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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帝王平衡术
书名：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清高宗乾隆 作者： 杨发兴 本章字数： 10642 更新时间： 2025-05-09 16:34:41

在平息了弘皙等宗室王公对皇位的挑战之后，乾隆把政治注意力转向了来自另一方面——朋党——对皇权的威胁。

雍正粉碎朋党极有经验，也极富成果。终雍正之世，可谓乾纲独断，官场肃然。大臣自然不敢专擅结党，群小也都以奔走权门、互相赡徇为戒。自古以来与封建官僚政治共生的朋党痼疾似乎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不料雍正去世不久，新即位的乾隆便觉察到有些迹象不对头，但他难于下手，因为大小臣工的故态复萌，门户分争，暗中较量，不过是表面现象，而根子却在先帝最倚信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的身上。

被雍正帝誉为“不世出之名臣”的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是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以后多年充任宫廷侍卫，当过几年内务府员外郎这样的小官，仕途很不得意。鄂尔泰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到了四十岁，连他自己都认定这辈子发迹无望了，就做诗自嘲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却不料突然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刚登上帝位的雍正对他十分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历任封疆。雍正十年(1732年)更由云贵总督任上召拜保和殿大学士，而且位居首席，一下子盖过了入阁多年，且在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张廷玉。

比起鄂尔泰，张廷玉的仕宦生涯可说一帆风顺。他出身于安徽桐城一个簪缨世族，父亲张英极受康熙帝尊宠，官拜大学士。当鄂尔泰正蹭蹬官场时，张廷玉却早已中进士，点翰林，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就身列九卿，当上了二品大官礼部侍郎。雍正即位，身为汉臣的张廷玉更受到有清一代罕见的殊遇，在鄂尔泰入阁前，他已位居内阁首辅，又兼任首席军机大臣，是不折不扣的真宰相。鄂尔泰后来居上，实际是恢复清帝崇满抑汉的一贯作法。张廷玉虽无话可讲，心里岂无怨忿?但这一腔怨气只能向鄂尔泰发泄。鄂、张二人就这样结下了疙瘩。

乾隆初政，尊重耆旧，鄂、张一起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并公布了先帝《遗诏》，准鄂、张身后“配享太庙”。配享太庙，是为做臣子的无以复加的荣誉。从大清开国到雍正朝整整一百年了，能身列太庙两庑配享的只有武勋王扬古利、怡贤亲王允祥等十二人，其中无一汉臣。可惜张廷玉与鄂尔泰都没有十分珍重这旷世恩典。两家都各有一批死党，竟闹起了门户之争。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看不起鄂尔泰，鄂尔泰的地位高于张廷玉，也不买他的账。两人同在军机处值班，常常是谁也不理谁，甚至终日无一句话。非但如此，张廷玉还不时寻鄂尔泰的纰漏说些阴阳怪气的挖苦话。一日暑热难忍，鄂公把大帽子脱下来环顾左右道：“此帽置于何所?”张廷玉笑答：“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为此，鄂尔泰脸色不好看了好几天。鄂、张位高权重，他俩闹意见，争高下，下面臣僚看得分明，于是替自己打算，依自己好恶、师承之别，分投鄂、张门户之下。在鄂、张眼里，乾隆不比雍正，是个仁慈宽厚之主，而从年纪来讲，他们都称得上乾隆的父执辈，又都做过皇帝的老师，种种因素凑合在一起，才敢重演朋分角立的故技。

这个看法实在大错而特错了!乾隆对他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群臣被召来听取一道词气严厉的谕旨。他们被警告不得逢迎权臣，妄行揣摩。乾隆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谅必不敢有党援庇护之心，而无知之辈却在下面胡乱揣度，“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这里面不只是些微末小官，还有尚书、侍郎级的大员。在谕旨的结尾，乾隆责问群臣：“你们如此作为，把鄂、张认作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那把朕视为如何之主?”朋党与皇权势不共存，聪明的臣工已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雍正朝血醒镇压朋党纷争的阴影又开始降临了。

不过乾隆所谓“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即以民族成分划分隐然存在的鄂、张两大派，却未必尽与事实相符。

