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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个久远的传说02
书名：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清高宗乾隆 作者： 杨发兴 本章字数： 17017 更新时间： 2025-05-09 16:34:41

钮祜禄氏日后封熹妃，地位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但这倒不是因为她本身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她惟一的宝贝儿子、皇四子弘历已被刚登上皇位的雍正秘密立为大清帝国的皇储，“母以子贵”，钮祜禄氏才被册封为妃的。而且，这次地位上升之快，十分引人注目。雍正元年十二月，即密立弘历为皇太子后四个月，雍正册立嫡福晋那拉氏为皇后，册封侧福晋年氏为贵妃，册封侧福晋李氏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为熹妃，册封“格格”宋氏为懋嫔、“格格”耿氏为裕嫔。李氏原为雍邸侧福晋，且生有三子，却与“格格”钮祜禄氏同日封为“妃”；耿氏与钮祜禄氏原来都是“格格”，且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诞一子，即皇五子弘昼，却封了比“妃”低一级的“嫔”。钮祜禄氏地位的骤升如此明显，是雍正出于政治考虑的精心安排，目的是想逐渐改变人们对未来皇帝弘历的生母的固有印象。为了进一步说明雍正的深意之所在，且看这次册封后妃嫔册文的遣词用字：

皇后那拉氏册文——“咨尔嫡妃那拉氏，祥钟华胄，秀毓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

贵妃年氏册文——“咨尔妃年氏，笃生令族，丕著芳声，赋质温良，持躬端肃”。

齐妃李氏册文——“咨尔妃李氏，持躬淑慎，秉性安和”。

熹妃钮祜禄氏册文——“咨尔格格钮祜禄氏，毓质名门，扬休令问”。

懋嫔宋氏册文——“臧嘉成性，著淑问于璇宫；敬慎持躬，树芳名于椒掖”。

裕嫔耿氏册文——“克叶柔嘉，早推淑慎，允合珩璜之度，宜膺象服之荣”。

上述后妃们的册文中，皇后、贵妃标明出身“名门”、“令族”，是因为她们母家确系高贵，而齐妃之父官知府，却有意忽略她的出身不提，熹妃本家境寒素，却以姓钮祜禄氏而硬要说她“毓质名门”。雍正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乾隆生母钮祜禄氏何以初赐侍雍正时未有嫡福晋或侧福晋名号?为什么她诞育了雍亲王第四子后仍以“格格”名之?为什么雍正即位、密立弘历为皇储后骤然抬高钮祜禄氏的地位?这中间有清官书不便明言而加以曲讳的事实，即乾隆生母钮祜禄氏虽有一高贵的姓氏，而其母家却早已式微了。

钮祜禄氏出身寒微，在她进入雍邸以后大约二十年间，又处于下人的低贱地位，干着供事主子、主母的杂役，这不能不在她此后漫长的一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从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看，钮祜禄氏是一个虽没有文化却通情达理，虽衣食无忧却体恤民生疾苦的慈祥妇人。就是儿子当了皇帝，成了天下第一富贵人之后，她仍不失穷苦人家出身的淳朴本色。

《清宫词》中有一首说皇太后钮祜禄氏的故事的：

便宜发粟为扬仁，严妪何期白简陈。

凤帽暂停温诏下，中宫宣进太夫人。

这为“扬仁”而“便宜发粟”的是山东济宁知州颜希深的老母亲。据说一次乾隆奉太后南巡，御舟行抵济宁，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地方受灾急需赈济，而州官颜希深却出差外出，颜母何氏即令发官仓救济百姓，山东巡抚却以颜母违制上章弹劾，“颜妪何期白简陈”即指此。御舟中的皇太后得悉此事，以颜母有仁爱之心，不让乾隆给予处分，还召见何氏于御舟之上，赐以匾额。这就是“凤帽暂停温诏下，中官宣进太夫人”的含义。结果，颜希深不仅没受处罚，还提升为济南知府，没过几年，又被擢拔为河南巡抚。钮祜禄氏虽贵为太后，但终生恪守母后不得干政的家法，上面那段故事如果属实，则是她有数干预政事的一次举动。

褒奖颜母，自然与太后笃信佛教，迷信因果，平素多行善事有关，但在她老人家内心深处，确实把穷人，特别是穷苦农民时刻不能忘怀，这在乾隆所写的诗中时有所见。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明头一天，整整降了一夜春膏，第二天云开雨霁，乾隆陪太后在圆明园中乘舟游览，即景赋诗一首：

嫩日光风宿雨晴，御园节物报清明。

烟花契妙将三月，歌舞承欢合众情。

北地桃开先杏发，东郊土沃带泥耕。

慈怀预为田农喜，麦拢迎舟兆已呈。

清明雨后，太后想的是春耕中得雨而喜的“田农”，这种心态在另一首题为《御园仲景恭奉皇太后赏桃花之作》诗表现得尤为生动：

雨后园林霁景披，山桃灼灼发琼姿。

得迎王母仙舆降，正是西池春本醼时。

嫩萼欲禁风韵擘，低枝犹带露华重。

懿情别有承欢处，指顾连塍绿麦滋。

“王母”，又叫“西王母”，最早见于《山海经》，是古代传说中的神仙。乾隆在诗中常以之名母，以“西池”、“瑶池”借指母亲所居之地。这一次乾隆特地请太后来园中观赏雨后桃花。“嫩萼欲禁风韵擘，低枝犹带露华重。”你看，乾隆把桃花写得多美啊，但刚下轿子的太后却仿佛视而无见，“懿情别有承欢处，指顾连塍绿麦滋”。太后前后指点着那一片接一片绿油油的麦苗，那才是令她心花怒放的美景呢。

