆明了对地方官不信任，这会导致上下相疑，图惹人笑。而这些提举官为了政绩，难保不会邀功生事，所以建议把这些提举官收回来，免得扰乱各地秩序。

第三，他认为农田水利法鼓励官民勘察水利，可很多人为图奖励，到处搞浮夸作风，不考虑当地的水质、地形，就大干快上，到最后不但弄出一堆不合格的水利设施，还闹得劳民伤财、鸡飞蛋打。况且勘察水利还会牵扯到官田私田、法律诉讼等问题，可谓朝廷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第四，他认为免役法不合理。当年唐朝把租庸调改为两税法，这个“庸”，本来指的就是劳役，然后被算进了正税中，现在要是再收免役钱，岂不是重复收了两次？如果听之任之，将来迟早会演变成要收第三次，那老百姓还活不活了？

第五，他认为青苗法不合理。以青苗钱代替高利贷，本是好意，可王安石放贷的目的是收利息，那把钱借给贫民，就是有去无回，于是地方官为了收取利息，肯定要抑配给不需要贷款的富户，这不是赤裸裸的抢钱吗？

第六，他认为均输法不合理。政府为了牟利，以官商代替私商，可做生意需要商业头脑，让官员们去做生意，只会亏本，到头来反而损失了原本的商业税，于国于民，可谓双输。

其次，是厚风俗。

他认为，一个国家追求的应该是风俗是否淳厚，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富强，即在大国的崛起和小民的幸福之间，苏轼选择后者。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最后，是存纪纲。

他提倡神宗应当效法仁宗，恢复当年台谏官员制衡宰执的传统，重塑宋朝开明民主的政治氛围。只有做到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国家才能安泰，百姓方得安康，不然国家危亡，只在旦夕之间。

这篇文章一出，苏轼可谓背水一战，彻底表明了自己旧党的立场，走向了王安石以及新党的对立面。

就在这篇《上神宗皇帝书》写完没多久，远在河北的韩琦上疏弹劾王安石，王安石一气之下称病不出。苏轼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驱逐王安石的良机，于是趁机发难，撰《再上皇帝书》，目标直指王安石本人。

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

他危言耸听地指责新法是乱国害政，怒斥王安石是“小人”，新党皆是一群“希合苟容之徒”。

不只如此，当时王安石称疾不出，御史程颢因有急奏，就登殿奏请神宗，希望让王安石赶紧复位主持工作。于是苏轼把程颢也给骂进去了，认为他是和王安石“缔交唱和表里之人”，一番炮弹，将所有新党以及旧党中立场摇摆的人都攻击了个遍。

我们现在常说，苏轼在政治上摇摆不定，不会站队，这才造成了他一生不得志的悲剧。

其实恰恰相反。

就从这次弹劾王安石来看，苏轼可谓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一开始只是指陈变法的具体措施，并未语及人。可当韩琦上书、王安石暂去相位之际，苏轼立刻抓住机会，将笔锋直指王安石本人，试图一击必杀，把王安石赶下相位。

而相比之下，作为旧党领袖的司马光此时就显得十分迟钝，试图当个韩琦和王安石之间的和事佬，完全没有意识到，此时新旧两党的斗争已然你死我活。

故而，后来司马光去职时，就一番感慨地说道：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

平心而论，苏轼在《上皇帝书》中的政论看似洞明，实则管窥，并未从社会整体视角去理解熙丰变法的意义，具有一定片面性。不提别的，单是文中对免役法的指责，到后来他自己都否定了。可见这篇文章里的一些逻辑漏洞，他心里是门儿清的，只是故意这么写而已。

说到底，这两篇论文不是他作为政治家的言论，而是他作为一个政客的言论。

政治家需要为国家谋福祉，而政客只需要打击政敌、达到目的就行，所以这两篇文章并不能代表苏轼真实的政治见解。他上这两篇文章的目的也不是真的想去分析变法得失，仅仅只是为了打击王安石罢了。

所以，历来我们都把苏轼当成一个没有政治心机的大男孩，这才是天大的误解。

所谓的童心未泯、天真无邪，只是苏轼的性格使然，他或许是有着孩子一般的率真，但当政治的风暴真正席卷过来的时候，他的眼神会在一刹那间，变得比所有人都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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