与鄂尔泰关系密切的的确不乏满洲权贵。他的几个官至都统、将军、总督、巡抚的儿子鄂容安、鄂宁、鄂弼、鄂实，官至巡抚的侄子鄂昌等等子弟兵且不去说，朝野闻名的满洲大吏尹继善也是他的姻亲，而且关系非同一般。尹继善夫人是鄂尔泰的侄女，贤淑能诗，一次侍鄂、尹两公小饮，鄂尔泰说，我一天天老了，中枢事务繁重，何日得抽身是好?还没等尹继善答话，鄂夫人竟正色说，我只听圣人说过“事君能致其身”，其次才是明哲保身，哪里听过“抽身”一说。尹继善听了，只是莞尔一笑。尹、鄂同为满洲科甲，气类相通，加以姻亲一层，看来相聚之时是可以讲掏心窝子话的。

鄂尔泰满洲亲友如是，而汉大臣与其结好者更指不胜屈。封疆大吏中张广泗、张允随等是他总督云贵时的部属，将军级的回族人哈元生等则是旧日袍泽，据说哈元生到鄂家“供扫除之役，若仆隶子弟然”。阁臣中为鄂派中坚的当推三朝元老史贻直。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年间在士人中名节素著而遭到政治迫害的几位大臣倒多与鄂尔泰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杨名时为鄂尔泰在云贵任上的同寅，彼此互相尊重，相处得很融洽。及杨落难，鄂尔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方苞遭际康、雍、乾三世，负天下盛名，与其相交最深者，据当时史学大家全祖望讲，除杨名时外，有鄂尔泰、李绂、蔡世远、魏廷珍、顾琮、梅毂成和陈世倌等。还有一个叫胡中藻的内阁学士，堪称鄂门干将，专与张廷玉一派为敌，所写诗中用“谗舌”、“青蝇”骂张廷玉和张派大将张照乃专在人君前进谗言的小人。由于他的偏激，给鄂尔泰身后及其家族带来很大灾难，此是后话，这里按下不表。总而言之，这些以气节相标榜的人士之所以意气相投，被人视为一个圈子，似乎都与雍正倚重的权臣张廷玉、蒋廷锡有些芥蒂，也都与雍正青睐的大吏田文镜、李卫格格不入。乾隆即位，耆旧凋零，物是人非，但恐怕昔日复杂的人事纠葛也多延续到了新朝。由此来考察依附鄂尔泰的官场人物大概不至于太差。

乾隆时“依附”鄂尔泰的除汉族士大夫之外，还有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怪才郑板桥等人。板桥性情耿介，疾恶如仇，傲岸人生，真有些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豪气，有时他对皇帝的虚伪竞也敢无情地予以揭露。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出任潍县县令，正赶上山东连年灾荒。乾隆爱民心切，板桥《思归行》诗中也说“帝心轸念之，布德回穹苍。东转辽海粟，西竭湘汉粮。云帆下天津，艨艟竭太仓。金钱数百万，便宜为赈方”。但赈灾的力度如此之大，为什么百姓还是“十日卖·儿，五日卖一妇”，逃荒关东，触目皆是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呢?大概当时最有见识的人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吏治腐败和下层贪官污吏，而郑板桥偏不这样看。在将皇上仁慈与百姓依然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加以强烈对照后，他在诗中发出一连串的犀利的质问：“何以为赈前，不能为周防?何以既赈后，不能使安康?何以方赈时，冒滥兼遗忘?”这无异于向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体制发难，试问古来有几人有此胆量，有此眼光?大约就在这时候，郑板桥毅然辞官而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挽老师鄂太傅五首》，痛悼刚刚辞世的“老师”鄂尔泰——郑板桥是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那一科鄂尔泰是会试主考官，故而有“老师”之称。第一首诗有“上方一夜调丹药，七校春风送紫泥。其奈巫阳下霄汉，钧天有诏竞先赍”，对他的座师鄂尔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第五首“布衣屡卧平津阁，远泪难挥杜曲花”，则足见受知之切和感恩之深。像郑板桥这样世上罕见的愤世嫉俗、刚肠劲气的士人为何惟独心折于鄂尔泰呢?这不能不让人深思。鄂尔泰晚年诗有“多生结习只怜才”之句，而雍正初官江苏布政使时，在苏州建春风亭，会诸名士，诗歌唱和，结集为《南邦黎献集》。总的来说，鄂公这个人可能不免刚愎自用的毛病，但比较正派，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风度儒雅，爱才如命，因此，他周围聚合的恐怕倒是汉人居多。