太后心系农事，为乾隆所深切了解，故而在《恭奉皇太后观荷词》小序中说：“望雨时圣母忧予之忧，雨既沾圣母亦喜予之喜，乃敢侍辇称庆。”在《谒陵回跸诣畅春园问皇太后安》中也说：“半月违方慰心恋，有秋卜可博慈欣。”在《诣畅春园问皇太后安》中又说：“望雨予心切，相关圣母同，幸因沾渥泽，可以慰慈宫。”在《(夏至)祭毕回御园问皇太后安，舆中杂咏》中又说：“奏对青郊农况美，慈心同我念惟民。”这类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总不出太后与农民共休戚、同忧乐这样一个主题。读乾隆所写的有关皇太后的诗，太后的体恤民生给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太后的关切民生，在对劳师动众的战争的态度中也有体现。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的金川之役，是乾隆即位后举行的第一次大征伐，对手是四川大渡河上游茫茫雪山中两个人数很少的藏族部落。出乎意外的是，战事进行得十分艰难，统军的主帅张广泗、讷亲先后被杀掉。乾隆又派出大学士傅恒前往经略，企图挽回败局，及至傅恒到军，已近乾隆十四年岁末了。此时，皇太后趁乾隆请安之机，一再劝说：“大军早罢一日，兵丁则早免一日劳苦，百姓亦早得安息一日。”“金川之事，朝廷此时即应降旨罢兵。”乾隆则以奉有皇太后懿旨的名义，一再命传谕傅恒尽快结束军事行动。当然，乾隆草率了结金川之役，自有他的考虑，这里要说的只是，太后不愿战争劳苦百姓、荼毒兵丁。如果说太后曾干预政事，这也是屈指可数的几次之一，同样是为百姓请命。

从另一个侧面看，皇太后的体恤民生，还可以从她不喜铺张奢华、暴殄天物表现出来。乾隆朝正是国家全盛之时，物阜民丰，河清海晏，乾隆怀纯孝之心，欲以四海奉养圣母，因此处处尽豪华壮美之极，而以太后圣寿为最。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母的六十整寿办得热闹，被人称为“千百年不可一遇”，结果却出乎乾隆的意料之外。

太后圣寿六旬庆典早在乾隆十五年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备。乾隆传命将京城西郊清漪园(即今之颐和园)昆明湖以北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因太后笃信佛教，又令在瓮山圆觉寺旧址上建“大报恩延寿寺”(今之排云殿)。此寺“殿宇千楹，浮图九级，堂庑翼如，金碧辉煌，燃香灯，函贝叶，以为礼忏祝嘏也”。这项巨大的工程直到翌年六旬庆典前方完成。乾隆原来还打算在万寿山山脚仿杭州六和塔的型制建一佛塔，但屡建屡塌，经查《春明梦余录》一书，才知道“京城西北隅不宜高建”，遂罢更筑佛塔之议，就其基址，改建了一座宏伟的佛楼——佛香阁。在皇太后六十大寿之前，乾隆还命将大内的慈宁宫重加修葺，增加了前殿的重檐，新修了花园和佛堂，以使太后在城里居住时生活更舒适。

皇太后的寿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往年到了这时节，京师每多风雪，寒侵肌骨，但乾隆十六年却怪，自十一月初十至二十五日，十余天间竟无一丝风，无一片雪，晴和温暖，如春三月光景。十九日这天，皇上奉太后畅游万寿山。二十四日皇太后銮舆自郊园启跸，经水路至西直门外高梁桥停跸，皇太后御大安辇进城，卤簿前导，乾隆亲骑于辇前恭引，云集北京的文武百官、外省大吏，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在大街两旁。为了烘托喜庆气氛，万寿山至西直门一路两旁，由内务府备办各种景点，高梁桥至大内西华门，则由在京王公大臣和各省督抚分段布置，目击者对其盛况有如下精彩描述：

十余里中，各有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不见市廛。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己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锡箔为波涛纹，甚至一蟠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之奇观也!

这一切巧夺天工的奇观，在王公大臣、封疆大吏不过为讨皇上的好以固宠，而乾隆则为博走马看花的圣母之一笑。谁承想一向喜欢热闹的皇太后竟颜色不豫。乾隆时著名诗人、学者赵翼当时在内廷人直军机处，据他所记：“皇太后见景色钜丽，殊嫌繁费，甫入宫即命撤去。以是，辛巳岁(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万寿仪物稍减。”可见皇太后对铺张糜费不以为然。

以上说的都是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出身原本寒微，即使被挑为秀女，赐侍雍正，仍然身处下贱，过了近二十年茹苦含辛的生活。讲清这一点很重要，不仅可以合理解释诸如高阳先生所提出的“钮枯禄氏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则不应不封福晋”一类的疑问，而且对继续探讨钮祜禄氏对乾隆身心有哪些影响，以及乾隆对生母钮祜禄氏的特殊感情，也很有启发。

乾隆体健高寿的原因

先谈谈乾隆的体健高寿的遗传因素，因为它同钮祜禄氏并非大家闺秀这一事实有密切关系。

乾隆皇帝体格健壮、寿元高厚，在中国古代帝王群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再拿乾隆之父雍正这一家来看，雍正体弱多病，年五十八岁而终，乾隆同父异母兄弟九人，夭折的六个。其中雍正嫡福晋乌拉那拉氏所出者一、侧福晋李氏所出者二、侧福晋年氏所出者三(年氏所生三子全夭折)；其他异母兄弟中，“格格”耿氏所出皇五子弘昼活到六十岁，谦妃刘氏所出皇十子弘瞻三十三岁而卒，李氏所出之皇三子弘时二十四岁暴死，可能是非正常死亡；惟独“格格”钮祜禄氏所生独子乾隆春秋八十有九，这与高寿健康的钮祜禄氏不能说没有关系。

钮祜禄氏病逝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虚岁已过八十六了，而去世的前一年春天还随乾隆巡幸山东，登泰山，步履康健。乾隆诗中说：“八旬五母仍康步，六十六儿微白头”、“三千余里往还路，八十五龄康健躬”。记的就是这次历时两月东巡中母亲的健康状况。回京后半个月，乾隆又奉皇太后避暑塞外，驻跸山庄，钮枯禄氏还兴致勃勃登上了九层高的舍利塔，乾隆喜而赋诗，以志其事：

山庄朝爽了无炎，慈辇梵宫奉拜瞻。

曼寿已登八十五，堵波犹陟九层尖。

似此健步佛仙佑，益切衷心爱庆兼。

大德自应具四得，千秋彤史孰曾见?

