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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平定甘肃
书名： 左宗棠传 作者： [美]贝尔斯 著 王纪卿 译 本章字数： 11513 更新时间： 2024-05-13 13:22:22

在1870年早春，当回民军从甘肃向陕西扫荡时，左宗棠被降了3级。将近1年以后，当金积堡已被攻克，他又官复原职。不过，他在北部的最终胜利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相反，这一年中对他的批评不断，在1871年春季竟然达到了顶峰。完全可以说，他成了批评排炮猛烈轰击的对象。

一位成功的将军，在取得一场大捷以后，立马成为攻击的标靶，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曾发生。在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的晒罗之战结束后不久，斯科特将军就奉命到墨西哥城接受法庭讯问，格兰特将军则被解除了指挥权。

左宗棠的罪名是一败涂地，虚报胜仗，他所报告的胜仗若非子虚乌有，便是败而报捷。批评者说，他已年迈体衰，对回民一无所知，手段粗鲁，逼迫西北的百姓造反，虚耗国库，靠他是无法把造反平定下去的。对他的指控中，惟独没有贪污公款这一条。左宗棠最强硬的对手从来未能指责他从公款中攫取一个铜板据为己有。和西方国家一样，这种情况在东方也会发生。这只是表明了湖南人一个共有的特性。

这些批评对左宗棠的打击是沉重的。1871年早春，他给友人王子寿写信说，甘肃战役肯定就是他自己的末日。他说自己身体衰弱，满头白发，牙齿几乎掉光了。他知道人们在攻击他，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他并不在乎人们的指责，但他担心自己在大业完成之前死去。如果他死在彻底镇压造反之前，他死后会遭到诽谤，请友人为他作传正名。①在另一封信中，

① 《年谱》，第6卷，第3页。

他讲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说他在征战浙江期间所患的疟疾和痢疾，一直没有痊愈。他说，他知道人们说他已经衰老得不能打仗，还有一些人巴不得他早点死去。不过，他不会容许自己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国家正在危急关头，鞠躬尽瘁是他的责任。②

② 年谱，第5卷，第4页。

这是左宗棠一生中的困难时期。1870年春天，他在甘肃处境不利，爱将阵亡，妻子又在3月份去世，更是雪上加霜。一时之间，身体病衰，丧友之痛，亡妻之哀，作战失利，计划中断，谤议四起，全部砸到他的头上。一切都在考验他的意志，但他毫无在压力下崩溃的迹象。他很沮丧，但没有失去理智。他挺下来了，顽强地执行攻取金积堡的计划，一直坚持到这个目标实现。他的计划没有偏差，他把马化龙当作甘肃最危险的对手是正确的。消灭马化龙绝没有为甘肃带来和平，但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1871年初，南部的甘肃清军哗变。兵变发生在岷州，牵涉到5000官兵。左宗棠对甘肃清军素来评价不高，此事令他对这支部队评价更低了。他坚决地镇压了这次兵变，处决了所有首领和首领嫌疑人，遣散了几支队伍。他把周开锡派作甘肃清军的总司令，但周开锡上任不久就发生了兵变。周开锡受到不少批评，指责他治军过于严厉。周将军打算辞职，左宗棠向他保证：对他所办的事情完全满意，他必须继续担任总司令。不管兵变与此事有无关系，周将军已经来日无多，于7月份在甘肃病逝。他曾在福建与左宗棠同事，左宗棠对他无比尊重。

天子再次对这场战争经久未决耐不住性子，向左宗棠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甘肃的事情未能更迅速地解决？他在质问中提出了一些证据，都是基于非官方或非本职官员提供的有关甘肃事务的信息。对于作战迟缓的指控，左宗棠开始变得敏感起来。他写了一份长篇奏章回答皇帝，要是在乾隆时代，他这样做肯定会遇到麻烦。

