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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疯汉之死
书名：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清高宗乾隆 作者： 杨发兴 本章字数： 12220 更新时间： 2025-05-09 16:34:41

乾隆十六年政治节气转换的枢纽就是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以指责乾隆“五不解十大过”为内容、假托敢言之臣孙嘉淦之名的奏折底稿，从乾隆十五年七月至十八年二月在全国暗中流传竟达两年半之久。在追查伪稿期间，乾隆坐卧不宁，疑神疑鬼，他开始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编造，后来又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也怀疑过可能是被杀掉的原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当查办伪稿正紧张时，江南、湖广方面大吏又密报马朝柱聚众起事。据称马朝柱散发《诏书》和《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乾隆不胜惊骇，他仔细推敲马朝柱《伪诏》和《伪檄》的文字，说二者的“文气心思”与伪造的孙嘉淦奏稿很相似，伪稿的撰造者是马朝柱也未可定。总之，突发的伪稿案使乾隆感到有一股不满和敌对的暗潮正在全国涌动，“太平盛世”并不太平。而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皆因即位以来实行宽大之政所至。

乾隆接受伪稿案的教训，决心大力强化对文化思想的控制和整肃。乾隆十八年正月伪稿案接近尾声，他降旨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人心风俗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所谓“风俗人心”，乾隆有时也说“世道人心”，盖指社会风气人的思想。具体来讲，部分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反满民族意识，某些反封建专制体制的朦胧思想，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以至学术领域的“异端!’等等，都可以囊括于其中。在乾隆看来，这是关乎大清帝国安危的头等重要问题。这一点乾隆继承了雍正的思想。雍正明确指出过，盗贼明火执仗，是有形的，地方官即使想掩盖也势所不能；至于那些专以文字蛊惑人心的“匪奸”，如地方官不留心访察，尽可置之不问，很难败露。而权衡二者，“匪奸”之为害国家、淆乱人心，“甚于盗贼远矣!”这一段文字是雍正从他发动的吕留良等案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乾隆全盘接受，而且认识得更深刻，措施也更有力。对伪孙嘉淦奏稿一案，乾隆不惜倾全国之力，历时一年又八个月，必欲将其搞个水落石出，正是基于一切“奸徒”若要推翻清朝统治，则首先要造成舆论，以惑乱人心这样一种认识。既然最高统治者如此高度重视“风俗人心”对巩固政权的特殊重要作用，各级地方官员对文字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危险思想倾向岂敢掉以轻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追查伪稿案的恐怖气氛中，疯子王肇基触犯文网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巡抚阿思哈密奏，拿获介休人王肇基一名，此人前往官府呈献诗联，其中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警惕性甚高的阿思哈在折中又称，伪造孙嘉淦奏稿一案，王肇基“迹涉可疑”。乾隆谕示阿思哈：“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阿思哈连忙提来王肇基亲自审讯，王肇基供称，今年欣逢皇太后万寿，小子呈献诗联，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想讨皇上喜欢。阿思哈又问，诗联后叙语何以毁谤圣贤，狂吠悖谬?王肇基茫然不知所措，半晌才说：“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呈献的。”阿思哈再问与伪稿案的关涉，王肇基更瞠目结舌。严诘之下，所供语无伦次，一片胡涂。阿思哈只好以“此人似属疯癫，与伪稿案并无关涉”覆奏。乾隆接奏，承认王肇基“竟是疯人而已”，但这场闹剧至此并未结束，乾隆又通过军机大臣谕示阿思哈：“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造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

不能“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只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了。怎么消灭?《大清律例》载，死刑分斩绞两种，“十恶不赦”重罪死囚，则适用凌迟极刑。还有一种处决人犯的方式叫“杖毙”，亦称“笞杀”、“棰杀”，即用竹杖击打犯人致死的刑罚，不载于律例，也不用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层层审核、刑部备案，只须督抚密奏，皇帝允准，即可执行，因之被认为是法外之刑，只是在小民聚众闹事，事态难于控制时，才将为首者于闹市通衢杖毙之，以迅速镇压民众暴戾之气。王肇基显然不属于这类情况，但乾隆特交待阿思哈，将“疯人”王肇基“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