戴逸先生注意到了钮枯禄氏和乾隆这高龄母子之间的联系，他说：“钮祜禄氏身体健康，性格活泼好动，在她身上可以寻找出乾隆皇帝强壮体魄和活跃性格的遗传原因。”庄练先生也敏锐地揭示了乾隆体健高寿与其生母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他认为这位生母不可能是钮祜禄氏，只能是热河行宫汉入宫女李氏。在《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一书中，庄练解释说：

满清皇帝起家于关外的游猎民族，习俗尚武，虽富贵不忘其世代相传的骑射之风，所以在咸丰以前的各朝皇帝，不但他们自己都能驰骋鞍马，也以此教导他们的儿子。木兰秋狝，乃是满清皇帝经常举行的狩猎活动，皇帝和皇子们一起在山岭原野之间骑马驰突，射猎虎豹熊鹿之类的野兽，虽多危险，却也是极好的武术训练。乾隆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成人，当然能够得到很多的训练机会，从而成为一名善于骑马征战的武士，赳赳桓桓，雄伟壮健。但清朝的皇帝、皇子们虽多身体强健，却决无一人能如乾隆之寿至九十，而且垂老不衰，这就与各人的先天禀赋有关了。皇子们的先天禀赋，得自其母后母妃的遗传。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不可能有强健的身体，而惟独乾隆例外，因为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乾隆得天独厚之处，就在这里。

这一段关于皇子们身体素质得自其母后或母妃遗传的论断大体是能成立的。名门闺秀多是林黛玉式的弱不禁风的女子，而皇帝给皇子拴婚时，偏偏首重门第，这样一来，其身体条件往往被忽略了。雍正皇帝的嫡福晋和两位侧福晋都称得上出生于富贵人家的淑女，而所生子女多夭折。乾隆当皇子时，雍正指八旗世家出身的富察氏为他的嫡福晋，富察氏三十七岁早逝，她生的两个儿子先她而陆续早殇；乾隆居藩时另外一位侧福晋高佳氏，出身内务府世家，亦中年而亡，且终生未育。再一名侧福晋乌拉那拉氏母家也是八旗名门，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寿命不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乾隆生母出身寒微，以王府粗使丫头而上升为熹妃，幼时家境的贫苦和年轻时生活的磨难却造就了她强健的体魄，宜乎她的独子乾隆身体康强，寿算绵长。当然，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乾隆皇帝的淑嘉皇贵妃金佳氏出身于内务府世家，门第不可谓不高，但这位小姐诞育的四个皇子中有两位都活到了七八十岁。

人的寿命长短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特别是科学不昌明的古代，皇子也概莫能外。但一般来说，后妃身体素质好的，所出皇子高寿的可能性多些；而后妃的身体素质如何，又与出身门第的高下有某种联系。富贵人家，从小娇生惯养，则鲜有健硕之女，家境寒苦者倒有可能体魄坚韧。据乾隆日后的回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木兰秋狝驻跸山庄时，他曾随侍康熙去过狮子园，那一次康熙专程前往雍亲王赐园，就是要相看一下乾隆的生母“格格”钮祜禄氏，看后则连连说道：“有福之人，有福之人。”清人王闿运也说乾隆生母“容体端颀”。传世的“慈宁燕喜图”绘有乾隆奉觞为母祝寿的画面。钮祜禄氏方面大耳，颇近男相，看上去完全是一副雍容富贵的老太太的模样，可以推得出她年轻时并不秀美。综合这些材料，是不是可以说，乾隆生母是个五官端正、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体魄强健的女人。乾隆皇帝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隆准颀身，声如洪钟，这些显性的遗传特征大多得自于他的出身寒微的生母钮祜禄氏。

其实，庄练先生说的“乾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这个判断并不错；他的失误在于，他以为凡妃嫔俱为富贵人家出身，因而排除了熹妃钮祜禄氏是乾隆生母的可能，而偏偏去相信冒鹤亭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才是乾隆真正的生母。人们似乎不应忽视历史进程中一些极富偶然性，甚至可以说带有神秘色彩的关键环节：出身微贱、长得也不漂亮的雍邸丫头能和主子亲近，并生下了一个儿子；弘历不仅为其父雍亲王居为奇货，连皇祖康熙见了，也一再称赞他“福过于余”，而弘历在其父祖两代的提携呵护下，最后竟登上了皇位。这些带有宿命味道的皇统延续，背后确实隐藏着雍正、乾隆力图掩盖的秘密。讳饰乾隆生母的出身，便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后人还是可以从官书记载的蛛丝马迹，寻绎出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庐山真面目。高阳先生不察于此，才武断地说“钮祜禄氏既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又于康熙五十年诞高宗，则不应不封福晋”，又进一步判断钮祜禄氏并非乾隆生母；庄练先生也以乾隆异乎寻常的高寿，遂论定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钮祜禄氏非其生母，并由此而推断乾隆生母系热河行宫女子李氏。但不容抹煞的是，高阳、庄练两位先生虽然在乾隆生母的研究上误入歧途，他们关于乾隆生母出身寒素这一思考方向却极为睿智，极为锐敏，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最终解开乾隆家世之秘的贡献，将为学人所永志不忘。

