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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牛刀小试
书名：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清高宗乾隆 作者： 杨发兴 本章字数： 6313 更新时间： 2025-05-09 16:34:41

乾隆初政，万象更新，不仅给士大夫、士人带来了丝丝暖意，而且仁政迭施，使全国老百姓也得到了一些实惠，同时还解除了一些地区扰民害民的苛政。

乾隆登基《恩诏》宣布，各省民欠田赋，凡超过十年以上者，概予蠲免。随即又降旨，命于《恩诏》外，将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各省田赋实欠在民者，一并豁免。但蠲免积欠田赋，实惠落在有地纳粮的业主，而佃户、雇工享受不到皇上恩露。乾隆也想到了这些社会最底层者，为此，特降旨说，朕临御以来，加惠元元，惟无业之贫民，终岁勤动，未被国家之恩泽。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受朕惠者，十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

各地方的公共工程，如河防、堤岸、闸坝等等，定例由国家拨款开销，但在执行中，各省往往按田亩派捐，口口声声讲出自小民之愿，实际大都由上司因节省钱粮起见，授意属员为粉饰之计。相沿日久，官吏藉端苛索，民间所费比所派之数成倍甚至几倍地增加。乾隆从反映民生疾苦的奏折中了解到，山东省挑挖运河，每年有派帮民夫工食银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江南松江海塘岁修，有每亩捐钱五文；京口挑挖运河，每年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府州，照额征漕粮正耗米协解银三千八百余两；苏、松、常、镇、太、通(州)六府州应修河渠闸坝，令长洲等三十三州县按亩派钱五文、三文、二文不等，以供大修，并令每亩又酌量捐钱，以为岁修；四川岁修堤堰，令每亩派银一二厘不等；直隶运河挑浅，于天津等州县每亩帮银一厘。为此，命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一概革除以上各款，合计免去派捐银大约十万余两。此后挑挖运河等项公共工程需用银两，命该省督抚核实奏明，于国家财政内酌量动用，报部核销。

雍正年间为缓解民食日渐艰难的问题，国家实行鼓励垦荒的政策，因而全国垦田面积迅速突破八亿亩，达到了清前中期的最高峰。但这种积极的垦荒政策把垦荒多少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各级地方官或者迫于上级的压力，或者为突出自己在任时的业绩，往往以无报有，以少报多，因而也带来了不少弊端。问题最大的是河东总督田文镜治下的河南省，四川及福建、广西等省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虚报垦田的问题。

乾隆在藩邸时就多少风闻垦荒之弊，即位后朝中大臣及外省大吏密折奏事也集中在垦荒之弊。其中讲得最恳切的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已受命担任协办总理事务的大学士朱轼。朱轼在条陈中请求皇帝降旨速罢河南开垦，他说，河南地势平衍，百姓秉性淳朴，勤于耕穑，哪里还有什么未垦之田?未垦之地大都是些盐碱砂碛之区而已。臣听说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之中，有报开几百亩、上千亩，以至几千亩的，全省总数大概有几十万亩。经细加访闻，才知道所谓开垦者，并非实有可耕之地，不过督臣田文镜及接任之王士俊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于是各属迎合上司，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上司，据其册籍，按其数目，报多者升官奖励，报少者严批申饬，或找个借口，参上一本。地方官畏其权势，希望得到上司欢心，哪管日后官民受累，以致互相攀比，报垦纷纷。其实所报之地，不是河滩砂砾之区，就是山冈多石之处。另外，河堤所在，当留余步，古人所谓不与水争利者此也。一旦开以阡陌，垦以犁锄，于河防亦所未便。弊端显然，臣所以知其不可也。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若数年之后，按亩起税，指盐碱地为膏腴，勘沙石田以上税，恐怕小民鬻儿卖女也缴纳不起。不知任事之人何以收场?

乾隆立即降旨禁虚报开垦，谕旨称，朕见各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查，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分摊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嗣后各该督抚若不痛洗积弊，仍蹈前辙，必从重处分，不稍姑贷。

随后撤河东总督建制，命总督王士俊解任，来京候旨，特降旨晓谕豫民：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而后王士俊接任河东，不能加意惠养，且扰乱纷更，以为勤干能事，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彼地民风淳朴，先后遭督臣之苛政，其情亦可悯矣!