这样，不仅一个王肇基被当众杖毙了，而且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乾隆盛世，精神病患者以文字获罪，轻则杖毙，自此案始。这里说的“轻则杖毙”，并非说刑罚轻，就其残酷程度而言，杖毙较之立斩和立绞要重得多，与极刑凌迟可称不相上下。章士钊在《沈荩》一书中描述了清末奉慈禧太后之命杖毙反清志士沈荩的惨状：“乃拽荩，以竹鞭捶之，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刽子手们不停地用竹鞭抽打死刑人犯，竟至“四时之久”，还没有打死，分明是看准了不打要害之处，这和慢慢地千刀万剐究竟有什么区别?!

时隔不到两年，人们又可以真的看到凌迟精神病患者的盛况了。

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十四日正午，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亲临法场监刑，面色死灰、口中喃喃的钦定逆犯丁文斌在济南被当众凌迟处死。

这是清朝开国一百年来，第一个因文字获罪被处以极刑的精神病人。

丁文斌智能平常，品行无懈可击，只是一阵阵耽于遐想，或出语荒唐，因此被家人邻里呼为“痴子”。他原籍浙江上虞县，父亲死得早，随母亲在杭州长大。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曾一度投靠叔祖丁芝田。丁芝田是个塾师，看文斌年纪稍长，教过他几本《论》、《孟》。但这孩子自幼孤僻多疑，不招人喜欢，丁芝田随教随辍，《四书》还没讲完便罢了手。到十几岁时，丁文斌又跟母亲往投哥哥丁文耀。文耀比文斌大十一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有时打烧饼卖，有时去面馆帮工，勉强糊口。家中凭空添了两张嘴，虽说至亲，嫂嫂秦氏还是不满意，不免常有怨言。文斌母子俩只好常常外出佣工，炊煮服役，什么下贱事都干，江西、湖广，路途再远，只要有人雇用也从不推辞。

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艰辛与屈辱中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病死了。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慈母，丁文斌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终日闷闷无语。面壁出神。不久又染上了抽烟的毛病，常常在烟雾缭绕中想入非非。侄子们讨厌他，开始叫他“痴子”，文斌为此气得不行，但也无可奈何。他生来弱小，不能像哥哥那样卖力气为生。好在小时候毕竟喝过墨水，认识些字，诗日子云、圣经贤传之类还能讲解几句，加以写得一笔不错的字，所以在他头脑清楚的时候，总还有个把小户人家送子弟给他教。这样，在母亲去世后的两三年里，他断断续续过了些安稳生活。不幸后来精神越来越不正常，“痴子”越叫越开，蒙馆这条谋生之路也就断了。实在没饭吃，就在家里给路人算命测字，去米铺给老板舂米，到茶馆帮人烧火拉风箱，聊以糊口。渐渐的在本县又混不下去了，就到苏州等地写对子送给店家讨几文钱。断炊之日，难免不顾斯文，沿街乞讨，受尽了白眼和凌辱。

虽然过的是猪狗般的日子，可丁文斌却偏偏有数不尽的非分之念。三十几岁的汉子，没有妻室，难免渴望异性的温情，也常常被难忍的性欲所煎熬。在本县董恒山开的茶馆中拉风箱的半年，董家年方十五的姑娘着实让丁文斌心醉神迷，他拼命压抑折磨着自己的情欲。极贫至贱的现实不准丁文斌对董家小姐有所奢望，他就暗中编织些五彩缤纷的才子佳人之类的故事聊以自慰。当然，丁文斌最渴望的是钱，大发其财，一夜之间变成富翁，但现实哪有如此的幸运?他不甘心，就精心设计了制钱的式样，取什么名目呢?“乾隆通宝”不能用，也不敢用，搜索贫乏头脑里那些支离破碎的故典，最后确定为“太公九府钱”，自己心中暗喜，不过，毕竟不能拿去用。丁文斌想来想去，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穷，为什么被人轻贱?说到底，还是没权势。讲权势，世上至高莫如皇帝，接了帝位，金银财宝，名誉尊严，以及成群美如天仙的妃嫔，一切都有了。当皇帝，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是丁文斌吞云吐雾之际脑海里浮现出的种种缥缈幻影中最令他心驰神往的。他饥肠辘辘地沉耽于五彩缤纷的遐想之中，这使被强行压抑的欲念得到暂时满足，但眼前冷酷的现实总是无情地将幻想的泡沫撞得粉碎。每当他从幻梦跌回冷峻的现实世界时，总感到锥心般的痛苦和绝望。这样，丁文斌就更处于持续不断的精神苦闷之中。