乾隆的心理与个性

上面谈的是钮祜禄氏对乾隆体态相貌方面易于觉察的遗传影响，下面试图探讨一下钮祜禄氏对乾隆的心理、思维方式，以及个性方面是否也存在某些影响。

说实话，现在还不能准确地说出乾隆的性格在哪些方面有钮祜禄氏遗传因素的影子，但生身之母在雍亲王府邸中那一段茹苦含辛的境遇，显然给乾隆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钮祜禄氏十三岁时入雍邸为侍女，七年后诞育乾隆，名为“格格”，实为侍妾。又过了将近十年，才被刚即位的雍正册封为熹妃，其名位仍在皇后乌拉那拉氏、贵妃年氏和齐妃李氏之后。可以想见，乾隆出生后，钮祜禄氏的地位当有所改善，不过，孩提时的乾隆是不可能想到日后会君临天下的，更何况他的父亲雍亲王身边的人们也普遍认为他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很小。只是到了康熙六十一年春天，这个雍王府的庶子弘历才福星高照，被皇祖康熙慧眼看中，携回宫中养育。因此，乾隆自记事以后，在雍王府中与生母共同生活了五六年光景，生母在府中令人难堪的“格格”身分，由此而连带的自己为侍妾所出的卑下处境，不能不给这个禀赋甚高、傲骨天成的孩子以深深的刺激。乾隆一生最难过的时光就是这五六年，他的生辰八字批语上说他“幼岁总见浮灾”。摒弃其迷信的成分，这“幼岁总见浮灾”六个字大概最能概括乾隆的幼年、少年时代的遭遇；自然，乾隆贵为九五之尊后，从不提这段令他心酸的往事。乾隆通向最高权力之路的最初一段是坎坷不平的。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深地体味出，以庶出之子，且生母又是出身寒微的侍女，最后能临御天下，该是多难呵!因此，他登极后，苦心孤诣地要立嫡子为皇储。有人嘲笑乾隆是个“立嫡迷”，其实他的迷于立嫡是有难以言宣的苦衷的。

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准备效法皇父雍正密立皇储时，身边有皇子三人——大阿哥永璜，十四岁，庶出；二阿哥永琏，七岁，皇后富察氏所出嫡子；三阿哥永璋，两岁，也是庶出。乾隆以二阿哥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且其名是皇父雍正在世日亲自定的，“永琏”二字已隐寓承接宗器之意，遂密定元后嫡子二阿哥永琏为皇太子。谁承想永琏九岁夭折，乾隆立嫡梦初次破灭，又急切盼望皇后富察氏再诞贵子，皇后不负期望，乾隆十年(1745年)佛诞日生下了七阿哥永琮，乾隆又打算密立永琮为皇太子。未及亲书密旨，正式履行秘密立储的程序，七阿哥又两岁痘殇。这件不幸的事竞发生在乾隆十二年的除夕之夜，因此，对乾隆震动极大，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向王公重臣剖白自己的心迹，为此特降旨先说自己心里原想让皇七子永琮承接神器，下面则是深切反省自己一再立嫡失败的教训，且听乾隆的自白：

复念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顺治)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胰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基于自身痛苦的经历，“必欲以嫡子承统”，而竟因此而得罪天地祖宗，使元后嫡子连遭夭亡，是己之必欲行之事，而竟违天意不能行，这对乾隆心理的打击该是多么沉重呵!三个月后，皇后富察氏病逝于东巡齐鲁的路途上，乾隆彻底断了以元后正嫡承继皇位的“非分”之想。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乾隆在立嫡这件大事上，几乎重复走了他的祖父康熙的故辙，只不过康熙在立嫡的过程中所受的磨难更多、心理上所受的打击更为沉重而已。

康熙的生母佟妃，并不受年轻的顺治皇帝宠爱，当然顺治也不喜欢皇后。第一个皇后是蒙古人，被废掉，续娶的皇后还是蒙古人，仍然不惬于心，皇帝热恋的是皇贵妃董鄂氏。古语有云：“母爱则子抱。”顺治不爱佟妃，年幼的康熙也遭到皇父的冷落，刚一出生就抱出宫外，交由乳母抚养，以致康熙到了晚年还不胜悲凉地回忆说：“世祖章皇帝(顺治)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康熙既庶出，其母又不为皇帝眷爱，因此，当顺治病危时，并未打算选择他为皇位继承人。幸亏康熙有一个慈祥而卓有见识的好祖母——孝庄皇太后，她坚持要顺治指定康熙为太子。据说在这关键时刻，西洋传教士、被顺治尊为“玛法”(满语，受人尊敬的老者)的汤若望表态支持皇太后，遂一言而定天下万世之大计。康熙从自己痛苦的经验中，认识到立嫡，且早立嫡的必要，在三藩之乱方兴，天下汹汹之际，下诏册立刚一岁多一点的皇二子、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此时康熙年方弱冠，春秋正富；而胤礽不过是襁褓中不谙人事的婴孩!日后胤礽暴戾淫虐，康熙虽心有不满，但勉强包容三十余年，直到发觉胤礽有谋害自己的举动，才狠下心废黜太子。宣谕胤礽罪状之时，康熙悲愤交加，痛哭仆地。太子废后，康熙终日不得安寝，时时涕泣不已，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以致精神恍惚，心悸盗汗，手颤头摇，疾病缠身。及太子再立再废，康熙又经历了一番更痛苦的折磨，身体竞虚弱到了“非人扶掖，步履难行”的地步。

从表面上看，康熙、乾隆这祖孙俩对立嫡的痴迷确实有悖常理；他们的立嫡之心何其急迫，当不能如愿时，情绪又何其凄惨沮丧!但透过这些现象，便不难发现，康熙和乾隆同是庶出，生母都不见爱于皇父，在继位的途路上也都有一番周折。由于这压抑在胸中的共同的隐痛，使他们认定，只有立嫡，且早立嫡，才不会使幼年的噩梦重复出现，而这对后世子孙，对社稷国家都至关重要。人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当他们心血为之枯竭，或意识到上天不允许他们一意孤行时，才悲愤地无可奈何地放弃自己的初衷。

纯孝之子

下面再来谈谈乾隆对自己生母的亲情，以及他那异乎寻常的报恩之心。

从名分上讲，雍正的嫡福晋、皇后乌拉那拉氏是乾隆的嫡母，但皇子时代的乾隆似乎和她没有建立起亲密的母子之情，现在能够见到的乾隆写给她的惟一的一首诗题为《恭祝皇母圣寿》：