如果说鄂尔泰有点汉化了，那么，似乎可以说张廷玉则有点满洲化了。张廷玉在翰林院深造时学的是“国语”，因而能纯熟地用满语奏对，用满文述旨。这倒在其次，主要是他身上的奴气太重，加以为官过于圆滑谨慎，因此，雍正年间除了常熟蒋廷锡之外，他身边几乎罕见正直淳厚的汉人挚友，相反，为一时舆论所重的所谓“四巡抚”——杨名时、李绂、陈世倌和蔡埏——倒是张、蒋二人合力排击的对象。他也容不下不依附自己的人才。乾隆元年(1736年)继康熙之后再开鸿博制科，淹通经史的桑调元、顾栋高、程延祚、沈彤、牛运震、沈炳震，擅长文章诗赋的厉鹗、胡天游、刘大槐、沈德潜、李锴，其他如全祖望、裘日修、钱载等，一时绩学能文之士，都未能入选，颇失士林之望。本来奉旨阅卷的并非张廷玉一人，还有鄂尔泰和邵基，但人们则把考试不公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张廷玉一人身上，说是科“张廷玉主试事，托慎重之名，苛绳隘取”。这样讲，可能冤枉了张廷玉，但至少可以证明张廷玉在当时最有才华的士人中形象不佳，不然，大家为什么不去数落鄂尔泰和邵基呢?当然，他为宦多年，宠眷之优非他人可比，也会有不少同年、门生及故吏前来趋附，这里主要说一下日后被乾隆称为张廷玉“得意门生”的汪由敦。

汪由敦，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是科张廷玉首次担任会试主考官。汪、张同为江南人，张廷玉一脸福相，汪由敦为富家塾师时就被算命者预言日后必登大位，二人的长处和作风也极相近，都以记忆绝顶和嘴巴谨饬为君王所赏识。张廷玉承旨书谕为他人所不及，汪由敦则被乾隆誉为“任职本谨愿，书谕夙夜效”的亲臣近臣。不过，汪由敦性情似乎更平和，没有他的座师那样深的心机。当时著名史家和诗人赵翼与汪由敦相知最深，他说汪由敦胸襟很宽大，从不掩人之所长，在士人中有很好的口碑。汪由敦古文之学最深，当时馆阁后进群奉为韩、欧。汪由敦去世，自视甚高的赵翼悲痛不能自已，称“公死，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天下无真知古学之人，而翼无复知己之望”。汪由敦之所以能得到乾隆的信任，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不能说与张廷玉的提携无关，但主要还是靠自己，靠自己的才学与温和的性情。乾隆挽汪由敦诗云“赞治尝资理，论文每契神”，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个被乾隆目为张廷玉私人的是梁诗正，梁与汪其实很相近，都长于文学，书法端楷，也都没有党同伐异、锋芒毕露的派性。梁诗正被同僚戏称为“五清居士”，因为他一生所领吏部尚书、大学士、掌院学士，加上上书房、南书房等兼差，都是极清要之地。但张派人物中确实有激愤难平、咄咄逼人者，那就是上面提到的张照。

张照资历很老，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点翰林，那时乾隆还没出生。雍正晚年被派去经理苗疆事务，从此与鄂尔泰结下死仇。起初倒不怨鄂尔泰，张照错会雍正意旨，一到贵州就懵懵懂懂地致函哈元生令搜求鄂尔泰经理不善处，结果反被鄂尔泰的铁杆哈元生狠狠参了一本。张照这也是咎由自取。乾隆初命罢职治罪，当时鄂尔泰以大学士总理事务，想置之死命，幸亏乾隆在藩邸时已参与苗疆事务，深悉其中委屈，赦免了张照。有了这样的过节，张照对鄂尔泰的仇恨终身未能化解，在诗中还流露出对乾隆的不满，以为乾隆受了鄂尔泰的蒙蔽才加害于他。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照成了张廷玉最具派性色彩的私人。顺便提一下，乾隆极推重张照的书法，称其“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对他涉入鄂、张之争深为惋惜，《怀旧诗》说张照“性敏才本高，未免失行薄”。