丁文斌的处境太可悲了，甚至比他身边的平头百姓还可悲。那些做田的，扒粪的，帮工的，卖艺的，也有种种欲望，但他们安分守己，知道自己到底值几文钱，加以会一两种营生，故而饮食男女之类的本能欲望、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可以得到基本满足，不至于失去控制而对现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丁文斌则不然，他读了几句书，因此滋生了种种奢望，总想着“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什么的，不时还作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的美梦。不幸的是，他资质平常，也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可能循着“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爬到人生金字塔的顶部，去做人上之人。更为不幸的还在于，他缺少一副机能健全的大脑。推其原因，不能排除由某种遗传因素所致，但自幼颠沛流离的生活，慈母遽尔逝去的强烈刺激，长期持续纠缠的精神苦痛，无疑加剧了他先天性的大脑器质性疾病。总之，丁文斌比身边劳苦大众，比许多落魄书生的命运更凄惨。他既不能用自己的体力，也不能以自己的文墨之长去谋取一件勉强糊口的差事。他属于太平盛世中最值得世人同情，最应该得到国家救济的悲惨无助的特殊群落。

丁文斌接近中年的时候，精神疾患的种种症候越来越明显了，他渐渐丧失了调节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丧失了对自己行为后果辨识的能力。早在母亲去世前，丁文斌就时不时地听到身旁有人对他讲话，奇怪的是，周围竞空无一人。自母亲离他而去，这种带有指令性口气的声音在耳边出现得更频繁了。他同别人讲过几次，但谁能相信他的疯话呢?久而久之，丁文斌开始确信这声音来自冥冥上苍，是上帝对他的特殊眷顾，于是虔诚地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动。乾隆十三年(1748年)，母亲死去的第二年，丁文斌受到上帝的启示，开始埋头著述，转过年来就完成了《文武记》两本、《太公望传》一本，趁着江苏学政庄有恭到松江府按试，他跪在路中拦轿，把书献给了庄大人。庄有恭点过元，很有才气，丁文斌相信只有他才看得出自己的道德学问。可惜拦舆献书之后，竟如泥牛人海，杳无音信。

在贫困与焦躁的煎迫下，上帝的声音又频频出现在耳边，这次是命他将旧作改写为《洪范》和《春秋》。他陆陆续续做了些增删订补工作，并遵照上帝之意，把每章之后的“丁子日”统统改为“天子日”、“王帝日”。丁文斌何以从“丁子”成为“天子”、“王帝”呢?原来他自认为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年幼时，丁文斌曾随叔祖丁芝田去过一趟山东曲阜的孔府，听过衍圣公孔广綮讲过尧舜之道。乾隆十六年(1751年)，丁文斌听说孔广棨早已去世了，幼时朦朦胧胧的孔府之行的记忆一下子又浮现在眼前，心里便想：“老衍圣公能守尧舜之道，自然应该居天子之位。我小时候蒙老衍圣公传过尧舜之道，不和传位于我一样么?”不久，身旁又常响起上帝的声音：“老衍圣公见你讲道论学，与舜无异，故传位于你，还把他两个女儿一起许配给你了。”丁文斌乐不可支，觉得既受位于尧，自当以“天子”、“王帝”自居；既接受了帝位，就得定国号、年号，另颁一部《时宪书》，让天下臣民尊奉新朝正朔。从乾隆十六年起，他赶修出一部《钦定时宪书》，把国号定为“大明”——他并非有什么“复明”的政治野心，不过取《大学》“明明德”之意；年号则用“天元”。这一年孔广棨已死去六年了，丁文斌想自己即位也自然有六年了，因此《时宪书》上写的是“天元六年”。过了两年，丁文斌检讨政绩，很惭愧，经请示上帝后，决定改国号为“大夏”，取“行夏之时”的意思，改年号为“昭武”。所有改动之处都写在“天元八年”，即“昭武元年”的《钦定时宪书》里了。