蓬莱晓日照金扉，糺缦云成五色辉。

觞捧六宫趋彩仗，嵩呼四海仰慈闱。

琼筵恭进仙人膳，文锦欢呈玉女衣。

叼沐恩勤逢令节，年年拜舞庆春晖。

诗中虽有“春晖”、“恩勤”之类字样，但缺乏感人的真情，完全是应景文章。至于皇贵妃年氏、齐妃李氏这两位对乾隆来说也是母亲辈分的妇人，在他的诗文中则从未提到过。年氏去世较早且不论，李氏之被乾隆冷落，似乎与李氏所出的皇三子弘时与乾隆不睦有关。倒是五弟弘昼之母，后来被尊为裕贵太妃的耿氏，乾隆对她有相当深厚的感情。耿氏生下皇五子弘昼之后，也和钮祜禄氏一样称“格格”，也和钮祜禄氏一样，直到雍正即位，才摘掉“格格”帽子。据说，在雍邸生活那段时间，钮祜禄氏母子与耿氏母子是同住在一座院落的。在乾隆的异母兄弟中，五弟弘昼与乾隆同一年诞生，而且都生在雍王府东院“如意室”西里间，日后兄弟二人的感情也比较融洽。由于以上原因，乾隆比较敬重耿氏。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和亲王弘昼去世时，子孙弱小，耿氏已八十有二，乾隆在《临和亲王府第酹酒永言志痛》一诗中特别说道：“弱质儿孙怜汝偝，高年妃母养予申。”后半句是安慰五弟之灵：“你的年高老母，我当代为申养。”

相形之下，乾隆对其生母钮祜禄的感情则极为深厚，在生母面前，乾隆皇帝真称得上纯孝之子。

天子富有四海，乾隆以天下养皇太后的事迹，《实录》中多有述及。诸如刚即皇帝位，即尊钮祜禄氏为崇庆皇太后，此后凡遇大庆典，必加上徽号；每有巡幸也多奉皇太后同行，太后一生随乾隆南巡三次、东巡三次、幸五台山三次。此外，谒东、西陵和秋猕木兰更每年必至；特别是太后六十、七十、八十圣寿，乾隆进九九寿礼，凡亲制诗文书画、如意佛像、金玉古玩，以至西洋奇珍，无不具备……所有这些大事，《实录》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关于乾隆与生母的关系，《实录》还记录了乾隆制止母后干预外事的事件。

雍正皇帝从突然病剧到去世，不过一两天的时间。关于他暴卒的原因，当时便有不少传闻，不免通过太监、宫女流入宫中，传到太后耳中。刚继承大统的乾隆得知后，立即给太监、宫女等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内称：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风闻妄行传说，皇太后闻之心烦……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此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巨，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

谕旨尽管如此严切，但日后仍有宫监向太后传递外间消息。有一次太后与乾隆偶尔言及顺天府东有座将颓圮的庙宇，应当设法修葺一下。乾隆当面虽唯唯称是，心里却很警觉，以太后深居宫中，是不可能了解外面哪里有废寺的。遂召谕随侍太后的宫监，告诫他们再遇到类似情形，当委婉奏止。有的太监偷偷把悟真庵的尼姑送进太后所居宫中，还违制导引太后之弟入苍震门谢恩，这些都受到乾隆的饬责。乾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鉴于历史上外戚干政的教训，但他也是出于对母亲的爱护，不愿意她受到某些太监的蛊惑。显然，《实录》之所以记载这类事件，目的在于昭示后世子孙恪守家法，因此，很难从中发现乾隆母子之间的真实状况。

总的看来，清代官修史书，以及稗官野史之类，都很少有研究乾隆与皇太后之间关系的材料，倒是乾隆所写的诗中，大量细致地倾诉了自己对生母的真情实感。如果说乾隆在《实录》等官书中是个正襟危坐的圣主偶像，那么，在御制诗中，他才稍稍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使后人得以窥见他那深邃而幽秘的内心世界。乾隆一生倾心所爱的女人只有三个：结发妻子孝贤皇后、生母崇庆皇太后和最小的闺女十公主。当然，这虽说都是对异性的爱，但内涵又有区别。乾隆写给亡后孝贤的诗有上百首，是他所写的数以万计的诗篇中最见真情的佳作，就数量而言，写孝贤的诗却比写生母的诗差得远。乾隆写生母的诗有二百余首，这是包括乾隆最敬爱的皇祖康熙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其中自然有不少应景之作，但乾隆在诗中，也仅仅在诗中，才尽情地抒发了心底里对生母的真情。乾隆的精神世界十分丰富，他的感情非常细腻；就其个性而言，他又是个能爱能恨、敢爱敢恨的人。他的爱是深沉的，慷慨的，但又是十分吝啬的，凡不爱的人，他绝不表示一丝一毫的温柔之情。“诗言志”，即使对乾隆皇帝也完全适用。用乾隆的御制诗来探索乾隆与皇太后之间的真正感情，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完全可靠的。

钮祜禄氏被尊为崇庆皇太后时已四十四岁了，膝下只有乾隆一子，而她老人家又是十分喜欢热闹的人，乾隆怕她有孤独寂寞之感，居大内深宫时，则奉太后住在慈宁宫，而因常驻御园，因此特将与圆明园咫尺之隔、皇祖最喜欢的畅春园作为太后的郊园。每年新正前，先接太后回宫过年，灯节前返回圆明园，住在乾隆为皇子时所居的长春仙馆。及年事已毕，大约在正月末，太后回驻畅春园。此后，春天御园中芍药、山桃开放，夏天福海中荷花红白相映，龙舟竞渡，秋天香山枫叶似火，冬天北海银装素裹，照例举行的“冰嬉”，乾隆都要奉迎太后出来观赏，这些情景在乾隆诗中屡屡述及。即使母子不在一起的时候，乾隆仍念念不忘想法孝敬高年老母。