解决河南严重的虚报垦荒问题后，又通行各省，将雍正年间报垦地亩认真复查一遍。如果有虚报地亩，一律从政府册籍中开除。

总的来看，乾隆即位后很想当一个宽厚仁慈、实心爱民的好皇帝，当一个青史垂名的开明贤君。汉族士大夫、士人往往用“从谏如流，求贤若渴”、“仁言圣政重累而下”、“甫数月而囹圄几空，未逾年而恩膏已遍”之类由衷的赞颂之词描述他们心目中政治的春天。老百姓中间也流传着“雍正钱，穷半年；乾隆钱，万万年”的谚语，这些大致能反映出那一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政策由严猛向宽缓调整的事实。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新皇帝的开局，更何况在偌大的政治航船试图调整航向之际，乾隆手法毕竟不够老到，这就难免授人以柄，说先皇尸骨未寒，他的不肖子孙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全面翻其父之案。

这个带头攻击乾隆“翻案”的，就是因虚报垦荒被解除河东总督职务的王士俊。

原任河东总督王士俊被召来京后，蜷伏了一段时间以窥测政局的变化，他很快嗅出年轻的新皇帝在全面纠正雍正朝方针政策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个精敏的老吏没有感觉错，乾隆在即位几个月后就敏锐地觉察出由于调整政策力度过猛过大，已经造成了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而要保持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中政局的稳定，就必须保持与皇父政策前后的连续性。

乾隆元年上半年，皇帝以“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为中心，对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讲了这样一番话：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不要过，也不能不及，正道是宽严相济，过宽则以严相调剂，过严则以宽相调剂。皇考雍正皇帝临御之初，见人心疲玩，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但臣下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大为间阎之扰累。然则皇考之意果如是乎?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一路。若循此以往，不知省改，势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欺，风俗渐就浇漓，将皇考十三年教养整理之苦心，功亏一篑。此朕心所大惧者，不得不恳切告诫!谈过之后，又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将上述旨意各书一道，密寄各省督抚。这是乾隆第一次提出“矫枉不可过正”，刻意将皇父之本心与臣下奉行不善带来的弊端作了区分，并提醒他的股肱大臣及封疆大吏重视宽大政治可能导致的危害。随后乾隆又在江苏巡抚顾琮《酌平盐价俾商无赔课民免贵价》一折批谕：目前奏折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不知今日之请宽者，即向日之一则曰“请严某件”云云，再则曰“请严某件”云云者也。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今日日宽此，明日曰宽彼，以至群相怠玩，百弊丛生，必至激朕又有不得不用其严之时，则非天下臣民之福也。

皇帝上述旨意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但王士俊已有所风闻。乾隆元年(1736年)年中，发表王士俊署理川抚的新的任命，王士俊于陛辞听取皇上训谕时又进一步摸了皇帝思想动向，经过悉心揣摩，确信自己的判断无误，就在离京赴任后上折密陈四事，说雍正朝政治确实过于严刻，但原因在于大臣官员奉行不善，并非先帝整饬的过错。何况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已日渐平和。今天已属事后，对以往过当之处只应该密切直陈，或旁引曲喻，俟一二年间，不动声色而徐徐加以变更方为稳妥。但现在有一批逢迎谄媚之辈、少年新进之流，动口就敢指斥某事为雍正某年某月奉旨云云，甚至有人竟对众扬言“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语，传之天下，实在骇人听闻。

乾隆看了王士俊的条陈，盛怒不已。这倒不是王士俊条陈的内容，而是作为先皇时“奉行不善”的典型人物王士俊如此谈则居心实不可问!如果因王士俊上了条陈就降旨检讨即位以来政策得失的话，那么，蛰伏已久蠢蠢欲动的王士俊之类的人物必将群起反扑，其结果则是新政的成果被全盘否定，自己的形象受到影响倒在其次，弄不好政局可能因此而失控。想到这里，乾隆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立即将王士俊原折发大臣、九卿公同阅视。