左宗棠说，在甘肃，极难就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获得准确的信息。他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从距离他的大营100里以外的地方送来的报告，几乎都是不可信的。他认为，在北京那么遥远的地方，要从流言与非官方的报告中获得有关甘肃局势的准确信息，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他接着写道：

……尤赖朝廷主之于上，浮词无能荧惑圣聪，臣得一意仔肩，得支全陇败坏残局，不致因多所顾忌易其初心。然曾参杀人，慈母投杼，乐羊败敌，谤书盈箧，古已有之。臣固不敢援此以自解。

窃维军事尚质实，忌虚浮。虚浮之弊，起于讹误者有之，起于意见者有之。臣忝预军事十余有年，败仗则报在人先，胜仗则报在人后，已经戡定地方，从无大股窜踞，重烦兵力之事，盖愚拙之效可睹者如此。……

在同一份奏折中，左宗棠叙述了一个事实：朝廷多次就他已经详细奏报过的事情提出质询，令他怀疑朝廷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他的那些奏报，或者根本没看。

左宗棠是这样一个人，不会容许健康不佳、家庭有难或备受指责改变他的计划，或者导致他失去目标。在金积堡的回民军被肃清以后，他立刻着手准备攻取第二大回民军堡垒——河州。一如既往，他准备周密，部署有方。河州回民军由“旧教”首领马占鳌指挥。他们不如“新教”那般狂热，但在战斗中的顽强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征战渐渐向西压逼，从陕西和金积堡逃出的回民军余部寻求河州回民军的保护，于是这一地区的造反力量为数可观。甘肃东部有数不清的小股造反军四处游击，左军实际上无法防止这些小股部队渗透到自己的后方。左宗棠充其量只能在各处要隘派驻劲旅，努力防止这些造反部队集结。这就需要动用他相当大的兵力，而活跃于已经延长的交通线上的小股造反军，又进一步牵制了部署在交通线上的部队。何况他还在甘肃东部的各个地区隔离了几万名回民，必须加以看守，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起事，并加入游动的造反武装。

在1871年春季和夏季，左宗棠最关注的事情是清剿东部各地的小股反军。与此同时，他致力于建立起足以支撑几个月的供给储备。到了夏末，他已经成功地肃清了后方小股反军，可以开始集中兵力进行河州战役。8月下旬，他在静宁建立大营，几天之后，于1871年9月16日前进到安定。

安定正西有一条道路通往河州，直线距离约为80英里。此路西行大约一半处，就要在康家岩村渡过洮河，该村座落在洮河右岸。在洮河至河州之间，群山连绵，高出洮河河谷3500英尺。通往河州的道路向西穿过一条狭窄的峡谷，必须通过太子寺城堡这一关。这个关隘的位置，处在康家岩与河州的半路上。

马占鳌1年多以前就意识到他迟早要跟左宗棠的部队交手，他已经部署了河州通道的防御。在康家岩对面的那条小山溪口上，他在两边都修筑了工事，两处工事都配备了许多门古炮。距离渡口约4英里处，有一个名叫三甲集的小围镇，小山谷在这里变成了一线天。这座围镇也修筑了防御工事，而在渡口与三甲集之间，马占鳌还修筑了跨越山谷的三线壁垒。从三甲集到围城太子寺的距离大约14英里，道路伴着一条小山溪延伸，两边是悬崖峭壁。沿路修筑了大量壁垒。太子寺有一条小路急转向东，沿大路以北延伸大约5英里。在这条支道的东头，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从大路分岔出去，向北延伸，在太子寺再次与大路会合。这条支道叫做董家山，是太子寺的咽喉。董家山和关口都有回民军重兵把守。这就是马占鳌针对左宗棠所做的防御部署，目的是阻止左军开进河州。

