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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不逢时的孙嘉淦
书名：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清高宗乾隆 作者： 杨发兴 本章字数： 3173 更新时间： 2025-05-09 16:34:41

与起用谢济世同时，还发布了“召署河东盐政孙嘉淦来京，以侍郎用”的谕旨。

孙嘉淦，字锡公，号懿斋、静轩，山西兴县人。早年家境贫寒，经过刻苦奋斗，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点翰林。雍正初即位，他上疏论列“亲骨肉”等敏感政治问题，把皇帝激怒了，说翰林院还容得下这狂生吗?幸亏大学士朱轼替他讲了些好话，说孙嘉淦狂则诚狂，胆量可真让人佩服，这才未被逐出翰林院。孙嘉淦四十刚过，就以敢言人不敢言出了名。此后遇事他每每有所陈奏，雍正不高兴，说“迂阔琐碎”，不便实行。雍正十年(1732年)抓他个过失，命革职拿问，刑部拟了斩罪，雍正加恩免死，对大学士们说：“孙嘉淦性气不好，但不要钱，就在银库当差吧!”这话说得很透。孙嘉淦刚气逼人，不为专制帝王所喜。乾隆在藩邸时就常听人讲有个叫孙嘉淦的山西人很正直，敢讲话，所以即位之初，立即把他从河东盐政上召回，先安排当吏部右侍郎，很快擢升都察院左都御史，统管纠察百司。乾隆想孙嘉淦连皇帝都不怕，还怕大臣官员吗?

孙嘉淦的“性气”还是改不了，他的“敢言”首先是对皇上的。经过雍正朝的坎坷和贬职后的冷静反思，他针对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和政治迷信蔓延朝野的弊病，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对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上专制独裁的原因，从帝王心理和人性弱点入手作了堪称前无古人的深刻论析。

孙嘉淦开头高度评价了气象一新的乾隆初政。他说，数月以来，捧读上谕，仁心仁政，恺切周详。凡臣民之心所想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如果说还有该说的话，那就只有皇上之心而已。我皇上之心，仁孝诚敬，加以明恕，难道还有可议的吗?孙嘉淦说，当下虽说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但从将来着眼，惟望我皇上能自觉防患于未然。自古以来，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坤阴极盛而阳生，乾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故当阴伏之机尚未显露之时，即应明察而杜绝之。

孙嘉淦接着从“听”、“看”、“想”三方面讲皇上的心理怎样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他用“三习”这个提法，“习”是“习惯”的意思。

第一“习”是“耳习”。讲的是君主开始听得进逆耳忠言，颂扬话昕多了，听惯了，最后连臣下谄媚得不够动听悦耳都会遭到罢黜的前后演变过程。孙嘉淦说：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第二“习”是“目习”。讲的是君主见到众正盈朝开始还心怀敬惮，臣工敬畏驯顺的样子看多了，看惯了，最后连阿谀逢迎得不够妩媚都觉得是触犯旨意这一前后演变的过程。孙嘉淦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第三“习”是“心习”。讲的是君主开始还礼贤下士，如临如履，待经事既久，心想人才不过如此，大事亦并非难办，最后发展到心有所想而事则期于必成的前后演变过程。孙嘉淦说：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入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分析完了君主心理全面演变的过程之后，孙嘉淦接着说：“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为什么三习既成就“喜小人而厌君子”呢?

孙嘉淦解释说，进君子而退小人，不独明君深知必如此不可，就是末代君王何尝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况且，为君者都认为自己用的是君子，而不是小人。但事态发展的结局往往是小人布列要津而君子纷纷遭到罢黜，这又为什么呢?一句话，君王用才不用德。德者，君子之所独有，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过君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孙嘉淦进而说君王三习既成，则小人必然得志而君子必然遭到疏远乃至罢斥，原因就在于：

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弊焉。

孙嘉淦说当前既无三习，更谈不到一弊，但恰恰要在这时郑重地提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否则，三习已然铸成，即使有明察之士，也不敢说，或者说了，君王也听不进去。

那么，当前怎样才能“预除三习，永杜一弊”呢?孙嘉淦开出的药方是“不在乎外，惟在乎心”：

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过且有，小过可知也。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

既然天下盛衰安危系于一个人“心”，那么，能不能设法从外部约束规范这个“心”呢?孙嘉淦以为不行，因为“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难已。”连皇帝身边的最明哲的贤良大臣都不知道皇上的失误在哪里，所以孙嘉淦说只能靠皇上自己约束自己的“心”：

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懔之也。常怀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习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态，一见而若浼。取舍之极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无缘以相投，夫而后治臻于郅隆，化成于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励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稍慰。夫贤良辅弼，海宇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似亦无害于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转，则嗜好宴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则天下幸甚!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婉转周折，析理入微，从帝王的耳、目、心之习，一直讲到国家的治乱兴衰，而通篇要旨，一言以蔽之日“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时时事事”四字最为通篇画龙点睛之笔。

他的这一奏折得到刚刚即位且开局十分令人振奋的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乾隆皇帝也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够“时时事事”冰渊自凛，不陷入“三习”的陷阱。不可否认，乾隆皇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也确实“常存不敢自是之心”。但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专制政体内在的逻辑力量，还是把乾隆皇帝最终推上了孙嘉淦不愿看到的最坏的结局——朝野弥漫着浓厚的“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氛围，乾隆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的“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专制帝王。

孙嘉淦思想的深刻在于他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揭示出专制时代帝王个人道德与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内在联系，从而给当时后世以生动而形象的警示；孙嘉淦思想的浅薄，也恰恰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君王的道德自省之上，而彻底放弃了在帝王之心以外对国家最高权力如何制衡的理论探索。生活在雍乾之际的孙嘉淦看到的是连汉唐时期对皇权多少有些制约的宰相制也已残败殆尽，除了“我皇上之心”，他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这不仅是孙嘉淦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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