没想到大家不摸皇帝的底，不知皇帝赞同王士俊呢，还是不同意王士俊的看法，所以没有一个人做出反应。乾隆深知，在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有半步退让，丝毫含糊，必须由皇帝亲自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立即降旨痛斥王士俊居心巧诈，借直言之名，遂一己之私，并揭出王士俊密折要害在于攻击“朕之翻案也”。

第二天，御史舒赫德首先响应，封章特参王士俊。舒赫德说，王士俊奸顽刻薄，朝野尽知。他在河东总督任内，勒令州县捏报垦荒，苦累小民等劣迹，无不败露。近日巡抚傅德又查参数款，闻者无不快心。我皇上至仁如天，还望其改恶向善，曲赐矜全，不料王士俊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不宜出任四川巡抚，为封疆大吏。

乾隆随即在养心殿召见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逐条批驳王士俊所陈四事。针对所谓“翻案”，皇帝说，从来为政之道，因时制宜，宽猛互济。圣祖康熙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余年之久，晚年渐有法网渐弛、风俗渐玩之势。皇考雍正皇帝加意振饬，使纲纪整肃，弊革风清，又怎么能说是翻圣祖之案?皇考初政峻厉，至雍正九年十年(1731、1732年)以来，人心已知法度，吏治正渐澄清，为政渐趋于宽简。《遗诏》中就有“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可见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王士俊乃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

经过法司审理，请照大不敬律，将攻击皇上“翻案”的王士俊即行处斩。乾隆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第二年正月，特旨释王士俊为民，饬令回籍。

翻案风波虽然过去了，乾隆的心潮却久久不能平静。

他开始反思执政一年以来推行宽仁政策的利弊得失，而深感为君之难。崇尚宽大，则诸弊丛生，民生转受其累；稍事振作，则长苛刻之风。言路壅塞，则恐怕耳目壅蔽，利弊不知；而恳切咨询，则假公济私者多，实心忠爱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陈时务者少，不仅不足以集思广益，且足以淆乱是非。

乾隆的反思并没有使既定的宽仁政策骤然逆转，但他显然在政治上开始日渐成熟起来，并试图探索在继承皇父十三年整饬成果的基础上，用一种以“宽严相济”为特征的方针，灵活地处理眼前纷然杂呈的棘手问题。年轻的很有些儒家理想主义色彩的乾隆将迈着稳健的步伐，逐渐走出一条更加务实的政治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走过的轨迹越来越接近。

乾隆元年九月初一日，礼部尚书杨名时以七十六岁高龄病逝，此时距他的冤狱昭雪刚好一年。皇帝称其一生“学问纯正，品行端方”，命加赠太子太傅宫衔，人祀贤良祠，赐谥“文定”。照《大清会典》的解释，“道德博闻曰‘文’”，“纯行不爽曰‘定’”。杨名时很幸运，因为他死的时候好。如果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以前在云南肮脏以殁，他就绝不会有那落日辉煌般的政治复出和身后哀荣；如果他晚死十几年，则很有可能与他同时复起的李绂、谢济世、孙嘉淦等人一样，令名难保，因为政治气候到那时又发生了剧变；杨名时正好死在“今日只须将世宗(雍正)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的政治航船试图调整航向之际，刚刚临御天下的乾隆皇帝，对那些先帝在日受到迫害的大臣充满了同情。

李绂和谢济世在杨名时去世之前则已看到了某些不容乐观的征兆。

乾隆元年春天，皇帝让在朝大臣保举新科进士。李绂这个人生性爱才爱读书，放翁诗“远闻佳士辄心许，老见异书犹眼明”，对他是再合适不过的写照。这次荐举才俊之时，李绂不仅荐举的人数多，而且上朝的时候还让熟识的九卿也跟着保举。乾隆知道了，不高兴，觉得这个人爱博取虚名，就传旨询问。李绂回奏，臣多言滋事，今蒙天语训悔，今后当永绝妄言。乾隆说你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哪个大臣因“多言”被处分过?你这么说是避重就轻，希图蒙混。结果李绂降二级调用，以闲职詹事补用。以后几年李绂又稍稍起，乾隆八年(1743年)退休还乡，陛辞时皇帝问你还有什么陈奏的吗?李绂以“慎终如始”对。这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人在心底似乎埋藏着对皇帝未来走向的深深隐忧。七年后，李绂卒于家乡江西临川(今抚州市)，皇帝没有给予“赐谥”之荣，而他的忘年知己全祖望则说：“公卒而东南宿德尽矣!”