上一年6月，南路左军已经开抵渭河河谷的源头，越过分水岭，占领了洮河右岸重镇狄道，在安定－河州大道以南约15英里处。左宗棠当时忙于攻取金积堡，同时筹备向河州进军，所以没有命令部队再往西进。在进军之前，左宗棠在金积堡地区驻屯了5000兵力，并在中卫－海城－固原－平凉一线部署了9500人。苏占彪的6000人奉命从中卫前往甘州解围，并前往肃州作战，这样可以防止肃州回民军增援河州。苏将军本人没有跟随部队前往，而是奉命从黄鼎的部属中组编一支5500人的队伍，从中卫南下，开到安定。一到安定，他便北返，去率领他自己的部队。从安定到西安之间，所有城镇的官道都有重兵防卫，因为这是左宗棠的主要交通线。甘肃东南部的徽县、两当及邻近城镇有大部队驻守。看来左宗棠现在要从嘉陵江上游的四川获取一些供给了，这支部队是为了保卫他的辅助路线。《年谱》没有指出左宗棠用于进攻河州的实际兵力，据估计在1.5万人到2万人之间。

驻扎在狄道的南路军得到了强有力的增援，1872年9月下旬，左宗棠开始向前推进。安定与洮河之间的群山之间，回民军拥有相当多的兵力，左宗棠从安定派出两路部队，肃清洮河以东地区。造反军没有进行有力的抵抗。几次小战之后，两路部队在康家岩会师。到10月1日，左军占领了康家岩，肃清了通向安定的道路。下一个问题就是渡河了。

洮河水深流急，两岸峭壁，渡口稀少。河流没有浅水区，必须搭建浮桥，而寻找所需的船只需要一些时间。水流太急，要把浮桥固定在敌岸绝非易事，必须非常小心。直到10月31日，左宗棠才做好渡河的准备。他在狄道建了一座浮桥，派出一路兵力渡到左岸，他们的任务是沿河而下，协助在康家岩渡河的主力。

左宗棠的大炮不费事地摧毁了回民军封锁渡口的两座工事。浮桥延伸到对岸，从狄道

插图：甘肃总体态势与进军河州示意图。文件名：0017。

开来的部队向回民军侧翼发起猛烈攻击，掩护大部队渡河。回民军进行了顽强抵抗，而左军的筑桥部队低估了水流的力量。大部队只过了一部分，浮桥就分离了，船只顺流漂下。浮桥断裂时，许多士兵溺水。狄道部队被堵了回去，已经过河的官兵得不到援助，被赶到了河里。从回民军手中逃出的官兵淹死了，几乎无人返回康家岩。阵亡者当中包括两名总兵，相当于少将。河州战役以左军大败拉开了序幕。

如果左宗棠的炮兵略为了解大炮在这种情况下所具有的战术价值，洮河渡口的失败或许能够部分挽回。我们知道他拥有一些德国和中国新造的大炮。左宗棠说他的炮兵还未掌握这些新炮的操作，这表明他自己也没能充分了解新炮的用途。那时人们总以为新炮是用于轰击城墙、建筑物和固定目标的工具。中国人似乎没大注意到，大炮也能用于轰击大群的敌军。不过，左军落败的真正原因是浮桥的断裂，而不是战术上的失误。

两周以后，这件事得到了证明。左军又弄来一些船只，修筑了一座新浮桥。左宗棠下令在同样的地点用相同的方式渡河。他从狄道调出一支劲旅，浮桥于11月13日延伸到对岸。这一次浮桥撑住了，经过殊死的战斗，左军在洮河左岸站住了脚跟。左军用3天左右的时间扎下营盘，调来更多的部队。接着左军开始攻夺封锁三甲集围镇的3线壁垒。到11月19日，左军包围了三甲集镇，在20日黎明时分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回民军勇猛抵抗，各路攻击部队多次在城墙下被击退。直到下午3点，才杀开一条进城的血路。夜幕降下时，左军控制了三甲集，《年谱》说几万名回民军被杀。不过，马占鳌突围逃到了太子寺。

左军继续进攻，在狭窄的峡谷里向太子寺推进。但是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队形，所以行军缓慢。11月26日，回民军忽然后撤若干距离，左军先头部队正在急行军，遭到伏击，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利延缓了作战，似乎在12月份左军才重新振作。

