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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胡中藻诗狱
书名：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清高宗乾隆 作者： 杨发兴 本章字数： 7537 更新时间： 2025-05-09 16:34:41

鄂、张一死一去，似乎乾隆可以就此罢手了。其实不然。正当大小臣工翘首以待雷霆过后的雨露时，乾隆却在暗中加紧部署一个围歼朋党的决定性战役。经过几年精心策划，乾隆终于在他即位的第二十年发动了对臣工朋党毁灭性的一击。靶子选得颇具匠心，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内阁学士胡中藻；战术的运用也高明之至，拿办胡阁学，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很古怪的诗集——《坚磨生诗钞》。再健忘的人心里也明白，乾隆在效法其父雍正借文字狱以打击威胁皇权的朋党之故技。

十几年的政治实践表明，朋党恶习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绝不会因鄂、张的退出政治舞台而销声匿迹。在张廷玉因配享而失足之际，鄂派官僚集团便以大学士史贻直为首，蠢蠢欲动，企图借倾陷张廷玉而复起。况且，鄂、张毕竟是先帝所遗大臣，终需设法保全，对他俩的挫辱还远远不足使大小臣工怵目惊心。只有效法皇考杀一两个如汪景祺、查嗣庭那样朋党习气甚深的人物，朝野震怖，才可望将朋党斩草除根，不复再如魑魅魍魉滋生于盛世。循着这样的思路考虑下来，乾隆终于选中胡中藻，决定借他的脑袋一用。

胡中藻，号坚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选他当下一战役的突破口有几个好处：其一，出身科甲，名列清华，官内阁学士，又兼了侍郎衔，论官品，不大不小；其二，胡中藻平日以鄂尔泰高足自居，又与鄂尔泰的侄子、历任方面大员的鄂昌关系密切，而对张廷玉系统的官僚则视若仇敌；其三，胡中藻出过一本名为《坚磨生诗钞》的集子，文辞险怪，尽可以拿来上下其手，随意罗织。这第三点最重要，所以自张廷玉还乡以后乾隆就交代曾在军机处行走的蒋溥一项秘密使命：从《坚磨生诗钞》的字里行问推敲出胡中藻的狼子野心。罪状罗织起来不会太难，蒋溥没过多久便交了卷。但乾隆以为时机尚未成熟，故而一拖就是几年。

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年初，正值发动对准噶尔蒙古之役的国家重大关头，汉大臣官员对此举颇有非议。乾隆决定选择这一时机出手，蕴含多重考虑。

正月末到二月初，四天中间乾隆三次向群臣吹风。正月二十九日重提张廷玉年老乞休的旧事，降谕指责汉人喜欢沽名钓誉。谕中皇帝闲闲地说起：“朕昨日为增长知识，偶尔翻阅过去的案卷，发现查嗣庭的日记中也有‘难于乞身’之语……”既要“增长知识”，自然看什么书都可以，为什么偏偏翻档案?为什么一翻就翻到查嗣庭案的案卷?皇帝要“增长”的是什么“知识”，增长这些“知识”要干什么?细心的人是不难猜到的，但多数臣子一头雾水，搞不明白皇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翌日又降下一道谕旨，告谕礼部议准已故大臣人名宦祠乡贤祠时要出以公心，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朋党。乾隆说：“徇情曲庇，就是党援门户的开端。过去皇考洞悉此等陋习，曾大力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各案。今天有人胆敢故态复萌，朕非不能执国法以警奸顽!大小臣工要知道警惕呵。”二月二日的谕旨是借着群臣进贡方物、祝贺乾隆四十五寿辰这件事，告诫大家不要学查嗣庭妄生疑议，制造谣言，腹诽心谤，乃至笔之于书。

