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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
书名： 诗酒趁年华：苏轼传 作者： 陈舞雩 本章字数： 2461 更新时间： 2024-01-04 16:18:12

嘉祐八年（1063）三月十九日，宋仁宗赵祯驾崩，享年五十四岁。

宋仁宗这位皇帝，评价一向两极分化。追捧他的，恨不得说他是百年难遇的明君圣主；贬低他的，认为北宋的流弊，始自仁宗之世。

在我看来，宋仁宗是个比较庸弱的君主，但好在他有自知之明，敢于放权给有能力的大臣，让他们替自己打理国家，而他本人又有大度量，可以容纳人才，培养士风，故而在他统治期间，北宋虽然一度风雨飘摇，但好在是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难关，给赵家子孙留下了一个相对承平的大好河山。

唯一留有遗憾的是，宋仁宗没有儿子，所以在他驾崩后，韩琦等人就拥立了他的养子赵曙为帝，是为宋英宗，在次年改元“治平”。

这一年的苏轼，还在凤翔和陈希亮较劲儿。

那段时间，他经常会给远在京城的家人写信，诉说起自己的思念之情。他的弟弟苏辙本来授予商州推官，但被王安石压了小半年，这事就算是黄了，于是苏辙干脆不赴任，留在汴京侍奉父亲苏洵。

不过，苏轼虽然没能到商州得见弟弟，却等来了另一位后来与他相爱相杀的人：章惇。

章惇，字子厚，建宁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时任商州县令。他和苏轼都是嘉祐二年的进士，可严格来讲两人却算不得同年生。

因为嘉祐二年那场龙虎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族侄。作为叔叔的章惇，虽然年龄比侄子章衡还小个十岁，但他性格争强好胜，不甘名次屈居侄子之下，竟在放榜之后，拒不受敕，选择了回家复读，并在两年后大显神威，先是在府试中夺得解元，又在殿试中拿下了一甲第五名的好成绩。

苏轼和章惇一起出任永兴军的考官。他们两个都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数十上百年才出一个的人中龙凤，结交为友就成了应有之义。

治平元年（1064）正月，二人共同游历南山诸寺。据当地人说，寺庙夜晚有山鬼作祟，客人都不敢在此地留宿，可章惇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上苏轼就大剌剌地住了进去。一到晚上，哪有什么山鬼？就算是有，见了章惇这种狠人，它也得乖乖地卧着。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苏轼能感受到章惇是真的杀伐果断、有胆有识，但在内心深处，总会对他身上那若隐若现的戾气感到犯怵。而此时的苏轼并没有料到，总有一天，章惇的这股子戾气将会冲着自己而来[3]。

治平二年（1065），苏轼签判凤翔的三年之期已满，按当时的规定，他该回京述职了。

听闻大苏[4]回京，宋英宗喜不自胜，他早在做太子时，就听说过苏轼的名头，如今听闻苏轼还朝，迫不及待地就想让他进入翰林院，担任起草诏令的知制诰。

可却遭到了当朝宰相韩琦的反对。

韩琦说：“苏轼确实才器远大，可他毕竟年轻，若骤然提拔高位，容易招惹非议，到时人心不服，对苏轼本人也不见得是好事。”

这一番话把宋英宗讲蒙了，但细细想来好像还真是言之有理，就试探性地问：“那让苏轼去编修起居注？”

韩琦又拒绝，还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不可仓促授予。不如给他一个能接近天子的馆阁之职，但前提是要通过考试。”

宋英宗不高兴了。

他觉得，如果不知此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才需要用考试来鉴别，可苏轼的才华天下皆知，还用考哪门子的试？

但韩琦还是坚持己见，认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让天下人信服。

宋英宗无奈，这位定策老臣他也惹不起，只能听从韩琦的建议，对苏轼进行了又一轮的考试。

这个难不倒苏轼。他别的不敢说，考试那是一考一个准，于是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学士院的考试，再次名列第三等，授职直史馆。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韩琦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按韩琦自己的话说，他是想雕琢苏轼这块璞玉。可若真是如此，让苏轼进入翰林院，给他压压担子，锻炼经验，这不是更好的打磨方式吗？或者就让他去修起居注，以此来增添他的资历和名望，为将来登堂拜相打下政治基础，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可韩琦却把苏轼安排在了直史馆，让他去做校对藏书、舞文弄墨的这种闲差，这看似是爱护苏轼，实际上却是把他给雪藏了。

他不是很欣赏苏轼吗？又为何不对苏轼破格任用？

这就要从韩琦本人说起了。

韩琦这个人，如果真要给他一个评价，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早年敏锐嗅到皇帝对宰执不满，于是率先弹劾宰相不作为，最后“片纸落去四宰执”，四位朝廷重臣被他一个才三十出头的谏官捅翻了。后来他开垦荒地、抵御西夏、惩治贪污、均定赋税、两次定策等等，无一不体现了他过人的情商和审时度势的能力。但是，几乎每一件事，他都是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才会真正地放手施为。

换句话说，如果一旦影响到了他的利益，不论是曹太后、富弼抑或是王安石，他都可以立刻翻脸捅你一刀，然后再一脸笑嘻嘻地说抱歉，一边抱歉还一边给你转刀头。

所以韩琦对苏轼的感情，就是我欣赏你归欣赏你，但你和我政见不合，那么我打死都不可能任用你。

不错，韩琦和苏轼政见不合。

早在三苏进京时，苏洵就干谒过韩琦，提出要扭转官场积弊，应动用雷霆手段，杀上他几个贪官污吏，这风气就正了。这一番话讲得韩琦心中很是不快，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要的是以和为贵，杀人这样得罪人的执政方式，可不符合他一贯的人生准则。

后来韩琦对苏轼、苏辙两兄弟也很欣赏，考制科时，苏辙生病，韩琦还建议宋仁宗延后了考期，面对两兄弟在策论里全无顾忌地抨击时政，作为宰相的他都可以含笑默许，不以为意。

可那是因为，彼时的苏轼、苏辙都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尚不会对自己造成实质的影响。直到苏轼到了凤翔后，给他连上了两篇策文，一篇是《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另一篇是《思治论》，详细地剖析了嘉祐年间的政治弊端，以及相对应的整改措施。韩琦一样都没通过，全部否了。

后来有一次，因为西夏入侵，韩琦决定在陕西的民户中三丁抽一，组成十四万义勇兵，用来拱卫西北边疆。苏轼作为判官，就在韩琦的命令下巡回各县抓壮丁，一时之间是百姓愁怨，哭声震野。自那时起，苏轼就对韩琦的执政方式心存不满了。

在当时的韩琦看来，一旦真的让苏轼担当了知制诰，以苏轼那锋芒毕露的性子，肯定是要和他唱对台戏的。既然如此，倒不如把他打发到直史馆供着，这样既不会影响到自己奖掖人才的好名声，还能不动声色地消灭一个潜在政敌，如此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但韩琦不知道的是，他其实完全没必要玩弄这番心思，因为在不久之后，一个突发事件就会让苏轼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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