1872年1月5日，回民军对左军发起一次猛攻，被左军击退。左军发起反攻，在董家山东端扎稳了阵脚。第二天，整个支道都被左军占领，左军已经进入对太子寺围镇和通向河州的关隘发起攻击的范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马占鳌派出的部队已在沙泥附近渡河，翻山越岭向南扫荡，彻底破坏了安定与洮河之间的交通线。这次反击的效果非常明显，更多的造反军被派到这一地区，左军的交通不仅在安定至康家岩之间已被切断，安定与狄道之间也未幸免。左宗棠尽可能从东部调集兵力，把1月份剩下的日子用于肃清洮河以东地区。

2月11日，马占鳌对太子寺附近的左军阵地发起攻击，但被左军击退。第二天，左军试图前进，未能成功。2月15日，左军再度发起攻击，又被击退，伤亡惨重。《年谱》说，左宗棠现在担心造反军把他的部队赶出董家山重地。他下令采取特殊措施保住阵地。

1872年2月19日，中国西北常常延续几天的可怕的沙尘暴发生了。就在那一天，回民军向董家山发动了两次猛攻，都无功而返。当晚发动第三次攻击。左军心惊胆颤，终于逃走。很奇怪，《年谱》没有说出左军逃了多远，损失多大，但逃跑的距离和损失的人数一定不小。《年谱》只说徐文秀将军当场被杀，而左宗棠一共处决了6名军官，并命令部队立刻恢复进攻。

《年谱》作者忘了讲述左宗棠指挥的进军所取得的局部成果，但他说总体效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马占鳌被左宗棠展现的意志吓倒了，派马俊去左宗棠大营请降。左宗棠怀疑他的诚意，认为马占鳌在跟他耍计谋。不过，他派了几名军官前往河州察看情形。他们回来报告：马占鳌有诚心，所有的回民首领都头顶经书宣示诚意。为了进一步表达诚心，马占鳌把儿子马安良送到左宗棠大营做人质。显然左宗棠这一次比较放心了，因为他豪侠气十足地放回了那个男孩，告诉马占鳌：相信他的承诺。3月2日安排了受降的细节，3月6日马占鳌交出了3000马匹和6000件武器。1872年3月18日，左宗棠派出一支部队进驻河州，平定甘肃的第二阶段落下了帷幕。①

① 《年谱》，第6卷，第13－18页。

马占鳌被任命为清军的将领，他为左宗棠招降甘肃南部的所有回民军，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河州的回民没有离开本地，但被迫从属于回民的汉人获得了自由，几百名汉人迁移到了甘肃的其他地区。左军对回民进行了仔细的户口登记，并在太子寺与河州驻扎了重兵。

安德鲁斯根据甘肃的资料讲述了河州战役，他的文字颇为有趣。他写道：

左将军抵达兰州以东80英里的安定以后，派出部队攻击河州地区的回民军，他本人留在安定。两军在狄道地区的三甲集交战。这里的回民军在马占鳌指挥下大败清军，杀死数千人，还有几千人在企图逃过洮河时溺毙，这条河就在清军的后方。

那天发生的故事仍然在民间流传，该地的老居民说，洮河水被血染红，几天后才恢复本色。这是此次战役中的一场大仗，和历史记载相反，导致了清军的惨败。这次大仗的幸存者，其中有许多被迫在回民军中服役的汉人，都记得在战斗结束时马占鳌曾召集部众训话。他指出，这个地区遭到战争的破坏，七八年以来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作，只要中央政府对这种情况引起了重视，他们就无法取胜。他们在当天刚刚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但除了跟左将军和谈以外没有更好的出路。