两三天内乾隆一再点的查嗣庭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查嗣庭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查嗣庭是浙江杭州海宁县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进士，雍正初先任内阁学士，很快升任礼部侍郎。据雍正后来说，他早就看出查嗣庭有叛逆之心，理由是他长了一副“狼顾之相”。何谓“狼顾”?相面家讲，有的人走路时回顾似狼，即头向后转一百八十度而身躯可保持不动，故称“狼顾之相”。这种人心术不正，往往心怀异志。雍正深信相面术，对此亦小有心得。既然早知查嗣庭如此，何以在雍正初年他官运亨通、深惬圣心呢?日后拿问查嗣庭时皇帝向群臣解释说：“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举荐，朕令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这样一讲，固然撇开了自己对查嗣庭的信任之误，同时也就把为什么要罗织查嗣庭文字之罪的深层原因点破了。原来隆科多是雍正粉碎年羹尧党之后，正在部署的下一轮打击朋党集团战役的主要目标。在隆科多的党羽中，首先清查出一个如查嗣庭这样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才可以先声夺人，钳制众口，为最后解决隆党作舆论准备。但如何下这一步棋，雍正颇费思索。

传闻查嗣庭书法极精，遐迩闻名，但从不轻易示人，更谈不到有什么大部头作品刊刻流传，要从文字中推求他的险恶居心，从而论定罪名是有相当困难的。这自然难不倒雍正，首先调来查嗣庭任江西学政时出的试题，反复斟酌推敲，果然大有吹毛求疵之处。不过雍正还有顾虑，怕人说洽查嗣庭的罪是因为他典试江西时出题有毛病，这样旁人会讲，查嗣庭或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只有另辟蹊径，挖出他的“叛逆实迹”，方能塞住悠悠众口。

这也不难，一骑快马将皇帝十万火急的亲笔密谕递到杭州，催令杭州将军鄂弥达和浙江巡抚李卫“立刻速至查嗣庭家，将一应字迹、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雍正还不忘叮嘱道：“可在其家或墙壁、地窖中有藏匿者，亦皆留心详细搜检，不得泄露，另作走漏，尔等领罪不起!”查嗣庭家明处自不必说，房前屋后也掘地三尺，果然发现细字密写的日记两本，叛逆“实迹”彰明较著。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传集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在京大小臣工，当众公布从日记中摘出的查嗣庭的罪证：批评讪谤圣祖康熙皇帝亲赐进士是“滥举”；多选庶常如蔓草；清书庶常复考汉书过于苛刻；殿试时不能按时完卷被黜革进士是“非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概怕这些分量还不够吧，雍正又举出查嗣庭日记中某些个人琐事及天气状况寓有春秋褒贬深意，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记皇帝崩逝，这没错，可没隔几天，查嗣庭又记“患腹泻，狼狈不堪”；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凡初一、十五朝会之日或皇帝祭奠之日，查嗣庭往往记当日“大风”、“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大冰雹”；热河偶发大水，查嗣庭记“官员淹死八百人，其余无数，雨中飞蝗蔽天”……雍正统统把这类无关大体，甚至鸡毛蒜皮的琐细小事无限上纲，大加渲染，硬说成“讥刺时事”、“幸灾乐祸”、“悖礼不敬”，查嗣庭当然逃不过被处以极刑、亲属照律缘坐的噩运。

显然，在雍正眼里，查嗣庭的日记，白纸黑字，腹诽心谤，是足以定罪的确凿而有分量的罪证，用他的话来讲，就是“种种叛逆实迹”。这话貌似有理，实际是站不住脚的。查嗣庭怵于清初以来频发的文祸，对笔墨文字谨慎到了极点。据说他的书房每晚房门紧闭，有人曾从窗缝窃视，只见他秉笔疾书，写完后，又爬上梯子，把所记文字藏到房梁上。纵使查嗣庭真的对现实政治不满，但如此慎之又慎地私记日记，秘不示人，又无相应的反朝廷行为，怎能构成“叛逆实迹”呢?动不动就仅凭文字便断为“悖逆实迹”，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清初已见端倪，到雍正时大加发挥，普遍使用，与皇帝日益膨胀的无上权威结合在一起，日渐成为不可移易的真理、法司断案的依据。

乾隆在发动胡中藻案前，认真学习和研究了皇父制造查嗣庭案的全挂子本事，自信胜券在握，时机已到，遂开始调兵遣将，分路出击。

第一路：乾清宫侍卫哈清阿和理藩院侍郎富森前往江西新建逮捕胡中藻。二月二十六日天还没亮，即将钦犯胡中藻在梦中拿获，随即押往京师覆命。第二路：广西巡抚卫哲治于二月二十三日遵照军机处寄发的一道密谕，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及与人倡和诗三十六首一并密封，专差驰送京师。第三路：陕甘总督刘统勋接到的廷寄密谕是查抄甘肃巡抚鄂昌的住所，将他与胡中藻往来应酬的诗文书信以及其他有讽刺朝政或嘱托公事的文字封固解京。刘统勋闯命即行，颇有斩获。最后一路是谕令军机大臣阿里衮等提讯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的侍郎张泰开。种种布置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待一切安排妥帖，万无一失之后，乾隆却于三月初六日离开圆明园，前往河北易县恭谒泰陵。严整细密之中，透出从容不迫的气度。