夏初喜雨，御园菜畦中新韭一片嫩绿，乾隆想到的是母亲喜食韭菜，于是亲手剪下滴着露珠的“香芽”敬献皇太后；秋日园中桃、藕成熟，乾隆又将时鲜果品盛在玉盘里恭进太后。在记《藕》的小诗中，他还借物巧喻说：“愿以心虚承色笑，还将丝缕拟恩慈。”冬天南苑行猎，乾隆仍惦记着母亲，想让她老人家尝尝新鲜的野味，《南苑获野禽恭进皇太后》一诗说：“山禽味洗洁，飞骑进慈宁。”外省臣工觅到新异之物，乾隆先呈母亲玩赏，《闽中鲜佛手贡到，恭进皇太后》一诗说：“封题更进瑶池上，佛手堪供佛手擎。”乾隆以太后是居“瑶池”的“西王母”，所以说“佛手堪供佛手擎”。这样的小事都很能表现乾隆对生母发自内心的一片孝心，不像是出于“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而挤出来的虚伪之作。

乾隆日理万机，但稍有闲暇，总要去畅春园去看望母亲，以此诣畅春园问安诗在御制诗集中比比皆是。《诣畅春园即事书怀》一诗开首两联是：

还宫有事忽逾旬，返跸询安诣畅春。

虽是言传恒悉豫，究之色养不养不如亲。

《论语》记述有一次子夏问如何尽孝，孔子回答：“色难。”意思是奉养亲长时，最难的是发自内心的愉悦颜色。乾隆诗句说的是，自己十余天没去畅春园问安了，虽说宫监、侍卫们已转述太后安好，但终究不能代替自己亲自去太后跟前“色养”。太后年逾八旬之后，乾隆问安更频，他胸中总有一种不忍说出的预感。太后去世前两年乾隆所写的《诣畅春园请皇太后安》一诗中记述了这种心境：

行时庆节始而终，驾返前园恒御宫。

半月光阴消已速，千春奉养愿无穷。

十年前率弗介意，近岁来何频切衷。

惧不忍言仍是惧，吾夫子语佩诸躬。

当然，乾隆的频频往问太后安，以及屡见于诗章的问安诗，自然有垂范臣民、教育子孙的内在涵义，乾隆在诗中也不讳言去畅春园问安是“敬承孝治尊家法”，不过，人们还是可以从诗句的字里行间体会出乾隆那发自肺腑、无法矫饰的纯孝。

乾隆与皇太后共同生活的最后日子，大概最能体现出情深意笃的母子亲情了。太后直至耄龄，仍体强身健，不用人扶掖。乾隆则处处小心，对母亲可谓体贴入微。往年太后从圆明园启銮赴避暑山庄时，第一站驻汤山行宫，次日驻怀柔县，以后便按程而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秋狝，皇帝特别关照，自怀柔县以下，凡有昔日皇祖康熙旧建行宫之处，都要停下来让圣母憩息，沿途还要准备轻软肩舆御行，使圣母旅途中更舒适。乾隆还命制作一柄玉鸠头方竹杖恭进太后，为此还写诗说：

鸠杖由来养老传，其相方行更宜然。

温如在手资双步，移以随身助大年。

四面削成不逾矩，一枝卓立却殊圆。

扶携代我供晨夕，万六春秋食履绵。

此时是乾隆四十年，第二年正月初二，宁寿宫落成时，乾隆奉太后举行筵宴，却见太后步履康健，并不用所制鸠杖，所以他诗中高兴地说：“鸠杖全无借，兕觥奉有伦。高年健太极，行乐信天真。”这一年开春，乾隆又奉太后东巡，登泰山，回銮即往避暑山庄，太后以八五高龄健步登上九层之高的佛塔。八月初十这一天太后还照例幸狮子园游览，并在这座她年轻时以雍邸“格格”的名分来过数次的园林中设宴，“赐食”至尊的乾隆皇帝，抚今追昔，她老人家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谁能料到此行竟是这位与狮子园有着某种纠葛的皇太后最后一次来避暑山庄呢?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正月初八，乾隆照例于上元前在御园九洲清宴清晖阁张灯列筵，恭侍圣母庆祝。他事先让内务府照康熙晚年传下来的样子，制做了一个软榻，预备太后从肩舆下来时坐上，然后再由侍者抬到室内座位之上，以免走动之劳。在记述这最后一次母子观灯的诗中，乾隆说：

家宴观灯例节前，清晖阁里列长筵。

申棋介寿那崇信，宝炬瑶檠总斗研。

五世曾元胥绕侍，高年母子益相怜。

扶掖软榻平升座，步履虽康养合然。

这一年太后八十六岁，乾隆则差三岁年登古稀，所以说“高年母子益相怜”。既然太后步履仍如以往一样的康健，所以乾隆很放心地于正月十一回宫斋戒，准备祈谷大典。三天后祈谷礼成，立即回圆明园请安，但太后已先行幸同乐园看戏去了。乾隆随后赶到，席间曾问及母亲身体如何，而太后言笑如常，仍高高兴兴地观赏，毫无倦容。其实，此刻太后已感觉身体不适，不过，元宵佳节在即，她出于心疼儿子之心，不愿因一己有恙而扫大家的兴。回到长春仙馆，望九高龄的老太太终于支撑不住了，延至二十三日丑时崩逝。

乾隆自十四日母亲病倒后，每日必往长春仙馆问候看视。二十二日太后病剧，乾隆一日两次往侍太后。二十三日子刻，太后病危，乾隆闻讯，立即赶往长春仙馆，太后已经不省人事。乾隆在母亲身边攀号莫及，痛摧肺腑。及太后升遐，乾隆连夜命准备黄舆，奉大行皇太后遗体还宫，随即截断发辫，服白绸孝服，以舍清斋为倚庐，席地寝苫，自深夜以迄日暮，水浆不进。在倚庐中，悲不自胜的乾隆想起正月初八观灯诗中曾有“高年母子益相怜”之句，当时并未意识到何以筵宴欢欣之时，忽作如此系恋感怀之语?此刻想明白了，这就是所谓预感，所谓“诗谶”。辗转反侧不能人眠的乾隆还占得挽诗的腹稿，把对母亲的挚爱，以及痛失母爱后的哀恸，全部倾注于诗中：