总的来看，乾隆初鄂、张门户的分野并不像乾隆所描述的那样“满洲则想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想依附张廷玉”，而主要以门生座主的师生关系为转移，这一点雍正早已点破，不知乾隆为什么偏要以民族成分不同加以解说。就汉人而论，恐怕从雍正时代开始到乾隆初政，的确存在着隐然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以气节相尚，很有些为雍正深恶痛疾的科甲习气，鄂尔泰至少在雍正时很倾向于这一派，或者说这一派人物对鄂尔泰都有相当好的印象。另一派的首脑人物在雍正时是桐城张廷玉和常熟蒋廷锡，他们以柔媚谨慎、长于文字以结主知，受到皇上专宠，礼绝百僚，王公亦折节致敬。乾隆当政之初，前一派受压抑者如杨名时、谢济世、李绂、孙嘉淦、方苞等等借翻雍正旧案之风稍稍起，可惜维时不久，老成相继凋谢。而后一派蒋廷锡早已物故，张廷玉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也今非昔比。然而，两大派各以鄂、张为首，各有私人、互不相能的格局并没发生根本改变。到乾隆五、六年的时候，政治气候已开始发生逆转，乾隆对鄂、张暗中斗法已越来越无法容忍，他急于寻找打破这种不利皇权集中局面的突破口。

乾隆六年(1741年)四月有个叫仲永檀的御史上折参奏步军统领鄂善，说他收受俞姓富户贿赂白银一万两。这件事牵涉到一桩财产继承案的纠纷。为工部承揽建筑工程的凿匠俞君弼富而无子，病故以后，他的义女婿许秉义急忙出头主持丧事，并嘱托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遍邀朝中大臣前往吊唁，企图借此大造声势，与俞君弼嗣孙俞长庚争财产继承权。俞长庚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就设法找更硬的门子，最后打听到盐商范毓馪素与步军统领鄂善往来甚密，就托范送鄂善银子一万两，嘱托其设法关照。俞长庚的银子果然管用，经鄂善的“照拂”，承审的法司做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将许秉义论罪如律，并革许王猷职。

不知怎的，这件案子的内幕叫御史仲永檀刺探到了，就上了一个密折揭发鄂善收受俞长庚贿银一万两。仲永檀在密折中又别有用心地奏称，风闻前往俞家吊丧者不止九卿，“大学士张廷玉系差人送帖者，徐本、赵国麟俱系亲往跪奠者，又有詹事府詹事陈浩在彼陪吊，送往迎来，奔走数日”。轻轻一笔，把张廷玉等当朝最体面的大臣牵连了进去。

仲永檀，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进士。乾隆一想，这一科的主考官为大学士鄂尔泰，立即明白了此案肯定与鄂尔泰、张廷玉派系倾轧大有关系，于是特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秉公查审。当然，先要查清楚鄂善是否受贿，至于“吊丧”等款虽事关派系之争，恐怕难于深究。

在审查鄂善的过程中，乾隆曾亲自鞫问鄂善，希望他主动坦白，鄂善被主子的推诚相见所打动，以为承认了皇帝就肯定网开一面，因此自认实收贿银一千两。但过后鄂善一想，受贿八十两就要掉脑袋，又推翻了原供。这样，鄂善在轻忽中犯下了“欺君”的滔天大罪，乾隆一怒之下，将鄂善革职，拿交刑部严审，很快坐实了鄂善受贿的事。在处理鄂善受贿案的过程中，乾隆内心很不平静，自言“朕为此事，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水弱之病，朕实蹈之，若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来何所底止”?决定严惩鄂善的朱谕乾隆是垂泪写的，可见他在反省秉政以来政策得失时的痛苦心情。经王大臣等会议，以鄂善应拟绞立决具奏，乾隆命从宽令其在家自尽。

鄂善时以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是为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鄂善处死了，但仲永檀所参张廷玉以大学士之尊差人往俞家送帖吊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亲往跪奠等款却查无实据。赵国麟素来讲道学，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仲永檀以“风闻”之事凭空污人清白，哪里肯罢休?就赌气向皇上乞求退休，回山东泰安老家。这时乾隆已超擢仲永檀为佥都御史。不久又晋升左副都御史，赵国麟急于告老，还带有发泄对皇帝处理此事有失公平不满的意味。乾隆原想此案处理以赐令鄂善自尽了结，并不想深究仲永檀参奏鄂善旁及张廷玉等人的背景，不承想赵国麟竟跳出来不依不饶，非要还他一个清白不可，照这样下去还了得!于是先将赵国麟降二级调用，留京候补。赵国麟不知收敛，还一再以病乞休，乾隆索性将其革职，命在咸安宫效力行走。