大约两天以后，马占鳌领着十几岁的儿子马安良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勇武表现，很愿意宽宏大量地给他们以礼遇。他向马占鳌询问河州地区回民的人数，马占鳌显然想让对方对自己指挥的部队人数之众产生深刻的印象，夸大了这个数字。根据他提供的数字，左将军课以赔偿金，实际执行的结果是每个人头数千铜板。甘肃政府收到这笔钱，就能按百分之一的面值赎回它发行的纸通货。

马占鳌及其儿子的投降，宣告了这场造反的终结。……①

① 安德鲁斯：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第85－86页。

马占鳌投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西宁回民派出了大部队来援助他。在2月19日的战斗过后，他们显然认为战争已经结束，返回西宁去了。马占鳌无疑对金积堡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意识到自己尽管打了大胜仗，却丝毫未能动摇左宗棠的意志。马占鳌的机灵令他足以了解河州早一天投降，就可能得到较好的待遇。较之“新教”回民，左宗棠也较为看好“旧教”回民。他从来没有放过落到他手里的任何“新教”首领，将他们统统处死。

左宗棠于1872年8月18日进入兰州，这时离他被任命为陕甘总督的日子过去将近6年了。随着马占鳌的投降，这次造反运动的脊梁骨已经断裂，但征战仍然远未结束。造反军仍然盘踞在西宁和肃州两大中心。何况甘肃之外还有新疆，那里的中国当局仍需重建。他还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要让甘肃恢复元气，摆平该省敌对分子之间的利害冲突。他快到60岁了，按照中国人计算年龄的办法是年将61，在他前面还有10年时间为大西北鞠躬尽瘁。

他在9月份派刘锦棠去镇压西宁及其周边地区的回民军。刘锦棠未曾参加河州战役，因为他在1871年夏天跟遣散的5000名湘军一起回到了湖南，又在湖南招收了更多的士兵来到西北服役。《年谱》作者没说派到西宁的兵力有多少，但1872年夏秋两季正在西宁以北地区考察的俄国大旅行家普瑞捷瓦尔斯基说，清军兵力在2.5万以上，而防御西宁城的回民军多达7万人。刘锦棠没有费多大麻烦就到了西宁，几次小小的交锋，就把西宁城包围起来了。老湘军于1872年11月攻占西宁，达到了左宗棠在甘肃的第三个目标。

普瑞捷瓦尔斯基对西宁战役做了一些有趣的侧面描述。清军有4门欧洲的野战炮，把回民军轰得心惊胆战。他写道：

每门大炮都由6头穿丝马衣的骡子牵拽，没人敢靠近它们，害怕当即死亡。它们装填的是对清军最有用的葡萄弹和小炮弹。

对于清军攻占西宁部分城墙以后的情形，他继续写道：

在这个关键时刻，听到了中国皇帝结婚的消息。攻城战立刻暂停，士兵们搭起戏台，庆祝这件盛事。欢宴，烟火，演戏，持续了1个星期，在此期间多数官兵都喝醉了，或者沉溺于鸦片烟。他们忘记了尚未征服的敌人。只要有100名稍有胆气的东干士兵混在他们当中，就能发起夜攻，杀死1000名清军，并将其余的击溃。但是西宁的防御者当中连几个勇士都找不到。他们明明知道只要清军攻占了这座城市，他们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可是他们仍然无法鼓起勇气，利用这个唯一的好时机来打击敌人。这是东方人士气衰竭的一个例证……

庆祝了皇帝的婚事以后，清军恢复了军事行动，很快就攻下了西宁。然后对被征服者展开了大屠杀。目击者告诉我们，清军用冷铁兵器杀人杀累了，就把要杀的人集合在一起，无分年龄和性别，把他们驱赶上山，把他们推下悬崖。用这种办法处死的人多达1万。①

① 普瑞捷瓦尔斯基：《蒙古》，第2卷，第135－136页。

必须记住，这位杰出的旅行家所写的内容是根据耳闻而非亲眼所见，而且东干人是否拥有他所说的击溃清军的良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刘锦棠不是那样的将领。同治皇帝大婚的日子是1872年10月16日，很可能这件大事得到了规模宏大的庆祝，但并没有像普瑞捷瓦尔斯基听说的那样导致了部队的瘫痪。他对西宁回民命运的叙述或许大体上是正确的。