奉时行庆期慈豫，抢地呼天弃藐躬。

讵数姒任称古季，由来尧舜号官中。

八旬六寿尊荣享，四十二年色养空。

夫复何言吾罪耳，痛心泥首眄苍穹。

乾隆第六子永珞精于算学，他遵照皇父之命早已推算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和六十年(1795年)的正月初一会发生日食。正旦日食，在古代被视为当有大事故出。乾隆原来心里估计母亲可能在乾隆五十一年去世，到那时老人家春秋九十有五，稍可无憾；不料“大故”竟这样早地降临了!倚庐中的乾隆，清夜扪心，深感作儿子的心有不诚，故而不能挽留慈寿，是以挽诗中说“夫复何言吾罪耳，痛心泥首眄苍穹”。

乾隆骤别母亲，他的悲痛是深沉的，是发自肺腑的。夜深梦醒，他备感寂寞与凄凉，且看他《悲梦》一诗：

游岁黑甜何处乡，从容掖辇只如常。

孙曾侍宴列五代，歌舞行时娱一堂。

忽尔醒来余寂寞，泛焉涕出切悲伤。

因思向日即真者，非梦原都是梦场!

当年秋末，乾隆往泰东陵恭祭亡母之灵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只借梦魂遇，永辞甘旨调。”并在句下自注云：“忆往年木兰回跸至避暑山庄问安，亲调羹膳以进，圣母为之加餐，此景不能复得矣!”这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天降大雪，“缤纷迷旷宇，滂霈湿非烟”，触景生情，乾隆深感已永远地失去了慈母的温语相慰。他在《复雪》一诗中说：“无人相慰藉，独立一酸然。”诗句后自注云：“每岁盼雪之时得雪后，圣母必亲为慰谕，今此境不可复得，追思怆然!”第二年，乾隆在一首题为《永慕斋叠前夕旧作》的诗中写道：“山陵无奈日以远，色笑如常梦乃虚。只有阶前一泓水，流音呜咽答长歔。”乾隆对亡母的哀思确如永慕斋阶前的流水一样，是绵长的，是永久的。

中国古代讲“百行孝为先”，清朝皇帝标榜“以孝治天下”。乾隆对生母钮祜禄氏固然有道德自律并借以垂范天下臣庶的被动成分，但不应否认，他对钮祜禄氏的感情是真挚的、是天性使然的。《诗经》有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加诸乾隆身上，可谓当之无愧。毋讳庸言，乾隆在以天下养圣母的四十二年间，也的确干了许许多多挥霍劳动人民血汗、极尽铺张糜费的不足称道之举，这些超过“纯孝”行为的背后，似乎存在着一种非如此不足以报答生母之恩的隐情在内。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乾隆皇帝尊上“崇庆皇太后”徽号的册文中有这样几句话：“承皇考而赞襄内治，俭勤昭浣濯之风；鞠藐躬而备笃母仪，言动示诗书之教。”“俭勤”二字也许最能体现这位洪福齐天的皇太后的本色。乾隆对生母出身的寒苦自然是了然于心的，对她在雍邸中近二十年以“格格”身分所过的辛劳屈辱的生活更有深切了解，有些往事应当说他是耳闻目睹、刻骨铭心，而终生不会忘记的。在乾隆的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对生母的歉疚之情，促使他每每做出如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连钮祜禄氏也“殊嫌繁费”的穷奢极侈的过分之举。在乾隆看来，似乎非如此则不能补偿她老人家那充满辛酸的韶华青春，非如此更不能表达自己报恩之情切而后心安。这样来理解乾隆对其生母的爱和孝，是不是更接近他的真实心迹呢?

原始档案中的疑问

现在似乎是应当对乾隆生母为谁给一个说法的时候了。

乾隆皇帝的生母，清官书所载系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有文献可征，且有乾隆御制诗印证，应予重视。冒鹤亭的说法，并经庄练、高阳考证出的结论——乾隆生母并非钮祜禄氏，而是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根据不足，窒碍多有，目前似难成立。

然而，由于乾隆诞生地至今仍是一桩悬案，因此，又不能不说萦绕着乾隆家世的重重迷雾远没有完全廓清。在判定乾隆生母究竟是钮祜禄氏，还是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时，如果按一般逻辑推断，乾隆若生在“雍和宫邸”，其生母为钮祜禄氏则确定无疑。“雍和宫邸”说有乾隆《御制诗》、《实录》为证，证据相当坚强。麻烦的是，与它水火不能相容的乾隆降生于避暑山庄之说的证据同样坚强有力。而乾隆若真的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话，则其生母必非钮祜禄氏而另有其人。

因此，目前虽可以否认乾隆生母为热河行宫李姓女子，但不宜断然否定其生母于钮祜禄氏之外可能另有其人这样的思考方向。继续探索“避暑山庄说”的由来和演变，以确定其真伪，对于最终解开乾隆家世之谜实在是无法回避的。

说到这里，笔者想向读者诸君披露一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雍正初册封妃嫔的原始档案：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懋嫔。该部知道。

此件档案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9年整理编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其可信性和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理由很简单，这件档案是以其未经窜改的原始形式，作为一份用于册封妃嫔之目的的重要文件保留下来的。因此，其史料价值是经史官奉旨斟酌修订的《清世宗(雍正)实录》的有关记载无可比拟的。再来看乾隆初萧爽所编《永宪录》关于此事记载：

雍正元年十二月丁卯午刻，上御太和殿。遣使册立中宫那拉氏为皇后，诏告天下，恩赦有差。封年氏为贵妃，李氏为齐妃，钱氏为熹妃，宋氏为裕嫔，耿氏为懋嫔。

该书史料价值极高，为史家公认。上述记载亦足以证明雍正初封为熹妃的确为钱氏女子。

下面，为进行比照研究，特将《清世宗实录》关于此事的记载照录于下：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甲子”，是为十四日，与档案所载日期无异。“奉皇太后懿旨”、“侧妃”的用词虽未失原意，但显然经过了润饰。《实录》与档案二者的出入在于，宋氏和耿氏嫔的封号正好颠倒，这还可以说无关大体吧，令人震惊的是，档案所载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实录》里竟改成了“钮祜鲁氏”!