从鄂善受贿案到大学士赵国麟一再受挫，大概一年多的时间里，乾隆并非不知仲永檀“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御史职责所在，就是作皇帝耳目爪牙，搏击权奸贪墨。况且皇帝此时关注的是压抑张廷玉在朝势力的膨胀，故而有意超拔以利用与张派对立的仲永檀。但仲永檀好景不长，随着张廷玉派的大大收敛，乾隆打击重点的转移，他的末日也就到来了。

不过恰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桩谁也未曾料到的震动朝廷的事件，不仅使仲永檀的死期以及由此连带鄂尔泰一派受到的重挫整整推迟了一年。而且，乾隆通过这个事件意外地发现，在隐然对立的两大派朝臣之外，竟还有卓然独立、秉公持正、心中惟知有君的刚劲之士，他就是令乾隆终生感佩的大臣刘统勋。

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父亲刘棨在康熙年间官至四川按察使，以清廉闻名于世。雍正去世前，命他到教育皇子的上书房当差，因此他也当过乾隆的老师。因有这层师生关系，乾隆对他的人品是有着相当了解的。乾隆登基后很快提拔他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刘统勋则决心有以报君上知遇之恩。乾隆六年(1741年)刘统勋四十三岁，被皇帝任命为纠察百官的左都御史。他对朝中形势作了深入的分析，对皇上的政治意向也做了悉心的揣摩，得出的结论是先皇雍正留下的老臣渐渐滋长结党擅权倾向，而新帝着力提携培养的某些大臣又权力过重，用事过锐，不及时抑制，日后发展下去，也可能恃宠而骄，重演先皇时年羹尧、隆科多故事。而这一切都原于初政的乾隆皇帝缺乏政治经验，对待臣工过于宽厚仁慈，以至朝中群臣未能如雍正皇帝时震怖匍匐于皇权之下。这年四五月间发生的仲永檀参劾鄂善受贿案，特别是乾隆对此案的处置手法，使刘统勋进一步觉察出皇帝已开始酝酿动手解决初政以来日渐突出的问题，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但投鼠忌器，还不想撕破情面，直接动手，直指一切问题症结之所在，伤害前朝老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刘统勋觉得盼望已久的报主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心置个人仕途于不顾，连上两件密折，参劾当朝权势最重的两位大臣，一是张廷玉，一是讷亲。

在第一折中，刘统勋引用外间舆论：“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指出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锋芒等十人。并称：查得康熙年间，因王奕清等姻眷仕宦最多，奉旨“三载升迁，不许开列奏补”。今可仿其例，三年之内，除特旨升用外，概停升转。刘统勋所说的张廷玉一门朱紫、权势煊赫，乃朝野共见的事实。张廷玉与其父张英相继为宰辅，而廷玉大哥廷瓒、三弟廷璐、四弟廷瑑俱为翰林，并官卿贰，廷玉四子一孙也都身入翰苑，以至乾隆初赐诗张廷玉有“便将翰苑登瀛谱，唤作卿家世系图”之句，其门第之盛可以想见，而这还不算张家世姻姚家点翰林者。刘统勋选准张廷玉作为攻击的一个靶子，又不涉及他与鄂尔泰之间的恩怨瓜葛，真是高明之至。

在第二折中，刘统勋称讷亲年未强仕，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请将讷亲所管事务量行省减，并训以气象谦盈之道。这些话讲得何等理直气壮!其时讷亲为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吏部尚书又协办户部事务，并兼军机大臣、议政大臣。据曾任军机章京的赵翼所记，在军机大臣中，“惟讷公亲一人承旨”，所以刘统勋说他“统理吏、户两部，入典宿卫，参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趋承禁闼，时蒙召对”。