三月十三日，乾隆从泰陵返京途中驻跸于永定河附近的韩村行宫，他突然把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召集起来聆听面谕。先从汪景祺、查嗣庭、吕留良几起大狱谈起，然后切入正题，乾隆说：“经过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臣民咸知警惕。不意竞还有出身科目、厕身清要而鬼蜮为心者，借诗歌吟咏，而肆其悖逆诋讪。”听到这里，群臣相顾失色，科甲出身的翰林们更把心提了起来。待乾隆点出乃是内阁学士胡中藻时，大小臣工才惊魂稍定，细听胡中藻的罪状。

罪状主要是从《坚磨生诗钞》中摘取的诗句，皇帝随引随驳：胡中藻以“坚磨生”为号，表示自己操守坚定。乾隆质问：“以此为号，是何居心?“

《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清、浊对用，讲的是政治节操。乾隆先加歪曲，然后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胡中藻写诗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这样莫名其妙的句子，乾隆硬说“老佛”是暗指他，然后辩驳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如何说‘朝门不开’?”

胡诗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点灯”，意在颂扬蠲免善政。乾隆也认为意含讽刺，说“朕闻荒歉，立加赈歉，为什么说如佛灯之难于见到”?

胡诗《孝贤皇后之丧》有“并花已觉单无蒂”，以并蒂花比喻帝后的恩爱。乾隆却认为作者暗指孝贤皇后干政，说“朕何尝令有干预朝政、骄纵外戚之事”?

胡诗又有“其夫若父属，妻皆母道之”，把帝后比于父母，以表臣子忠爱之忱。乾隆勃然大怒，说：“君父是人之通称，‘君’应冠于‘父’之上，说‘父君’犹不可，怎么敢把君谓为父?而且直说‘其夫’、‘妻’，丧心病狂，真是到了极点!”

胡诗还有“下眼训平夷”，乾隆认为是巧骂自己，根据是胡中藻出任学政时，曾面训他论文取士应该以平正为优，胡心中不满，用“下眼”寓识力卑下之意。

胡诗还有“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东西。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乾隆说句中显然是讲岳渎蒙羞，俯首无奈而已。其丧心病狂，一至于此!

胡中藻《述怀诗》有云“琐沙偷射蜮，谗食狠张箕”，《贤良祠》又云“青蝇投昊肯容辞”，乾隆质问：此时于朕前进谗言者到底是谁?诸如此类的罪证，皇帝不厌其烦，一口气列举了不下四十条，而几乎每一条都如上面所举的那样望文生义，百般挑剔，严词吹求，谬加指责。只有一条乾隆帝说对了，那就是《坚磨生诗钞》中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鄂尔泰姓西林觉罗，胡中藻平日以鄂第一弟子自诩，乾隆抓住胡中藻这句诗痛斥他“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算没有冤枉他。但这一条与其他大约四十条攻击大清朝与当今皇帝的叛逆大罪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乾隆惟恐群臣不能仰体圣意，所以在面谕将近尾声时，又声色俱厉地说道：“比年以来，并无一人参奏胡中藻，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杀胡中藻以振刷朋党恶习，才是这洋洋万言的画龙点睛之笔。