左宗棠在兰州呆了1年，除了推进镇压西宁和肃州地区回民军的作战以外，他彻底重组了甘肃的政府，重新划分各县和各府的疆界。他实施了在甘肃隔离回民的长远措施。安德鲁斯说：

左宗棠证明了自己作为甘肃总督是一个优秀而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设计了许多聪明的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加速该省经历了多年内战后的恢复。他采取的一个明智的措施就是将回民隔离在若干个地区，他们在那里一直生活至今。甘肃充满敬意地怀念他……②

② 安德鲁斯：《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第86页。

抵达兰州以前很久，左宗棠就决定在该城建立一所兵工厂，主要是为征战新疆做准备。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欧洲弄来现代设备，并且运到了兰州——这也是不小的功绩。他从宁波、福建和广州招来机械工，他在兰州的这一年中，就使制造局制造出了来复枪、大炮和炮弹。他自己说，那些产品起初不免粗糙，但都能用。他任命来自广州的熟练机械工赖长为制造局总管，级别相当于少将。后来左宗棠又把机器弄到兰州，开了一家毛纺厂。这是一家小工厂，但他说这是为了做试验。如果他能训练出纺纱织布的工人，他就会安装大型机器。西北丰产羊毛，左宗棠计划在甘肃大规模开发羊毛产业。他看不出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能学会像欧洲人那样生产出优质的布匹，从而免去进口的麻烦。在甘肃，原材料近在手边，正是发展这一产业的好地方。他指令上海的代理人胡雪岩采购一台打井机和一台蒸汽挖泥机运来甘肃。挖泥机用于在平凉府开挖灌溉渠。他还在兰州建造了一所造币厂，除了铸造铜钱以外，还生产出10分的银币，此币十分流行，以至于供不应求。

左宗棠总是以自己是一个好农夫而极端自豪，他对促进甘肃的农业发展具有浓厚的兴趣。他积极办学，既为回民，也为汉民。由于所有书本都在战争中毁失，他在西安建立了一所印刷厂，木刻刊印《四书》全本，自己掏腰包支付费用。他坚信人们应该汲饮儒家智慧之泉，坚持让回民在他的学校里学习孔孟之道。他还致力于改造兰州城，有效地改变了城市风貌，在这位伟大的总督去世以后很久，仍然引得旅行者注目。

他的兴趣和关注远远超出了总督本职工作范围。他对俄国的蚕食感到十分不安，非常关心日本方面新的发展。俄国人以伊犁地区动荡不安为借口，于1871年侵占了伊犁，并照会中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中国代管，直到中国人有能力维护该地区的秩序为止。1873年初，总理衙门（外交部）写信给左宗棠，询问有关伊犁问题的看法。左宗棠回答如下：

上年曾两奉钧谕，并与俄使辩论各节及折稿，谨聆一是。因察访关内外兵事，久稽奉复。元日复奉上腊十九日尊函并疏稿，及与俄使议论各节略，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虽泰西诸国亦知此为不韪，不敢遽肇兵端，然既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餍，恐非笔舌所能争也。

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苦无从着手。甘、凉、肃及敦煌、玉门，向本广产粮畜，自军兴以来，捐派频而人民耗，越站远而牲畜空。现在仅存之民，已皮骨俱尽，屯垦之地，大半荒芜，年复一年，何堪设想！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俾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域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

就饷事而言，西征诸军各有专饷，如肯撙节支用，无一浪费，无一冗食，或尚可支。今乃以拥多兵为名，不战而坐食，惟知取资民力，竭泽而渔，不顾其后，往事之可睹者，

插图：甘肃战役最后阶段示意图。文件名：0018。

已如斯矣！欲从新整理，非亟求实心任事之人，重其委寄，别筹实饷，于肃州设立总粮台，司其收发，并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应之不可；非核其实存人数，汰其冗杂疲乏不可；非定采办价值、差徭款目不可；而尤非收回各军专奏成命不可。此亦宜及早绸缪者。