丁文斌自居九五之尊，自然要有数不尽的创制封典之类的大事要增写进《洪范》与《春秋》之中。新一代衍圣公孔昭焕是自己的大舅子，封他为“冢宰”、“平虏将军”；孔叔舅封为“大宗伯”；孔伯舅封为“大司徒”。哥哥文耀不明道理，常常骂我“痴子”，但我既君临四海，理应封他个什么，叫“夏文公”吧。死去的父母自当封王封后，杭州有个族叔，叫丁左白，是个贡生，封为“太宰”。还有茶馆董老板的闺女，心仪已久，早想娶过门，先封为“董妃”再说。其它如制钱式样、名称、冠婚丧祭礼乐制度等等，也统统记载在《洪范》与《春秋》里。除了要记这些体面的事情外，还需将有仇怨、要报复的人也记进书里。哥哥一家不好，所以记为“兄顽嫂嚣侄傲”；李回回的妻子诓骗母亲去江西给人当佣人，也须记上一笔。而自己最恨的人莫过于松江的张七，这张七是原任刑部尚书张照的儿子，名应田，号伯耕，他竟抢在丁文斌前头把衍圣公的长女娶走了，害得他只能在自著的书里当衍圣公的女婿。但丁文斌并不能确知张七的名字，号究竟是那几个字，就在书里记上对“张不赓”夺妻之恨。另外，张家办喜事极尽铺张奢华，丁文斌痛恨不已，这当然也成了《洪范》、《春秋》里的内容。改写完毕，丁文斌曾送给家住丰乐桥的徐旭初、米店店主的父亲王先生及蔡先生看过。这几位拜读之后，有的不上半天就掷还了，有的还书时什么也没有说。

乾隆十八年春夏之交，哥哥丁文耀与旁人搭伙往杭州卖鳝鱼去了，丁文斌没人可怜，连饭也没得吃，无可奈何之下，凑了一两多银子，北上山东曲阜，打算将所著的书呈交衍圣公，或许能得到他的赏识。五月中旬走到苏北宿迁的中兴集搭船，遇见一个姓田的河南汉子，到台儿庄下船的时候，丁文斌就教姓田的替他挑行李，说好到曲阜给二百文钱。这行李说来也同它的主人一样寒酸：一边是个小篓子，里面装着几本用油纸包着的书，另一边是一条毡子包着铺盖，好在轻得很，姓田的河南人答应了。一路上，只见丁文斌下了店，就吃饭吸烟，上路后，光着头，打着破雨伞，跟在后头，仍默默无语。五月二十八日走到曲阜孔府，丁文斌先进去，起初听到里面有争执之声，然后安静了下来，没过多少时辰，姓田的就见孔府的人把丁文斌拿了。

原来衍圣公孔昭焕听守门人役禀报，说有亲戚丁文斌携书求见，不胜惊诧，心想浙省哪有这个穷得像叫花子似的丁姓亲戚。于是让守门人役再详加询问，未久，送进丁文斌亲书一纸，只见上面写道：

予小子丁文斌原系浙江绍兴府上虞县人。有族叔丁芝田在北路教习，曾与先岳老圣公为盟，予小子带府中留住数日。后予小子回松，荷蒙岳父面命，今在松修道，续成《洪范》、《春秋》五本，已终帝命。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所以卫孔门之道。敢申达尊览，余面谈不暨。

孔昭焕见写得云山雾罩，料定来者不善，遂命门役搜出《洪范》、《春秋》和《钦定时宪书》旧册几本，看到《大明》、《大夏》、《天元》、《昭武》字样，急命将丁文斌拿下，发交曲阜县羁押。随即密札山东巡抚杨应琚查办。衍圣公有专折奏事特权，孔昭焕将诸事料理妥帖后，又缮具密折一件，向乾隆皇帝陈报此怪诞狂悖之事。

署理山东巡抚杨应琚是在六月初二日接到孔昭焕密札的，当时他正在兖州府鱼台县查捕蝗蝻，见有投递逆书的要案，不敢少有延误。一面命曲阜县令迅将逆犯丁文斌就近严密解送兖州候审，一面连夜赶驰兖州。

在杨应琚的亲自主持下，审讯自六月初四日就开始了，但令杨应琚和参审的刑官们哭笑不得的是，原来此人整个一疯子，一场虚惊!这样于来，问供就不无调侃戏谑的味道了。且看当时问供记录的片断：

刑官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无赖了。供来!”