然而，比起“皇考之诛查嗣庭”，乾隆的水平差多了。雍正毕竟抓到了查嗣庭某些责难和非议康熙皇帝的某些把柄，这在专制时代当然可以视为不可饶恕之罪；雍正也曾指出查嗣庭所出试题中暴露出其怨望之心，但又说不能光凭这一点治罪，否则会被人指责搞文字狱，由此可见雍正还有些顾忌。乾隆要杀胡中藻，却拿不出一条像样的理由，所以这场戏酝酿了好几年，临到出台，唱起来还是不能字正腔圆。胡中藻的诗不少是颂圣之作，乾隆却硬说是“鸱张狂吠”，恶毒攻击大清朝和当今皇帝，于是只得不顾帝王尊严，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乾隆明明在搞文字狱，而且是那种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的最恶劣的文字狱，却还说什么“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来强辩，结果必然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尽管有这么多为难窒碍之处，乾隆为什么还要硬着头皮干到底?一句话，非如此，不能树立绝对的专制权威。对专制帝王来说，做些顺乎天理、合乎民心的事以令人心悦诚服固然重要，但杀人立威则必不可少，而武断专横、践踏法制、不讲道理、罗织莫须有罪名乱杀人尤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让天下臣民觳觫恐怖、噤若寒蝉、绝对服从的最高境界。胡中藻之难逃一死，奥妙尽在于此；胡中藻以后，终乾隆之世，朋党彻底绝迹，也真的如乾隆所期望的那样，乾纲独断，不受任何干扰。

乾隆二十年四月十一日胡中藻奉旨“从宽”斩决，但案件没有因此终结，而是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与胡中藻同案治罪的还有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鄂昌前已命来京候旨，胡案发动后，又被革掉巡抚职，锁解来京。陕甘总督刘统勋差使办得很得力，他果然从鄂昌的书籍、信札中搜出了“罪证”：鄂昌有一首题为《塞上吟》的诗称蒙古为“胡儿”，还有一封信稿对堂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一事，叹息“奈何，奈何”。加上鄂昌平日与逆犯胡中藻论门谊、叙杯酒，治他死罪已经足够。二十年五月十七日乾隆宣谕：“鄂昌身为满洲，与胡中藻唱和往来，见其大逆之词，不但不知愤恨，而且引为同调，丧心已极!《塞上吟》称蒙古为‘胡儿’是自加诋毁，非忘本而何?其他种种怨望，不一而足。与鄂容安一信有‘奈何’之词，忘记淳朴旧俗，纯属满洲败类!然鄂昌未至如胡中藻之大肆讪谤，著从宽赐令自尽。”总算赏了一个全尸。

清代罹文字之祸的满人寥寥可数，鄂昌是官品最高的一个。拿他陪斩，另有妙用。鄂昌出身满洲世家，但已经相当汉化了，甚至沾染了相当深重的朋党习气。与鄂尔泰为同年举人的大学士史贻直实际上成了继鄂尔泰之后鄂派的首脑人物，鄂昌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史贻直见鄂昌任甘肃巡抚，便写信请托，替自己的儿子史奕昂谋个甘肃布政使当。鄂昌果然“鼎力玉成”，荐举“世兄”就任了甘藩。鄂昌的文学修养有限，但也学着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在旗员中，鄂昌的所作所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仰慕汉文化，甚至涉身于门户之争，乾隆深为厌恶，但难于遍加痛创。鄂昌膺封疆重寄，集种种汉人朋党恶习于一身，又与逆犯胡中藻气味相投，自然为乾隆提供了最理想的批判的靶子。在处理鄂昌的两个月之间，乾隆两次传谕八旗，务须保持尊君亲上、朴诚忠敬的满洲旧俗，杜绝一切玩物丧志的汉人恶习。乾隆警告说：“今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律照鄂昌，严惩不贷!”

因胡中藻诗狱被株连的还有鄂尔泰、史贻直和鄂容安等。乾隆认为胡之酿成“恶逆”，鄂尔泰应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过去对胡中藻独加赞赏，以此之故，命撤出贤良祠，“以为大官植党者戒”!史贻直为子请托，从宽以大学士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闭户家居。鄂容安时为征准噶尔参赞大臣，大军定伊犁，论功行赏，独鄂容安向隅，原因是胡中藻与鄂昌往来唱和，鄂容安不为陈奏。

从表面上看，胡中藻一案似以鄂派势力为打击目标，但实际上包括鄂、张两派在内的内外臣工无不受到震动。乾隆总结本案时，特别注意鄂、张各打五十大板。他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视张廷玉等为寇仇；而张廷玉所用之人，也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为匪类。”由此告诫群臣，要牢记这一事件的教训：朋党之弊起于群小妄为揣摩，互为水火，而群小朋分角立，又源于大臣怀挟私心，各存意见。在审理胡中藻案的过程中，张廷玉病故，遗疏送到御前，乾隆表示和鄂尔泰一体对待，仍准配享太庙，但又说明这是“遵奉皇考遗诏”。言外之意，鄂、张在本朝所作所为，不足为训。