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衰病之躯，智虑耗竭，何敢侈陈大计？既蒙垂询及之，不敢不毕献其愚。

在一封有关日本的信函中，左宗棠注意到了他们迅猛的西方化，特别提到了他们的海军。他强烈呼吁跟日本人建立自由而无限制的关系，总之要培育与所有西方国家的交往。他认为必须积极地接触外国人，取得平等的地位，维护国家的威望。①

左宗棠一直关注着他在福州创建的船政局，持续了解那边的每一步进展。他甚至建议福建省把本来应该为他在甘肃的部队提供的军饷截留一大部分，用于推进海军工程。他的活动与兴趣范围表明他有惊人的能量，我们尤其不能忘记，他已经过了60岁。

肃州是甘肃回民军最后的根据地。他们的堡垒一座接一座倾倒，每倒下一座，就会有许多幸存者逃向其他中心。就连河州也有许多回民不满马占鳌的投降，跑到了西宁。在西

① 《年谱》，第6卷，第12（a）页。

宁易手之后，许多幸存者逃散于西宁以北地区，大通一时成为东干人的活动中心。这个山区的大雪使作战非常困难，但刘锦棠挥师急进，使回民军无暇休整。1873年2月，西宁造反军首领马桂源投降，被押送到兰州，在这里被处以磔刑，这是处置特大罪犯的刑罚。

此年春季，来自整个陕甘的数万名回民军余部出现在肃州地区。在1871年晚秋，苏占彪已经回到了他那支奉命从中卫前往甘州解围的6000人的部队。他于1872年从凉州推进到甘州，在河州易手之后得到了若干增援，得以开进肃州地区。此年秋季，他跟著名的陕西回民白彦虎交手苦战。白彦虎肯定不是等闲之辈。从陕西到喀什噶尔，他一直与左军作对。在10年的苦斗中，他从未试图防御一座城市，从未让自己遭到包围，总是在左军合围之前就溜走了。他在西宁时，发现这座城市不可避免被围，便拍屁股走人，到北面去阻击苏占彪。

1873年2月，左宗棠开始大规模向肃州地区调兵。金顺从宁夏西进肃州。张曜驻扎在凉州以北的镇番。宋庆、杨世俊、陶生林和其他将领在官道上前进，通过凉州、甘州和高台。自从汉代以来，这条路就是中国军队和影响力进入中亚的主动脉。苏占彪在春季已经封锁了通向肃州的道路，切断了所有的供给。宋庆于5月份抵达肃州。这时左军的兵力已足以对该城合围。

肃州的城墙坚固异常，四周有宽濠环绕，深逾40英尺。城东有一座围墙的附城，名叫东关。在中国的围城当中，肃州独具一格，没有西城门。苏将军于7月13日把保护附城的城墙炸开了一个长约100英尺的豁口，试图占领附城。他的攻击预备出了纰漏。他未能安排部队迅速跨越壕沟，于是被守军击退。然后他设法用土和岩石把濠沟填平了一大段，修筑了一条通向城墙豁口的道路。7月30日，他在金顺和宋庆的协助下猛攻东关。回民军关闭了进入主城的大门，让门外的守军拼死抵御。部队执行了主帅的命令。苏占彪经过惨烈的近身肉搏战，占领了附城，斩杀了回民军大将马得振及其全部部属。苏将军在战斗中左脚负了重伤。左军在东关城墙上修筑起炮台，俯瞰肃州主城，使回民军大为震惊，于8月19日拼死反攻，企图夺回附城。苏占彪差一点被赶出附城，多亏得到迅速的增援，才站稳脚跟。《年谱》作者说他紧扎伤脚，不顾痛楚，始终在指挥战斗。