丁文斌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之命，何须媒妁呢?那一夫—二妇乃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班班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他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老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

听到这里，问供的刑官忍俊不禁，相视莞尔。但逆犯供单将来要恭呈御览的，此案关节之处，丝毫不敢大意。这关节之处，就是丁文斌著作逆书是否有政治背景。

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

供：“小子原不愿做这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何，并没有什么主谋之人，哪里还有羽党?现在衣食不充，百分穷困，哪里还有人帮助?叫小子从何处供出呢?”

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哪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吧!”

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边说话，别人不能听闻的。”

刑官们大惑不解，难道会有这等怪事?看来必得动刑了：“你说的都是荒唐之言，明明将主谋、羽党之人不肯供出。夹起来!”夹棍是早经准备好了的，发声喊，便动起了大刑。

夹棍是法定刑具，看起来简单得很，由三根木梃和绳索构成，但威力十分了得，故有“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之说。清律规定，中间一根梃木长三尺四寸，两旁木梃各长三尺，上圆下方，在三根木梃相合之处，各凿成圆窝四个，用绳索穿起。动刑时夹在男性犯人的小腿上，逐渐发力，勒紧绳索，犯人疼痛难熬，只得乱供一气。其结果，往往造成终身残废，甚至胫骨折断，登时殒命。夹棍号称“大刑”，清律规定，人命、强盗等重案方准酌用夹棍，但刑官为逼出他们要的口供，往往滥用夹棍。你看，对疯子丁文斌不是用起了夹棍吗?

丁文斌体质本弱，哪里经得起大刑伺候?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小子并没有主谋、羽党，不能供出，实是上帝之命。如今受刑，也是上帝带累的。供不出来了……求松夹，求松夹……”话音未落，就昏死了过去。

杨应琚当然没学过什么司法精神病学，不能科学地解释精神分裂患者的种种症候，但他为宦多年，阅历甚富，类似丁文斌这样的怪人还是有所见闻。对丁文斌所供身边常有旁人听不到的莫名其妙声音这一关键情节，他也宁肯信其有。然而，著作逆书，建国称王，怀恋汉人朝代“大明”、“大夏”，关系非浅，且供证确凿，只能照“大逆”律条严办。

六月初七，杨应琚命结束审讯，当天即缮具奏折两件，向皇帝做了全面的汇报。

第一件奏折叙述拿获、审拟逆犯丁文斌的经过，最后定其罪案：“确查丁文斌建号称王，擅加封赠，伪造宪书、钱式，又敢肆为逆语，目无国法，诚属罪大恶极。”当然应照大逆谋反律凌迟处死，其亲属照律缘坐，就是说或应立斩，或给功臣之家为奴。这是叙述罪案，照律拟罪的官样文章。

第二件奏折才是详加解释何以如此定罪量刑。杨应琚对丁文斌谋反大逆的动机做了如下分析：“臣揆查其情，丁文斌乃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稍习陈言，遂自诩为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则肆其枭獍之心，狼号狗吠，无所不至。”然后，笔锋一转，又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照此说来，丁文斌确系疯人无疑，而且疯病的病因及症状都说得几近科学。但杨应琚如此说，绝无为丁文斌开脱之意，而是想让皇帝确信，丁文斌的供词绝非支吾诈伪，也就是说，他谋反大逆仅只一人而已，确无党羽和主使之人。杨应琚不愧混迹官场多年的老吏。他深知钦办逆案，不容丝毫懈怠马虎，必须办得无枉无纵，结实可靠。把一个精神病患者定为谋反大逆，凌迟处死，分明是最大的冤枉，谈何“无枉”?这是今天讲的话。在杨应琚看来，“无枉”的意思是，不能刑拷太甚，把丁文斌逼得乱咬一气，最后收不了场，到头来自己难辞其咎；“无纵”最要讲究，如果被精明的皇帝看出丁文斌背后还确有巨奸大慝没有审出来的话，这岂能吃罪得起?所以，他解释丁文斌犯罪原由时最下功夫。在这件奏折中杨应琚还不忘向乾隆皇帝建议：“该犯气体瘦弱，亟宜早正典刑。”他担心丁文斌可能挨不到常规司法程序下定拟、批准行刑所需的时间了。