讷亲，满洲镶黄旗人，曾祖额亦都十九岁跟随太祖努尔哈赤奠定大清江山初基，身列佐命元勋“五大臣”之首。祖父遏必隆，征战骁勇，顺治皇帝死，为顾命大臣。父亲殷德，承袭一等子世爵，兄弟子侄辈策楞、阿里衮等出将入相者指不胜屈。讷亲在雍正中袭公爵，未久升御前大臣，擢军机大臣，为雍正所倚重。乾隆即位，以讷亲出身贵胄，年轻有为，办事勤慎，廉洁自爱，命协办总理事务，晋一等公。讷亲被乾隆称誉为“第一宣力大臣”，是皇帝心目中未来首席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最佳人选。而讷亲少年得志，自恃皇上眷注优隆，难免飞扬跋扈，擅作威福，所以刘统勋说他“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可以想见，刘统勋以汉大臣挺身而出批评位尊权重的满洲勋旧，该有多大的勇气呵。

当时乾隆正需要像刘统勋这样无所依傍、有棱有角，为维护和强化皇权不惜粉身碎骨的忠直之臣。乾隆六年十二月初四，奉旨将刘统勋两折发给群臣。皇帝为此专门降旨训谕说，以今日之势言之，若有擅权营私者，朕必洞照隐微，断无不能觉察而陷于不知之理。刘统勋有此陈奏，正说明张廷玉和讷亲的声势还没达到可以钳制人口的地步，此国家之祥瑞，朕心不仅不为之忧，反而转以为喜。张廷玉亲族登仕籍者，经此一番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反倒对张廷玉有益。讷亲今见此奏，应当更加留心自勉，至于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之处，候朕酌量降旨。可以说乾隆给张廷玉和讷亲留足了面子，但谕旨中也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训诫说，大臣为众所观瞻，见人直陈己过，惟当深加警惕，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若有些微芥蒂存于心中，则非大臣应有的度量。

非常不幸，乾隆初这两位权势最显赫的大臣都没有从根本上汲取教训。七年后，经略大学士讷亲在金川军中为乾隆封寄前去的遏必隆的刀正法。此后不到一年，张廷玉在受尽挫辱，被削去伯爵，罢黜配享后，黯然辞别帝都，回到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统勋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预言家。他懂得盈则溢、满则亏、刚则折、骄则败、富则咎的天道人情，当月晕础润之际，他就预示了雷电风暴将要来临。

乾隆六年以后，张廷玉屏息敛迹，处处以太平宰相自居；鄂派干将仲永檀自超升左副都御史后却忘乎所以，说话不知检点。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不慎败露了，原来他上折参劾时为乐部大臣的张照时先找鄂尔泰之子鄂容安密议。乾隆赫然震怒，命将仲、鄂俱革职，拿交慎刑司，令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构、和亲王弘昼、平郡王福彭，及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等审明具奏。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时还不到二十岁，随即以翩翩贵公子入值军机处，成为国家军政中枢最早一批军机章京。乾隆初擢詹事府詹事；詹事，正三品，号“小九卿”。他的父亲鄂尔泰见儿子超升太快，就上疏固辞。乾隆说，鄂容安与张廷玉之子若霭，皇父在世时命在军机处行走，本想造就成才，以为国家栋梁。朕继而擢用，卿就不必以己意一再推辞了。鄂容安小皇帝三岁，看来乾隆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但鄂容安行为不谨，特别在事涉国家朱批密折制度时，竟敢漠视除皇帝与具折人之外绝不可有第三人知之的成规，私下里与仲永檀就密折内容往复磋商，而且此中隐情竞渐渐传入皇帝耳中，乾隆怎能不震怒?

经庄亲王允禄等王大臣等审讯，仲永檀很快供出确实曾与鄂容安商量过密折参人的内容，而鄂容安亦供认不讳。王大臣拟以泄漏机密事务之律上奏。乾隆以为仲、鄂二人往来亲密，仲于未奏之前先与鄂商谋，既奏之后，复行照会，显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王大臣等拟罪失于轻纵。仲、鄂之案改由王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另行严审。