谢济世在春江水暖的日子里，又开始重新整理在戍所编撰的《大学注》、《中庸疏》。他删去了被雍正帝指为“怨诽”的字句，进呈给皇帝，并上疏说明，自己仍然是“遵古本，不遵程、朱”。出乎他的意料，皇帝掷还原书，传旨严饬谢济世，让他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是不是与朱子“相隔如云泥”呢?谢济世初次感到新皇帝政治上比较开明，但对有违于程朱理学的学派是绝不宽容的。乾隆二年(1737年)，谢济世上书言事，建议“去邪勿疑”、“出令勿贰”，总的精神是希望皇上在用人行政上继续推行革除前朝积弊的方针。乾隆觉得逆耳，指责他“摭拾浮言”，不予采纳。不久，谢济世又条奏数事，并称“半年以来，非无可言之事，而无进言之人，此臣之所以不能已于言”等语。乾隆谓其所奏之事诞妄支离，且多诡谲之意，严行申饬说，谢济世“惟事摭拾陈言，以自沽能攻君之名。是其居心之阴巧，乃国家之大蠹也”!

历经宦海的风风雨雨之后，谢济世很有些长进，他觉察到自己不宜留居庙堂之高了，就在乾隆三年(1738年)乞求皇帝批准他回家奉养老母。乾隆很给面子，破例让他以御史转湖南粮储道，就近迎奉老母。谢济世此举，未尝没有避祸的想法，但他虽远远地避开京城这块是非之地，祸事还是降临了。据说署理湖南巡抚蒋溥与他有私怨，就向皇帝密奏谢济世将其所著《大学注》、《中庸疏》刊刻印行。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乾隆命湖广总督孙嘉淦查处此事。在寄给孙嘉淦的谕旨中强调谢济世的问题是“自逞臆见，倡为异说，肆诋程朱，足以为人心学术之害”，故此事不可置之不问，但“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谢济世所注经书即行烧毁。在随后对孙嘉淦的指示中，皇帝又说，谢济世“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其居官，“朕可保其无他”。意思是告诉孙嘉淦，他并无借此兴动大狱之意。遵照上述旨意，孙嘉淦将谢济世所注经书及板片全部查出烧毁了，又向皇帝报告谢济世的品行诚如谕旨所说的，他为人朴直，颇知自爱，奉职也十分勤恳。乾隆对孙嘉淦的处理，甚表满意。“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此时的乾隆说到了，也确实做到了。

乾隆二十年(1755年)，谢济世离开了人世，他虽善终，但死得并不平静。在此之前，他从粮储道改驿盐道，后以老病休致，回到原籍广西全州。二十年二月，广西巡抚卫哲治参奏谢济世放纵其子“指官撞骗，巧言牵告，不听查审，任意避匿”。当时谢正外出，乾隆命湖广、江南督抚于谢所到之处，即行逮捕，解交广西，待该抚审明后’仍解交刑部请旨。看来乾隆有意借机深究谢济世，但谢济世此时已病得奄奄一息，四月间从湖北回到家乡时便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谢济世“纵子指官撞骗”一事的真相如何，今天已无从了解了。不过从当时全国的政治气候来判断，这很可能是对谢济世的有意陷害。乾隆二十年二月，乾隆帝正在部署打击朋党嚣风的胡中藻诗狱，广西巡抚卫哲治奉有密旨搜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等文字。偏偏在这个时机，又准备究治谢济世，似乎也应看作是乾隆帝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在谢济世身故十三年以后，因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从谢济世之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著》一书。乾隆看过谢济世这部作品后说：“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设使谢济世不死于乾隆二十年，那么解交刑部之后，“明正其罪”的结局不是明明白白地摆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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