六月十一日杨应琚两件密折及逆犯丁文斌供单一并飞递到京。在第一件奏折折尾，乾隆朱笔批示：“三法司核拟速奏。”对第二件奏折中杨应琚提供的丁文斌业已垂危的情况皇帝极为重视。屈指算来，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办理再快，刑部钉封文书驰递济南也需旬余，丁文斌一旦等不及，瘐毙狱中的话，一则太便宜他了，再则奸人匪类也不能咸受炯戒，达不到明正典刑的震慑作用。乾隆即命军机大臣寄信密谕杨应琚：“酌看该犯现在光景，若尚可等待部文，则候部文正法；如恐不及待，即照所拟，先行凌迟示众。”

丁文斌果然“不及待”了。六月十四日一早，杨应琚接奉上述廷寄谕旨，即亲赴济南臬司大狱察看，只见丁文斌语塞气短、奄奄一息，于是马上点派济南城守营参将万德、济南知府赵之采布置法场，放出警戒。午时，巡抚杨应琚供出王命旗牌，亲临监决。只见刑场四周万头攒动，观者如潮，八方人众争睹凌迟逆犯的盛况。

凌迟，亦称“寸磔”、“脔割”、“鱼鳞剐”等，俗称“千刀万剐”，清律名之日“极刑”。凌，细也；迟，缓也。凌迟即用零刀碎割，延长行刑时间，使犯人受尽痛苦而死的一种极其残酷的死刑。凌迟适用于“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等罪大恶极的犯人。清律载凌迟之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完肤，然后为之割其势。”《明季北略》详记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闹市凌迟大臣郑郧的情景，大略如下：黎明，脔割之旨乃下，(笔者)与人同往西市(即甘石桥下四牌楼)观刑。时尚无一人，止有地方夫役据地搭厂，竖一有丫之木在东牌楼下。旧规：杀人在西而剐在东也。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俱藏贮铁钩与利刃，时出其刀与钩颖，以砂石磨砺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声亦嘈杂殊甚。郑郧停于南牌楼下，坐筐篮中，科头跣足。少顷，从人丛中舁之而入，遥望木丫，尚闻其“这是何说者”连词。于极鼎沸中，忽闻宣读圣旨，结句声高：“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尽股栗矣。炮声响后，人皆跂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亦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之绳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后，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颠，众不胜骇惧。忽又将绳引下，而郑鄤之头突然而兴，时已斩矣。则转其面而亲其木，背尚全体，聚而割者如猬。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飞雷走，云以刀数报人大内也。午余，事完。天亦暗惨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

丁文斌终于如乾隆所愿“明正典刑”了，当人们看到一个形容猥琐的疯子神情麻木地被千刀万剐时，该当有何感触，究竟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呢?不敢妄言，只能留给读者诸君去体味了。然而‘，确有一个人将为此事而深受触动。

他就是原任江苏学政、现任江苏巡抚的庄有恭。乾隆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庄有恭在泰州舟次跪接一道廷寄，皇帝在密谕中就庄有恭曾收受丁文斌献书一事严厉饬责说：“丁文斌所着逆书内，大逆不道之言甚多，庄有恭既经接收，何以不具折奏闻?又不即将该犯拿究?”庄有恭一下子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天哪!什么时候接收过丁某人的逆书呀?这丁文斌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搜遍了记忆中的每一个角落也想不起，更哪里找那大逆之书?冥思苦想了一天一夜，状元郎总算想起来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按试松江，一日忽听轿外人声喧哗，分明是在呵责什么人。庄有恭忙问，回称是个疯子拦轿。庄有恭近视眼，待取出眼镜隔轿窗望去，只见一个人蓬头垢面，衣裳褴褛，正跪在轿前献书。取过书随手翻阅，上面满是污垢，内容不过是些剿袭经典的陈词滥调，惟独后有“丁子日”云云。庄有恭心想，如此一个龌龊不堪的人竟妄自称许“丁子”，必是疯子无疑。随手把书弃置一边。时隔四年，庄有恭早把这件事丢到爪哇国了，现经严旨催问，联想到“丁子日”，方才恍然大悟，皇上指的必是此人此事。