在此关头，指挥体制的中国特色凸显出来，有可能使肃州周边的作战延缓下来。金顺是满人将领，是为数极少的几个与左宗棠相处融洽的满人将领之一。但是，作为一个满人，他并不直接隶属于左宗棠。在理论上，他直接听命于皇帝。他喜欢左宗棠，从不给左总督添乱。可是白彦虎率领一大支攻击部队出现在肃州以西的敦煌，皇帝命令金顺西进攻剿白彦虎，同时命令左宗棠为这路兵力提供所有军需和运输。左宗棠向皇帝奏报，说他这里离不开金顺，而且无论如何也无法维持这路兵力的军需。他说，白彦虎总是四处游击，不必为他感到不安。如果金顺移师敦煌，白彦虎在金顺赶到时肯定会跑得更远。金顺没有西进，但在几周内给战局注入了不确定的因素，毫无必要地影响了作战的指挥。

左宗棠觉得他有必要亲临肃州，于1873年9月10日离开兰州，于10月3日抵达肃州。第二天，他亲自巡视城市周边的所有工事。《年谱》作者说，当肃州回民首领马文禄看见左宗棠的旗帜在肃州城四周移动，他就绝望了。10月5日，他派人向左宗棠求降，提出的条件是将他的部队编入清军，他会率领肃州回民攻剿白彦虎的反军。左宗棠断然拒绝他的请求。10月6日，左军发起全面攻击，但在每一处都被击退。

苏占彪已经在东城墙下两处以及东南角上埋设地雷。东城墙下的一处地雷于10月7日引爆，在城墙上炸开了缺口，苏占彪试图从缺口突入，被守军击退，损失惨重，副将张林阵亡。10月10日，另两处地雷埋妥，同时引爆。突击部队到位，试图占领两处缺口。将领杨世俊和500名官兵在东南角上的缺口处阵亡，而突击东城墙缺口的部队遭到重挫，被迫退回。

左宗棠认为强攻代价太大，而时间对敌军更重要，他可以用饥饿来逼迫敌军投降。他下令环城修筑壕沟与壁垒，要达到“不容一鸟飞出”的坚固程度。

回民军陷入了悲惨的处境。粮荒从仲夏就已开始，如今饥饿已让城内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左军的大炮在不断地轰击。几周以前，左宗棠就把专家赖长调来肃州，为他的炮兵担任顾问。他在这里试验他在兰州制造的枪炮和弹药。他说他使用了兰州造的2400发炮弹，对效果甚为满意。刘锦棠于10月30日从大通赶来，左宗棠兵势大增，他在考虑再发起一轮总攻。

1873年11月4日，马文禄单独来到左宗棠的大营投降。左宗棠当面告诉他：他可以投降，但他不会得到宽恕。接着，左宗棠命令所有甘州、西宁、河州与陕西的回民出城，把他们分派到不同的堡垒中。他从这些回民中选出1573名较为勇健的男人，下令处死。马文禄及其他8名被认定为首领的回民，被处以程度较轻的磔刑。11月12日，左军开进肃州，屠杀了4000回民。900名老人和妇孺留下了性命。①以上的数据都是《年谱》提供的，但人们普遍认为死于肃州的回民人数超过了这些保守的统计。《年谱》作者说先前有3万名非回族中国人住在肃州，但在该城易手时只有1100人离开。所有活着的造反者被运送到甘肃东部，没有一个回民留在肃州。

那时候长城是甘肃的北部疆界，末端是肃州以西约20英里的嘉峪关。往北就是蒙古，而嘉峪关以西是新疆。随着左军攻占肃州，陕甘的回民造反运动落下了帷幕。左宗棠曾于1868年9月25日向慈禧太后奏答，他需要5年时间平定陕甘，看来当时他的猜想非常接近实际。他于1868年11月26日抵达西安，从那时起直到1873年11月12日最后战胜肃州的回民，只比他估计的时间少了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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