嘉庆朝礼亲王昭裢认为乾隆搞胡中藻真正原因是“深恶党援”，而“非以语言文字责也”。他说，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皇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雍正皇帝《朋党论》戒之。胡阁学中藻为鄂尔泰相国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皇上正其罪诛之，由此朋党敛迹，“时局为之一变”。他的评论可谓一语破的。乾隆初政，用鄂、张辅政，地位冠于群僚，这是对大行皇帝的尊重，也是稳定政治的需要，但不符合专制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常规。乾隆渐渐感到皇权处处受到干扰，一度消沉的朋党之争又有死灰复燃之势。经过胡中藻诗案，鄂、张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洗荡殆尽，被乾隆亲加擢拔的一代政坛新秀如傅恒、兆惠、刘统勋、舒赫德、尹继善、阿桂、刘纶之辈布列朝中要津。从此大小臣工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再不敢分朋引类，拉党结派，互相角斗。

发动胡中藻诗狱第二年，江苏巡抚庄有恭以该省被灾，沿海地方米价骤涨至每石三两四五钱，请照乾隆十六年(1751年)浙江旱灾歉收例，暂弛海禁，准令商贩从台湾运米到江苏。这本来是一纸谕令就能办妥的爱民之举，乾隆却以江苏不同于浙江，转弯抹角地说这件事多有不便，不准照所请行，并责备庄有恭“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救灾务实的事何以为“慕虚名”?乾隆并没有详加解释，却说自己“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这道朱批谕旨看似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乾隆一生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却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一年乾隆四十六岁，经过二十年政治上风风雨雨的洗练，他已脱尽了年轻时身上浓厚的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想当年庄有恭己未科(乾隆四年)蟾宫折桂高中状元，乾隆大喜过望，说：“广东僻远之省竟出状元耶!”庄有恭，广东番禺人，殿试对策有“不为立仗之马，而为朝阳之凤”之句，据说受到奉旨为读卷官的尹继善的激赏，极力称扬推荐，庄有恭的卷子才被列于诸卷之首。乾隆也赞赏说读卷官所拟第一的卷子“无浮泛之习”。“立仗之马”，就是天子参加朝会、祭祀及出巡时作为仪仗的马。唐玄宗时权相李林甫为钳制言官，独专大权，就把有建言之责的官员叫来说，明主在上，你们赶紧把嘴闭紧，别瞎提什么意见，“诸君不见立仗之马乎?食三品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庄有恭廷说自己“不为立仗之马”，而要作“朝阳之凤”。“风鸣朝阳”典出《新唐书·韩瑗传》，说的是自韩瑗、褚遂良相继死后，大臣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将及二十年。一次唐高宗到奉天宫，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极言，打破了沉闷已久的政治空气，时人喜之，谓为“凤鸣朝阳”。不难看出，庄有恭在即将踏上仕途之际，立志在明君治下作一个青史留名的贤臣；科甲出身的满洲读卷官尹继善独赏“仗马鸣凤”之句，亦可见其受汉文化浸染之深；乾隆其时二十九岁，心中也未尝没有仰慕尧舜之心，所以，他们君臣三人在“君明臣贤”以成一代盛事这一点融洽和谐地认同了儒家理想的政治境界。

然而，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乾隆与庄有恭在思想上已开始有了深刻的分歧，用乾隆的话来讲，就是庄有恭“以为救灾爱民之举，朕未有不行者，故为此奏耳”。乾隆经过二十余年的政治历练和认真的思索，深知儒家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在君臣、君民关系这两个关系国家稳定、天子地位的根本问题上的政治理念，说起来条条是道，而在实践上往往行不通，“凤鸣朝阳”如是，“仁心仁政”亦如是。用他的话讲，就是“事当据理据实”，再也不能像自己年轻时那样“有好名之心”了，不热衷于“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了。

此时的乾隆已最终地摆脱了圣贤训条对他的桎梏，成为一个有自主意识、独立思考、遇事能明辨不疑的极富个性的中国最高统治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乾隆二十年胡中藻诗狱为起点，乾隆时代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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