庄有恭据实缮折，奏明疯子献书的经过，至于所献之书，“实不知破簏败箧中果存此册否?容臣回署细检，如得之，当即缄封进呈”。乾隆穷追不舍，在庄折折尾朱批：“此奏又属取巧。细查书来，不可终归乌有!”庄有恭六月二十五日三更回署，即亲自翻箱倒箧，搜寻三日，终归还是乌有，只好自请交部严加治罪。皇上则认为庄有恭“故纵逆罪”，且“狡诈为鬼蜮伎俩”，命照他学政任内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银两。这个“加罚十倍”岂是小数，十四年后，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七月庄有恭病故，身后仍有罚赔未完银六万余两待家属亲族偿还，总算皇恩浩荡，乾隆命“加恩宽免”，才了却了这笔陈年旧账——此是后话，当时庄有恭则实实在在地对皇上感激涕零，声泪俱下。追查庄有恭接收丁文斌献书、昏愦纵逆这件事时大部分谕旨都是通过内阁明发的，乾隆如此小题大做，绝不仅为警戒一个庄有恭。

当然比庄有恭更倒霉的还大有人在，作为谋反大逆正犯的亲属，丁文斌之兄丁文耀、侄丁士麟、丁士贤照律缘坐，本应立斩，经皇帝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丁文斌的另外两个侄子丁士良、丁士信未满十六岁，照例给功臣之家为奴。还有看过逆书的徐旭初及蔡先生、王先生，自然难逃法网。徐旭初有名有姓，很快拿获归案，王、蔡两位，丁文斌也忘了名字，捕人时则颇费周折。蔡姓之人很快认定了，叫蔡颖达；而家住丰乐桥又姓王且年貌相类的竟有两个：一系王士照，一系王素行，看过逆书的究竟是谁，一时搞不清，索性一齐捕了来。经过一番质询，王士照被开脱了，王素行以见逆书并不检举，照律打一百板子，流放到三千里之外烟瘴之地。蔡颖达和徐旭初很侥幸，因为他们是在乾隆十五年前尚未添入“逆语”时看的，所以定为“混看杜撰邪书”，照律杖八十。徐旭初系武生，因此衣顶也被革去。

四十五年之后，乾隆皇帝崩逝，嘉庆皇帝开始亲政，遂降旨凡前此“书词狂悖案”内照大逆律缘坐的犯人一律开释。被叔叔丁文斌株连的四个侄子士麟、士贤、士良、士信都还活着，有的在充军之所，有的为人家奴，圣天子雨霖普降，他们终于重获自由。年轻时挥泪诀别，谁承想还有白首重逢的一天呢?

疯子丁文斌虽然被处以极刑，但与前此因献诗而被杖毙的王肇基一样，下自地方官吏，上至乾隆皇帝，还是承认他们确有疯癫之状。二者刑罚之所以有轻重之别，是因为丁文斌查有“悖逆实迹”，而王肇基不过“无知妄作”。丁文斌案发生之后，各地加强了对患有精神疾患的文人的管束，疯汉文字狱案呈上升趋势。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刘德照逆帖案发生，情况又为之一变。