《清世宗(雍正)实录》是乾隆六年(1741年)由大学士张廷玉主持修纂、乾隆皇帝最后钦定的，人们不禁要问：

这封为熹妃的钱氏到底是何许人也?

为什么这个非同寻常的女子的姓氏也可以改换?

由汉姓“钱氏”改为满族“钮祜鲁氏”的目的何在?

如果说“钱氏”与“钮祜鲁氏”根本就不是一个人，那么，这背后又意图掩盖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可是关乎乾隆皇帝生母究竟是谁的天大的问题呀!当乾隆六年《清世宗(雍正)实录》最后定稿之际，乾隆(可能还有张廷玉)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决定将原始档案记载的“钱氏”改为“钮祜鲁氏”的?

在认真检讨了“雍和宫说”和“避暑山庄说”的全部证据，特别是研读了最新公布的乾隆之母的清宫档案以及《永宪录》的相关记载之后，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以下几种可能的假设呢?

第一，汉族人钱氏与满族人钮祜禄氏为毫不相干的两个女人。

钱氏曾与雍亲王胤禛在避暑山庄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转过年来的八月十三日在狮子园生下弘历。她随后以格格身份进入雍邸，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被册封为熹妃。这以后雍正出于种种考虑，决定以另一位王府格格满族人钮祜禄氏取代钱氏为弘历生母，胤禛倒未必从肉体上消灭钱氏，但从此钱氏这个女人不仅从人间隐去了，而且连同她的姓氏一起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而雍邸关于雍亲王第四子弘历的身世对外的说法则是：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京城雍亲王府，母典仪官凌柱之女格格钮祜禄氏。但机关算尽的雍亲王毕竟无法一手遮天，清宫档案里还保留着雍正元年钱氏被封为熹妃的事实，而弘历身世的真相通过种种缝隙还是外逸出去，外间流传的不同版本的“避暑山庄说”、“狮子园说”盖源于此。

第二，汉族人钱氏与所谓满族人钮祜禄氏实为同一女人。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又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弘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诞生于避暑山庄，生母即汉族人钱氏，以后的情节几乎与第一种假设完全相同，只不过雍亲王没有采取上述偷梁换柱的手法，把钱氏连同她的姓氏全部隐匿起来，以另一个满族女人取而代之，而仅仅是给钱氏改换了一个满族的姓氏——钮祜禄氏，然后对外宣布钮祜禄氏诞育第四子弘历于雍亲王府。

再一种可能是，汉族人钱氏由于某种因缘没人典仪官凌柱之家，通过挑选秀女或其他途径最后成为雍邸侍女，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诞育弘历于京城雍王府，改称“格格”，雍正元年二月册封格格钱氏为熹妃——此时乾隆生母仍以钱为氏，但雍正皇帝随即将弘历秘立为皇储，考虑到弘历来日将秉持宗社之重，其生母必尊为圣母皇太后，若为汉人，在政治上有种种不便，遂将钱氏改为凌柱之姓——钮祜禄氏。如果乾隆生母的真相确实如此，那么，“雍和宫说”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乾隆生母先为钱氏并被封为熹妃一事已见诸煌煌谕旨，嗣后改姓钮祜禄氏又未作解释，当然也无法解释，这又怎能不让天下窃窃私议呢?大概那个汉族人钱氏又与承德避暑山庄有些扯不断的瓜葛，于是猎奇者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以至“狮子园说”之类流言不胫而走，“讹传久矣”。

清朝皇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屡屡篡改宫廷原文件和其他历史文献，大概也称得上列祖列宗的“家法”相承吧。乾隆生母由“钱氏”被硬改为“钮祜禄氏”，不过又增添了一个最新的证据而已。但这件事贯穿雍乾嘉道四朝，百余年间波澜迭起，余音不绝，以至于今日，仍为小说家津津乐道。我们作为治史者，虽然还不能在乾隆诞生地这一历史疑案上做出判断，但有责任采取不抱任何成见的客观态度，深入开掘，细心求证，把这篇文章继续做下去，争取有一个结实可靠、令人满意的结论。

认定热河行宫女子李氏是乾隆真正生母的高阳先生痛感很难找到足以立论的根据。在他看来，乾隆为了泯没真相，而消灭了大量有损于他作为天子形象的官私文献。高阳甚至认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诏纂修《四库全书》目的就在于彻底掩盖他的身世之谜。且看高阳的根据：

文网之密，无逾清朝，但康熙年间与雍乾两朝的文字狱，在忌讳上有极大的不同。康熙年间，对鼓吹反清复明的诗文，悬为厉禁；雍乾两朝则因世宗与高宗，皆有足以损毁其作为天子形象的缺陷，因而假借防止谋反大逆的大题目，箝制士林，同时运用各种手段，湮灭不利于他们父子的证据。这个工作，到了乾隆三十八年诏修四库全书，推至了极点，高宗以为他的身世之谜，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夜半桥头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有形之书可烧，无形之文不灭，隐迹于字里行间，得与古人会心，自然通晓。

上述一段话可商榷之处甚多，特别是过分强调乾隆为掩盖家世真相而诏修《四库全书》，尤难令人接受。但高阳先生所说的雍乾时期存在文化恐怖，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文人怵于文网的残虐，谁也不敢掉弄笔端，记录时事，乾隆家世之秘，更是一般人望而生畏的禁区。有关乾隆生母的材料今天极难觅得，主要原因是不是在这里呢?

历史学家总是想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过，历史上偏偏有诸多如乾隆生母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案，诚所谓“宫闱秘闻，莫可究诘”。

说来说去，雾一样的乾隆家世仍令人一头雾水。

也许人们心理似乎倒觉得有些事不妨让它模模糊糊一点才好。如果有人把真相点破了，朦朦胧胧的神秘韵味同时也就荡然而空了，这该是多让人扫兴的事!

猜不破的谜才具有永久的魅力。

乾隆生母为谁?严格地讲，现在还只能说是个没有被完全猜破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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