此案的性质至此急剧升级，看来乾隆有深究鄂、仲之外有无操纵指使者的意图。奉旨审讯的王大臣不敢再敷衍了事了，很快审出“仲永檀参劾张照一事，实由其座师鄂尔泰指使”的重要情节。王大臣见事态严重，就奏请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将鄂容安之父大学士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则认为仲永檀、鄂容安交结情迹已明，无庸刑讯，鄂尔泰亦不必革职。但为此案发布的谕旨词气异常严厉，乾隆说，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端正直率”，显系党庇门生，对其长子鄂容安也未能训其谨饬。朕不忍以此事深究，若以此事深究，不但罪名重大，鄂尔泰承受不起，而国家也少一能办事之大臣。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著交部议处，以示薄罚。至于仲永檀，乃“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情罪甚属重大；鄂容安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情罪亦无可逭。王大臣及三法司可定拟具奏。奏未上，仲永檀卒于狱中。鄂容安论戍，乾隆帝命从宽免发台站，仍在上书房行走。

仲永檀之死一事，后世传说很多。礼亲王昭裢及姚元之都说仲永檀是在狱中被张照下毒所杀。《啸亭杂录·仲副宪》条的记载是：“张尚书照以文字供奉内庭，尝预乐部之事，公(永檀)劾之，有‘张照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之语。张衔之次骨，乃谮公泄禁中语下狱。上知其枉，立释之。张恐其报复，因用其私人计，携樽往贺，暗置毒酒中，因毙于狱。傅文忠(恒)时为户部侍郎，大不服张所为，欲明言于朝，以公尸如常，事无左验，乃已。逾年，张病噎，告假旋里，卒于济宁舟中，盖见公为祟也。”姚元之著《竹叶亭杂记》，自谓“余闻前辈言张尚书某(自注“即张文敏照也”)以药杀仲副宪永檀，张归至仲家浅，见子路以椎击其首，亦以是死”。这些说法未必可信，但仲永檀之非正常死亡，确系一大疑案，对此朝野多有所传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隆初政以来朝廷隐然对立的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派系矛盾的激化。乾隆对此深有触动，晚年记张照之诗仍云：“使生前明时，标榜必致错。本朝无所施，小哉张与鄂。”他在诗注中还说：“张照即张(廷玉)所喜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自有权衡”。这的确是实话。不能说乾隆有意制造鄂、张两派之间的矛盾，但他即位后肯定很快就意识到皇帝高高在上，操纵其间，左右开弓，借其互不相能之势而使其互相制约，倒不失为抑制权臣擅政，提高君权的一招妙棋。乾隆六、七年的政局表明，乾隆的帝王平衡术已日臻纯熟起来。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君臣间的关系不宜绷得过紧，乾隆可能觉得应该适时地松弛松弛，把严峻的面孔舒展一下。

乾隆六年七月在赐令鄂善自尽和罢黜赵国麟后，皇帝降旨说，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赵国麟及卢焯等案，外人不得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朕即位之初，本欲减去烦苛，与众休息，所望诸臣凛遵法纪，以成宽大之政。但若因此废弛放纵，是诸臣迫朕以不得不严之势，非朕本意也。乾隆向臣下表达的意思是，从主观上讲，自己仍一如既往愿意推行宽大之政，之所以连续严厉惩治腐败与沽名，乃被动之举，实出于不得已也。

乾隆九年(1744年)初，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徐本似乎忘了两年多前赵国麟的殷鉴，又以老病提出解任归里这个敏感的要求。乾隆没有答应，君臣关系又有紧张迹象，大家都预感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六月，徐本又具疏力请，几乎令所有人大出意外的是，皇帝竟然降旨准许解任，谕旨很有人情味，说“大学士徐本老成谨慎，宣力有年，今以抱病恳请回籍调理，朕心眷注，特赋诗篇以宠其行”。这篇题为《赐大学士徐本》的送行诗写的真挚恳切，皇上温情脉脉地叮嘱杭州人徐本：“长夏宜林居，山水秀且轻。峰迎南北翠，月印三潭明。卿虽适江湖，岂不念朝廷?努力加餐饭，慰予跤望情。”令徐本更想不到的是皇上特命御前侍卫、都统永兴，将皇帝赐给徐本的御用冠服及内府文绮貂皮等物送到徐府，当面宣读谕旨，并传旨说，本月二十五日行幸南苑时皇上将亲往徐本邸寓慰问之。徐本感激涕零，从心里觉得为人臣者能得到如此恩遇，为皇上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值得!

雷霆之后必有雨露。在朝大臣都长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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