刘德照原籍直隶，后流寓山东濮州，家有妻子及年纪尚幼的子女三人。因年景荒歉，家中又遭火灾，穷苦不堪，靠推小车为生，不久，害眼病彻底断了生计。这个人看过一点子平书，就胡乱写了一张叫《春秋建论词》的字帖，原想到京师献上，没准儿能赏个几十两银子。谁承想刚走到德州就叫署理山东巡抚白钟山拿获，搜出字帖，白钟山看又是一个疯子自投罗网，就以其“迹类疯狂”奏闻。但很快又在刘德照家中搜出另外几张字帖，写着“兴汉兴明”、“削发拧绳”之类有反清政治意味的话。情况报上去，乾隆很震惊，为此特向各省督抚发下谕旨，开首先说近来督抚往往以迹类疯癫奏请杖毙完结，若仅只词语不经，妄言灾祸，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则杖毙已足蔽辜，接下去引刘德照一案，词气就严厉起来：“如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刘德照自然难逃凌迟、妻子缘坐，为他“曲为原解”的巡抚白钟山也受到严旨训斥。

此后审鞫疯汉“逆案”也就有了固定的程序，极少见仅予杖毙的，更少见为这些可怜的罪犯亲属开脱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有个粗知文墨的江西人王作梁给人写信，到信尾竟不书乾隆纪年，怎样写呢?这个老表还有一个名字叫王坤治，他一时痰迷心窍，就写了“坤治元年”。被人告到官府，江西巡抚海成亲自提审，向皇上奏称“该犯语言颠倒，全无伦次，疯邪无疑；但该犯书符写怪，妄称年号，不法已极，未便因疯曲贷，请照大逆律办理”。王作梁即王坤治及其亲属就这样被办理了。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如何确认是否系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是比较困难的。虽有煌煌谕旨，不得轻易“坐以疯癫”，一旦碰到具体案件，还是难于做出判断。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福建有一个叫林时元的疯子因投递一张字帖被捕，闽浙总督杨廷璋亲加刑讯，让他解释字帖上所写“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老令公龙翁龙母”是什么意思，林时元供称，有的是“梦中告知”，有的是“戏场看见”。杨廷璋据实上奏，乾隆大怒，降旨申斥杨廷璋说：“林时元如实系疯狂，自当不省人事，何以逐条登答，俱能圆融解说?”杨廷璋吓坏了，连忙又提林时元严加刑讯，然后顺着皇上的口气覆奏说：“该犯茹刑之下，亦知痛苦呼号，则诚非不省人事者可比。”刚愎自用的“圣主”断定疯子就当永远“不省人事”，开始还算明白的“能臣”一经点拨立即也自认胡涂，这君臣二人一起串演的审鞫疯汉文字狱的一出严肃正剧真令人啼笑皆非。

乾隆践踏封建统治常规，较之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荒唐残虐的疯汉文字狱雍正朝未曾出现，乾隆朝却比比皆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底层文人，不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笔之于书的文字连自己都解释不了，乾隆偏偏要拿来治罪，轻则当众杖毙，重则凌迟处死。这不仅无视封建法制，也违背人之常理，是对人性的最野蛮、最粗暴的践踏。

但毕竟还有个别大臣良心未泯，他们虽不敢为“逆迹”昭然的精神病患者辩解，但觉得被这些疯子带累的家人亲属则太无辜也太悲惨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连续发生数起疯子文字逆案后，负责刑名事务的湖南按察使五诺玺给皇帝上了这样一件奏折，先说定例疯病之人责成亲属报官，由官府亲发锁铐交其亲属锁禁，立法已属周备。但例内专为疯病逞凶者而言，“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顺，少因失意之事，始而佯作疯狂，继则疯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连颇多”。接下去五诺玺说，这类疯犯不同于真正疯狂凶悍之人，其行迹虽然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之人，请嗣后责成保甲、牌头、户首，留心稽查，应与疯狂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与纸笔，任其混写”。在五诺玺之前，原任湖南巡抚、调任吏部尚书的陈宏谋也呈进《请锁锢疯人折》，用意也在疯人因文字获罪，罪止自身，不宜株连家人亲属。乾隆还是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传谕各省督抚：“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风行，以至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拨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以转借词疯病，冀为玩法，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嗣后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一语道破了乾隆之所以制造一连串荒谬绝伦的疯人文字狱，原因就在于他郑重其事地把疯人荒诞不经的文字视为国家社稷和世道人心之大害。五诺玺、陈宏谋陈奏之后，疯人文字狱虽有减少，但远远不能绝迹。

随着乾隆盛世的落幕，历史上这残酷办理疯人文字狱案的最黑暗的一页总算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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